第六節(jié)進一步加強封建統(tǒng)治的措施 隨著西夏生產的發(fā)展，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要引起上層建筑某些相應的變化。仁宗仁孝順應這一歷史發(fā)展的趨勢，接受哆訛等起義的教訓，采取了一系列的諸如振興文教，厘定法律等等旨在加強封建統(tǒng)治的措施。

　　 一、大力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培養(yǎng)封建御用人才仁孝為了大力發(fā)展西夏教育，培養(yǎng)大批御用人才，擴大統(tǒng)治基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措施如下：1.大興漢學仁孝時，漢學從中央到地方均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公元1143年六月，下令于各州縣設立學校，“國中增弟子員至三千人”。這同崇宗乾順的國學人數(shù)相比，增加了10倍。同時在宮中設立貴族小學，“凡宗室子孫七歲至十五歲皆得入學”①。并選拔教授給學生上課。公元1144年（夏人慶元年），立大漢太學（相當于今天的大學）。仁孝“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②。此外，還建立內學，“仁孝親選名儒主之”③。

　　2.發(fā)展科舉制度公元1146年（夏人慶三年）八月，“策舉人，立唱名法，復設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盛”①。立唱名法，說明仁孝時期，也像宋朝一樣，設有進士科進行考試。凡是經過皇帝殿試被錄取的進士按規(guī)定要宣布名次，名曰唱名，又叫傳臚。至于童子科究竟何時設立？從人慶四年復設童子科，似乎是從仁孝開始，但從西夏蕃漢教授斡道沖“五歲以尚書中童子舉”②推算，說明西夏童子科，早在崇宗乾順之時即已設立。

　　3.樹立儒學偶像公元1146年（夏人慶三年）三月，“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③。唐時曾封孔子為文宣王，仁孝進一步封孔子為帝，說明西夏尊儒、崇儒之風同中原王朝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4.繼續(xù)購買儒家典籍隨著西夏學校數(shù)量的增多，開科取士的頻繁，廣大知識分子需要閱讀大量儒家典籍。為了滿足這一需要，仁孝派遣使者到金朝“請市儒釋諸書，金主許之”④。西夏統(tǒng)治者之所以不到宋朝購買儒釋書籍，因為南宋偏安江南，與西夏關系隔絕，只好向金求購。

　　5.闡釋儒家經典仁孝時，不僅組織人力翻譯出版了大量儒家經典著作，而且對其中的一些著作的義理進行闡釋。如精通五經的蕃漢教授斡道沖就曾“譯論語注，作別義三十卷，又作周易十筮，斷以國字書之，行于國中”⑤，對于結合西夏國情，比較準確地宣傳儒家學說和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仁孝還設立翰林學士院，于翰林學士院內，設有翰林學士、翰林待制和翰林直學士?！耙越咕邦?、王僉等為學士”①。此后，出任翰林學士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

　　由于仁孝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從而為西夏國家培養(yǎng)了大批有用人才，并因此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稱贊：“夏國多才，較昔為盛”。

　　 二、完善中央和地方機構公元1162年（夏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將中書、樞密院移到宮廷內門之外，以備顧問。仁孝的這種作法，被史家稱之為勵精圖治之善政。清人吳廣成指出：“仁孝勵精圖治，恐見聞未及，將中書、樞密院移置內門外，以便顧問，則上無勿知之隱，下無不達之情，夏政之善可知矣”②。

　　這種評價不失為中肯之論。

　　地方機構仍然采用州（府、軍）、縣（城、堡、砦）兩級制，地方官職設有州主、通判、正聽、都案③等官。

　　同時，仁孝為了進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統(tǒng)治機構，還進一步將政府機構分為五等司，其具體分類情況如下：“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大小高低，依下條所列實行。

　　上司：中書、樞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興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內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門司、御庖廚司、匭匣司、西涼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歷司、都轉運司、陳告司、都磨勘司、審刑司、群牧司、農田司、受納司、邊中監(jiān)軍司、前宮侍司、磨勘軍案殿前司上管、鳴沙軍、卜算院、養(yǎng)賢務、資善務、回夷務、醫(yī)人院、華陽縣、治源縣、五原縣、京師工院、虎控軍、威地軍、大通軍、宣威軍、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宮司、擇人司、南院行宮三司、馬院司、西院經治司、沙州經治司、定遠縣、懷遠縣、臨河縣、保靜縣、靈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開邊城。

　　三種工院：北院、南院、肅州。

　　邊中轉運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啰、南院、西院、肅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廟山。

　　地邊城司：□□、真武縣、西寧、孤山、魅拒、末監(jiān)、勝全、邊凈、信同、應建、爭止、龍州、遠攝、銀州、合樂、年晉城、定功城、衛(wèi)邊城、富清縣、河西縣、安持寨。

　　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藥司、織絹院、番漢樂人院、作首飾院、鐵工院、木工院、紙工院、磚瓦院、出車院、綏遠寨、西明寨、常威寨、鎮(zhèn)國寨、定國寨、涼州、宣德堡、安遠堡、訛泥寨、夏州、綏州?！雹龠@說明西夏的中央、地方統(tǒng)治機構，自元昊定官制以來，經過多次調整和補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進入了它的成熟階段。

　　此外，大約撰成于仁孝時期的西夏文刊印“官階封號表”，其中央縱橫欄書皇帝稱號和帝位繼承人；次書封號名稱，分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第六品、第七品；還書有皇后、公主及嬪妃封號；諸王封號（南、北、東、西院王）。國師封號，大臣（樞密、中書等）封號，以及統(tǒng)軍等封號。這反映西夏隨著封建生產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在政治上的封建等級也日益嚴密了。

　　 三、厘定法律與改革禮樂仁孝在“尚文重法”的立國方針指引下，對于厘定西夏法律的工作十分重視。他組織專門官員參加修訂，最后完成了一部比較系統(tǒng)和完備的法典，名曰：《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因該法典每頁版口上方都有“律令”二字，故可簡稱為《開盛律令》?！案呐f新定”，顧名思義是對舊有律令的重新修訂。其所以要重新修訂，該書前面的頒律表講的很清楚，因為舊律有“不明疑礙”處，為了使律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有針對性，條文更加明晰，便于貫徹執(zhí)行，故需要重新加以修訂。

　　參加修訂該法典的官員，據(jù)頒律表可知總共有19人。其主持者為北王兼中書令嵬名地暴，參加者有中書、樞密院宰輔要員及中興府、殿前司、閤門司等重要官員，可謂實力雄厚，陣營強大，表明西夏統(tǒng)治者對改舊新定律令工作的高度關注。

　　《天盛律令》是我國第一部用少數(shù)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F(xiàn)存律令全文約20余萬言，共20卷，1264面，其中基本完整的有9卷，殘失一部份的有10卷，第16卷全部散失。其內容包括刑法、訴訟法、行政法、民法、經濟法、軍事法。該法典不僅參考了唐、宋中原王朝的法典，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內容，如“十惡”、“八議”、“五刑”，等等；而且結合本國的國情、民情和軍情，在諸如行政法、經濟法、軍事法等很多方面，注入了新的內容，從而使該法典在原有的基礎之上，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切合實際，使之在某些方面（如畜牧業(yè)、軍制、民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點①。

　　與此同時，審理案件的訴訟程序和審訊辦法也日益完備。仁孝時期的黨項學者骨勒茂才所著的《番漢合時掌中珠·人事下》云：“莫違條法，案檢判憑，依法行遣，不敢不聽，恤治民庶。人有高下，君子有禮，小人失道，失其道故。朝夕趨利，與人斗爭。不敬尊長，惡言傷人，恃強凌弱，傷害他人。諸司告狀，大人嗔怒，指揮扃（jiōng窘）分，接狀只關，都案判憑，司吏行遣，醫(yī)人看驗，蹤跡見有。知證分白，追干連人，不說實話，事務參差，枷在獄里，出與頭子。令追知證，立便到來，子細取問，與告者同。不肯招承，凌持打拷，大人指揮。愚蒙小人，聽我之言，孝經中說，父母發(fā)身，不敢毀傷也，如此拷打，心不思惟，可謂孝乎？彼人分析，我乃愚人，不曉世事，心下思惟。我聞此言，罪在我身，謀知情人，此后不為。伏罪入狀，立便斷止”。

　　這段長篇累牘的說教表明：（一）西夏確有比較完整的訴訟和審訊辦法。我們從這看到了自案件發(fā)生，被害人告狀，都案派人檢驗現(xiàn)場，拘捕犯人和傳知情人作證，直到審問明白、犯者伏罪，然后根據(jù)情節(jié)輕重判罪等整個審理案件的過程。這個過程與宋朝相比，也大體雷同；（二）西夏刑法懲治鎮(zhèn)壓的對象，也同宋朝一樣，是那些“與人斗爭”，“不敬尊長”，所謂犯上作亂的失道“小人”。至于那些所謂秉禮“君子”，刑法對他們來說，似乎并不適用。連“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樣的官樣文章，也不見于字里行間；（三）西夏統(tǒng)治者一面大力宣傳儒家的說教，向老百姓灌輸忠孝等封建思想，要老百姓安分守己。一面嚴刑峻法，使兩者緊密結合，從而充分發(fā)揮了封建統(tǒng)治者所慣用的兩手——牧師與劊子手的職能。即用法律鎮(zhèn)壓老百姓的反抗，用儒家說教安慰被壓迫者的靈魂。

　　仁孝在組織人力撰修西夏法典的同時，還對西夏的禮樂進行改革。公元1145年（夏人慶二年）仁孝令樂官李元儒按照漢族樂書，參照西夏制度，對西夏樂書進行重修。至公元1148年（夏人慶五年）五月修成，賜名“新律”①。

　　 四、提倡直言納諫，崇尚節(jié)儉公元1155年（夏天盛七年）九月，仁孝到賀蘭山狩獵，路上他騎坐的駿馬失足受傷，仁孝大怒，下令要殺死修路之人。其尚食官阿華從容進言道：“田獵非人主所宜，今為馬多殺，貴畜賤人，豈可聞于四境乎”②？

　　仁孝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事后將這番話告訴皇后罔氏，罔后為了提倡直言，賜阿華以銀幣，以示獎勵。

　　在提倡直言的同時，對那些剛直不阿的大臣尤為重用。公元1171年（夏乾祐二年）五月，仁孝用直言敢諫的斡道沖為中書令，以后又讓他擔任國相。此外，仁孝還以“性嚴毅，守政不阿”①的翰林學士焦景顏兼任樞密都承旨。“骨鯁有風裁”的熱辣公濟為御史中丞。

　　隨著封建生產關系的發(fā)展，黨項貴族的漢化日益加深，其生活日益腐化奢侈。尤其是夏國的世祿之家，“悉以奢侈相高”②，這對夏國經濟的發(fā)展是很不利的。公元1163年（夏天盛十五年）五月，仁孝下令“大禁奢侈”③。對于那些受賄的官吏，則親自寫信批評教育。舒王仁禮“監(jiān)軍韋州，私受民錢，遣書責之，勉以官箴，仁禮輒還所受”④。

　　仁孝的上述措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公元1183年（夏乾祐十四年）八月，斡道沖卒。道沖為國相十余年，但“家無私蓄，卒之日，書數(shù)床而已”⑤。此外，中書令濮王仁忠，其弟舒王仁禮，生活上都堪稱節(jié)儉。仁禮卒，“家無擔石儲，仁忠悉以廩奉給之，己與家人日粗糲而已”⑥。

　　這說明仁孝推行求直言，禁奢侈和官吏受賄等措施，對于澄清夏國的吏治，使政治比較清明起了積極的作用。

　　

　　

　　①《西夏書事》卷35。

　?、凇端问贰肪?86，《夏國傳下》。

　　③《西夏書事》卷36。

　?、?② ③ ④ ⑤《西夏書事》卷36。

　?、佟端问贰肪?86，《夏國傳下》。

　?、凇段飨臅隆肪?6。

　?、邸掇瑵h合時掌中珠·人事下》。

　?、佟短焓⒏呐f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門》，載劉海年、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典籍集成》甲編第五冊，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賲㈤喪方鸩ǖ茸g：《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譯注說明》，載《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第5冊。

　?、?②《西夏書事》卷36。

　?、佟段飨臅隆肪?7。

　　②《西夏書事》卷37。

　?、邸端问贰肪?86，《夏國傳下》。

　?、堋段飨臅隆肪?6。

　　⑤《西夏書事》卷38。

　　⑥《西夏書事》卷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