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辭世30周年: “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

1942年1月10日，香港戰(zhàn)事結束半個月，因主持《光明報》而抵港的梁漱溟，方才購得船票，與朋友四人喬裝成工人、小販，準備乘船逃回大陸。

行船全憑風力，顛簸輾轉到澳門、臺山城，又經(jīng)陸路從開平到肇慶，終抵梧州一路有敵方關卡，有空襲炮火，同行者皆慌亂不已，唯獨梁漱溟安然無事。朋友禁不住稱嘆：梁先生真奇怪，若無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無其事！

1月26日抵達梧州，梁漱溟給兒子梁培寬、梁培恕寫信，記敘了香港脫險經(jīng)歷。論及為何能這樣淡定自如，因為他相信自己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所作所為，只求一個人享樂，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顧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過關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謀衣食，不謀家室，人所共見……我棲棲皇皇為何事，朋友國人，或深或淺，多有知之者?！?/p>

梁漱溟（1893—1988），20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改造運動者。生于北京，原籍廣西桂林。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學任教，七年后投身農村，從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

經(jīng)歷了生死劫難后，他在這封家書中陳述胸襟抱負，“孔孟之學，現(xiàn)在晦塞不明?；蛟S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系基于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并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后乃闡明倫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人心與人生》第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xiàn)在則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

在書信中向兒子吐露心跡，即便有張狂之語，亦無可厚非。但這封信被友人拿去發(fā)表在桂林《文化雜志》上，梁漱溟覺察到不妥，于是補作后記，希望讀者不必介意。

梁漱溟一生以研究人生和社會為己任，不僅坐而立言，更起而行之。他在給學生田慕周的信中說，“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彼氤黾覟樯?，卻終于深度入世。在國族前途晦暗不明之際，積極開展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在日寇侵華之際，奔走于各黨派之間，斡旋調停，團結抗戰(zhàn)；在政治運動擾亂社會秩序之時，他慷慨陳詞，直抒胸臆。

2018年是梁漱溟辭世30周年，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收錄了他與師友、家人之間的761封信函，書信的隱私性更能透露著者的心跡，這些書信里能窺見他的東西文化思想、人生哲學，以及社會改革之道。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生逢亂世

保持心志清明并非易事

梁漱溟先生一生桀驁不馴，恪守“獨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信條行走于世，是20世紀中國極具錚錚傲骨和道義精神的知識分子之一。終其一生，他執(zhí)著于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求索，既坐而言，亦起而行，是一位行動的儒家。

生逢亂世，要保持心志清明并非易事，梁漱溟認為，除了自覺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親師取友”。年僅24歲，他便以中學文憑入北大執(zhí)教，身邊很快聚攏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張難先等師友，他們一起談論儒學、佛學，關心人生和社會問題，因共同的志趣而成終生的朋友。

他與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旗手，雖主張不盡相同，但亦保持友好的交往?？v使公開的筆仗不斷，私下的信函卻仍謙恭守禮，不失學人體面尊嚴。

《梁漱溟往來書信集》

編注：梁培寬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

1921年，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發(fā)表后，更有青年人慕名遠道而來拜訪求見。后從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在廣東、山東、重慶等地開展教育活動，學生門徒日增，其中許多青年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過下去的人”，于是以梁漱溟為中心，以人生向上為根本宗旨，結成“朋友團體”。其中，云頌天、黃艮庸、胡應漢、唐宦存等人，甚至終生追隨梁漱溟，矢志不移。

梁漱溟自忖，受朋友之益良多，而得出一系列朋友觀。比如，“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或社會上所取得的信用資望，與朋友很有關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標準，而決定其在社會上之地位信用?！薄叭绻麤]有較高尚的朋友，在社會上自己不會被人看高一點。”“朋友就是集團，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團，或自己創(chuàng)造集團?！?/p>

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收錄了761封梁漱溟與師友的往來信函，時間跨度近70年，從這些信函能窺見梁漱溟的個人史，也可看到20世紀的政治變遷。

對話梁漱溟之子梁培寬

梁漱溟和他的朋友們

因《究元決疑論》進入北大

新京報：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誕辰150周年，關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個佳話，是他破格聘用只有中學文憑、年僅24歲的梁漱溟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這套書信集收錄了你父親給蔡元培的五封信，他是如何與蔡先生結識并被破格聘用的？

梁培寬：1916年，我父親寫了一篇《究元決疑論》，是他研究四年佛學的一點總結。他當時在司法部任秘書，在國會上與蔡元培先生見過面，但彼此沒有交談，他知道蔡先生對哲學和佛學也有興趣，于是拿這篇文章向蔡先生請教。結果蔡先生說，他回國后已經(jīng)在《東方雜志》上讀過這篇文章，不過，現(xiàn)在還提不出什么意見。當時，北大哲學系正缺一個教印度哲學的老師，蔡先生就問我父親能不能教，我父親感到很意外，說自己沒有研究過印度哲學，只是研究了一些佛學，而佛學只是印度哲學里的一個流派，恐怕教不了。蔡先生就讓他把教課當作學習，和學生一起討論哲學問題。我父親說得考慮一下，一是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勝任，二是他當時還有司法部的職務在身，至少得把這個職務卸任以后，才能來北大。

新京報：你父親在給蔡元培的一封信中說，聽聞北大圖書館的徐君已經(jīng)辭職，便想辭掉司法部職務，“專任斯席，耤遂讀書之愿”，這次主動求職又是怎么回事？

梁培寬：這是發(fā)生在蔡先生主動邀約之前，這封信我父親沒有存底，是蔡先生在北大工作的孫女提供的復印件。當時，我父親聽聞北大圖書館有人要辭職，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讀書機會，因為家里沒有多少藏書，他研究佛學需要自己到書店買書，就給蔡先生寫信毛遂自薦，說自己愿意干，想借此機會讀書。他的佛學完全靠自學，有看不懂的地方，就擱一陣再看，像他這樣鉆研佛學的人很少。他后來說，能到北大任教，并不是因為自己有特別的才干，而是因為鉆了一個佛學的冷門，別人沒鉆過，他鉆了，就好像有這么一個特長。

梁培寬（1925-），梁漱溟長子，曾任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編輯部主任，退休后從事梁漱溟文稿的編輯出版和研究工作

新文化運動的“敵人”？

新京報：你父親與胡適是同一年進入北大的，年齡僅相差一歲，但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有很多爭論，互相寫過批評文章，胡適甚至公開將你父親和張君勱列為新文化運動的敵人，但兩人的信件往來跨度至少有十年，信中都很客氣，他們的關系究竟怎樣？

梁培寬：有一次，《新青年》上發(fā)表了一篇批評我父親的文章，胡適看后覺得很好，說“把梁某人教訓了一頓”。我父親后來寫了一封公開信，說他跟胡先生彼此之間并沒有什么沖突，是在不同方面為社會的進步而努力，可能會有意見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應該和而不同，并不把對方視作敵人。他們兩人的研究不是一個路子，我父親搞佛學、儒學研究，胡先生的興趣并不在這兒。胡先生把他列為新文化運動對立面，他覺得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他說，“ 我不覺得我反對他們的運動！你們在前努力，我來吆喝助聲鼓勵你們！”

新京報：你父親有在《新青年》上發(fā)表過文章嗎？他對新文化運動持何種立場？

梁培寬：他沒在《新青年》上發(fā)過文章，也沒有直接參與新文化運動。當時，與《新青年》針鋒相對的是《國故》雜志，但我父親也沒有加入國故派，因為他覺得國故派不能說出個道理來，只是拿一些老貨出來販賣，說來說去就那點東西，跟《新青年》這一派沒法比。他1917年進入北大，新文化運動讓他覺得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呈壓倒性優(yōu)勢，好像要把中國文化擠垮。他說這個問題很嚴重，西方文化來勢洶洶，就像一把刀子架在中國人的脖子上，我們得想一想要怎么應對，是要全盤接受，還是否定，還是調和取中，想辦法融合。他是一個問題中人，生活在問題里，要把東西方文化的問題搞清楚。想要既保住中國的傳統(tǒng)精髓，也吸取西方的有利面，這就牽扯到東西文化哲學。

新京報：他沒有選邊站隊，而是自己去獨立思考。

梁培寬：是的，他沒有參加，但是在問題上要弄清楚。

新京報：他對白話文運動是支持的嗎？這場運動對他的思想有什么影響？

梁培寬：支持，他也認為應該實行白話文，他很肯定胡適在白話文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他也肯定陳獨秀發(fā)表的文章經(jīng)常一針見血，有很強的論據(jù)，國故派根本沒法招架。他剛進北大的時候，并沒有想在北大一直教下去，而是準備要出家。當時新文化運動剛剛開始，學校里各種思想流派薈萃，引起他思想的變化。他原來的思想沒有那么寬，覺得世界上最好的學問就是佛學，進北大后，對儒學的認識有了轉變，有了新的理解。他說，佛學能解決他個人的問題，但是對今天中國的大多數(shù)人不合適，不是他們所需要的。對大多數(shù)人而言，最有價值的還是儒家思想，特別是儒家的人生思想。有了這種思想轉變以后，他就放棄了出家的打算，去過儒家的生活，但是對佛家的信仰依然沒有放棄。他覺得如果社會不需要他的話，他還是會信佛，一直到晚年都是如此。他說自己前世是個和尚，但是為了參加國家社會的改造，也還得信儒學。他一直關心政治，并不想在大學里面做一個教授，一生研究學術，他想去搞社會運動，因此，在北大教了7年書之后，于1924年離開了。

1936年暑期梁漱溟與長子培寬（右）、次子培?。ㄗ螅┰跐狭粲?/span>。

與熊十力、梁啟超的交往

新京報：梁漱溟先生轉向儒學，后來與熊十力等被稱為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他與熊先生交往四十年，通信甚多，但留存下來的只有十余封。梁先生曾說，兩人“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而在治學談學上卻難契合無間”，他們在學術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梁培寬：我父親在《究元決疑論》中就批評過熊先生，因為熊先生認為佛家思想使人流蕩失守、頭腦混亂，他就在這篇文章中把熊先生批評了一通，說這是胡說八道。那時候，熊先生在南開中學教書 ，看到這篇文章，就給我父親寫了個明信片，說放暑假想到北京見一面。我父親當時住在廣濟寺，他們就在那里見了面。父親勸熊先生去研究佛學，說他還沒研究就瞎批評，太粗暴了。于是，推薦他去南京跟隨唯識宗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了兩年。后來，蔡元培先生要找人來北大講佛學，讓父親推薦，父親就推薦了熊先生。結果熊先生講“新唯識”，不按真正的唯識義理來講，而是按照他的想法加以改編，這遭到歐陽竟無先生猛批。我父親也沒有辦法，就跟蔡先生說，蔡先生說沒有關系，還讓他接著教。

新京報：他們的私人關系，有因為觀點分歧而受到影響嗎？

梁培寬：那倒沒有。談學問我父親可能不如熊先生，他對熊先生評價很高，但他認為不管是儒家思想，還是佛家思想，都要去實踐，而不只是論述，抽象思想要在實踐中得到體現(xiàn)，在實踐中才能更深地理會它的義理。只有議論，沒有躬行，是不行的。熊先生不服氣，說我的腦子就是這么想的，我就要寫出來。他的東西很難懂，但到目前為止，學界都認為熊先生對儒家哲學有很大貢獻。如果說確實有新儒家這一派的話，那么它的思想理論奠基人就是熊十力，而不是我父親。

新京報：書中還收錄了梁啟超給你父親的一封措辭懇切又愧疚的信，為對你祖父梁濟先生的怠慢懊悔不已，梁啟超比你父親大20歲，那時早已是風云人物，這封信的背后有何故事？

梁培寬：民國改朝換代，我祖父一直關心這個國家是不是走上了正途，他讀到梁啟超的很多文章，想就一些問題去拜訪請教。梁啟超不知道來者何人，就拒絕見面。我祖父去拜訪了四五次，都沒有得見，就把感慨和遺憾寫了下來，當時梁啟超并不知道。祖父故去以后，我父親將其遺書編輯整理好，并寄了一份給梁啟超，說遺書里有一封信是關于他的，表達了未能得見的遺憾。這時候梁啟超才看見，覺得很慚愧，如此無禮地對待這樣一位殉節(jié)之士，是怎么也說不過去的，所以就給我父親寫了這樣一封信，表達愧疚。

新京報：后來他與梁啟超的交往還多嗎？他怎么評價梁啟超？

梁培寬：交往還比較多。梁先生去世十四周年，我父親還寫了一篇《紀念梁任公先生》，稱他為偉人，說“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fā)，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后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fā)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但是，我父親認為梁啟超從政沒有一次成功，因為他熱血沸騰，容易動感情，在冷靜地處理問題上不行，政治上往往被別人利用。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作者：梁漱溟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胡蘭成的化名來信

新京報：這套書信集還第一次披露了胡蘭成寫給你父親的九封、兩萬多字的信，當時胡蘭成已是臭名昭著的“漢奸”，到處躲藏，他用化名張嘉儀、張玉川寫信，你父親始終不知道其真實身份嗎？

梁培寬：是的，他對此人的生平一無所知，以為這個人名字叫張嘉儀，字玉川。后來，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一書中說出張嘉儀就是他，有研究胡蘭成的人就來問我，還有沒有這些信，這時我們才將張嘉儀與胡蘭成對上號。胡蘭成很會寫文章，他在信中對中國歷史文化有些見地，對中國的時局也很關心，我父親對歷史并沒有鉆研，覺得不能完全讀懂，就找勉仁書院的鄧子琴先生來看。鄧先生學識淵博，說此人有一些創(chuàng)見，但是他將一些歷史上已有的定論加以推翻，將野史當作正論，這是失敗之處。后來我父親對他有一個評價，“張君頭腦思路遠于科學，而近于巴普洛夫學派所謂藝術型。聯(lián)想超妙，可備參考。于人有啟發(fā)，而難資信據(jù)?！?/p>

新京報：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吹噓說梁漱溟對他評價很高，曾從游于你父親，這些其實都是謊話。

梁培寬：他確實謊話連篇，還打著我父親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他去見馬一浮先生，就打著我父親的旗號，他在《今生今世》中說，要不是打著梁先生的朋友或者學生的旗號，馬一浮是不接待的。他到香港，又打著我父親的名號去見徐復觀，徐復觀請他住，還給了他錢去日本。其實，我父親從來沒見過他，更談不上從游。胡蘭成撒的最大的謊，是說我父親去跟毛澤東提議建文化研究所，這個事情確實有，但主席沒有同意，我父親后來也沒再提，可是胡蘭成說我父親的這個建議得到毛澤東首肯，還問找誰當副所長，說我父親建議讓他當副所長，毛也同意了。其實根本沒這回事，這個所都沒同意建，還要找什么副所長？

新京報：你父親對真正的胡蘭成和張愛玲有過評價嗎？

梁培寬：沒有，他的腦子里沒有出現(xiàn)過胡蘭成，他也不關心文藝小說，也不知道張愛玲。

朋友團體與家書教育

新京報：書信集中還收錄了很多梁漱溟先生跟學生、門徒之間的通信，像云頌天、黃艮庸、田慕周、胡應漢等人都追隨你父親數(shù)十年，從北京到廣東、山東、重慶，他們之間的“朋友團體”是什么性質的？

梁培寬：這個“朋友團體”是非組織化的，沒有章程，沒有組織原則，完全靠志同道合結合在一起，都是來去自由，如果不想干了，隨時可以走。我父親在山東搞鄉(xiāng)村建設，七年時間有四五千名學生，有的學完就走了，但也有跟他關系很親密的。這個朋友團體都稱我父親為“梁先生”、“梁老師”或者“漱師”。

新京報：你覺得是什么讓他們一直追隨你的父親，是因為他的巨大聲望嗎？

梁培寬：我覺得，是基于對他的學問、名聲和為人的認可。他確實早在1921年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就很有名了，他知道的東西很多，但學問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為人，他強調言行一致，獨立思考，說到做到。他的學問并不一定特別高明，但為人處事很正派，研究學問很認真，一個問題沒弄清楚，就不隨便說。說出來的東西不一定對，但都是經(jīng)過自己研究而不是道聽途說的。這些朋友團體后來漸次飄零，解放后的政治運動中，很多人被批斗，被打成叛徒，我父親也沒辦法幫他們伸冤平反，只能在經(jīng)濟上資助一點。每個月發(fā)了工資，自己留一部分，其余的都給朋友寄出去了。

《中國文化要義》

作者：梁漱溟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新京報：梁先生曾說，“我的生活幾乎只有兩面，一面是家庭的一員，一面是朋友團體的一員，朋友相聚處就是我的家”，他的朋友觀是怎樣的？

梁培寬：他曾說，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關系的深淺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則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負責。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負責到什么程度。朋友不終，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婦之間處不好是一樣的缺憾。他們常常有一個朋友聚集的中心，像重慶勉仁書院，有的就在這里工作，有的是過來看一看，他雖忙于各種事務，但也會回來待一待。有一陣他去香港辦《光明報》，臨走的時候跟大家告別，說這回去香港大概短時間回不來了，他就唱了一首《連環(huán)套》，說兄弟下山岡，今天跟諸兄弟告別，看俺老兄什么時候回來，借此表達他的心氣精神。

新京報：書中也收錄了很多家書，他對你們兄弟二人的教育是怎樣的？

梁培寬：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方式與我祖父對他的教育方式是一樣的，只要不干壞事，干什么都行，是進大學，還是當工人，還是種地都可以，當然如果愿意跟著他干鄉(xiāng)村建設，他也贊成，從不強迫我們。我考大學完全是我自己決定的，他從不過問。我母親1935年就過世了，我和弟弟先是跟著姑姑和堂姐住，抗戰(zhàn)開始轉到重慶，后來又到四川南充跟著我表姑，只有寒暑假才能和父親團聚，所以他對我們的教育很多也是靠通信完成的。“文革”期間抄家，很多信都丟失了，現(xiàn)在能找回來的就這么一點。不只是家書，還有蔡元培、梁啟超、章士釗先生的信都弄丟了?，F(xiàn)在能找到的信，只是他寫過和收到的信的冰山一角，這從他的日記就能看出來，他的日記里有很多通信記錄?，F(xiàn)在主要缺三個時期的信件，一是早期就讀北大前后的，二是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時期的，三是抗戰(zhàn)和建設民盟時期的，許多信件都有歷史檔案價值，但可能永遠都找不回來了。

本文整理自2018年1月6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1-B03版。作者：徐學勤；編輯：徐學勤、李佳鈺、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