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說想北平大覺寺的杏花，香山的紅葉，我說我也想；人家說想北平的筆墨箋紙，我說我也想；人家說想北平的故宮北海，我說我也想；人家說想北平的燒鴨子涮羊肉，我說我也想……”
這是1940年初，因抗戰(zhàn)移居昆明呈貢的作家冰心一段“苦戀北平”的文字，題為《默廬試筆》。戰(zhàn)亂的顛沛流離，讓作家潛意識里更加向往昔日的北平，“舊京”在這里幻化為一種對日常生活的眷念與文化懷舊，“舊京”如此真實豐富且美好。這種“舊京依稀夢尋”的敘事模式，頗能引起歷史的懷舊感。正可謂“舊京好，風景舊曾諳”。
而1946年8月，抗戰(zhàn)后“一別九年”，再次回到北平的沈從文卻另有一番感慨。他在南方時聽到一種說法，“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業(yè)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但他卻認為，“文化中心，必擁有知識才得人尊敬，必擁有文物才足以刺激后來者懷古感情因而寄希望于未來。北平的知識分子的確不少，但是北平城既那么高，每個人家的墻壁照例那么厚，知識能否流注交換，能否出城，不免令人懷疑?！倍麑τ诒逼轿奈锬芊窦ぐl(fā)青年人對祖國的愛，能否發(fā)揮應有的教育作用也并不樂觀，“若所保留下來的莊嚴偉大和美麗缺少對于活人的教育作用，只不過供游人賞玩，供黨國軍政要人宴客開會，北平的文物，作用也就有限?！保ㄉ驈奈模骸侗逼降挠∠笈c感想》）
正可謂“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么民國北京，很多當時文人筆下的“古都”、“故都”抑或“老北京”，究竟呈現(xiàn)出一種怎樣的面貌？季劍青先生獨辟蹊徑，從民國知識人的歷史敘事中，重構民國北京的多元圖景。其新著《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一書，帶給我們頗多啟示。
重識舊京
傳統(tǒng)“神圣空間”回歸城市功能
季劍青先生將民國北京稱為“舊京”，他認為“舊京”有兩重含義，“一是帝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筑、古跡和空間格局，二是北京作為帝京的歷史”。
近年來關于民國北京的市政建設與改造、城市規(guī)劃、城市社會生活史已有不少研究。而作者坦言，本書并不是以民國北京為對象的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關于對北京過去（“舊京”）的認知、理解及想象的歷史研究，更接近心態(tài)史與觀念史。換句話說，作者要探尋的乃是民國時期人們如何對待和處理“舊京”的問題。與以往描述民國北京或所謂“老北京”喜歡從日常生活（吃喝玩樂）的角度不同，作者著手的重點乃是城市空間、城市景觀的變遷及其背后的文化轉型。
《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
作者：季劍青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7年7月
在大量典籍、詩文、建筑、城市規(guī)劃、民族國家等問題的“書寫”互動下，作者條分縷析地呈現(xiàn)了古都北京逐漸消逝的氣息。
于是我們看到無論是宮苑的轉變、旅游指南與城市景觀、城市規(guī)劃的發(fā)明，抑或是寺廟與掌故、地志的變遷、名勝的名與實，“古城”憂思，還是“另一種建筑史”，乃至“從新北京到古都”，這條線索始終貫穿其中。我們知道自金代海陵王1153年遷都北京興建中都，再到元大都的整體規(guī)劃，尤其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外城建成，北京“凸”字形的格局保持了近400年。民國年間因為帝制的廢除，原有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宮苑禁地重新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這正是北京尋找自身“現(xiàn)代性”的關鍵時刻。本書的意義正在于揭示這種“現(xiàn)代性”探索背后的復雜歷程與多重聲音。
1918年，北京城市民慶祝一戰(zhàn)勝利，打出“為世界造和平”“大同世界”等標語。
其實，以城市空間與城市景觀為載體的近代北京文化轉型，是與晚清民國的學術轉型同步的。臺灣學者王汎森在《什么可以成為歷史證據(jù)？——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之沖突》一文中指出，民國學人開始跳出傳統(tǒng)四部之學的束縛，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類史料和古物，將其看作學術研究的對象。這是一種劃時代的轉變。從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的北京，在一批新式學人眼中，古跡與古物不再被作為憑吊與懷古的對象，研究的態(tài)度開始取代懷古之幽情。
現(xiàn)代學術機構對寺廟的文獻整理與實地調查，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建筑史研究以及朱啟鈐的市政建設實踐等，一方面受到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使得傳統(tǒng)的神圣空間得以“去魅”，回歸城市功能本身。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傳統(tǒng)文人時代的終結，諸如古人的詩歌“雅頌”，雖然在日據(jù)時期一度回光返照，但終究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的學術研究范式之確立反而意味著與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某種斷裂，這也正是追求“現(xiàn)代性”的代價。
何為北京
城市歷史書寫永遠都是“進行時”
除此之外，本書更啟發(fā)我們思考北京的文化認同問題。近年來關于“何為中國”的研究與討論一度甚囂塵上。葛兆光先生指出，歷史上有三個時代喜歡談論“中國”，北宋尤其是澶淵之盟以后、晚清民國時期與當代。他認為正是因為這三個時代都面臨著各自的問題，各種挑戰(zhàn)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原因，于是當時的士大夫感受到某種壓力與焦慮，相關的議論才逐漸多起來。
這也啟發(fā)我們思考“何為北京”的問題。從遼南京時期的陪都，金朝建立的金中都，再到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帝制時代作為都城的北京其實一直充滿著多民族共同體的色彩，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論述顯然并不能詮釋北京的全部歷史。故而傳統(tǒng)時代對北京的認同應當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
再到近代，北京的城市定位與文化身份也并不明確。正如唐曉峰先生在一篇訪談中談到的：“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其新的價值和功能是什么？這是研究民國北京城一個具有核心性的問題。既然民國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東西，那么，難道它還是以前的那個王朝時代的北京城嗎？顯然不是。那么，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脫離傳統(tǒng)的呢？”所以我對本書《文化城的建構》一節(jié)尤感興趣，因為這部分內容直接關涉到北京“文化身份”確立的問題。
正是因為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成為北平特別市且不再作為政治中心，以及隨后日本的步步緊逼，留守北平的政界與文化人士對北京的身份才有了認同的焦慮，北平的古跡與古物開始被著意保護并發(fā)掘其“文化內涵”。作者指出，對北平“文化城”身份的建構，標志著從整體上將舊京客體化過程的開始，它既是利用過去來定義現(xiàn)在的文化實踐，同時也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危機的產物。
民國初年，北京城出現(xiàn)了不少棋茶館和棋攤。
從城市史與“大歷史”背景來看，尤其從城市內在演變脈絡來看，近代以來自庚申之變（1860年火燒圓明園）、庚子之變（義和團事件）與清末新政、再到1928年政治中心南移與日據(jù)時代，可能是研究近代北京城更重要的一些歷史節(jié)點?？梢哉f，每一次的戰(zhàn)爭與政治變動，帶給北京創(chuàng)傷記憶的同時，也更激發(fā)出對城市身份重新認定的訴求。往往伴隨著這種訴求的則是市政建設的推進或是城市規(guī)劃的重新設計與安排。這是一種頗為吊詭的歷史邏輯。
最后，因正在關注上世紀50年代的北京城市史，對本書末篇中“新北京”的相關論述還想多說幾句。個人認為，從城市規(guī)劃與空間改造的角度來看，20世紀對北京城市改造最大的兩個時代，一個是50年代，一個是世紀之交的“奧運時代”。50年代的“新北京”建設力度空前。據(jù)1956年的一份檔案——《蘇聯(lián)專家對北京市建筑行業(yè)長遠規(guī)劃的建議》記載：“從1930年至1948年，即在18年的時期，國民政府僅僅建成了2,500,000平方公尺建筑面積的建筑物。在解放以后的幾年中，即是在7年(1949-1956)的時間內，首都已經建成了14,089,240平方公尺建筑面積的各種使用性質的建筑物（根據(jù)1956年1月份的資料，城內所有建筑物的建筑面積為34,100,000平方公尺）。這樣的建筑速度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因此，可以說在解放以前北京市幾乎沒有進行什么建設”。
北京市副市長張友漁1950年的講話中也提到“新北京”一年的道路建設相當于民國北京政府三年的工作量。奧運時代的標志性工程與建設我們亦耳熟能詳。有意思的是兩個時代都打出了“新北京”的旗號，這種新的身份定位，自然意味著與傳統(tǒng)北京以及民國北京的差異，自然也意味著新的文化認同與歷史敘事的誕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北京城市的歷史書寫永遠都是“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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