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是與宏大歷史敘述有一定距離的私人場域?！皶爬锏乃稳恕被谒未看蠓蛑g的私人往來信件，力圖帶領讀者走進宋代士人的內(nèi)心世界。
北宋慶歷五年（1045）四月，京杭大運河的碼頭城市揚州迎來了一位37歲的新知州。新知州喜歡養(yǎng)花，他在自己府衙的后花園種了一些名貴花木。有一天，他在后花園賞花時，突然發(fā)現(xiàn)了一株與眾不同的芍藥。這株芍藥在一根枝上開了四個杈，每個杈上各開了一朵花。知州覺得這是一件很祥瑞的事，就準備將它們摘下來，再叫上三個人一起來戴花。
在宋代，男人戴花是常事，特別是在聚會、宴飲、游樂等活動中，男人們經(jīng)常摘一些花戴在頭上，增加歡樂的氣氛。知州想好了活動內(nèi)容之后，就開始尋思找誰來一起分享這美妙的時刻。參加聚會的人最好學識、身份要差不多，這樣才能有共同語言，不會有疏離感——懂風雅的朝廷命官是最合適的。
當時的揚州城里有兩名現(xiàn)成的官員，一名是揚州通判王珪，通判是知州的副手，身份很合適，而且王珪是有名的才子，文章寫得非常好。雖然王珪才26歲，但由于他科舉考試時中了榜眼，所以第一任就分到揚州任通判。另一名是擔任判官的王安石，他年齡更小一些，才24歲，他和王珪是同一年的進士，他是殿試的第四名。據(jù)說王安石本是第一名，但試卷中有一句話讓仁宗皇帝不悅，就被換到了第四名。憑借優(yōu)異的成績，王安石也是第一任就被分到揚州，他所擔任的簽書判官比通判級別略低。這兩個王姓同年都可謂年輕有為，前途無量。
還缺一個人，但州府里實在沒合適的了，知州就約了一名武官。到了聚會這天，這名武官鬧肚子，臨時爽約了。知州就說，看看路過揚州的客人中，有沒有合適的朝廷官員。結果還真有一位名叫陳升之的官員，他跟知州年齡相仿，之前擔任過諫官，還跟知州是老相識。
四個人湊齊了，大家就一起來到后花園賞花、喝酒、吟詩、簪花。原本這只是北宋士大夫稀松平常的休閑時刻?？墒?，多年以后人們發(fā)現(xiàn)，這四朵芍藥不平凡，這四個人也不平凡，因為戴了這四朵花的四個人，后來全部成為了宰相。
北宋著名學者沈括把這件事寫進了他的《夢溪筆談》，有畫家讀到這個故事后，就把它畫成了一幅畫，久而久之，“四相簪花”就成了一個經(jīng)典的繪畫母題。
（明）仇英《四相簪花圖》，尺寸館藏不詳
（清）任薰《四相簪花圖》，尺寸館藏不詳
這名組織聚會的新知州就是韓琦（1008-1075）?！皯c歷新政”失敗后，韓琦調(diào)任揚州，他到揚州之后給朋友蔡襄（1012-1067）寫了一封信。蔡襄此時正在福州，他收到信后給韓琦回了一封信，蔡襄這封回信就是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海隅帖》。本文就以蔡襄這封信為線索，講講蔡襄和韓琦的友誼，以及他們是如何從朝廷外放至地方，又是如何面對這段仕途挫折的。
（宋）蔡襄《海隅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寒門之友
《海隅帖》內(nèi)容如下：
襄再拜。
“再拜”是古人寫信時常用的敬詞。
襄海隅隴畝之人，不通當世之務。
我來自海邊的農(nóng)村，不懂得如何謀身立世。蔡襄是福建仙游莆田人，出生于鄉(xiāng)村農(nóng)家，所以自稱“海隅隴畝之人”。兩個“襄”字都寫得非常小，這是表示謙虛和對收信人的尊敬。
唯是信書，備官諫列，無所裨補。
我之前擔任修起居注和諫官，也沒有什么功勞。
得請鄉(xiāng)邦，以奉二親。
現(xiàn)在得以回到家鄉(xiāng)，奉養(yǎng)雙親。
天恩之厚，私門之幸，實公大賜。
如此厚重的天恩和幸運，都是托您的恩賜。“公”代指韓琦，所以蔡襄寫到“公”字時另起一行，以表尊敬。
自聞明公解樞宥之重，出臨藩宣，不得通名。
自從聽說您解除樞密院的重任，到藩鎮(zhèn)任官，一直沒給您寫信?！懊鞴币彩侵疙n琦，所以也另起一行。
下史齊生來郡，伏蒙教勒，拜賜已還。
您的下屬齊生送來了您的書信，非常感謝，他已經(jīng)返回去了?！敖汤铡贝疙n琦寫的信，也另起一行。
感愧無極。
我感到非常愧疚。
揚州，天下之沖，賴公鎮(zhèn)之。
揚州位于交通要道，靠您來坐鎮(zhèn)了。“公”字依然另起一行。
然使客盈前，一語一默，皆即傳著，愿從者慎之。
您那里往來人員很多，您的一言一行會很快傳播開來，要提醒身邊的人務必謹慎?！皬恼摺敝疙n琦身邊的人，前面留空與提行另寫類似，也是表尊敬。
瞻望門闌，卑情無任，感激傾依之至。
對您的尊敬、仰慕、感激和思念之情無以言表?！伴T闌”指韓琦家的門庭，所以另起一行。
襄上，資政諫議明公閣下。謹空。
這是落款。“資政諫議明公閣下”是對韓琦的稱呼?！百Y政”是指韓琦的職銜“資政殿學士”，“諫議”是指韓琦的官銜“右諫議大夫”，“明公閣下”是尊稱?！爸斂铡笔菚拍┪驳慕Y束語，意思是空出這個位置，請收信人提意見。
朋友之間寫信一般用行書，蔡襄的傳世書信基本也是行書，但他寫給韓琦的這封信用了非常工整的楷書，這表明蔡襄寫信時的態(tài)度是非常恭敬的。信中的用詞也很顯恭敬，比如“瞻望門闌，卑情無任”“明公閣下”。此時蔡襄33歲，跟韓琦年齡差不多，既然是年齡相近的朋友，蔡襄寫信時為何要態(tài)度如此恭敬呢？
首先，此時韓琦和蔡襄雖然都是知州，但蔡襄的官銜是右正言，從七品，而韓琦是右諫議大夫，從四品，兩人官品差距較大。另外，韓琦之前擔任過樞密副使，而蔡襄之前是諫官，差遣的級別差距也不小。第三個原因應該就是蔡襄信中提到的“天恩之厚，私門之幸，實公大賜”。蔡襄是個孝子，一直希望能夠跟父母在一起，還曾想把父母接到京城去，但蔡襄父母不愿意離開家。蔡襄此次雖然被迫離開京城，但能夠回到家鄉(xiāng)工作，同時侍奉父母，蔡襄還是非常開心的。他能夠回福建工作，得到了韓琦的幫助，所以蔡襄對韓琦懷有感恩之心。
這并非韓琦第一次在官場上給予蔡襄重要幫助，早在八年之前的“景祐黨爭”事件中，韓琦就曾幫助過蔡襄。景祐三年（1036），擔任開封知府的范仲淹彈劾宰相呂夷簡，結果反被冠以“朋黨”的罪名而外放，聲援他的歐陽修、余婧、尹洙也被外放。當時24歲的蔡襄剛剛結束進入仕途的第一任差遣“漳州軍事判官”，來到京城待選。他見朝廷如此對待范仲淹等一眾官員，義憤之下寫了一首《四賢一不肖》長詩，大力贊揚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批判身為御史卻不發(fā)聲的高若訥，此詩引起轟動效應。
《四賢一不肖》詩的迅速傳播也給蔡襄帶來了麻煩，泗州通判陳恢上奏章請朝廷治蔡襄的罪。這時，擔任左司諫的韓琦立即站出來發(fā)聲，說陳恢越職言事，應該重貶，朝廷就沒有處理蔡襄。從此，蔡襄和韓琦就成了朋友。
在受到韓琦恩惠之后，蔡襄也投桃報李。慶歷三年（1043）初，仁宗皇帝欲變革朝政，專門任命了四名不畏權貴、敢于發(fā)聲的年輕官員做諫官，蔡襄就名列其中。經(jīng)過宋夏戰(zhàn)爭，范仲淹和韓琦聲望倍增，諫官們希望仁宗將韓、范二人召回朝廷加以重用，蔡襄專門寫了《乞用韓琦、范仲淹奏》。朝廷聽從諫官的意見，任命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韓、范二人反復推辭，蔡襄又上《論范仲淹、韓琦辭讓狀》，希望朝廷拒絕韓、范的辭讓，堅決任用他們。最終，韓、范二人回朝擔任樞密副使。
為什么蔡襄、韓琦會在官場上相互扶持，又能在生活中成為朋友呢？除了政見一致、性情相投之外，根本原因是他們都出身寒門，有共同的政治立場，又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相同的政治追求。
蔡襄是“海隅隴畝之人”，祖上三代務農(nóng)。韓琦的父親韓國華雖然官至右諫議大夫，但在韓琦四歲那年就去世了。韓琦由哥哥撫養(yǎng)長大，未享受到父親的恩蔭和政治遺產(chǎn)，他憑自己的努力考中進士。其實不止韓琦和蔡襄，團結在范仲淹周圍的官員基本都是寒門官員，共同的出身、立場和追求讓他們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生活中成為朋友。他們在官場上沒有那么多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糾葛，故而都能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敢于對玩弄權術、以權謀私的權貴階層“亮劍”。
誤判形勢
“慶歷新政”的結局是改革派官員全部被外放，但具體到每個人身上，被外放的時間和原因又各不相同，這種不同體現(xiàn)了反對派對改革派逐步進攻的一個過程，也體現(xiàn)了仁宗對于新政和改革派官員態(tài)度變化的過程。
“慶歷新政”正式開始實施大約是在慶歷三年（1043）十月。到第二年四月時，朝中就開始出現(xiàn)改革派官員勾結朋黨的論調(diào)，歐陽修撰寫《朋黨論》予以回擊，此時仁宗只是有所懷疑，但沒有采取動作。六月份時，夏竦進一步誣蔑富弼、石介等人要廢帝自立，仁宗開始采取措施，將改革派的領頭羊范仲淹調(diào)離朝廷，讓他去陜西、河東巡邊。八月份時，富弼也調(diào)離朝廷，到河北巡邊。到此時，仁宗也只是將改革派首領人物外放，減少他們組織謀反的可能性，但并沒有免掉他們的差遣，范仲淹依然是參知政事，富弼依然是樞密副使，新政依然在進行。
富弼剛到河北，河北保州就發(fā)生了兵變，河北都轉(zhuǎn)運使張昷之被罷免并調(diào)離河北。朝廷需要新任命一名都轉(zhuǎn)運使，宰相晏殊就安排歐陽修去接任，因為晏殊覺得歐陽修論事太過于耿直，得罪了很多人，不利于朝堂穩(wěn)定。晏殊一直是非常支持寒門官員的，范仲淹、歐陽修、蔡襄都受過晏殊的提拔和栽培。晏殊擔任應天府知府時，曾邀請范仲淹到應天府書院任教，培養(yǎng)了大量人才。蔡襄和歐陽修考進士時，晏殊是主考官，所以蔡襄和歐陽修都是晏殊的門生。最初仁宗想要任用諫官開啟改革時，晏殊首先就推薦了歐陽修。所以，晏殊將歐陽修調(diào)走的初衷應該是為了保護歐陽修，以免他遭受反對派的攻擊，同時也可以緩和緊張的朝堂氛圍，以便新政能夠繼續(xù)推行下去。
年輕的蔡襄并不理解晏殊的苦心，他聯(lián)合另一名諫官孫甫一起提出申請，希望將歐陽修留在朝廷，他們的理由是歐陽修擅長議論朝政，讓他留在朝廷可以更大地發(fā)揮他的長處，但晏殊沒有同意。于是，蔡襄和孫甫認為晏殊已經(jīng)背離了初心，站到了改革的對立面，他們就開始彈劾晏殊。此時排在晏殊后面的大臣是樞密使杜衍，杜衍是比較激進的改革派，如果晏殊下臺，接替他的就應是杜衍，所以蔡襄他們彈劾晏殊，應該希望杜衍上臺。
蔡襄和孫甫列舉了晏殊多項罪名。首先說晏殊給仁宗的親生母親李宸妃寫墓志銘時，絕口不提李宸妃是仁宗的生母這件事。這其實是一樁多年前的舊案，仁宗本是李宸妃所生，但是被當時沒有兒子的皇后劉娥抱走認作了兒子，還不讓任何人透露這個秘密，這也就是傳說中“貍貓換太子”的故事原型。在李宸妃去世的時候，皇太后劉娥還在垂簾聽政，晏殊寫墓志銘時當然不敢提李宸妃是仁宗生母，所以這并不算什么罪過，而且后來仁宗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已經(jīng)處罰過晏殊了。蔡襄和孫甫此時舊事重提，就是為了給晏殊羅織罪名。
其次，蔡襄他們還說晏殊當宰相期間以權謀私，讓士兵去給自己蓋房子，這種做法其實是當時的一種慣例，也不算大的過錯，而且也不是晏殊親自安排的，是他身邊人安排的。
除了以上兩個罪名之外，蔡襄他們還說晏殊在擔任樞密使和宰相期間，“首尾數(shù)年，不聞奇謀易略以了國事”，意思是說晏殊沒有采取有力的舉措來解決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如災害頻繁、盜賊叢生、冗兵嚴重、百姓生活困難、外交失誤等。蔡襄他們的言下之意就是：你晏殊作為宰相，沒能解決國家的問題，現(xiàn)在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你還要阻撓，還要把積極支持變革的歐陽修調(diào)走。既然如此，為了新政，為了國家，我也就無法再顧及師生情誼，必須要把你從這個位子上拉下來，換更加支持改革的人上去。
所以，蔡襄彈劾晏殊，并非單純因為他把歐陽修調(diào)走而一時義憤，更主要的是覺得晏殊太過于循規(guī)蹈矩，不夠激進，不解決問題。蔡襄的出發(fā)點是為大義而非私情，只可惜，他沒有看清當時的政治形勢，沒有看懂晏殊可能才是那個明白人。晏殊知道仁宗已經(jīng)對改革派心生不滿，試圖在改革派和反對派之間周旋，結果反倒被蔡襄給將了一軍。
在蔡襄和孫甫的彈劾下，仁宗還真把晏殊給罷免了，至于仁宗到底是因為哪一條罪名或出于何種考慮罷免晏殊就不得而知了?？傊滔宓倪@次彈劾成功了，只是，事情卻沒有朝著他預想的方向發(fā)展。
無奈退場
晏殊下臺之后，樞密使杜衍順位而上做了宰相，這時樞密使的位置空出來了，副宰相賈昌朝就做了樞密使，那副宰相的位置又空出來了，仁宗想調(diào)京東路安撫使陳執(zhí)中來做副宰相，這個決定遭到了蔡襄和孫甫的堅決反對，他們說陳執(zhí)中不學無術，剛愎自用，為人狠毒。陳執(zhí)中真是這樣的人嗎？如果真是，為什么仁宗還要重用他呢？
首先，陳執(zhí)中不是進士，他靠父親的恩蔭進入仕途，這種出身一般也就當個基層官員，混口飯吃，可陳執(zhí)中是個例外，他憑借自己談論國事的文章贏得了皇帝的肯定和重用，又因為政績突出，官至三司戶部副使（類似于財政部副部長），后來又擔任同知樞密院事（類似于國防部副部長）。雖然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但陳執(zhí)中畢竟沒有學歷，很多進士出身的官員都覺得他不學無術。更給他減分的是他的性格，陳執(zhí)中性格乖張，手腕強狠，喜歡獨斷專行，經(jīng)常得罪人。此外，他不像大部分文官那樣喜歡詩酒風雅交朋友，他不在乎官場人情，也不拉幫結派，只緊抱仁宗一人的大腿，所以大家都不喜歡他。有的官員不理解仁宗為什么要重用陳執(zhí)中，還當面詢問仁宗，仁宗回答說：“我重用陳執(zhí)中，是因為他對我一片忠心?！?/p>
仁宗想讓陳執(zhí)中擔任副宰相，還跟一年前發(fā)生的一件事有關。慶歷三年（1043）五月，在京東路的沂州（今山東臨沂）地區(qū)，一名叫王倫的士兵拉攏了一幫人造反，殺了沂州的軍隊長官，還自制了黃袍，自改了年號。朝廷派兩名武官前去平叛，叛軍就往北邊的青州逃竄。當時京東路安撫使陳執(zhí)中坐鎮(zhèn)青州，他擋住了叛軍，叛軍又調(diào)頭南下，中途經(jīng)過各州縣時再沒有遇到抵抗，一路暢通無阻。有的州縣為了避免戰(zhàn)禍，還好吃好喝招待這伙人，拿錢買平安。面對這種狀況，朝廷竟無法應對，只有京東路都廵檢傅永吉一路追繳叛軍。叛軍出了京東路地界、進入淮南東路之后，傅永吉還緊追不放，又穿過了淮南東路，進入淮南西路，一直追到了和州歷陽（今安徽馬鞍山市和縣歷陽鎮(zhèn)）的長江邊上，才將這伙人剿滅，避免他們進入江南為亂。
到了第二年，傅永吉因平叛之功被皇帝召見。仁宗當面褒獎他，傅永吉說“臣能一路追繳叛軍，都是安撫使陳執(zhí)中下的命令，我是奉命而行，才能有如此功績”。仁宗這才知道原來是陳執(zhí)中在指揮平叛，他沒有只顧自己的轄區(qū)，而是讓下屬一直追繳，直到將叛軍消滅?？墒嵌家荒甓噙^去了，陳執(zhí)中絲毫沒提過自己的功勞，這讓仁宗大為感動。
陳執(zhí)中之前曾在朝中擔任同知樞密院事，宋夏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被派往西北，與夏竦共任“戰(zhàn)區(qū)總指揮”，后因與夏竦不合，被調(diào)離戰(zhàn)區(qū)。戰(zhàn)爭結束之后，西北的主要將領大多都回朝被提拔重用，但陳執(zhí)中依然在地方擔任安撫使和知州，他沒有心懷不滿，反而能默默地為朝廷分憂。此時全國各地叛亂頻發(fā)，仁宗非常頭疼，他就需要有陳執(zhí)中這樣的人來坐鎮(zhèn)指揮。于是，仁宗感慨之余詢問陳執(zhí)中在青州多久了，傅永吉說兩年了。仁宗覺得時間不短了，該把他召回朝廷了，想讓他擔任副宰相。
蔡襄和孫甫不理解仁宗的心意，極力反對重用陳執(zhí)中，他們說如果陳執(zhí)中執(zhí)政，是全天下的不幸。仁宗這次沒有妥協(xié)，他甚至懶得再聽諫官們爭論此事，干脆讓太監(jiān)帶著任命詔書去陳執(zhí)中所在的青州，當面向陳執(zhí)中宣讀，還給陳執(zhí)中帶了口諭：“朕重用你，滿朝官員都反對，但朕不受他們蠱惑，堅決用你！”第二天上朝時，蔡襄還沒開口，仁宗就滿臉不悅地說：“不就是要說陳執(zhí)中的事嗎？我已經(jīng)派人去青州召他回朝了?！辈滔搴蛯O甫一看仁宗的架勢，知道仁宗這次是鐵了心，就沒敢再說話。
仁宗其實是一個耳根子很軟的人，如果有人堅決支持或反對某事，仁宗經(jīng)常會猶豫不決，但這次面對諫官們的反對，仁宗卻是一點都聽不進去。為什么會這樣呢？這跟當時的朝堂大環(huán)境有關。仁宗本就已經(jīng)對改革派起了疑心，開始對他們采取動作。之前為了實施新政，仁宗把很多權力都下放給了改革派，以便他們能夠大刀闊斧地實施新政。范仲淹、富弼在人事任免上大動干戈，仁宗基本不過問，諫官們提的諫議，仁宗也基本照單全收。但是，當仁宗起了疑心之后，就開始陸續(xù)把改革派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歐陽修外放出去，從而逐步回收自己對朝政的控制權。這次他拒絕諫官的諫議，堅持把從不拉幫結派、只對自己忠心的陳執(zhí)中調(diào)進來，依然是進一步回收朝政控制權，所以諫官們越反對，他越要用陳執(zhí)中。
直到這時，蔡襄才意識到，仁宗對諫官已經(jīng)非常抵觸了，他沒法繼續(xù)待在皇帝身邊，就開始給自己找退路。蔡襄一直希望能回到福建老家工作，就近侍奉父母，他就申請出任福州知州。
新上任的宰相杜衍是積極支持新政的，他還想為蔡襄說情，樞密副使韓琦攔住了杜衍，說此時為蔡襄說情，仁宗更會覺得他們是在勾結朋黨，會對他們更不滿，于是杜衍也就不再發(fā)聲，蔡襄這才回到福建，擔任福州知州。蔡襄在寫給韓琦的信中說“天恩之厚，私門之幸，實公大賜”，應該與韓琦此舉有關。
被迫離京
當改革派官員一個接一個離開京城時，身為樞密副使的韓琦卻依然能夠待在朝廷，這首先是因為他對新政參與不多。慶歷三年（1043）八月，當范仲淹被任命為副宰相并主持新政時，韓琦被派回西北戰(zhàn)區(qū)擔任陜西宣撫使，直到慶歷四年春才回京。韓琦回京后的差遣依然是樞密副使，他主要管理西北的軍務，對新政參與較少。另外，韓琦不像范仲淹、歐陽修那樣與反對派針鋒相對，即便因公事與人有所爭論，他也會私下與對方和解，而且在看到形勢發(fā)生改變時，韓琦能夠收斂鋒芒，不引起皇帝過多的反感和猜疑。所以，內(nèi)侍藍元震在仁宗耳邊拋出改革派“朋黨”之論時，并沒有點名韓琦，夏竦在誣蔑改革派試圖廢帝另立時，也沒有將韓琦納入謀反隊伍。
到新政末期，范仲淹、富弼、歐陽修、蔡襄等改革派骨干陸續(xù)調(diào)離朝廷，反對派仍不甘心，繼續(xù)借蘇舜欽的“進奏院案”攻擊改革派，試圖將范仲淹和宰相杜衍拉下馬，韓琦終于開始激烈發(fā)聲。他先是在仁宗面前替蘇舜欽等人辯解，揭露反對派借“進奏院案”構陷范仲淹和杜衍的陰謀，但沒有起作用，相關人員仍被重罰。事后，范仲淹因“朋黨”罪名被罷了副宰相的頭銜，富弼被罷了樞密副使的頭銜，宰相杜衍也被罷相，改革隊伍幾乎“團滅”。韓琦無奈之下就冒著“朋黨”的嫌疑給仁宗上了這樣一篇奏章：
陛下任用杜衍為相才一百二十天就把他罷免了，想來陛下一定是看到了他的過失，臣不敢非議。范仲淹說到西北守邊，朝廷就讓他去了，也算師出有名?？筛诲霰煌夥?，對朝廷來說損失太大了！臣一開始不敢輕易議論，想著言官們和有見識的人必然能夠幫陛下辨別實情，可這么多天過去了，沒有一個人開口。大家都怕惹禍上身，這也是人之常情，可臣受國之重恩，占著樞密副使的位子，看到有事關乎國家大計，迷惑天下人耳目，怎么能明哲保身而不發(fā)聲呢？
富弼天生忠義，之前契丹趁我們與西夏開戰(zhàn)，大兵壓境，對我們獅子大開口，提出過分要求，是富弼不顧生死，只身赴敵營與遼國斡旋，簽訂和議條約，他那種為國事奮不顧身的氣節(jié)讓遼國人都豎大拇指。去年秋天，遼國集結大軍，聲稱討伐西夏，朝廷派富弼到北邊探查虛實，完事之后他返回京城，剛到城門口就被告知他被派到外地任官，立即出發(fā)，連城門都沒讓他進。富弼到底有什么辜負了朝廷，竟遭受這種恥辱？恐怕從今往后，那些忠臣義士都會以富弼為教訓，誰還肯為國盡力，這難道不是巨大的損失嗎？臣知道朝廷命令已經(jīng)下達，不能再更改，但還有一個辦法可以挽回損失，愿陛下慎重考慮。
最近李用和生病了，陛下想把李昭亮召回來管殿前司，武臣當中難以找出替代李昭亮的合適人選。陛下不如趁此機會讓富弼到定州，仍兼任部署的職位，再派一名內(nèi)侍去向他宣旨，讓他回朝匯報河北地區(qū)的公事，然后陛下您當面安慰他，再讓他赴任。富弼一向忠義，必然感恩，以死效力，不會介意是在朝還是在外。這樣一來，朝廷就把北邊的事委托給了富弼，西邊的事委托給了范仲淹，讓他們?nèi)找菇?jīng)營，防止遼國和西夏進攻，這樣就不算輕慢富弼了。
臣之所以敢提出以上建議，不怕被人說勾連朋黨，是因為朋黨的目的是求升遷，現(xiàn)在臣已經(jīng)到了樞密副使的位置，只要小心翼翼，不得罪人，不亂說話，就可以慢慢升遷，又何必非要為有罪之臣說話，自取禍患，這樣勾結朋黨豈不是太拙劣了嗎？望陛下體察臣的用心，臣就不會有朋黨嫌疑了。最近很多官員攻擊忠良，發(fā)泄私憤，非國家之福，望陛下明察。
韓琦這篇奏章交上去之后，沒有得到回應，韓琦就知道自己也開始被排擠了。反對派見韓琦開始不斷為改革派發(fā)聲，很不滿，就到仁宗面前說韓琦的壞話。仁宗替韓琦遮掩，說韓琦性子直，大家不要跟他計較。
反對派見仁宗袒護韓琦，開始想別的辦法攻擊他。之前韓琦擔任陜西宣撫使時，陜西地區(qū)發(fā)生了“水洛城案”，將軍劉滬和文官董士廉違抗朝廷命令，堅持修建水洛城，曾擔任韓琦助手的尹洙將他們抓進了監(jiān)獄。韓琦在此案中牽涉很深，他就是阻止修建水洛城的最大主謀。在歐陽修等諫官的協(xié)調(diào)下，此案最后大事化小，涉案雙方都沒有受到嚴重懲罰，韓琦也平安無事。當反對派想構陷韓琦時，就又將此案翻出來，再把它由小變大，準備將韓琦拉下馬。
于是，文官董士廉就忽然跳了出來，狀告尹洙有公使錢腐敗案，朝廷就派人去查，只查出了一點點的公使錢違規(guī)使用問題，然后就將尹洙定為重案犯，來了個“超額”重判，目的就是讓韓琦承擔連帶責任。韓琦此時本應營救尹洙，但他自知如果此時站出來，不僅救不了尹洙，還得把自己搭進去。于是，韓琦主動請求離開朝廷，調(diào)任揚州。仁宗此時已經(jīng)想徹底終止新政，就順水推舟，罷免了韓琦的樞密副使職位，將他放到揚州去了。
基層沉淀
蔡襄攜妻兒離京南下，沒有直接去福州赴任，而是先回仙游縣的鄉(xiāng)下拜見父母，蔡襄的兒子也首次見到了爺爺奶奶。蔡襄此時已有積蓄，就想把家從鄉(xiāng)下搬到離城近一些的地方。他在興化軍城南買了一塊地，準備建一座新宅院，再在附近買一些田產(chǎn)。
蔡襄托親戚幫忙督建宅院，自己接上父母赴福州任。到福州后，蔡襄登高望遠，寫下“城頭近晚忽開晴，有色皆鮮是物清”的詩句。可見，雖遭受仕途挫折，蔡襄的心情仍是愉快的，因為他覺得“不比兒曹夸衣錦，自緣恩與養(yǎng)親榮”，是不是衣錦還鄉(xiāng)不重要，能在父母身邊報答養(yǎng)育之恩就很快樂。
蔡襄在知道韓琦外放揚州之后，一直不敢主動聯(lián)系韓琦，擔心他們的聯(lián)絡會成為“朋黨”的證據(jù)。直到韓琦派下屬送信來，他才敢回信，并且在信中叮囑韓琦一定要謹言慎行，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抓了把柄。
多年后，四十多歲的蔡襄在回憶這段諫官經(jīng)歷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天子誤采拔，謂有諫諍風。既叨言責地，蹇蹇思匪躬。
竊不自度量，語剡奸邪胸。一毫抗千鈞，擯落無留蹤。
同時皆驤首，金紫班著崇。惟予守長樂，幸就祿養(yǎng)豐。
蔡襄覺得自己當諫官時不自量力，絲毫沒有意識到官場兇險，只知憑借滿腔熱血，以一毫之力對抗千鈞的奸邪，結果“擯落無留蹤”，慶幸自己還能回家鄉(xiāng)侍養(yǎng)父母，還拿著豐厚的俸祿。
蔡襄利用在家鄉(xiāng)工作的機會理順家族中的各種家長里短，完成了“齊家”的任務。他愛好很多，喜歡風雅，又善于人情往來，結交了很多福建老家和來福建任官的朋友，大家一起切磋書法，唱和詩詞。閑暇之余，他到處游山玩水，逛寺院，訪道觀，日子過得非?？旎?。
兩年多之后，蔡襄升任福建路轉(zhuǎn)運使，又過了一年多，蔡襄父親去世。在父親最后幾年的時光中，蔡襄能夠一直守護在父親身邊，這在當時的官員隊伍中是不多見的，蔡襄應該可以心無遺憾了，他安心地開啟了自己三年的服喪期。
剛到揚州的韓琦是有點不適應的。他之前的人生一直是“進攻型”的，19歲考中進士榜眼，二十多歲任諫官時敢言直諫，曾“片紙落去四宰執(zhí)”，一篇奏章讓兩位宰相、兩位副宰相全部被免，連犯法的皇親他也敢彈劾。韓琦喜歡研究軍事，32歲到西北抗擊西夏，積極主張進攻，35歲回朝擔任樞密副使，在新政失敗之際敢于力挽狂瀾，與反對派對抗?，F(xiàn)在忽然轉(zhuǎn)移到“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韓琦也只能學著放緩節(jié)奏，享受風雅。
對于緊張了多年的韓琦來說，揚州府衙里幾乎等于沒什么活兒可干，他又不敢去干預朝政，只好找點閑事打發(fā)時間。他開始對府衙后花園里那些花來了興致，就漫步其中，研究不同品種的奧秘。他發(fā)現(xiàn)揚州的牡丹很有特色，比洛陽牡丹更純粹。這是什么原因呢？韓琦研究了一番，找到了答案，洛陽牡丹名氣大，養(yǎng)花人為了賣個好價錢，會不斷進行人工干預，使得有些花朵看起來不夠真實自然了。揚州牡丹名氣不大，養(yǎng)花人也不會過多折騰它們，反倒使它們看上去更多了一份自然美。
相比牡丹，韓琦更愛芍藥。他的后花園里就種有不錯的芍藥，有一天，他發(fā)現(xiàn)了四朵長得奇特的芍藥，就邀請了三位官員一同簪花，這就是本篇開頭“四相簪花”的故事。
韓琦有了好的芍藥品種，就派人送給安徽滁州的歐陽修。歐陽修新修了亭子，喜歡在亭子里喝酒，聽琴，賞花，他正缺好花木，韓琦送的美物正當其時。
在參與簪花的四個人中，最年輕但后來最有名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喜歡讀書，據(jù)說他每天讀書到很晚，第二天也會起得比較晚。韓琦以為這個年輕的小伙子有什么不良的夜生活，就找王安石談心，要他改正。王安石也不辯解，他這種不屑的態(tài)度讓韓琦有些不滿，但王安石也不在意。這大概是王安石和韓琦最早的不愉快。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協(xié)助宋神宗推行變法，韓琦成為極力反對變法的代表性人物。
雖然揚州的生活優(yōu)哉游哉，可韓琦的內(nèi)心并不暢快，相比蔡襄的安于當下，韓琦更渴望積極向上。有一天，一位太常博士一時興起，搞了一個宴飲和射箭活動。射箭玩的是儒家“六藝”中的射箭術，卻勾起了韓琦對往年沙場征戰(zhàn)的回憶，一時間，韓琦心潮澎湃，激情萬丈。
蔡襄從京城調(diào)任福州時，他的官銜不僅沒降低，還從秘書丞升為了右正言。韓琦離開京城時，官銜也沒降低，還加了資政殿學士的職銜。這說明，仁宗并沒有將新政失敗的責任歸咎于他們，也并不是要懲罰他們，只是將他們調(diào)離朝廷，避免“朋黨”嫌疑而已。這既是仁宗對皇權的保護，也是對這些寒門官員的保護。善于平衡之術的仁宗應該心里很清楚，這些積極支持改革的寒門官員都是萬里挑一的人才，不僅有干實事的意愿，更有干實事的能力，以后還大有用得著他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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