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叫我去問誰呢？”——費孝通的問號

一

《費孝通文集》第1卷第1頁第2行，出現他一生著述的第一個問號。

從這一問開始，文集十六卷，卷卷有問號。粗略做手工點算，可見費孝通先后寫下的將近七千個問號?！顿M孝通晚年談話錄》中，還有一千五百多個問號。這是他對一生所歷近百年社會變遷的觀察和思索如實記錄的重要部分。

費孝通一向敬重的梁漱溟，自視為“問題中人”。若有機會把費孝通留在世間的問號奉于梁漱溟案前，或也可得評“問題中人”，引為同道。

費孝通

1937年1月11日，費孝通在倫敦寫信給廖泰初，討論“我們從這個觀點中所產生的研究收獲是不是民族生存上必需的知識？有它無它是不是無關宏旨？是不是把握不住時代的動蕩？是不是不值青年人用生命和世俗的幸福來換取的？”

1941年1月12日，費孝通在昆明寫《勞工的社會地位》，說起“士農工商”，思索“在市鎮(zhèn)里，再窮也不能把長衫當去，長衫代表什么？”“靠肌肉為動力的時代的勞動，本是牛馬的事。人們和牛馬做同樣工作，哪里會被人看得起呢？”

1943年4月10日，費孝通在呈貢寫《清明懷故鄉(xiāng)》，“老母翻開補了又得再補的春衫，針上穿了線，又停住，春風吹來怎么還是這樣冷？兒女們帶去的棉衣，已經五年了，破得不知成什么樣，線沒有這樣長，有誰在替他們縫補？”

1947年11月26日，費孝通在北平寫《損蝕沖洗下的鄉(xiāng)土》，“回頭看看一般談政治和經濟改革的人，眼睛卻大多只對著中樞政策，這一大片廣大苦海里在法外特殊政治機構中茍延喘息的老百姓的慘景，連提都沒有人一提，怎能不令人痛心？”

1948年2月16日，費孝通在清華園寫《所謂家庭中心說》，“我們所謂以家庭作為生活中心的說法有多少事實根據？我們一天里有多少在家里？一天里接觸的人中有多少是家里人？更具體一些，夫婦之間坐在一起談話說笑一天有多久？親子之間又怎樣？”

1949年8月31日，費孝通參加北平各界代表會議后，寫下政權鼎革前夜的思索：“究竟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呢？”

1980年3月，費孝通在美國丹佛接受應用人類學學會馬林諾夫斯基獎儀式上演講。國際學界在費孝通沉寂二十多年后又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會科學知識來改造人類社會這個目的么？”

1982年8月19日，費孝通在吉林社會學學會座談會上講話，擔心“到2000年很多老年人靠誰生活呢？……現在強調生一胎，到將來就更復雜了，由誰來挑起這副擔子，怎么個辦法挑起來，是我們現在就要想到的問題?！?/p>

1984年6月27日，費孝通在北京寫《舊話相應——〈柳無忌散文選〉書后》，感慨“哪一條人生的路上沒有‘累積的苦痛，撫膺的怒氣，過去現在，有意無意的錯誤’，種種不如意的事呢？苦笑過后，回過頭來，……從寧靜的回憶中，優(yōu)游自在，……”

1987年10月31日，費孝通在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言說：“環(huán)顧當今之世，在知識分子中能有幾個人不惟上、惟書、惟經、惟典？”

1990年8月16日，費孝通在莫斯科十月廣場科學院招待所寫《紅場小記》，“久仰的‘圣地’果真出現在眼前。擺弄了我一生的風暴，不就是從這里起源的嗎？”

1995年4月25日，費孝通在漯河市郾城縣黑龍?zhí)舵?zhèn)半截塔村訪問農戶，想起多年存疑的問題?！拔覀兪钦驹谑裁吹胤剑俊覀兠氖^是什么？”

1997年7月1日，費孝通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現場見證歷史切換，“中國國旗升上去，英國國旗降下來，一升一降，歷史都在里邊了。我在那里一邊看一邊想，為什么會有這一天？”

1999年9月30日，費孝通回顧重建社會學歷程說：“我們這一代人，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會文化變革，它正在發(fā)生些什么變化？怎樣變化？為什么這樣變？”

2002年8月6日，費孝通參加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座談會，提出自己暮年里想得最多的問題：“人類發(fā)展到現在已開始要知道我們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來的？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么？它將把人類帶到哪里去？”

二

費孝通留意、思索的問題，從柴米油鹽到人類命運、宇宙演化，從家鄉(xiāng)江村到無窮的遠方，從定西老農到無數世人，無不蘊含著這位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懷和寄托。費孝通是個什么樣的人？他留下的八九千個問題，看一遍，或看一半，哪怕只看十分之一，也能多少有所領悟。

對這些問題的關注、發(fā)現、提出、分析、解說、反思，貫穿費孝通學術生命始終。他素來視民如傷，學術為本，實證為法，躬身田野，如實記錄，為當局者做“善謀”，擺事實，講道理，出主意，想辦法。為此，承平日子里，他甘于吃苦，風餐露宿。山雨欲來時，他不避風險，廓然大公。殘酷打擊中，他逆來順受，保持思考。一旦有條件恢復正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他顧不得回味酸苦，立即回歸田野，回到民眾生活中，為他們提高生活水平做調查，寫文章，提建議。從1980年“改正”，到2003年年底住院，費孝通以老邁之身不停奔波了二十三年。

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得道，暮年回首前塵，費孝通一生勞作，記錄于十六卷本《費孝通文集》代表的等身著述，也有到老未曾化解的心底遺憾。

他始終沒有感受到他期盼的、他應得的歷史信任。

費孝通有足夠的參與熱忱，卻碰上意外的冰涼。他感慨“我們這個社會總教人做好人，可是總不準備獎品”。1957年，他深切地體會了受誤解的滋味。1998年12月21日，費孝通說起當時，“晚上還會做夢，那東西還來。好像一下子給人家……說不出來了。受冤了”。

把話說重一點，費孝通曾有感受，“我能不能劃在人的圈子里也成了問題”。這話寫在《費孝通散文》序言位置，該多沉痛？他說自己“和‘正道’格格不入”，“入不了世人所規(guī)定下的圈子，不能甘心在別人劃下的框框里做個順眼的角色，成了圈外人物”，該多悲涼？

《紀念黃藥眠》一書出版時，費孝通題寫道：“踏著荊棘飲著苦酒勇敢地面向光明?！?/p>

1998年9月20日，在蘇州南園賓館，費孝通又說起“圈外”話題。他說：“我就是這一輩子沒有嫁出去。‘圈外人語’，這個話意思很深。我一輩子沒有進圈子。唱戲要有臺子，我沒有，只是清唱。清唱一生。別人不為我搭臺子，我自己搭。搭來搭去，快搭好了，別人就拿去了?！?/p>

這種經歷，費孝通平時不大往心里去。到了生命終點，蠟炬成灰，一生難消的隱痛浮上心頭，應是人之常情。他不是過不去，只是想起了。1934年，費孝通就把他人生最后一幕寫出來了，“我早預備走，但心里梗梗地好像總有什么放不了的。這世界還有放不了的？自己也難信。今天才恍然，原來是你。但是放不了的不還是要放了？”

屬于個人際遇的，放不了的也還是要放了。屬于公眾事務的，放不了的還是放不了。比如，社會學的學科發(fā)展，人類學的普世使命。費孝通放不了，還有自責。他說：“我寫了這么多年，六十多年，好像還只是在表面，不是深層的。深一層的東西還不敢碰它，適可而止了。超過了當時的文化高度，人家也不能接受你的東西。”

2000年8月，費孝通為第七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起草講稿。該會有海外學者參加，問題應該談得深一點。他說：“在最近幾次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中，我用‘和而不同’來概括我國文化傳統(tǒng)中人文價值的基本態(tài)度，也用‘和而不同’來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現的面貌。這不是我的發(fā)明，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遺產。我反復申說這四個字，包含著我個人對百年來社會學、人類學在認識世界方面諸多努力的一個總結，也隱含著我對人文重建工作基本精神的主張，更飽含著我對人文世界未來趨向的基本盼望和夢想。也就是說，我們所做的學術研究既要體現人文世界的實際面貌，同時又必須為人類群體之間的相互依存提出值得追求的方向?！?/p>

這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界當下履行學科職責的及格線。費孝通對中國學界的履職能力并不樂觀。公開場合，寫文章，作演說，他會表達得委婉、含蓄些，即便提出批評、“警告”，語言上也留有余地。私下說起來，話就相當不客氣了，直抒胸臆。

1997年11月19日，費孝通到上海做實地調查，研究浦東新區(qū)失地農民“浮在半空中沒有著落”的問題。他對長期在當地做調查的李友梅說：“現在的中國社會學還停留在李景漢時代。吳文藻開始做起來的事情還沒有扎根。有人還在那里打架，你搞我一下，我搞你一下，拉山頭，樹大旗。這樣搞下去，社會學沒有希望。”

此前一天，11月18日，費孝通在無錫，說起16日參加的“發(fā)達地區(qū)城市化進程中建筑環(huán)境的保護與發(fā)展研究項目成果鑒定暨驗收會”，他在現場聽了項目總負責人吳良鏞院士的講述，感到梁思成后繼有人，說：“我那天說梁先生后繼有人，是感慨我自己。梁先生后繼有人了，我是后繼無人??！”

費孝通的孤獨感，很早就有，很少流露。1936年，他在江村做調查時，曾在《江村通訊》最后一篇中說：“讀龔定庵的《書金伶》，竟使我有些害怕，曲之高者，真不是鬧著玩的。話說得太遠，沒有經驗過的當然不知道我在說些什么，若是本領更強的或早已超過了這種境界，只有在這邊際上的人物才會覺到這種情緒，不幸的就是我老是在‘邊際’上過活著！”

這段文字，是費孝通孤獨感的早期表達，也是他一生總在“圈外”的預言。從他帶著江村調查資料到英國，到他1938年完成博士論文，馬林諾夫斯基為這篇論文寫下序言，再到1996年費孝通重讀這篇序言，其孤獨感一直默存于心。

蓄之既久，不妨最后一說。費孝通在長文《重讀〈江村經濟〉序言》最后一節(jié)說：“馬老師在《江村經濟》的序言里實際上已經點明，介紹我時首先他說我是‘中國的一個年輕的愛國者’，他同情我當時關心自己祖國‘進退維谷’的處境，更同意我以我這個受過社會人類學訓練的人來進行為解答中國怎樣適應新處境的問題。從這一點出發(fā)我提出要科學地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的志向，為此我走上了這一條坎坷的人生道路，一直堅持到暮年。實際上，真正了解我學人類學的目的，進入農村調查工作的，在當時——甚至一直到現在，在同行中除了馬老師之外，為數不多。我在西方的同行中長期成為一個被遺忘的人。我有一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自稱是被視為在這個學術領域的一匹亂闖的野馬。野馬也者是指別人不知道這匹馬東奔西馳的目的何在。其實這匹四處奔馳的野馬并不野，目的早已在六十年前由馬老師代我說明白的了?！?/p>

三

2003年年底，“亂闖的野馬”跑完全程，住進北京醫(yī)院。他東奔西跑的目的，了解的人不多。奔走一生的感受，知音更少。一生職志，費孝通已說出，辭世前，他還有最后的話。

費孝通生命最后一段時間中，從學術角度和他接觸較多的是潘光旦的女兒潘乃谷教授。

潘乃谷說：2003年10月，“可能他自己感到再出去開會和大家交流已不容易了，所以囑咐我把他的所思所想記錄下來，……我協助他整理了四篇簡短的信件和書面講話。它們是：《老來還是要向前看》《給南京紀念“小城鎮(zhèn)大問題”發(fā)表二十周年座談會的信》《給“第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的信》《在紀念費孝通教授“小城鎮(zhèn)大問題”發(fā)表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F在他走了，回過頭來重讀它們，才領悟到這就是費先生最后想要和我們說的話”。

另一段文字，是費孝通在病中寫出，囑咐潘乃谷琢磨、謄清，可看作他的遺言。

這是“最后”的最后，全文如下：

病時所思，作為留言可也。

成人以來立志以腦力勞動為人民大眾謀些福利，即所謂志在富民?；仡櫞松@個志愿基本上做到了的，至于有什么效果就讓別人在身后去評論了。自覺在我這一代人中是盡力為這目的去努力的一個。但所學不夠，更不深入。學習得不夠認真，不夠高要求。這是直話。成績不如條件好，多得于人而出得不夠，也可說辜負此生的機遇。這是真心話。受于人者遠過于援于人，這個天平上我不是個成功者。我是想做得更好更多些的，但到自覺時，存信者不堅是件大苦事。作為一個教訓，不要失去時間和機會，要有自覺。這是為什么我說要補課的真實原因。其實我是想自責耳。有心理條件時不主動充分爭取，多留著一些尾巴，失之極易，追已難及，這是我自己最后的一點心理，也是懺悔，是一點自己的悔恨，一點自知之明。

當此初，作力追取要及時，莫悔恨失之措臂。舉個例子說，我所師從的幾位老師是很難得的，但我并沒有好好地學，把他們的成就繼承下來。比如史祿國的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其涵義很深，我沒有搞清楚。又如潘光旦的新儒學的見解，我也沒有好好學會。其他如Park和Malinowski我只是掠了個皮毛，沒有深入。學習不認真是我的大毛病。

一介書生，留下的最后文字，是懺悔。帶走的，有未了心愿，還有未解的問題。

未了心愿中，屬于著述的，至少有五個題目。

1948年8月28日，費孝通寫道：“儲安平先生暑假里到北平來，他希望我把在《鄉(xiāng)土重建》后記里所預告的《中國社會結構》早一點整理出來，我對這件工作著實躊躇，因為這件工作要做到自己能滿意的程度決不是這幾年內可以完成的。”

1998年1月21日，費孝通對助手談讀《史記》心得，從司馬遷的“天人之際”說到錢穆，說“我準備寫一篇文章，……叫《有朋自遠方來》。錢穆對于我，很遠啊?？墒撬麑κ虑榈目捶ㄓ行┑胤胶臀液芙咏?。

1998年1月23日，知名出版家沈昌文登門拜訪費孝通，兩人長談。說起身世，自然說到紳士。費孝通說：“‘紳士階級’這么一種人，gentry，是怎么分化的，怎么消失的，我想寫出來。”

1999年1月15日，費孝通對方李莉說：“有關文化的死活我一直想寫成一篇專門的文章，但現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發(fā)揮發(fā)揮寫出來?！?/p>

1996年10月13日，費孝通對助手談寫作計劃?！艾F在是在公務活動的縫隙里邊抓時間寫，等我從民盟和人大退下來以后，就有時間好好寫文章了。把已經想好的這個大文章系列一篇篇寫完，最后再寫一本，叫《傳外雜俎》或是《傳外札記》，從家庭寫到最高的政治，寫出我看到的、我經歷過的社會到底是一個什么樣子的社會，我經歷過的一些歷史大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比如反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把自己知道的都寫出來，留下來，讓后人知道更多的真相。反正我快要死了，死前把它說出來，也是一種責任。”

未解問題，如本節(jié)文字前述，從十六卷本《費孝通文集》逐冊選取一二。弱水三千，此為一瓢。他做“另案處理，免于收入”其文集的“檢討”“交代”文字中，目前新發(fā)現的費孝通晚年談話錄音磁帶上保存的聲音中，以及他輾轉病床的浩茫心事中，還有“多得很”的“新問題”。他都希望有思考，有交流，希望有機會找人請教。他十七歲時心中的“人類究系何物”這問題，到老仍在心上。

1943年3月，在費孝通一生學術研究高峰期，在昆明呈貢古城，他為《生活導報》寫《雞足朝山記》末篇，最后一句是：“這叫我去問誰呢？”

這是費孝通當年自忖，也適用于他2005年4月24日往生之前最后一瞬。

1928年，費孝通自問：“何怪乎在我生命道上會有重出無窮的荊棘怪獸來阻我嚇我呢？”何其準確的預感。他的一生中，從青少年到暮年，確有荊棘怪獸，“重出無窮”，“亦阻亦嚇”。所有這些，最終沒有擋住他“生命道上”的寄托和奔赴。

2005年的早春，荊棘，怪獸，阻，嚇，都已遠去。費孝通日趨安靜，得大自在。

四

1928年，費孝通為自己確定了“唯一的責任”。一生中，他恪盡職守。對“荊棘蔓蔓的人生道上”經歷的“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他盡力如實記錄，留下等身著述。“后面很努力趕來的同類們”，正接續(xù)著對中國與國際社會變遷的觀察、記錄、思索、表達、交流。

1995年，費孝通提出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三駕馬車”構想，促進了同道的研討和實踐。寫出《人類學之夢》的群體，寫出《走出鄉(xiāng)土》的個體，都在“努力趕來”。

前有古人，后有來者。許倬云洞察這一傳薪續(xù)火的場景，表達感想說：費孝通、楊慶堃的工作，“要到三個世代以后”“才有人真正接下去”，讓他傷心?！叭齻€世代以后，有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又使他欣喜。

“三個世代”前后的人，都有了。許倬云應屬“三個世代”之間實質上的連線人。

費孝通辭世后，他晚年留下的話題，能接得上、談下去、談開來的人，尚不多見，《許倬云十日談》（2022）引人矚目。其中古與今、中與西、天與人之間的廣泛話題和恢宏氣象，不妨看作費孝通暮年話題的延續(xù)和拓展。

費孝通當年寫下“這叫我去問誰呢？”是問詢桃源蹤影。他知道那是烏托邦，問號只是自忖，并不曾想真去問誰。如果他有機會讀到《許倬云十日談》，聽聽許先生的“九十自述”，討論一番“人類如何建立‘理想國’”，再就“當今世界的格局與人類未來”作開懷談，確認吾道不孤，也許會想：不妨問問許先生。

也許還是保留自忖狀態(tài)，跡近坐忘。

1993年2月16日，費孝通寫《〈史記〉的書生私見》一文，留下一句話，兩個問號：“讓這臺戲演下去吧，留個問號給它的結束不是更恰當么？更好些么？”

這臺戲，是人類社會文化變遷歷史活劇，是天人之際，古今之變。

費孝通留的問號，是一位中國人類學者對“人類究系何物”的永恒追問。

（本文摘自張冠生著《斯人斯土：費孝通的一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