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迸炫刃侣劇に郊覛v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素以“篤行直道”蜚聲于世。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與撫州知州高商老二人聯(lián)名奏辟黃榦為臨川令，奏狀稱其“稟資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綽有余才”。時撫州（今江西撫州）下設(shè)臨川、崇仁、金谿、樂安、宜黃五縣，臨川縣因“蓋南楚之俗纖僳巧，法吏舞文相俠為欺詆，以多所證，逮積歲不竟，困細弱”，而號江西劇邑，尤為難治。黃榦于嘉定元年（1208）正月正式到任臨川縣，就任期間曾著手處理一起地產(chǎn)糾紛案。因案件牽連甚廣，涉及縣、州、安撫使司三級官府，在當?shù)赜绊戭H大。由于形勢之家危教授橫加干涉阻擾，又使案情撲朔迷離。透過此案見微知著，我們對宋代地方守令周旋于政令推行、豪紳掣肘、民生訴求等諸多難題之間的艱難處境略知梗概，深切體會到他們“為政”之難。
黃榦斷案：臨川風云
嘉定年間，臨安府學危教授報案稱自己家被盜，丟失若干財物。宋代的教授總領(lǐng)一州學政，掌學生功課、考試等事宜，地位頗為重要。危教授當時回鄉(xiāng)丁憂，寄居鄉(xiāng)里。黃榦身為一縣之長，不能坐視不管，當即派出尉司捉拿盜匪，但毫無所獲。不久，臨川縣突遭蝗災肆虐，黃榦趁滅蝗之際親至危教授家拜訪。交談過程中，黃榦方知危教授家所丟失財物“不過米鹽瑣屑之物”，并非貴重之物。即便如此，考慮到危教授既已報案，自己又身為臨川令，黃榦當即表態(tài)定當全力以赴查明案件。危教授聲稱自己知曉盜匪是誰，黃榦追問下得知危教授有鄰人名為熊祥，為人豪橫霸道，此前與他互爭山地，兩家結(jié)怨。危教授據(jù)此咬定盜竊一事的主謀必定是熊祥，而陳九、饒細乙、舒九三人則是幫兇。
黃榦知聞嫌疑人線索后，果斷命令尉司將熊祥、陳九、饒細乙、舒九四人緝拿歸案，以圖快刀斬亂麻，讓真相早日水落石出。然而一番行動下來，僅陳九、饒細乙、舒九三人被捕，關(guān)鍵人物熊祥卻好似人間蒸發(fā)，蹤跡全無。無奈之下，尉司對陳九等人預先審訊，隨后黃榦親自審問三人，三人卻“歷歷通吐，略無隱諱”，陳九對自己的盜竊行徑供認不諱，一口咬定是熊祥唆使其盜竊。饒細乙、舒九二人雖未參與盜竊，但二人均指認熊祥窩藏盜匪并且經(jīng)常教唆他人盜竊。此與尉司審訊結(jié)果驚人一致，案件真相似乎已經(jīng)明了，真兇竟真如危教授所言。
案情如此順利令黃榦心生疑竇，隨即追問陳九三人是否被尉司刑訊逼供或者受到危教授施加的壓力，三人均矢口否認。既然三人并未受到外力因素的干擾，為何會如此迅速地承認盜竊行徑？黃榦深知繼續(xù)審問也無濟于事，因此命尉司將三人關(guān)押，待調(diào)查清楚后再行處置。
不久，熊祥被捕，黃榦命尉司將陳九三人帶至堂前對質(zhì)，但尉司此時卻執(zhí)意要繼續(xù)羈押三人，并讓黃榦將熊祥交給尉司審問。黃榦本就對之前案件查處太過順利而心存疑慮，這下尉司的反常舉動，讓他再次警惕起來。宋代的尉司專門負責捕盜之事，而案件審訊分明是縣令之職責，故黃榦暗自思忖：“豈有反押詞人下尉司之理？”這其中定有貓膩。黃榦命專人繞過尉司將陳九三人帶至堂前，大吃一驚，上次審訊時能“歷歷通吐”的陳九此刻卻遍體鱗傷、羸弱不堪。黃榦令醫(yī)人看驗，發(fā)現(xiàn)陳九“拾指皆被夾損，腳踝亦被椎損”，顯然是被嚴刑拷打過，黃榦厲聲喝問是誰人所傷，陳九哆哆嗦嗦地稱是受到弓手徐亮、黃友在龍舟院嚴刑拷打，還受到危四官人（危教授之子）的勘問，前次招供是在無法承受皮肉之苦情況下的誣陷，并非事實。
黃榦又命專人“追龍舟院僧行供對”，確保陳九所言屬實。饒細乙與舒九見大勢已去，當即承認二人“受危教授者賂之使言”，在公堂上誣陷熊祥。至此陳九三人全部翻供，熊祥盜竊罪名自然無從談起，原本看似清晰的案情瞬間反轉(zhuǎn)，一切線索此刻都指向了危教授和他的兒子。然而案情發(fā)展到這一步，又出現(xiàn)了新的疑問：危家不惜勾結(jié)尉司，動用私刑拷打陳九，還大費周章地讓他們誣陷熊祥，這般行徑背后的動機究竟何在？黃榦明白，真相或許就隱藏在熊祥接下來的供詞之中，唯有順藤摸瓜，才能徹底揭開這層層迷霧。
原來，危教授雖為臨安府學教授，但卻寄居在離臨川縣四五十里的鄉(xiāng)間，所居之旁有山林陂塘，乃鄉(xiāng)民熊祥的地產(chǎn)，該地由鄉(xiāng)民陳如圭先賣與熊祥，后又賣與危教授，正是陳如圭的一田二賣引起這場糾紛。危教授并未采取合法手段獲得該地的所有權(quán)，而是倚仗自己的勢力多方脅迫熊祥就范，熊祥懾于其權(quán)勢一再退讓，不敢正面與之抗爭。危教授則趁機蠶食，但其并不滿意于這種現(xiàn)狀。恰在此時，盜賊侯圈五、陳細乙等人盜竊危家財物，這本是一起普通的盜竊案，危教授卻從中嗅到了機會，動起了歪心思，妄圖借此機會誣陷熊祥，以達到徹底霸占地產(chǎn)的目的。后續(xù)情況正如案件發(fā)展，危教授買通尉司，將陳九等人分別進行拷打和賄賂，使其在公堂之上誣告熊祥，坐實其盜竊行徑，一旦熊祥入獄，危教授便可獲得全部地產(chǎn)。
對于此案，黃榦感慨“夫無所爭而論人以停盜猶可言也，有所爭而以停盜之罪加人，此又甚使人不能無疑者”，危教授誣陷熊祥，憑借的是陳九三人的偽證，而今三人皆已變其前說，熊祥莫須有之罪名自然無從談起。細究之下，黃榦發(fā)現(xiàn)危教授這般行徑并非個例，實則是撫州當?shù)氐囊还赏犸L邪氣。鄉(xiāng)居士人平日里慣于“雜用霸道以陵駕鄉(xiāng)閭”，他們憑借自身的權(quán)勢、人脈，肆意欺壓鄉(xiāng)里，即便是那些飽讀詩書、本應(yīng)秉持公正的士大夫，身處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中，也未能免俗。黃榦深知自己身為縣令，乃朝廷命官，絕不能對這類敗壞風氣的行為聽之任之、助長其焰。他暗自下定決心，定要以此次案件為契機，撥亂反正，還臨川百姓一個朗朗乾坤。
黃榦詳勘此案，裁斷如下：熊祥窩藏盜匪之嫌，目下尚未查明，暫令其于居所禁足，交予都保嚴密看視，不得擅離。陳九因為遭受毆打身負重傷，“遂從而釋之”。著尉司全力追緝侯圈五、陳細乙二盜，限期歸案，不得延誤。黃友、徐亮逞兇傷人，致陳九傷殘，先各予杖責六十，以正律法威嚴。諸事畢，隨將案件詳情呈遞撫州府衙，并呈送使司存檔備案，以備詳察。至此案件得到初步解決。
未幾，此案陡生變故。陳九因為遭受毆打不治身亡。死者之子陳壽哩報官，狀告其父之死乃為危教授之子所毆，乞求對案件重新勘察，但此時獄司卻堅持是熊祥教唆陳九之子誣告。熊祥畏懼危教授之勢，索性隱匿不出，使得尋找真相的道路愈發(fā)艱難。同時，熊祥弟侄熊謙、熊漸向黃榦狀告危教授誣陷熊祥，又使案情陷入僵局，錯綜復雜的線索再次糾纏在一起，讓黃榦倍感壓力。
針對陳壽哩報官一事，黃榦認為熊祥是否教唆尚未可知，但陳九因危教授之子所毆而死是實情。熊祥即使教唆陳壽哩狀告危四官人，追根溯源，也是因為危教授誣告熊祥窩藏盜匪而起，甚是可憐。但因此案處理涉及暫居鄉(xiāng)里的士大夫危教授，黃榦處理起來未免捉襟見肘，加之案情隨著熊祥的隱匿不出陷入僵局，只能將此事上報州府，并派人護送陳壽哩赴州供對。而對于熊謙、熊漸狀告危教授一事，黃榦認為熊祥之事“三尺童子皆知其冤”，僅憑獄吏片面之詞不能定罪，況熊謙、熊漸二人為熊祥弟侄，罪不相及，因此上報撫州，請求將二人釋放。
撫州州府接到黃榦的報告和陳壽哩的供詞后，委派專員驗明陳九尸身，確實發(fā)現(xiàn)陳九身上存在毆打傷痕，但不是致命傷。與此同時，危教授也展開反制措施，氣勢洶洶的到州府狀告熊祥暗中教唆陳壽哩妄訴，要求必須緝拿熊祥予以治罪。州郡官吏畏懼危教授權(quán)勢，嚴命尉司捉拿熊祥，短短數(shù)日，熊祥“一族數(shù)家，盡室逃竄，室廬器用、雞羊狗彘，百十年家業(yè)掃蕩無余”，嚴刑拷打熊祥弟侄熊謙、熊漸二人，關(guān)押陳九之子陳壽哩，進行刑訊逼供，企圖屈打成招，“欲以流罪加之熊祥”。
這段時間內(nèi)，黃榦“適以職事趨大府稟議”，公務(wù)纏身不得不離開臨川前往別處。就在他離開的間隙，局勢急轉(zhuǎn)直下，等他匆匆趕回臨川之時，慘案已然釀成，黃榦深知案情存在不白之冤，立即向撫州遞送札子，請求重新勘驗案件。黃榦認為熊祥即使教唆他人誣告，也是因為危教授誣告熊祥窩藏盜匪在先，如今熊祥官司纏身，十分可憐。尉司又對熊祥一家痛加搔擾，使其不堪其苦、瀕臨破產(chǎn)。危教授身為士大夫，不顧官府公議，千方百計禍害鄉(xiāng)民、魚肉百姓，令熊祥遭受無妄之災，自己身為一縣之長，不能坐視不管。因此，黃榦請求州府赦免熊祥，收回追捕熊祥的成命，并追究州府惡吏私自下鄉(xiāng)擾害的罪行。
州府在斟酌之后，一定程度上采納了黃榦的意見，對熊祥的追捕態(tài)勢稍有緩和。但熊祥弟侄仍然被羈押在巡檢司。黃榦自知此案已由州府負責處理，自己身為縣令參與此案已不合常理，“然守令之職均于字民，臨川之民有受害者，不容自默”，古代圣人為政亦會向鄉(xiāng)野之人求教，自己身為撫州僚佐，更不能置身事外。因此黃榦再次向州府申辯，提出四點意見：
其一，危教授身為士大夫，強奪熊祥地產(chǎn)失敗后，隨即誣陷熊祥窩藏盜匪，令其深陷官司泥潭。陳九之死雖不是危四官人所殺，但也是被其毆打所致，“故熊祥得以泄其不平之氣，而諭其子以興訟”。歸根結(jié)底，一切皆因危教授強奪地產(chǎn)而起。而今熊祥四處逃竄，家業(yè)破蕩，其慘狀怎不令人心生惻隱。危教授操縱尉司刑訊逼供無辜百姓并且隨意羅織罪名，現(xiàn)在州府又命縣尉司追捕熊祥，如果再不懲治危教授，他還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其二，危教授位處士大夫之列，熊祥則為一介平民，二者雖身份懸殊，然俱是我天朝子民。危教授悖逆天道惡意誣告、強奪地產(chǎn)，官府畏懼其勢力對其罪行佯裝不見。危教授誣告熊祥，官府不過虛應(yīng)故事，敷衍了事；熊祥狀告危教授，卻落得個家破人亡的下場。長此以往，倘若再有類似案件發(fā)生，士大夫豈不占盡先機，而平民百姓則只能在不公不義中苦苦掙扎，求告無門？國家張官置吏，所為者何？難道僅僅是為維護士大夫之特權(quán)，而將黎民百姓之生死存亡棄若敝屣嗎？倘若真如此，國將何以為國，民將何以為民！
其三，從律法視角審視，此案脈絡(luò)明晰可辨。危四官人“以一衰老朝不謀夕之百姓，監(jiān)系累月，復加箠楚之毒，十指兩踝皆有痕損，夫安得不死”。本縣經(jīng)嚴謹勘查，已然查明陳九之死確系危四官人暴力毆打所致，鐵證如山，據(jù)此如實申告官府，此乃維護公義之舉，何來誣告一說？再者，陳九因父慘死毅然告狀，熊祥則遭不白之冤，無奈之下指使陳壽哩助其維權(quán)，二人所為皆出于正當訴求，又怎可僅憑臆斷便以誣告之罪論處？
其四，危教授以高科自負，以高材自居，臨川縣民畏之如虎，百姓苦不堪言。倘若任由這般惡徒繼續(xù)逍遙法外，為所欲為，那臨川之地恐將徹底淪為危教授的私人領(lǐng)地，成為其一手遮天之所。彼時百姓懾于其淫威，必將噤若寒蟬，不敢前往縣官跟前申訴冤屈，尋求公道。危教授正是欲借熊祥一案殺雞儆猴，進而達到控制臨川的目的，其行徑之惡劣，用心之狠毒，實在令人發(fā)指。
最后，黃榦深知自己作為臨川縣令，代表天子治理一方，不能以一己之利害而將百姓棄置度外。既然熊祥窩藏盜匪案件已經(jīng)查明，其誣告之案純屬欲加之罪，故而懇請州府赦免熊祥之罪，力求囂張跋扈者的陰謀無法得逞，蒙冤受屈之人終能得見天日。在黃榦的據(jù)理力爭下，撫州州府赦免熊祥弟侄。又恰逢郊祀之赦，鑒于巡尉兩司仍在追捕熊祥。熊祥之子又向州府陳詞報告，這才停止追捕，但這一番折騰對熊祥一家?guī)淼臑碾y不亞于寇盜劫掠。盡管這樣，熊祥及其弟姪都被脫免，此案獲得第二次解決。
然而，危教授對于撫州州府作出的相關(guān)判決拒不接受，竟妄圖翻案，旋即向江南西路安撫使司提起上訴。企圖“重困其家，使之流離轉(zhuǎn)徙，盡據(jù)其產(chǎn)業(yè)而后已”，安撫使司遂介入此案，并派人取索本案相關(guān)文書判詞，黃榦深知危教授一貫行徑乖張，素日常與部分心懷不軌之士勾結(jié)，難保不會在文書上動手腳，暗中調(diào)換關(guān)鍵內(nèi)容，迷惑使府。為防患于未然，黃榦隨即將熊祥之子的陳詞和本案文書具狀親自交付使司，并附帶一道札子匯報案情經(jīng)過，為熊祥申辯。
黃榦所呈札子除去對案件來龍去脈做基本梳理外，提出“為政之道，抑強扶弱，不宜有偏，安富恤貧，要當兩盡”。危教授身為教授學官，憑借其權(quán)勢行誣陷勾當，“侵漁鄉(xiāng)民，毒害很鷙，如虎狼蝮蝎，蕩人家產(chǎn)，以霸鄉(xiāng)閭”，自己身為臨川縣令不能坐視不管。故而請求使司選派干練官員查清此案，“使形勢之家不得侵害閭里，遠縣鄉(xiāng)民實荷生成之賜”。
上述內(nèi)容來源于黃榦撰寫的三道判詞《危教授論熊祥停盜判一、二、三》，以及向撫州州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司提交的《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札子》《申安撫司辨危教授訴熊祥事札子》和《申撫州辨危教授訴熊祥狀》。令人遺憾的是，盡管黃榦為追尋真相付出諸多努力，案件卻并未真正落下帷幕。由于史料缺佚，安撫使司最終是否成功解決此案已經(jīng)成為歷史謎團。危教授及其兒子危四官人在這場風波中是否得到應(yīng)有的懲罰，具體又實施了何種判罰，同樣塵封在歷史的迷霧深處。就連引發(fā)這場糾紛的核心——熊祥地產(chǎn)的最終歸屬權(quán)究竟花落誰家，也難以尋覓確切答案。但不可否認的是，案件中危教授與黃榦驚心動魄的三次博弈，揭示出南宋基層治理中的隱秘角落，表明縣域治理從來都不是一件輕松之事，地方官員除了要克服官吏自身可能存在的懶政怠政問題外，還不得不殫精竭慮地應(yīng)對來自上下級錯綜復雜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以及豪強世家憑借勢力施加的重重壓力。這些人事因素相互交織，如同重重枷鎖，給宋代基層治理增添了無盡的艱難險阻。
案件真兇：驪塘先生
通覽此案，危教授橫加干涉是本案難以判決的首要原因。那么這位興風作浪的危教授究竟是何方人物？有關(guān)本案文書判詞均收錄于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中，其最早刊本是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危教授之名被刻意涂抹，僅留存“竊見本縣有教授危█者”字樣（參見下圖）。事實上，黃榦身為縣令，在撰寫申辯狀時應(yīng)當是保持公正態(tài)度直書危教授名諱的，只是后續(xù)版本刊刻之際，或出于為尊者諱的考量，才將危教授的名諱隱去。如此一來，危教授身份是否就無從得知了呢？
黃榦《申安撫司辨危教授訴熊祥事》部分原文
實際上，這起地產(chǎn)糾紛案中的危教授是世稱驪塘或巽齋先生的危稹。
黃榦在札子中稱危教授家為形勢之家。危氏家族自唐末至南宋，世代居于臨川，始祖為唐末撫州刺史危全諷。元人黃溍曾為危素之父危永吉作墓志銘，其中論及危氏一脈發(fā)展變遷：
按危氏出于姬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凝有子曰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亙之子曰全諷、曰仔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冦盜充斥之時，合鄉(xiāng)人立壁壘以自衛(wèi)，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傅、處州防御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國侯。仔倡后歸吳越，子孫皆仕于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絳為最顯，而危氏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谿，則自全諷六世孫怦始。
黃溍將危氏一族始祖追溯至唐代泉州錄事參軍危凝。危凝有子危亙官至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危亙生二子危全諷、危仔倡，居住于撫州南城。彼時江淮地區(qū)正值寇盜充斥、局勢動蕩之際，危亙二子挺身而出，聯(lián)合鄉(xiāng)人修筑堡壘自衛(wèi)，大破賊兵，其英勇之舉引得朝廷特加賞賜：危全諷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危仔倡特進檢校太傅、處州防御使，守信州刺史。危仔倡后代皆仕于吳越國，賜姓元氏。待北宋肇基，傳至元絳一代，其家族臻于鼎盛之境。而全諷一脈世代扎根于撫州南城，至危怦一代遷徙至金谿縣。危素在《臨川家譜序》中記載：“居金谿縣者，繇諱怦而下七世，列為支三。居臨川縣者，繇諱忱而下，列為支三十有六?！睋嶂菸Ｊ线w徙金谿后逐漸分化為金谿、臨川兩脈。危素隸屬金谿一脈，其家族淵源清晰可考，“曾大父諱時發(fā)，宋贈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diào)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能媚權(quán)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皇朝危潮州、小江等處監(jiān)司提舉?！笨梢娊鹭G一脈依舊延續(xù)著官宦世家的風范。相比之下，臨川一脈的發(fā)展因史料缺佚，諸多事跡已難詳考，但其家族能分為三十六支，足見規(guī)模之龐大。又有元人虞集《道園遺稿》卷三《送道士危亦樂歸臨川》中提及：“驪塘危氏，臨川之望族，文學雅正之士世世而有之，故予所謂不得盡交者也”，臨川一脈亦屬于衣冠世家，這恰好契合黃榦稱危教授為 “形勢之家” 的說法，印證了危教授背后家族勢力的深厚底蘊。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本名科，孝宗時更名為稹，淳熙十四年（1187）王容榜進士出身，擅長詩賦之學。其生平事跡在諸多典籍中均有記載，《宋史》卷四一五有傳，《宋元學案》《兩宋名賢小集》等文獻中也能覓得其蹤跡。文集早佚，留存于世的僅有《巽齋先生四六》，收入宋刻本《四家四六》之中。西山先生真德秀曾為其作墓志，只可惜這篇墓志未能流傳下來。明代林弼《林登州集》卷二三有《書驪塘危先生墓銘后》一文，可知在明代這篇墓志銘尚且存世。弟危和，字應(yīng)祥，號蟾齋先生，開禧元年進士，在嘉定年間出任上元縣主簿一職。曾立祠以祀程顥，真德秀為此專門作記。任職德興縣（今江西上饒）期間，施行諸多惠政，深受百姓愛戴。直至紹定年間，調(diào)任隆興府（今江西南昌）時不幸去世，袁甫《蒙齋文集》卷一七收錄有《危君墓志銘》，詳細記錄了他的一生。
元人袁桷曾受臨川危氏族人委托為其族譜作序，云：“維漳州大夫（危稹，曾知漳州），于桷曾大父（袁韶）樞密越公，同淳熙進士，同乙科，同著作，同為番陽文敏公（洪邁，謚文敏）之門人。其弟南昌君（危和，赴任隆興府時去世），族祖正肅公（袁甫，謚正肅）實銘其墓?！笨芍ｐ ⒃赝瑸楹檫~門人，《宋史?危稹傳》記載洪邁得到危稹文章時的情景，“時洪邁得稹文，為之賞激”。危稹進士及第后被授予南康軍（今江西廬山）教授。《（嘉靖）東鄉(xiāng)縣志》記載：“登乙科，授南康教授，士經(jīng)指教，文體丕變?！痹诖似陂g，危稹得到楊萬里賞識，二人還一同游歷廬山。楊萬里《遍游廬山示萬杉長老大璉》詩序中寫道：“余夜宿棲賢，詰朝行散，同臨川?？品昙橛^廬山，紀行示萬杉?！?/p>
南康軍任職期滿后，危稹調(diào)任廣東帳司，卻因父喪未能赴任，服除后調(diào)任為臨安府（今浙江杭州）教授。梅亭先生李劉在《代回危教授謝列薦》中提及：“及第經(jīng)年，未脫選調(diào)，入京注受幾一年，而未得闕?！庇衷疲骸肮┠彻僭缡彰?，獨振妙聲。坐廣文之氈，似成一十四考?！睋?jù)此可知，危稹進士及第后，經(jīng)歷了一年多的注授時間，南康軍教授任期大致為十四年，為父守孝三年。如此推算，危稹就任臨安府學教授時間最遲為開禧二年（1206）。
又危稹在《賀浙西漕啓》中自述：“方二十五而擢第春官，雖未愧退之之敏；今十九年而不離學校，亦僅同士丐之衰……猶幸冷官，得為下吏”，可知危稹在臨安府學任期大致為一年，隨后丁憂三年，守孝期滿后遷任京西安撫司。故此啟應(yīng)是危稹 “得為下吏”，新任京西安撫司時所撰，時間應(yīng)為嘉定三年（1210）。
宋人陳義和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中記載：“（開禧三年）十一月，江西提舉常平趙公希懌、知撫州高公商老奏辟先生（黃榦）知臨川縣事……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到任。”并且提到“臨川在任三考零二十四日，以是年（嘉定四年）二月日滿”，通過這些信息能夠明確，黃榦于嘉定元年正月正式到任臨川縣，直至嘉定四年（1211）二月任期結(jié)束。鑒于此，案發(fā)時間必然處于這一區(qū)間之內(nèi)。無巧不成書，此時臨安府學教授危稹恰好因丁母憂回到臨川。結(jié)合前文所提及的案件細節(jié)，由此可以斷定黃榦在各類札子中所提到的危教授，正是當時處于丁憂期間、曾任臨安府學教授的危稹。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行政架構(gòu)之下，知縣、縣令名義上作為一縣最高行政長官，貌似掌控全縣一切事務(wù)，手握至高權(quán)威，所頒政令理當一呼百應(yīng)，全縣官民皆須依從。實則不然，在實際為政過程中，他們常深陷困境，備受僚屬、胥吏、寄居鄉(xiāng)里的士大夫、普通士人和富室等多方勢力的掣肘。這類群體長期扎根鄉(xiāng)土，于一州一縣乃至更廣區(qū)域織就了一張綿密且穩(wěn)固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形成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紐帶，牽一發(fā)而動縣域全局?？h政本就繁雜瑣碎，知縣、縣令若想在任期內(nèi)政績卓越、斬獲優(yōu)異考績以圖升遷，便不得不謀求這些勢力的協(xié)作，一旦其與普通百姓滋生利益糾葛，知縣、縣令通常只能居中斡旋，以折中之策調(diào)處，多數(shù)情形下民眾僅能得償所愿之一隅，如黃榦般一心為民的知縣實屬罕見，更多的是為維護地方勢力而損害百姓權(quán)益。
回溯宋代，在時人的觀念里，知縣、縣令向來被尊為“親民之官”或“民之父母”，其施政優(yōu)劣與縣內(nèi)民眾日常生活、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休戚相關(guān)。盡管皇帝與士大夫階層深知其于地方治理的關(guān)鍵意義，然而制度設(shè)計卻頻設(shè)障礙，諸如回避本籍、三年一任的任期制，令知縣、縣令難以施展拳腳、有所作為。以危教授與熊祥地產(chǎn)糾紛案為鏡鑒，可洞察中國傳統(tǒng)社會那些所謂的親民官、父母官——州縣守令，實則有名無實，所謂的稱號不過是統(tǒng)治階層為愚弄、規(guī)訓民眾蓄意打造的堂皇話術(shù)。歷史文獻中關(guān)于州縣守令興學、免稅、平獄、增戶等政績記載，其真實性存疑，即便屬實，背后也隱匿著他們?yōu)檎闹T多艱辛。地方上司、僚屬、胥吏、士人、寄居鄉(xiāng)里的士大夫和豪民富室肆意干涉地方政務(wù)，這是宋代地方治理的痼疾，也是貫穿中國帝制時代、阻礙地方實現(xiàn)大治的沉瘍。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