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中多次提到盜搶之事，著墨最多的，當是第九十六、九十七回中的寇員外家遭搶而累及取經(jīng)師徒等情節(jié)。強盜作案的過程是：
卻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nèi)有伙兇徒，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了家私，無計過活，遂伙了十數(shù)人做賊，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那家是第二個財主，去打劫些金銀用度。內(nèi)有一人道：“也不用緝訪，也不須算計，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家，十分富厚。我們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就此下手，劫他些資本，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豈不美哉！”（［明］吳承恩著：《西游記》第九十七回《金酬外護遭魔毒 圣顯幽魂救本原》，李天飛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207頁。）眾賊歡喜，齊了心，都帶了兇器、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吶喊殺入?；诺盟依锎笮∧信愣銈€干凈。媽媽兒躲在床底，老頭兒閃在門后，寇梁、寇棟與幾個兒女都四散逃命。那伙賊，拿著刀，點著火，將他家金銀寶貝、首飾衣服、器皿家火，盡情搜劫。那員外割舍不得，拼了命走出門來，對眾賊哀告道：“列位大王，勾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蹦琴\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撩陰一腳，踢翻在地，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悠悠別世人。眾賊得了手，越城而出，冒著雨連夜奔西而去。那寇家僮仆，見賊退了，方敢出頭。及看時，老員外已死在地下。（［明］吳承恩著，［清］黃周星點評：《西游記》第九十七回，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52頁。）
第96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陳惠冠新繪全本西游記》191，陳惠冠 (1935年生) 繪
在這兩回洋洋灑灑的敘述中，創(chuàng)作者的重點更多放在了案發(fā)前寇員外誠心齋僧、寇家執(zhí)意挽留唐僧及挽留不得而風光歡送四僧上路的場面，和后面寇員外妻子在家中遭難、丈夫慘死的沖擊下誣陷唐僧師徒為盜，官府接案追兇后將唐僧、悟空等拿獲后的各種陰差陽錯、屈打成招等驚險過程，以及最后真相大白，寇夫人認錯、寇員外續(xù)命的“大團圓”結(jié)局上：齋僧本是喜事、留客生出煩惱、送別招來盜賊，這是“樂極生悲”；寇妻遷怒于四僧，誣告險些引發(fā)枉斷，孫悟空施展本領(lǐng)、運用法術(shù)使真相大白，寇家財產(chǎn)不失、死者還陽，這是“轉(zhuǎn)危為安”。寇家人遇盜，構(gòu)成了表現(xiàn)唐僧師徒取經(jīng)之難的一環(huán)；寇員外得救，更印證了善有善報，增添了故事的玄幻色彩。情節(jié)之起伏、反差之鮮明，使得唐僧師徒于取經(jīng)途中遭遇人間“牢獄之災(zāi)”的這段波折，在紛繁多變的“九九八十一難”中，也顯得相當獨特。其中不難看出，以三四百字對強盜結(jié)伙作案、明火執(zhí)仗、入室行兇等情節(jié)作出的緊鑼密鼓的描述，其功能其實類似于承上啟下的過渡段。
不過，《西游記》的主線雖然是西天取經(jīng)，取經(jīng)的師徒雖然在意志、本領(lǐng)等方面有非凡之處，但對社會生活、民眾心理與凡人遭遇的精湛刻畫中，也深刻體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觀察與才華，仍是關(guān)照現(xiàn)實世界的窗口。比如寇家因慷慨齋僧而露富、因露富而招災(zāi)，以及盜賊的謀劃與作案，寇家上下突遇強盜的反應(yīng)等，書中都展現(xiàn)得合情合理、惟妙惟肖。在我看來，這種過渡性情節(jié)中的寫實細節(jié)，也一樣屬于《西游記》的歷史文化寶藏。
晚清一部以廣東洋商之家為主要描寫對象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的盜案描寫，便是《西游記》廣泛而多樣的影響力的佐證之一。這部小說名為《蜃樓志》，清嘉慶九年（1804）有刊本問世，題為庾嶺勞人說，禺山老人編，羅浮居士《蜃樓志小說序》介紹稱此書作者“生長粵東，熟悉瑣事，所撰《蜃樓志》一書……絕非空中樓閣”?！厄讟侵尽芬蚝髞肀涣腥虢麜欢蠕螞]無聞。20世紀20年代鄭振鐸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偶見該書，稱許其“所敘多實事，多粵東官場與洋商的故事，所以寫來極為真切”，在創(chuàng)作內(nèi)容與形式上都開啟了后來《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諸書之先河。1987年《蜃樓志》在大陸公開出版發(fā)行，研究者和讀者更加廣泛，在涉及思想內(nèi)容、人物形象、藝術(shù)特色等各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張泓：“《蜃樓志》研究述評”，《唐山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雖然前輩學者認為，此書為乾嘉至光緒中葉這一百年間小說中的佼佼者，按“九品”標準評價，質(zhì)量應(yīng)為“中上”或“上下”，但關(guān)注此書因襲和創(chuàng)新的研究者也注意到，它的創(chuàng)作“多有借鑒，甚至明顯模仿”。學者鑒于此書對《金瓶梅》《水滸傳》等故事情節(jié)的套用、人物形象的模仿，認為作者自覺運用了“點鐵成金”“襲故為新”的手法。（雷勇：“《蜃樓志》的因襲和創(chuàng)新”，《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以此為契機，我注意到《西游記》與《蜃樓志》均用兩個章回的篇幅來敘述富戶突然遭劫、家長命喪黃泉等情節(jié)，兩書由強盜作案的前因后果引出的關(guān)于持家之道與財富觀念的思考各具特色，如前者直言善惡有報、因果不爽，后者“不云果報而果報自彰”（羅浮居士：《蜃樓志小說序》），也有共性，都合乎情理，是“準乎天理國法人情以立言”（羅浮居士：《蜃樓志小說序》），值得對比分析。
首先，強盜意在圖財，為何選擇該時、該地下手，《蜃樓志》的第八、九回，講述了富商蘇萬魁“聞劫亡身”與其子蘇吉士死里逃生、大受觸動而“焚夙券”等情節(jié)，傳達了創(chuàng)作者所信奉的財富應(yīng)取之有道、不宜露富等“慢藏誨盜”理念。（鄭健群：“慢藏誨盜 冶容誨淫——評《蜃樓志》的規(guī)勸主題”，《文化學刊》2018年第9期）我們可以將《蜃樓志》在現(xiàn)實背景中交代蘇家如何遇盜，與《西游記》所寫寇家遇盜情節(jié)，對比來看。
一伙強盜三十多人，盯上寇家，主因是白日里寇家歡送唐僧等上路，顯示出家境相當殷實；而當夜有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也給了強盜可乘之機。這伙強盜的來歷，是染上嫖賭惡習而將自家產(chǎn)業(yè)揮霍殆盡、只能搶來金銀花用的兇徒，與寇家本無糾葛，只是留意了寇家齋僧送行時顯露出來的家業(yè)富厚。盯上蘇家的強盜有四十多人，行動時機的選擇上，一是因為蘇萬魁大張旗鼓地為兒子蘇吉士（名蘇芳，字吉士，乳名笑官）迎娶媳婦。二是因為婚期在正月，原本要趁年節(jié)走親訪友，但蘇萬魁因兒子新婚，不忍叫蘇吉士出門，只得自己進城至各家賀節(jié)。“這萬魁的豪富久已著名，前日迎親，又不該招搖耳目，那鄉(xiāng)間地方，眼孔小的多，何曾見過這樣嫁娶？就有一班從前欠租欠債、吃過萬魁虧的小人，糾合著與盜為伙的汛兵、沿塘的漁戶，伺著萬魁不在，四十余人明火執(zhí)仗前來。”兩書中的兩伙兇徒，都是明火執(zhí)仗、入室行兇，且具備數(shù)十人的不小規(guī)模，可謂是最典型的“強盜”了。明清律對“強盜”與“搶奪”有分別規(guī)定，人數(shù)與兇器在理論上成為辨認兩罪的關(guān)鍵要素，如清代條例中往往以是否滿足“十人”作為認定人數(shù)多寡的標準，以實際落實“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人眾而有兇器者，強劫也”的區(qū)分。（夏婷婷：“《西游記》中的盜搶類犯罪”，收入夏婷婷：《表象背后：文藝作品中的法律小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253頁。）
其次，強盜入室行劫，寇家、蘇家的臨場反應(yīng)相對一致，無論男女、老少、主仆，都是躲避不迭?！厄讟侵尽防飳懙?，眾多強盜到了蘇家門首，“幾個上屋，幾個放火，幾個劈門，吶聲喊擁將進來。家人們睡夢里醒來，正不知有多少人殺進，各各尋頭躲避”?！段饔斡洝防?，寇夫人躲到了床底，寇員外躲到了門后。因為是夜里遇賊，就近躲藏是最合理的?！厄讟怯洝防锾岬矫弦彩嵌愕搅舜埠蟆Ｖ鹘翘K吉士與新婚妻子本已臥床，蘇吉士想出門查看，妻子卻要他躲避。在如何躲避上，創(chuàng)作者也給出了兩個細節(jié)。一來，蘇吉士了解家中結(jié)構(gòu)，提出“那邊復壁之中，可以躲得”，但他擔憂強盜放火，會被活活燒死。妻子蕙若根據(jù)常識判斷，強盜在外放火，“不過是唬嚇人，到了里頭，他要照顧自己性命，再不放火的”，所以可以躲過去。二來，小夫妻新婚燕爾，深夜驚起，穿衣不及，“聽得門外人聲聒耳”，蘇吉士忙扯一件自己的皮套披在妻子身上，雖然形容狼狽，但強盜來勢洶洶，在“要命還是要臉”的抉擇中，二人顧不得穿戴整齊，只能先戰(zhàn)戰(zhàn)兢兢躲進墻壁隔層。“不一時，那班強盜劈門擁進，倒籠翻箱，直到五更才去。夫妻兩口，抖做一塊，天明還不敢出來”。創(chuàng)作者寫出來小兩口披衣躲藏的狼狽，以及在躲藏處聽到強盜作案過程時的恐懼，既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也為后面的情節(jié)發(fā)展埋下了伏筆。
強盜來襲，對受害者而言，意味著在“要錢”“要命”“要臉”中的極限選擇。遭劫之家通常為了保命而被迫妥協(xié)。明清律中，都有明確的“強盜”專條，繼承唐律的精神，均以“強盜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為原則。但凡強盜，都是亡命之徒，做的是利欲熏心、刀口舔血的博命謀財“無本買賣”。尋常百姓，哪怕是富甲一方，除非早有準備，否則很難與強盜正面對抗，也更不敢跟強盜講什么仁義道德。所以強盜重案中，往往能揭示各人的執(zhí)念與人性中的殘酷面。正如《蜃樓志》的描寫中，一面是蘇吉士夫妻忙于躲避，“照應(yīng)不來丫頭仆婦”，另一面是在強盜來襲時一哄而散、“躲過的家人”即奴仆們，也只能等強盜走了、天亮之后，才敢出來查看，也是一樣的“顧不得主人”。主仆名分約束的是日常秩序，在盜賊來犯的極端情形下難免要讓位給求生本能。這當然是趨利避害、無可厚非的打算。
第96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抖︾澗┍救裎饔斡洝访?吳承恩著.華陽洞天主人校.明代楊閩斎刊本625。
再次，人們恐懼強盜，不外乎“謀財”與“害命”兩端，尤其懼怕的是“害命”?！段饔斡洝泛汀厄讟侵尽分校?、蘇兩家受到威脅的不僅是財產(chǎn)，還有主人、仆人的生命安全，案發(fā)后寇洪、蘇萬魁這兩名家長的殞命，也確實成為了兩家的最大損失。二人的財富觀與斂財過程有相似之處，但在致死原因上各不相同。
寇員外寇洪之死，在《西游記》的情節(jié)設(shè)計中，是直接亡于盜賊毒手，這自然顯示了強盜團伙有恃無恐、橫行無忌的兇惡情狀，但也反映出寇洪身上某種“視錢如命”的執(zhí)念。當寇家上下“俱躲個干凈”，任由強盜入室搜刮之時，原本“閃在門后”的寇洪之所以“拼了命走出門來”，正是由于他“割舍不得”自己半生積累下來的錢財，于是冒死哀求眾賊，語氣極其卑微，但在一眾賊人聽來，仍是擋了他們的財路。寇洪原話是“列位大王，勾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結(jié)果卻事與愿違，“那賊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撩陰一腳，踢翻在地”。
《蜃樓志》對蘇萬魁之死的交代，強盜劫財也是原因之一，但并非主因。這要接著蘇吉士小夫妻的深夜披衣倉促躲避說起，天明后，蘇家下人才敢出來查看，“忙擁到笑官房中”，此時蘇吉士夫妻躲在夾壁中，聽得見動靜，但不便出面，因為二人都是半裸，被人看見恐遭恥笑。也就是說，之前面臨的“要命還是要臉”抉擇，在已無生命危險之時，就要以顧及顏面為重了?！靶僖衙髦亲约杭胰耍ト羯砩现慌患蠊?，下體赤條條的，自己也未嘗穿褲，所以不敢做聲”。在眾人看來，強盜的行跡已能還原，上房“所有房中之物已都拿去”，少爺即“笑官房中，只見箱籠也是一空”，“丫頭們房內(nèi)卻分毫未動”，也就是強盜先把主人房中財產(chǎn)洗劫一空。躲在床底的毛氏還在，新婚小夫妻卻沒了動靜。生不見人，死不見尸，驚恐萬分的蘇家人自然做了最壞的打算，驚呼“不好了，少爺少奶奶都被強盜搶去了”，“收拾的收拾，進城報信的報信，忙個不了”。
仔細想來，小少爺蘇吉士雖然沒像下人擔憂的那樣、被強盜趁夜搶去，但在夾壁中躲過一劫，也算是死里逃生。蘇吉士的為人，并不貪戀錢財，但少年涉世未深，他當夜聽聞異動的第一反應(yīng)是想出門查看?！厄讟侵尽穼懙?，蘇吉士“忽聽喊聲大起，情知有變，急起身下床，至天井中一望，火光沖天，喊聲震地，便欲開門出去”。在這關(guān)鍵時刻，妻子蕙若表現(xiàn)出更加沉著冷靜的一面，她一把拖住丈夫，勸說“強盜放火，不過掠取財物，并不想殺人，你這一出去，不是碰到刀頭上去么？快些躲避為是”，蘇吉士聽從了，這才算沒有像《西游記》里的寇員外一樣將自身安危暴露于強盜面前而自蹈死路。至于躲藏之處，最常見的本是“床后”“床下”，如《西游記》中的寇夫人張氏和《蜃樓志》里的毛氏。但蘇吉士夫妻沒有躲在床下或門后，而是更密閉的“復壁之中”，其實算得上是創(chuàng)作者給主角開辟的“死里逃生”的險路。如《西游記》里描寫的流竄作案的強盜到了寇家，固然是先顧著劫財，本無意殺人，但《蜃樓志》的強盜不但氣焰更為囂張，破門而入“在中門外邊，一直擁至上房，殺死了兩個丫頭”，而且主謀原本就與蘇萬魁單方面結(jié)下仇怨，是“一班從前欠租欠債、吃過萬魁虧的小人”，這伙人知道蘇吉士新婚，偏要趁蘇萬魁不在、在新年時作案，洗劫主家上房后還要“各處尋新人房子”，可以設(shè)想，倘若蘇吉士沉不住氣、貿(mào)然出面，或許正中賊人下懷。就算蘇吉士不主動出來，如果蘇吉士和蕙若這對“新人”躲藏得不及時、不隱蔽，讓本來就仇視蘇家的這伙強盜抓到，他們正好在蘇萬魁愛子與兒媳身上發(fā)泄多年的怨氣。無論是當場羞辱、折磨新人，還是將人掠走、慢慢處置，都是打擊蘇萬魁的有效手段，也不難使一心追求功名和前程、又逢新婚喜事的蘇吉士樂極生悲、聲名掃地，更可使蘇家再受重創(chuàng)、一蹶不振。蘇萬魁之死，正是在得知家中被洗劫、奴婢被殺害及誤信子、媳被劫去的多重打擊下，身心俱受震動而“驚死”。表面上他死于家仆蘇興等人的誤傳，實則是痛心于盜賊對他珍視的人、財?shù)钠茐?。所以，蘇興知曉自己誤報后，也“幸而自己沒有虧心”，蘇吉士也并不怪罪，反而因蘇萬魁猝死后蘇興“尚有三分忠義，吩咐眾人看守，叫幾人下鄉(xiāng)報信，聽候主母到來定奪”，對蘇興表示了“你很懂事”的認可?？梢娫谔K吉士心中，已經(jīng)認定了父親的真正死因，乃是強盜劫財所致，與報信者無干。
最后，強盜來路復雜、手段兇悍，但既然是“盜”，總離不開“財”?？?、蘇兩家的財富引來賊人與鄉(xiāng)鄰注目，我們可順帶分析兩書如何描寫富人發(fā)家和財富傳承?！段饔斡洝分?，寇洪死后，借一位與他小時同學的做豆腐老頭之口，交代了寇洪的發(fā)家史：“種田又收，放賬又起；買著的有利，做著的賺錢”，攢下了十萬家私，“有子有財”，可謂興旺。外人的口中，把寇洪的致富歸因于“娶的是那張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針兒，卻倒旺夫”。實則寇妻張氏固然是賢內(nèi)助，但寇洪自身的手段與時代的機遇也許更加重要。他子承父業(yè)前，父親寇銘“不上千畝田地，放些租賬，也討不起”，寇洪接手，才是“放賬又起”，且收入豐厚。銅臺地靈均屬創(chuàng)作者的虛構(gòu)，但從旁人評說寇洪一生從二十歲喪父、掌家開始，“到四十歲上，就回心向善，齋了萬僧”，被強盜踢死時“才六十四歲”。究竟如何稱得上是“回心向善”？《西游記》的創(chuàng)作也許偏重強調(diào)寇洪四十歲齋僧后的“這等向善，不得好報，乃死于非命”，但他的收租與放債畢竟有著“唯利是圖”的一面，在他“回心”之前的約二十年，錢財?shù)膩砺贰⒎e攢的手段以及鄉(xiāng)民的評價如何，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也使人在綜合評析寇家境遇時感到猶豫：寇員外在攢下豐厚家資后“回心向善”，向善的途徑卻是單一的齋僧；十萬家私遭劫后在取經(jīng)師徒的幫助下失而復得，看似“天高不負善心人”，但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寇員外等人未必會因此放下對財富的執(zhí)念。究竟寇洪的禮佛齋僧在多大意義上起到“向善”之效？伴隨著取經(jīng)的繼續(xù)、視線的轉(zhuǎn)移，寇家的命運也從書中淡出，留下的只有未解之謎。
第96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独钭课嵯壬u西游記》，可能是明萬歷時期金陵大業(yè)堂刻本，書前版畫191。
《蜃樓志》的創(chuàng)作者，或許正是有意在《西游記》所略之處下了功夫。蘇家遭劫后報案，“捕役拿住兩個鄉(xiāng)民，一個叫做白阿光，一個叫做賴得大，都系蘇家的債戶”，二人供稱“因欠債破家，起意劫搶。共合伙四十六人”，其余44人都已逃散，白、賴二人“因得了雙倍財利，剖分不勻，延遲被獲”，廣東番禺縣“當下將兩人寄監(jiān)，吩咐嚴拿余黨”。蘇吉士因此感慨，“我父親一生原來都受了銀錢之累”。痛定思痛，他做了一件傳統(tǒng)上視為“富而仁”的慷慨之舉，即“焚券”以免除舊賬。蘇吉士吩咐仆人“將銀賬上的借券及抵押物件、田單文契”等封好，通知全部債戶于三月初三日前來見面。從一眾債戶的面貌與反應(yīng)中，看得出《蜃樓志》創(chuàng)作者的切實悲憫：“鳩形的、鵠面的，曲背彎腰；狼聲的、虎狀的，磨拳擦掌。破布襖蓋著那有骨無肉烏黑的肩膀，草蒲鞋露出這沒襯少幫泥青的腳背。擠擠擁擁，恍如窮教授大點饑民；延延挨挨，還似猛將官硬調(diào)頑卒?！碧K吉士為負債者減負的提議，充滿創(chuàng)作者對仁者善舉的想象。蘇吉士對著眾位鄉(xiāng)鄰，坦承“此項銀兩本少利多”，給出理由“家父在日，費用浩繁，所以借重諸公生些利息”，表明態(tài)度“此刻舍下各項減省，可以不必了。諸位中實授窮苦的，本利都不必還；其稍為有余者，還我本錢，不必算利”，且當即將抵押之物歸還原主，“許多借票燒個精光”，聲稱“這是我父親的遺命”。父有善意，子來奉行，蘇家因此收獲鄉(xiāng)民感激，“眾人一聞此言，各各歡喜”，“眾債戶俱各合掌稱頌，歡聲如雷而去”。蘇吉士“覺得心中爽快”，得到了內(nèi)心的安寧，還家后“至父親靈前，哭稟一番”，也算是了卻心愿。這種慷慨至極的善舉，且不論現(xiàn)實中有多大可能性，但在塑造蘇吉士的正面形象、為他之后的發(fā)達進行道德造勢方面，還是相當成功的。學者贊賞《蜃樓志》一書“選取了廣州海關(guān)這個獨特的視角，以十三洋行商總蘇萬魁父子的活動為中心”，創(chuàng)作者巧妙結(jié)合“洋商身份與士人心態(tài)”來塑造蘇吉士既生財有道又仗義疏財?shù)莫毺匦蜗螅w現(xiàn)出創(chuàng)新性。譬如襲用他書情節(jié)“多屬枝節(jié)，而整個大的社會背景獨特，且支配了其它情節(jié)的設(shè)置”，又如描繪世情“雖有支離感，但主導明確”。（雷勇：“《蜃樓志》的因襲和創(chuàng)新”，《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1期）可以說，在富家遭劫后是否、如何反思上，《蜃樓志》的描寫可謂別開生面、發(fā)人深省。蘇吉士替父焚券的做法雖然帶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不失為從根本上化解負債者仇怨的一途。這種“向善”體現(xiàn)在行動上，跟《西游記》里寇員外標榜的“萬僧不阻”比起來，實在有力得多。
當然，《西游記》描摹強盜行劫、富戶罹難等場景的緊湊與傳神，無疑為后來作品提供了范例。從第九十六、七回可見，強盜來歷、作案動機與時機、入室劫財?shù)倪^程與結(jié)果，及被盜之家的臨場反應(yīng)、事后損失清點與告官等，都是應(yīng)當交代的必要事項；主人家面對“謀財”“害命”等嚴重威脅時何去何從，選擇妥協(xié)還是抗爭，以及選擇背后透露出來的財富觀與道德觀等，也是作者布局、讀者關(guān)心的重要線索。清人點評《西游記》時稱，“八十一難，大抵屬魔禍者多，屬人禍者少”，唐三藏等因寇家遇盜而遭“銅臺監(jiān)禁”，正是“即人禍亦未有陷囹圄者”的稀有例外。書中對強盜之事的描寫，“傳神寫照，咄咄逼人”，“一讀不敢疑其假，再讀不容不信其真”。（［明］吳承恩著，［清］黃周星點評：《西游記》第九十七回，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52頁）《西游記》構(gòu)建出如此具備藝術(shù)性真實的富家遇盜情節(jié)，又在現(xiàn)實背景的《蜃樓志》等中被重新激活，且與《蜃樓志》對“洋商之子”主角的成長經(jīng)歷、形象塑造與故事走向結(jié)合，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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