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失去伊斯坦布爾》：“帝國主義者”的多重面相

Mostafa Minawi：Losing Istanbul：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當?shù)蹏呦蚪K結，昔日的政治精英們又當何去何從？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曾試圖最后看一眼他所失去的那座城市的城墻；然而，這不大可能 —— 因為車窗的帷幔緊閉。只有他的一個年幼的兒子設法從窗簾的縫隙中投去了最后的一瞥，眼中滿含著悲傷?！痹凇妒ヒ了固共紶枺喊⒗?奧斯曼帝國主義者與帝國的終結》（Losing Istanbul：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下文簡稱《失去伊斯坦布爾》）一書中，歷史學家穆斯塔法·米納維（Mostafa Minawi）教授向二十一世紀的英語讀者們“轉播”了這一組細膩、傷感的歷史鏡頭：這位曾經(jīng)權傾一時的奧斯曼蘇丹，在列車啟動前的漫長等待中，度過了離開伊斯坦布爾前的最后時刻。

穆斯塔法·米納維教授曾經(jīng)就讀于紐約大學歷史系和中東與伊斯蘭研究系，獲得博士學位，目前任教于康奈爾大學。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史，不僅關注帝國的南部邊境、北非與西南亞行省，同時也融合了全球帝國史、殖民主義史與外交史的廣闊視野。他的第一本專著《奧斯曼帝國的非洲爭奪戰(zhàn)：撒哈拉與漢志地區(qū)的帝國和外交》（The Ottoman Scramble for Africa：Empire and Diplomacy in the Sahara and the Hijaz，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是其在這一領域的代表作。在專業(yè)性的學術研究之外，米納維教授對于投身“公共史學”也表現(xiàn)出極大的熱忱，不僅為知名科普頻道TED-ED的動畫短片《奧斯曼帝國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配音解說，還參與了紀錄片《乘坐火車游覽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 by Train）的錄制。他于2022年出版的新書《失去伊斯坦布爾》一經(jīng)問世便迅速引發(fā)學界的廣泛關注，榮膺2023年度北美中東研究協(xié)會（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MESA）頒發(fā)的阿爾伯特·胡拉尼圖書獎（Albert Hourani Book Award）。

在大量使用阿拉伯語史料、主要關注阿拉伯行省的奧斯曼史研究當中，家族史始終是一個占據(jù)著重要地位，而且備受歷史學家青睞的題材。比如，穆哈邁德·瓦爾迪 （M’hamed Oualdi） 在 《帝國之間的奴隸：一部北非的跨帝國史》（A Slave Between Empires: A Transimperial History of North Afric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0）一書中，以一樁家族遺產(chǎn)的糾紛案件為核心，揭示了不同行為主體如何在北非殖民體系下的“多重法律空間”中靈活運作，主張自己的財產(chǎn)權利。簡·海瑟薇（Jane Hathaway）的研究聚焦于埃及地區(qū)的卡茲達勒家族（Qazda?l?s），重點探討該家族如何借助禁衛(wèi)軍等級體系、政治聯(lián)姻、商業(yè)網(wǎng)絡以及與宮廷太監(jiān)的聯(lián)盟等手段鞏固其權力與地位。海瑟薇指出，以卡茲達勒為代表的政治家族并不是馬穆魯克時代的重現(xiàn)，而是一個具有鮮明“奧斯曼特質”的歷史現(xiàn)象；廣泛的精英聯(lián)系對于維護、延續(xù)一個家族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s in Ottoman Egypt：The Rise of the Qazd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相較于以上這些研究，米納維教授把“窺視”家族變遷的長鏡頭從地方轉向了帝國的行政中樞伊斯坦布爾，聚焦于出身于大馬士革名門望族——阿宰姆扎德 （土耳其語：Azmzade; 阿拉伯語：al-Azm）家族——的兩位著名成員：莎菲克· 穆阿亞德·阿宰姆扎德（Shafiqal-Mu’ayyad Azmzade，1861-1916）和薩德克·穆阿亞德·阿宰姆扎德 （Sadik al-Mu’ayyad Azmzade，1858-1910）（下文中簡稱莎菲克和薩德克）。

本書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構成本書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講述了莎菲克和薩德克的早年經(jīng)歷。從家庭關系上看，莎菲克和薩德克是一對叔侄，二者的年紀相仿，實際上屬于同一代人。因此，在接受教育的路徑上，莎菲克和薩德克的經(jīng)歷也十分相似，先后在大馬士革、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貝魯特等地求學。在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統(tǒng)治時期，莎菲克和薩德克都離開了家鄉(xiāng)大馬士革，定居伊斯坦布爾，擔任行政中心的帝國官僚。除了這兩位主人公以外，本章還交代了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員、他們的社交生活，以及伊斯坦布爾的精英文化與多元主義。第二章聚焦莎菲克與薩德克的職業(yè)生涯。一方面，他們算得上是精明能干的國家官員，對于奧斯曼帝國懷有強烈的歸屬感；另一方面，他們也經(jīng)常把手中的政治資本當做籌碼，以權謀私、撈取個人利益。例如，莎菲克通過一系列社會網(wǎng)絡與權力運作，成功解決了涉及家族利益的土地糾紛、刑事案件，甚至是針對他本人的指控。相較于莎菲克的貪污行為，薩德克在1893-1897年間的政治活動更直觀地折射出帝國統(tǒng)治的“陰暗面”，其中包括他參與處理的貧困社區(qū)的霍亂，以及針對帝國東部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

第二部分主要包括了第三到六章。這一部分的主人公是薩德克，主要內容圍繞著他豐富的外交經(jīng)歷展開。第三章敘述了1888-1903年由薩德克承擔的三次外交任務，其中包括1888年陪同俄國大公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Sergei Alexanderovich）訪問黎凡特地區(qū)、1898年被派往德國柏林，以及二十世紀初代表政府前往俄羅斯、克里米亞以及奧斯曼巴爾干地區(qū)。以上的這些外交活動，無一不密切關聯(lián)著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帝國內政外交上的一連串重大事件：1877-1878年俄土戰(zhàn)爭、德-奧之間的軍事合作，以及巴爾干地區(qū)日益動蕩的政治局勢。不停轉變的政治定位、文化環(huán)境與地理空間深刻地塑造了薩德克的世界觀，迫使其適應、中和不同的“慣習”（habitus）。接下來的兩章主要透過薩德克的兩本游記——《撒哈拉游記》（Afrika Sahra-y? Kebiri’nde Seyahat）和《阿比西尼亞游記》（Habe? Seyahatnamesi）——深入剖析了這位奧斯曼官員對“他者”（Other）與“自我”（Self）的身份認知與界定。1895年，薩德克受指派到撒哈拉地區(qū)，其主要任務是觀察、協(xié)商以及提出政策建議，以鞏固奧斯曼帝國在該地區(qū)的地位。在利比亞沙漠中，薩德克遇到了和他一樣操阿拉伯語的游牧民族；在旅行筆記中，他卻有意識地把對方構建為一個熟悉的“他者”，稱之為“土著”（natives）、“貝都因人”（Bedevi）而不是“阿拉伯人”（Arap），并刻意與之拉開距離 —— 即使這個“他者”與他共享同一套母語、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忠誠。在一個與自己的語言、宗教甚至文化密切相關的地區(qū)旅行時，薩德克并未提及任何相似性或熟悉感，這是一種策略性的選擇。實際上，他在書寫、建構一個“鄉(xiāng)村的/貝都因的/非現(xiàn)代的”“他者”的同時，也在向伊斯坦布爾的讀者群體不斷宣告著自己“城市的/奧斯曼的/現(xiàn)代性的”歸屬（Minawi，Losing Istanbul，118）。因此，與其說薩德克的《撒哈拉游記》是對“他者”的客觀民族志書寫，毋寧說是寫作者自身對于“阿拉伯人”認同焦慮的一種文學投射。在1904年的阿比西尼亞之旅中，薩德克在構建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增添了“種族化”（racializing）的話語，因而變得更加復雜。與黑人土著打交道的經(jīng)歷，使他把自己歸類為具有文化優(yōu)越感的“白人”（Whites）；這一身份認同，自然也適用于遠在伊斯坦布爾的潛在讀者——即一般意義上的奧斯曼人。這位外交官在其記述中，將一切異質文化實踐——無論是飲食習俗、價值觀念還是社會風尚——都簡單歸因于某種本質化的種族特性，將其武斷地等同于與膚色直接關聯(lián)的蒙昧、迷信與非理性。盡管在奧斯曼帝國的官方檔案體系中，并不存在以“種族”（race）為基礎的系統(tǒng)性分類架構，它也從未成為帝國治理中人口管理的核心原則；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種族主義”（racism）成為全球化現(xiàn)象的十九世紀，奧斯曼人對這一觀念是完全免疫的。在當代奧斯曼史研究中，學者們普遍主張審慎對待“阿拉伯人”（Arabs）、“土耳其人”（Turks）等族裔-種族化標簽（ethnoracial markers）的闡釋效力，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尚未完全興起的歷史階段（Minawi，Losing Istanbul，12. 關于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簡要學術評述，參見陳功：《十字路口前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上海書評》2022年四月第4期）。然而，在本書的作者看來，在一戰(zhàn)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更早期、非正式的族裔-種族區(qū)分潮流。因此，阿拉伯裔-奧斯曼人經(jīng)歷的被邊緣化感，并不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之后突然出現(xiàn)的，也不是地方政治家所虛構的。它是一個更為漫長的過程，而在1908年革命之后，特別是在革命的承諾落空之后，這一進程才真正浮出水面（Minawi，Losing Istanbul，12）。

第七章與尾聲是本書的最后一部分。在第七章中，寫作的焦點再次落到了莎菲克身上。在經(jīng)歷了革命帶來的動蕩之后，莎菲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議會中擔任敘利亞代表；與此同時，他也積極參與并領導阿拉伯政黨活動，以對抗議會中長期存在的“反-阿拉伯”傾向。在這一時期，語言、文化、政治身份等敏感問題在公共輿論中得到了熱烈討論。尾聲部分主要談到了莎菲克與薩德克政治生涯的終結，以他們?yōu)榇淼陌⒗?奧斯曼帝國主義者如何從歷史舞臺上謝幕、退場，以及他們的子孫后代在一戰(zhàn)期間及之后所經(jīng)歷的命運：阿宰姆扎德家族的成員分散在土耳其-敘利亞國境線的兩側，各自在某個遠離伊斯坦布爾的地方，分別講述著不同版本的家族故事。

在本書的標題中，作者把這一代阿拉伯裔-奧斯曼精英稱為“帝國主義者”（imperialists）。中國讀者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之類的詞匯不會感到陌生；然而，當它們出現(xiàn)在一個受到殖民主義、擴張主義壓力之下的非西方語境中，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含義又有所不同。那么，當奧斯曼史學家提到“帝國主義者”的時候，他們究竟在談論些什么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歷史學家克里斯汀·M.菲力歐（Christine M. Philliou）在《帝國的傳記：在革命年代統(tǒng)治奧斯曼人》（Biography of an Empire: 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一書中追蹤了斯蒂芬諾斯·沃戈里德斯（Stephanos Vogorides）的政治生涯，揭示了沃戈里德斯——一個奧斯曼法納爾人（phanariot，斯蒂芬諾斯·沃戈里德斯的原出身為保加利亞人）——是如何在1821年希臘獨立戰(zhàn)爭的政治動蕩中獨善其身，之后又再次順利地進入帝國的行政中心（Christine M. Philliou，Biography of an Empire：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菲力歐指出，與沃戈里德斯相關的學術研究長期受到雙重邊緣化：在奧斯曼史學范式下，他被簡化為帝國官僚機器中的一個普通構件；而在希臘、羅馬尼亞民族主義史學敘事中，他又被妖魔化為出賣民族國家利益的叛徒（Philliou，Biography of an Empire， xxi -xxii）。換言之，沃戈里德斯生平的“未受關注”，恰恰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與人生經(jīng)歷超越了書寫“民族主義史學”的一般邊界。而當今的奧斯曼史家已經(jīng)不再站在民族國家的“歷史終點”，向過去投以“回溯性”的目光；而是把個人的行動，立場，以及身份認同嵌入與帝國之間更為復雜的互動網(wǎng)絡當中，打破“多元帝國-民族國家”的單線程敘事。“民族國家”對帝國而言，不是一個必然的結局；“民族主義”對個體來說，也不是一種絕對的共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標題中的“帝國主義者”一詞象征著“民族主義史學”的對立面，其深層意圖在于強調奧斯曼帝國認同所表現(xiàn)出的持久韌性（resilience）（Hasan Kayal?，Imperial Resilience：The Great War's End，Ottoman Longevity，and Incidental N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1）。這一學術立場直接呼應了著名奧斯曼史學者M.許克呂·哈尼奧盧（M. ?ükrü Hanio?lu）發(fā)出的號召：要超越以“目的論”為導向的晚期帝國史書寫（M. ?ükrü Hanio?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這一概念也被置于一個全球化語境中加以考慮——在作者看來，莎菲克、薩德克等阿拉伯裔-奧斯曼精英，實質上屬于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球帝國主義者”（global imperialists）圈層。然而，這一論述產(chǎn)生了一個語義上的危險：那就是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與非西方世界“防御性”的帝國主義——以及它們背后各自的倡導者——混為一談。針對“帝國主義”一詞所暗示的豐富內涵，殖民主義理論家阿尼亞·隆巴（Ania Loomba）指出，在談論“帝國主義”的時候，必須把它與相應的歷史進程相聯(lián)系（Ania Loomba，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London: Routledge, 2005，26）。不可否認的是，這一代阿拉伯裔-奧斯曼精英不僅接受了西方化的教育，掌握多門歐洲語言，而且熟知西方文化；其中一些成員更是直接參與了各種外交事務，因而普遍具備了“全球性”的視野、知識與個人體驗。然而，盡管歐洲的習俗在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但是它并不被認為具有“普遍性”，或者是可以作為“一切的標準”（Minawi，Losing Istanbul，38）。因此，與“全球的”帝國主義者（globalimperialists）這一定義相比，筆者認為，“世界主義的”帝國主義者（cosmopolitan imperialists）一詞也許更能區(qū)分阿拉伯裔-奧斯曼政治精英與其西方同僚在政治處境上的根本性差異，以及他們在智識上與西方文化之間若即若離的微妙關系。

從方法論層面上來講，“帝國主義者”一語也展現(xiàn)了一種“微觀史學”（microhistory）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相結合的視野，可以視為奧斯曼史學家探索如何寫作“全球微觀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一次有益嘗試。一部分歷史學家把“微觀史”歸類為“人民的歷史”（people’s history）， 認為其主要特征是采取“自下而上”的視角來揭示那些長期在歷史記錄中遭到壓抑的“聲音”（Andrew I. Port，“History from Below，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and Microhistory，” i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Second Edition，ed. James D. Wright，Elsevier, 2015，108-113）。無論是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筆下的弗留利磨坊主——梅諾基奧（Menocchio）——的荒誕宇宙觀（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trans. 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還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精心重構的真假馬丁·蓋爾（Martin Guerre）案件（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其中的主角都是隱匿在“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individuals of no significance）。與這些相對早期的微觀史研究相比，艾瑪·羅斯柴爾德（Emma Rothschild）的《帝國的內在生活：一部十八世紀的歷史》（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書則在時間和空間上展現(xiàn)出更為廣闊的視野。羅斯柴爾德卓有成效地運用了“帝國的乘數(shù)效應”（multiplier effects of empire）這一概念（Rothschild，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2），也就是處于社會中層的個體（“middling” social actors）如何通過通信、期望，以及家庭和職業(yè)網(wǎng)絡與跨越帝國邊界的多個事件相連接，與國內外不同社區(qū)進行互動。然而，即使在羅斯柴爾德“社會中層”的視角下，莎菲克與薩德克也遠遠算不上“合格的”微觀史研究對象——畢竟他們不僅出身于顯赫家族，供職于中央政府，更是直接卷入了國內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本書在選擇莎菲克和薩德克二人作為主角時，似乎就已經(jīng)偏離了作者自己所聲稱的“微觀史方法”（microhistory methodology）（Minawi，Losing Istanbul，15）。然而，一旦更深入地考慮“究竟什么是微觀史”這一問題，我們或許會得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因為，微觀史本質上并不等同于“人民的歷史”。微觀史學正式誕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這一歷史學派明顯地流露出在兩極化秩序崩塌前夜的不安情緒，警覺于政治、社會甚至文化危機的初步跡象。它推動歷史學家關注“比較小的尺度”，深入研究歷史現(xiàn)象的內部，通過抽絲剝繭地觀察，識別出表面上不易察覺的重要細節(jié)；在細致入微地審視案例、事件、地點、物品和個體的過程中，提出更為普遍性的問題。因此，決定微觀史本質的，不是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物、事件所具備的“微觀特性”（microness），而是在研究方法上采取“顯微鏡式”的閱讀與分析，突出相關的問題與事實（Giovanni Levi, “Frail Frontiers?”Past & Present，no. 242, Supplement 14，November 2019: 37–49）。如果按照這一觀點去理解本書的“微觀史路徑”，那么米納維教授實際上是“……從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到顯然關鍵的事件，目的是通過人們生活中的親密細節(jié)，喚起一個完整的世界”（Levi, “Frail Frontiers?”, 37–49）。

盡管如此，這并不意味著本書的敘述范圍僅限于兩位主人公的活動空間與人生軌跡；相反，作者更宏大的抱負實際上在于將“微觀”的視角置于“全球史”框架中。對于任何嘗試書寫“全球微觀史”的學者而言，如何妥善處理“微觀”與“宏觀”這兩大看似矛盾的“研究尺度”，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難題。就全球史的研究方法而言，目前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種是對在時間與空間上延展的現(xiàn)象的研究，強調表面上不同情境之間的關聯(lián)性，通常采納一種歐洲中心主義視角，但同時否認民族國家在其中的中心地位；第二種則側重于連接不同文化與實踐的網(wǎng)絡。為了彌合“空間”尺度上的差異，米納維教授借用了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慣習”（habitus）與“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概念。沿著第一條全球史路徑，作者強調了阿拉伯裔-奧斯曼帝國主義精英在微觀層面上的“慣習”是由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空間”（global social space）所塑造，又反過來決定了個體如何感知“社會空間”，從而較為成功地調和了“微觀”與“宏觀”兩大空間尺度。盡管作者似乎未能觸及“微觀-宏觀”層面上更為本質的能動性與結構之間的張力，但是考慮到奧斯曼研究與微觀史、全球史之間長期的低頻對話，把奧斯曼史納入“全球微觀史”方法論對話的嘗試，在史學范式上的確具有突破性的意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筆者認為，米納維教授也沒有解決一個微觀史家們需要面對的常見困境——“代表性”問題（question of representativeness）。一直以來，一些批評家對于微觀史家筆下的“個案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某一類群體心存疑慮（Sigure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Routledge， 2013）。同樣地，莎菲克、薩德克的個人行為、經(jīng)歷與“慣習”在“阿拉伯裔-奧斯曼精英”“奧斯曼帝國主義者”這些圈層中到底有多少代表性呢？另外，本書的一個核心論點是，族裔-種族化觀念在一戰(zhàn)之前的奧斯曼帝國當中已經(jīng)存在；然而，在把“個體性”觀念推廣為“社會性”思潮的過程中，作者的論述也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脫節(jié)。

當然，本書還有其他的一些可圈可點之處，比如在重構個人經(jīng)歷與“慣習”的過程中，作者采取了對官方檔案的“逆向閱讀”（read against the grain）與對個人旅行筆記的“正向閱讀”（read along the grain）并行的解讀方式。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再展開分析。總體來說，《失去伊斯坦布爾》一書不失為一部優(yōu)秀的著作，在專業(yè)性的史學關切之外，米納維教授流暢且優(yōu)美的筆觸同樣引人入勝，向讀者娓娓道來一個“失去伊斯坦布爾”的悲情故事，再現(xiàn)了一個屬于阿拉伯裔帝國精英們的“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