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

一

西方基督教的“God”，同中國原有的“上帝”實際并不相當。基督教是承襲猶太教的，它的“God”名為耶和華，被認為是獨一的神，而不是群神之上的最高的神。明清之際來華的羅馬宗耶穌會傳教士曾用“上帝”一詞來稱呼他們的“God”，19世紀前半葉來華的改正宗即新教傳教士也用“神天上帝”“上帝”“皇上帝”這些詞來稱“God”。在他們，實際上只是名詞的借用，并不是在“上帝”之外還承認別的神?！疤焐系叵?，惟有耶和華他是神，除他以外，再無別神?！?/p>

洪秀全1843年初次細讀的梁發(fā)所著的《勸世良言》，主要是用“神天上帝”這個詞來稱“God”的，間亦使用“天父”“大主”“上帝”這些詞。梁發(fā)竭力宣傳“神天上帝”是獨一真神，“神天上帝”之愛子救世主耶穌降生代世人贖罪，反對佛教、道教所崇拜的各種神仙菩薩和“邪術(shù)異端”。洪秀全接受了這一切，從此信拜“上帝”，企圖用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改造世道人心，改造腐敗的社會。1847年他再次去廣西后，又把宗教同農(nóng)民的斗爭結(jié)合起來，醞釀和發(fā)動了金田起義。

在洪秀全思想的發(fā)展過程中和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上，他們的上帝觀是有某些變化的。以洪秀全初讀《勸世良言》以后的思想而論，他在1844年、1845年和1847—1848年間所寫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xùn)》《原道覺世訓(xùn)》，即后來以《太平詔書》之名匯集出版的幾篇文章，在宗教思想上大體沒有越出梁發(fā)的范圍，很多段落甚至整段沿用了梁發(fā)的論點和文字。他所作出的一個重要的改變或發(fā)展，是認為梁發(fā)所說的這位“神天上帝”，就是中國古代的“上帝”；中國古代是君民共拜這位“神天上帝”的，證據(jù)在于中國古代經(jīng)書中有很多關(guān)于敬拜“上帝”的記載。

《勸世良言》

為什么洪秀全會認為梁發(fā)所宣傳的“神天上帝”就是中國古代的“上帝”呢？

存在著一種解釋，認為這是洪秀全假托古人和借用外國神以號召革命的需要。然而，如果當時洪秀全認為中國古代的“上帝”可以號召革命，他何不單獨打出中國“上帝”的旗號而要拉一個“神天上帝”來使它們合二為一呢？而且，當時的洪秀全果真利用這一點來號召革命了嗎？梁發(fā)的“神天上帝”自然不是革命的，因而不可能用它來號召革命；《太平詔書》中的中國古代的“上帝”，除了成篇較晚的《原道覺世訓(xùn)》中有較鮮明的與妖魔對立的色彩因而可以理解為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識，其他都是要求人的行為合乎“正道”，以實現(xiàn)“天下太平”，要求人們只信拜“上帝”以享天堂之福，不拜邪神以免地獄之苦。洪秀全當時筆下的“上帝”很難說是革命的鼓動者。

所以，洪秀全在《太平詔書》中把西方的“神天上帝”等同于中國古代的“上帝”的原因，似乎還應(yīng)該從別的方面來尋找。并非洪秀全明明知道它們不是一回事，但為了革命需要把它們說成一回事；而是洪秀全在那時的主觀認識上就曾以為它們是一回事。

二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梁發(fā)的《勸世良言》可能引起洪秀全對中國歷史的某些聯(lián)想。梁發(fā)少年時期讀過《三字經(jīng)》和“四書五經(jīng)”，對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有過一定的涉獵。他后來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寫了一些傳道小書，但馬禮遜認為他的著作雜有中國的“異教色彩”。主要的是，他有時引用中國儒家典籍中的名詞、術(shù)語、典故來解釋基督教教義。例如他宣傳“神天上帝”所造的亞當、夏娃被蛇魔誘惑以前，“性本全善”，就征引說：“故曰：‘人之初，性本善?！庇秩缢J為如果人人敬信真經(jīng)圣道，不但可獲長治久安，且能使奸詐之徒悔改前非，“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又如他說，人之所以異乎萬物，是因為能“合乎中庸之正，依乎真道而行”，“言忠信，行篤敬，雖蠻陌之邦亦要慎行之矣”。他還用“秦火尚不能焚三代之書，黨錮且不能滅名臣之跡”這樣的歷史典故，來論證“神天上帝”之真道雖遭毀謗而終必晦而復(fù)明，如此等等?！秳袷懒佳浴分幸玫倪@些中國歷史的、哲學(xué)的典故，雖然是零星的，并不系統(tǒng)，但對于熟讀中國經(jīng)史的洪秀全，卻很可能是一種觸媒，引起他把“神天上帝”同中國歷史聯(lián)系起來的聯(lián)想。

尤其是，梁發(fā)還征引中國的經(jīng)書來論證“神天上帝”的權(quán)威。他說：“造化天地人萬物之大主、自然而然之神，赫明普照，鑒察賢愚，報應(yīng)不爽?！边@是借用和融合了《詩·大雅》中的“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一章和“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一章，以說明“神天上帝”無所不照的權(quán)威。他又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報應(yīng)昭然，人所共知?！边@是《尚書·伊訓(xùn)》中的話：“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謂“上帝”因人之善惡而降賜福禍。梁發(fā)直接或間接地用關(guān)于中國“上帝”的典故來表達“神天上帝”的威權(quán)，這對洪秀全不可能不產(chǎn)生影響?！短鞐l書》就完整地引用了梁發(fā)片斷引用的上述《尚書》中的話，來證明古代的中國和“番國”都是拜上帝的；《太平詔書》中的《原道覺世訓(xùn)》也師承梁發(fā)，說“皇上帝審判世人，陰騭下民，臨下有赫”，后來洪秀全還把“明明赫赫”四字刻入他兒子的玉璽中，以表明上帝的威靈。

梁發(fā)在書中論證不應(yīng)信拜各種神佛菩薩時，還提出了歷史的根據(jù)。他說：

蓋世人之心以拜各神佛菩薩為好事、善事，而這道理卻論拜這神佛為悖逆之事，故世人不獨不肯信從，必以之為異端邪教之道理。乃不肯追思上古初開之世，那有如此多般神佛？不過系各代人之愚意，彼此所立，代代越發(fā)加增，以致如今之世代，處各地方，則設(shè)立無數(shù)神佛菩薩之像，都系人手用泥木紙畫之工，而做成偶像安立之，那有一毫靈應(yīng)在其內(nèi)？

這一段話的意思被洪秀全完全接受了。不僅如此，他進一步根據(jù)這一思路“稽考古今”，“追思上古初開之世”。他認為或“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是信拜“上帝”的，梁發(fā)這段話似不能不說具有提示的作用。

洪秀全何以認為梁發(fā)的“神天上帝”就是中國古代的“上帝”，更需要聯(lián)系他當時的思想狀態(tài)來考察。當時，洪秀全對腐敗邪惡的社會是不滿的。不僅他個人的科場失意引起了他的怨憤，而且社會上種種“不正”的現(xiàn)象使他感嘆世風(fēng)之日下。他在苦悶之中追索著救世返正之道。而在這時，他讀了梁發(fā)的《勸世良言》。梁發(fā)書中講了許多當時的洪秀全所不熟悉的外國神話，但梁發(fā)的書中曾把信拜“神天上帝”同中國人熟悉的“清平好世界”聯(lián)系起來。他說：

神天上帝乃系萬王之王，萬國之主。宇宙之內(nèi)，萬國之人，自國王以至于庶民，皆在其掌握之中。凡敢抗拒其之旨意者，怎能逃脫其不罰汝之罪乎？……倘若全國之人，遵信而行者，貧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義，心亦常樂，上不違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樂，永享太平之福，將見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清平好世界矣。

洪秀全當時也正追求著一個理想世界。從洪秀全接受梁發(fā)宣傳后所寫的幾篇文章來看，他提出的勸世救世主張在宗教方面基本上承襲梁發(fā)的一套，而社會倫理思想?yún)s有很大成分系來自中國古圣先賢的嘉言懿行和政治理想，表明他在讀《勸世良言》前后向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尋求思想營養(yǎng)的努力。其中較突出的是他對堯、舜、禹、稷、湯、文、武、孔、孟這些人物的道德事功的推崇，和對于儒家所描寫的唐虞三代之世“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向往。這一理想的境界高于梁發(fā)的“清平好世界”，但也頗有共同之處。梁發(fā)宣傳說，只要人人信仰“神天上帝”，就會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清平好世界”。洪秀全在追索理想社會的努力中發(fā)現(xiàn)，中國已經(jīng)失去的大同世界，也是同崇拜“上帝”聯(lián)在一起的。他把三代盛世同信拜“上帝”聯(lián)系起來，這雖然是對歷史的錯誤解釋，但并不是沒有根據(jù)，因為在有關(guān)唐虞三代史事的古代典籍中，的確存在一個活動著的“上帝”。近代學(xué)者認為，堯、舜時期和夏代是中國歷史的傳說時代，殷才是開始有史的時代；根據(jù)“卜辭”，殷代開始有“至上神”的觀念，起初稱為“帝”，后來稱為“上帝”，殷周之際以后又稱為“天”。這是當代學(xué)者根據(jù)新的資料對歷史進行新的研究后得出的認識。洪秀全當然不可能作這樣的研究，在他所讀到的典籍中，唐虞三代都是事跡昭彰的太平時代，從堯舜之時起，至上神“上帝”或“天”就具有崇高的地位。如堯舜禪讓，舜攝位時，先“肆類于上帝”，即祭告“上帝”。鯀的作為不符“天”意，遭到失敗被殛死；禹虔誠祀“天”，“天”賜予洪范九疇。商湯“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就是說因崇敬“上帝”而得天下。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武王伐紂，眾人勉勵他：“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堯、舜、禹、稷、湯、文、武這些締造盛世的人物，都是敬拜上帝、得到上帝的保佑的?！吧系邸辟p善罰惡，明察秋毫。如桀、紂是因作惡而得罪于“上帝”。周公受謗被冤，“天大雷電以風(fēng)，禾盡偃，大木斯拔”。成王悔悟后，“天乃雨反風(fēng)，禾則盡起”。不僅政治和人事如此，生產(chǎn)和生活也仰賴于“上帝”。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這是說因后稷體“上帝”之心，承“上帝”的恩惠而得以養(yǎng)育普天下人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镈，奄觀铚艾”。這是說“上帝”恩賜豐年，乃命眾人整治農(nóng)具?？傊鶕?jù)這些儒家經(jīng)書，中國古代的確存在一位有意志、有好惡的神，能發(fā)號施令，主宰一切自然和人事，以至有的學(xué)者認為它與猶太教所信奉的“God”并無兩樣，和以色列民族的神完全一致。

既然在有關(guān)唐虞三代的典籍中記載著這樣一位與猶太教的耶和華十分相像的“上帝”，洪秀全把梁發(fā)所說的“神天上帝”同這位“上帝”等同起來，那是完全不奇怪的。

三

還值得指出的是，洪秀全的思想看來也受到了墨子的影響，而墨子所說的“天”，儼然是又一位基督教的“God”。這是洪秀全把“神天上帝”看作中國古代的“上帝”或“天”的一個原因。

墨子生當春秋戰(zhàn)國之交，他認為當時社會的弊病和禍害是：

今若國之與國相攻，家之與家相篡，人之與人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diào)，此則天下之害也。

這些禍害緣何而起？墨子認為，這是由于人們只愛自己，不愛別人：

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煜轮私圆幌鄲郏瑥姳貓?zhí)弱(孫詒讓按：此下疑脫“眾必劫寡”四字)，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

這是墨子對春秋戰(zhàn)國之際社會矛盾的認識?？磥?，洪秀全在探討他的時代的社會弊病時，曾從這一歷史遺產(chǎn)和思想資料中受到啟發(fā)。他認為，當時的問題也在于以愛此國而憎彼國，以愛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愛此鄉(xiāng)此里此姓而憎彼鄉(xiāng)彼里彼姓，造成“相陵相奪相斗相殺而淪胥以亡”。其原因何在呢？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訓(xùn)》中說，在于“所愛所憎，一出于私”，在于“同國則愛之，異國則憎之”，“同省同府同縣則愛之，異省異府異縣則憎之”，“同鄉(xiāng)同里同姓則愛之，異鄉(xiāng)異里異姓則憎之”。

可以認為，他們所看到的各自時代的社會弊病和對這種弊病的診斷，是很相似的。

墨子所提供的處方是“兼愛”。既然問題是由只愛自國自家自身造成的，解決的辦法就是要“兼相愛”，就是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使諸侯、家主、人與人都相愛。他說，“天下之人皆相愛，〔則〕強不執(zhí)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墨子認為，“兼愛”是可以實行的；禹、湯、文、武的事業(yè)就是實行“兼愛”的典范。

洪秀全也找到了類似的答案。洪秀全推崇堯、舜、禹、稷、湯、文、武、孔、孟，認為他們的事業(yè)功德就在于不分此土彼土、此民彼民、此國彼國、此邦彼邦，也就是能夠視此如彼，視天下為一家；認為如果恢復(fù)到這樣，就可把“陵奪斗殺之世”變?yōu)椤皬姴环溉?，眾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之世”。

不能不說，他們的見解在內(nèi)容和文字上都有共同之處。

洪秀全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案較墨子多出的一點是，他認為，要做到不愛此憎彼，就要認識彼此都為“上帝”生養(yǎng)保佑；“上帝”是天下凡間一切人之大共之父。這就是，他從根本上找出了彼此相愛的根據(jù)：“上帝原來是老親?！边@是墨子沒有直接提出的。洪秀全吸取了墨子的兼愛學(xué)說以觀察和解決他所感知的社會矛盾，同時又據(jù)梁發(fā)的宣傳賦予這種解決方法以神圣的依據(jù)：既然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養(yǎng)，都是兄弟姐妹，彼此應(yīng)該相親相愛而不要相憎相斗，自然也就是必需的了。

墨子的解決方案中雖然沒有提出“上帝”，但他是強烈地崇信“上帝”的，這就是“天”。春秋戰(zhàn)國之時，由于社會的變化和動亂，民間已有對“上帝”和“天道”產(chǎn)生懷疑的。思想家中老莊一派否定古代的有意志的“天”，把它解釋為“自然”和“道”；孔子也主要把“天”看作自然界的理法；而墨子則仍認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上神。所以，比較而言，墨子實可稱為宗教家。墨子的“天”是主宰一切、無所不包的，生死禍福都在它的掌握之中，無可逃避。他說：“若處家得罪于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處國得罪于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彼J為，日月星辰、春秋冬夏、雪霜雨露，都是“天”的作用；五谷熟，六畜遂，災(zāi)疾戾疫兇饑不至，都是“天”的恩惠。他把“天”賦予了一定的“父道”觀念，認為“天”是厚愛于民的，不僅使五谷六畜生長，使民得食，而且兼愛天下之人，“兼愛”就是“天”的意志。他以天愛人和父愛子相比，說父親愛兒子，兒子長大而無報于父，天下人就會責(zé)備兒子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有報于“天”，就是要敬“天”，順“天”。唐虞三代的“圣王之治”，就是由于上尊天，下愛人，順“天”之意而兼愛天下，結(jié)果堯、舜、禹、湯、文、武自己得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桀、紂、幽、厲因不肯事上帝，逆天之意而被“天”所棄。

由此種種來看，墨子的“天”是一位有人格、有意志、主宰一切、賞善罰惡的神。它與基督教的“God”，包括梁發(fā)的“神天上帝”是相似的。洪秀全以為一切日月星辰、雷電風(fēng)雨、山原川澤、飛潛動植和桑麻禾麥豆菽都是上帝之功能，這是承襲于梁發(fā)《勸世良言》的，也與墨子的“天”完全一致。梁發(fā)、洪秀全都要求人們報答“神天上帝”的養(yǎng)育保佑之恩，與墨子要求有報于“天”相同?；浇绦麄魃系蹛廴?，洪秀全憧憬博施濟眾、天下一家，與墨子以兼愛為“天志”相同。

墨子是既尊天又事鬼的。人死為鬼，是中國古代通常的觀念。墨子認為，鬼能賞賢罰暴，報應(yīng)因果，所以除尊天以外還應(yīng)事鬼。事鬼與基督教的一神信仰是矛盾的，因為尊天事鬼實際上是多神崇拜，只是以“天”為最高的神。但人死為鬼之說與基督教的靈魂不死說卻有相通之處。墨子曾征引《詩經(jīng)》中“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一句論證說：“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左右哉！”洪秀全也用《詩經(jīng)》中這句話的意思論證說，因為周文王、孔子都是“正人”，所以他們死后的靈魂能在上帝左右：“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靈魂在帝旁?！眱烧邔嵱挟惽ぶ?。洪秀全承認“鬼”的存在，但他沒有接受“事鬼”之說。在洪秀全看來，“鬼”主要是和“魔鬼”相聯(lián)系的，“鬼”經(jīng)常是“魔鬼”“妖魔”的另一稱呼。只有在《百正歌》中，洪秀全似乎沒有把鬼明確地看作打擊、貶斥的對象?！栋僬琛分杏羞@樣的話：“真正鬼服人欽，真正民安國定?！?/p>

洪秀全的思想是否與墨家有淵源關(guān)系，是有待于注意的一個新問題。洪秀全沒有直接稱引過墨子，但他關(guān)于當時社會弊病的分析和解救的辦法，如上文所述，同墨子的“兼愛”理論在思想上和用語上似乎都有繼承的痕跡。而墨子所說的“天”又頗與基督教的“God”相似，這就可能讓洪秀全認為“神天上帝”就是中國的“天”、中國的“上帝”。

四

從中國的宗教和宗教思想發(fā)展的歷史來看，大致上先秦時代是比較單純的天、祖崇拜，秦漢以后漸進入復(fù)雜的多種迷信時期。秦皇漢武迷信方士，以后佛教傳入、道教興起，各種神仙菩薩泛濫流行。作為殷、周時代至上神的“上帝”，隨著周王室力量的衰落，可能還有陰陽五行說的影響，遂漸化生成為“五帝”。在歷史記載上，東周初年秦襄公始通諸侯，“祠上帝西畤”，這時他所祭祀的“上帝”已又稱“白帝”，這大概是因西方主白而有的名稱。后來逐漸增祠青帝、黃帝、赤帝，至漢高祖又增祠黑帝。這時，“上帝”雖化生為五，但仍統(tǒng)稱“上帝”，仍有最高神的地位。到了漢武帝，“太一”成了最高的天神，“五帝”變成了“太一”的輔佐。以后，“上帝”之名雖還存在，但混雜于多種多樣的神佛之中，其面貌已模糊不清，其地位也已與三代時崇拜的“上帝”頗不相同了。洪秀全憧憬三代盛世，認為那時的君民臣等是崇拜“上帝”的。秦始皇“開神仙怪事之厲階”，愈演愈烈，致使世人“多惘然不識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世風(fēng)人心日益沉淪。他對此十分感慨，對秦以后的各種神佛怪誕之說及其倡導(dǎo)者的譴責(zé)不遺余力，如指責(zé)秦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仙，漢文帝以為“上帝”有五，漢武帝祠“太一”，漢宣帝求“金馬碧雞”，漢明帝求佛法，漢桓帝祠老聃，梁武帝舍身，唐憲宗迎佛骨，宋徽宗稱“上帝”為玉皇大帝等。由于中國的宗教和宗教思想在秦漢以前和以后的確有很大的差異變化，洪秀全的指責(zé)，應(yīng)該說大體上還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他的感慨是基于他的認識而發(fā)的。

基督教的“神天上帝”是獨一的神。洪秀全在開始信仰上帝后，是接受了一神論的。他說過，“開辟真神惟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中國古代的“上帝”雖然受到禹、湯、文、武這些盛世圣王的崇拜，終究并非獨一的神。人們當時的信念中，除天神以外，還有地祇、人神、鬼怪。洪秀全認為這些都是“邪神”；古代崇拜“上帝”是主要的，崇拜這些“邪神”則是支流；“邪神崇拜”正是后世迷信神佛之濫觴。

“邪神”的觀念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經(jīng)常運用的，但這并非他們所獨有。只要存在宗教和宗教的斗爭，就會有“真神”和“邪神”的區(qū)別和矛盾。耶和華原來也只是古代猶太人各部落信奉的諸神之一，后來逐漸成為古猶太人的保護神，成為他們崇拜的唯一的神。耶和華對他們的第一條要求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币腿A自稱是“忌邪者”。他成為獨一真神，其他的神自在排斥之列，成為“異神”“邪神”。所以，獨一神的存在與異神、邪神這些觀念的存在不但不矛盾，而且正是互為表里的。中國古代的“上帝”與其他神并沒有互相排斥的關(guān)系，但“上帝”的地位突出。洪秀全認為當時是以崇拜“上帝”為主而雜有“邪神”，這是可以自圓其說的。

洪秀全對于先秦時代存在的各種神怪之事，以“三代時頗雜有邪神”一語概括，而對兩件事則單獨提出加以指斥。其一是“九黎初信妖魔，禍延三苗效尤”。這是《國語·楚語》記載的傳說故事：少昊之時，“九黎”亂德。民和神的關(guān)系亂了，人人都可以當巫覡，以致神不降福，禍災(zāi)漸生。經(jīng)顓頊加以整頓后，“三苗”又效“九黎”所為，復(fù)經(jīng)堯加以糾正。其二是“用人為尸之錯”。“尸”就是神像，就是以活人作為神像加以祭拜；甚至祭祖的時候，讓孫子作為祖父的“尸”，由父親向他祭拜。這是先秦時代的禮制。據(jù)杜佑說，在周以前，對天地宗廟社稷的一切祭享，都要立“尸”。巫覡和偶像是基督教和《勸世良言》竭力反對的。大概是由于這個原因，洪秀全在概括地指斥“邪神”時，特別舉出“九黎亂德”和“用人為尸”加以批判。但是，他認為，總的說來這些邪神邪事在中國古代不居主要地位，所以他說：“歷考中國史冊，自盤古至三代，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也。壞自少昊時九黎初信妖魔，禍延三苗效尤，三代時頗雜有邪神及有用人為尸之錯，然君民一體皆敬拜皇上帝仍如故也?！?/p>

梁發(fā)曾說：“蓋吾等之救如今比初信之際已越近。夜已退，日將到矣?！焙樾闳诟袊@古代的大同世界“于今尚何望哉”之時，也因?qū)Α吧系邸钡陌l(fā)現(xiàn)而興奮地說：“于今夜退而日升矣！”希望世人“跳出邪魔之鬼門，循行上帝之真道，時凜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以達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梁發(fā)說的“夜退日升”，是指個人因“道德”完善而得救，而洪秀全說的“夜退日升”則是指由“正己正人”進而實現(xiàn)一個“公平正直之世”，這是明顯的不同。洪秀全后來所以能成為農(nóng)民革命領(lǐng)導(dǎo)人，從個人因素來說，這正是一個重要的內(nèi)在根據(jù)。

1981年

（本文摘自王慶成著《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