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吾自絕倫》：摘掉皮普斯的“假發(fā)”

《吾自絕倫——塞繆爾?皮普斯傳》， [英] 克萊爾·托馬林著，王珊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632頁，138.00元

克萊爾?托馬林的這部皮普斯傳，2002年甫一問世，即獲當年英國“惠特布雷德圖書獎”（Whitbread Book Awards），廣受好評，經(jīng)久不衰。六年后，2008 年《讀書》第三期刊登了呂大年先生的書評《佩皮斯這個人》，對本書和皮普斯本人都做了中肯精到的評介。又過了十七年，這部傳記的中譯本終于得以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塞繆爾·皮普斯的名字，英文系師生無人不曉，但在“圈外”知者寥寥。他的姓氏Pepys常被誤譯為佩皮斯，民國時出版的《皮普士日記選》的譯法大體是對的，但用“士”翻譯尾音，有時代印記，本書譯為皮普斯，希望能夠起到一點“正名”的作用。他生于1633年，是個土生土長的倫敦人，父親是裁縫，母親婚前是個洗衣工，曾就讀于圣保羅學校，日后靠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所幸皮普斯有一房顯赫的遠親蒙塔古家族，復(fù)辟后他被愛德華·蒙塔古——皮普斯的恩主和仕途引路人、克倫威爾麾下名將、查理二世的復(fù)辟功臣、顯赫的桑威奇伯爵——安排進海軍處（Navy Board）擔任書記官，一生的事業(yè)由此發(fā)軔。書記官雖然是海軍處四個主政官員中職級最低的，但他的行政才干有了充分發(fā)揮的機會，任職八年后，他就能代表海軍應(yīng)對議會的質(zhì)詢，在國會發(fā)表了三個小時的長篇演說，引用詳實的數(shù)據(jù)和文件，為海軍的工作辯護，成為公認的能員干吏。他做事勤勉務(wù)實、周密謹慎，為海軍效力二十多年后，終于攀升至海軍行政方面的最高職位，成為海軍部（Admiralty）秘書長。光榮革命后因不肯改換門庭，淡出政壇，直至1703年逝世。

皮普斯一生功業(yè)雖系于海軍，身后大名卻來自《日記》。他的日記始于護國政體瀕臨崩潰、王政復(fù)辟即將實現(xiàn)的1660年，結(jié)束于身患眼疾、妻子逝世的1669年，在九年半的時間里幾乎一天不落。日記用速記密碼寫成，在他生前無人知曉，在他死后連同藏書、文件一起捐贈給母校劍橋大學，在書庫中沉睡了兩個甲子，直到1825年，部分日記才被轉(zhuǎn)譯成通行文字，首次由布雷布魯克（Lord Braybrook）編輯付印。

皮普斯多才多藝，通曉多種歐洲語言，熱愛音樂戲劇，頗有幾分文藝復(fù)興人的流風余韻，同時他作為一個“有文化的紳士”也從未忽視科學的“魅力”（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shù)與社會》，范岱年等譯，59頁）。他壯年時正值十七世紀中葉英格蘭科學的興盛期（默頓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shù)與社會》探尋1661至1670年間英格蘭科學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的高峰，與皮普斯日記的時間恰好大體重合），對科學實驗尤其是人體解剖懷有濃厚的興趣，日后他還以皇家學會會長的身份簽字批準出版牛頓的不朽名著《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他在日記中體現(xiàn)出來的冷靜的觀察、細致的記錄、客觀的分析，與科學家如出一轍，難怪托馬林稱他為“某種秘密的科學家”。

由這樣一位妙人，根據(jù)親見親聞，對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引車賣漿者流做出的生動記錄，其間還包含了復(fù)辟、倫敦大火、大瘟疫、英荷戰(zhàn)爭等重大歷史事件，該有多受學界和民眾的歡迎，不卜可知。各種全本、選本、專題匯編本遂層出不窮。著名的如惠特里（H.B.Wheatley）于 1893 至 1899 年間陸續(xù)出版的十卷本，是十九世紀最好最全的版本，一直被視為皮普斯日記的標準版，但因為受制于維多利亞時代嚴苛的道德觀，這個版本并不完整，也不完全可靠。例如日記開篇第一段寫到妻子七個星期沒來月經(jīng)，皮普斯誤以為是懷孕，月經(jīng)這句話就在被刪之列。比這更逾矩的內(nèi)容，讀者自然也無緣過目。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1970-1983），皮普斯日記最權(quán)威的學術(shù)型全本才得以問世，即萊瑟姆（Robert Latham）和馬修斯（William Mathews）轉(zhuǎn)錄、編輯的十一卷本，這一版本至今仍是研究皮普斯日記的標準版本，日記的所有文字都被移譯刊出，讀者終于可以深切體會到皮普斯的無隱坦白。托馬林讀的就是這個版本。她起初把讀皮普斯日記當作娛樂消遣，還推薦給女兒閱讀，用來治療抑郁癥。

皮普斯身后頗為寂寞，只有少量著作例如他對查理二世口述的逃亡經(jīng)過的記錄被出版過，知者寥寥。日記的整理出版引發(fā)了公眾和學者對他的強烈興趣，連同他在海軍處留下的各種文書，研究者好像發(fā)現(xiàn)了一塊海軍史的寶藏，對皮普斯愛不釋手。當時正值大英帝國全盛期，英國皇家海軍是帝國強盛的基石，飲水思源，作為海軍專業(yè)化、正規(guī)化建設(shè)奠基人的皮普斯，自然贏得了歷史學家的青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皮普斯研究的先驅(qū)坦納（J. R. Tanner）陸續(xù)發(fā)表了幾部對皮普斯的重要研究著作，包括《塞繆爾?皮普斯與皇家海軍》（Samuel  Pepys  and the Royal Navy）、《皮普斯先生：對日記的介紹和晚年生活的描述》（Mr. Pepy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ary and a Sketch of His Later Life）等等，奠定了皮普斯研究的基石。隨后布萊恩特（Arthur Bryant）撰寫了皮普斯傳記三部曲（Samuel Pepys: The Man in the Making, Samuel Pepys: The Years of Peril, Samuel Pepys: The Saviour of the Navy），發(fā)表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皮普斯研究領(lǐng)域的名著。這些著作大都把重心放在皮普斯的海軍事業(yè)上，致力于塑造一個功勛卓著的杰出人物形象，刻意淡化他的性格弱點，對日記中記載的種種失德行徑往往采取“為尊者諱”的態(tài)度。坦納甚至認為相較于皮普斯對海軍事業(yè)的偉大貢獻來說，日記不過是他生活的副產(chǎn)品，記錄了許許多多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個人的小奸小惡，其存在妨礙了人們?nèi)ス卦u價皮普斯的職業(yè)成就（Tanner, “Lecture I Introductory”, Samuel Pepys and the Royal Nav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二戰(zhàn)后社會風氣轉(zhuǎn)移，奧拉德（Richard Ollard）撰寫皮普斯傳記（Pepys：A Biography）時遂一改早期海軍史家對皮普斯的歌功頌德，開始對其性格的復(fù)雜性進行客觀分析，并不吝于展示其缺點。該書于 1976 年問世，是距離本書最近的重要傳記。1995年托馬林發(fā)表了一篇對萊瑟姆和馬修斯版日記的書評之后，奧拉德給她寫了一封信，信中的和善話語最終鼓勵托馬林寫出了這部全新的皮普斯傳記。

克萊爾?托馬林生于 1933 年，比皮普斯小了整整三百歲，如今年過九旬，正在向期頤之年邁進。她和皮普斯一樣是個倫敦人，也和皮普斯一樣畢業(yè)于劍橋大學，后來擔任文學編輯，撰寫書評，最終成為職業(yè)的傳記作家。她給雪萊、簡·奧斯丁、狄更斯以及默默無聞的狄更斯的情婦內(nèi)利?特南都寫過傳記，都獲得了好評。

這部皮普斯傳是她晚年的杰作，據(jù)托馬林自述，她一開始就不打算把寫作重點放在皮普斯對海軍的貢獻上，而是試圖還原出一個活生生的皮普斯來。書中第十三章記述1663年11月，皮普斯決定讓理發(fā)師剪掉自己的頭發(fā)，并從理發(fā)師那兒買了一頂佩魯基假發(fā)。介紹完假發(fā)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后，作者評價道：

假發(fā)意味著……你看起來更像個畫像，而不是個大活人。這就是為什么假發(fā)在肖像畫上有如此窒息生命的效果，扼殺了巨大的卷發(fā)墊子下面的個性。不幸的是，在皮普斯的所有肖像畫里他都戴著假發(fā)；你只要看看他同時代的少數(shù)幾幅不戴假發(fā)的肖像畫就可以看出他們有多生動：頭發(fā)斑白的老伊夫林，牛頓的小半身像，稀疏的頭發(fā)往后梳著，德萊頓的一幅罕見的不戴假發(fā)的肖像畫。

這段話不經(jīng)意間透露了托馬林的價值取向和寫作意圖。在她看來，假發(fā)作為個人成就和社會地位的標志（symbol）同時也遮蔽了主人的真實個性，而她寫作的目的之一無疑就是要摘掉皮普斯的“假發(fā)”，展現(xiàn)出他被掩蓋在“巨大的卷發(fā)墊子下面”的真面目和真性情。這就決定了托馬林撰寫本書時所使用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皮普斯的日記而不是海軍部的公文檔案。她說在日記之后，皮普斯的公文、書信等等都不能看出這個人的樣子，只有日記才記錄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甚至“比當下更真實”。這也決定了傳記各部分的比例安排，全書除序言、尾聲外，分為三個部分共二十六章，第一部分1663-1660年有六章，其中第六章題目已為《日記》；第二部分1660-1669年是皮普斯寫日記的十年，占了十三章，是全書重心所在；第三部分1669-1703年有七章，講述皮普斯的后半生。作為對照，前述布萊恩特的皮普斯傳記三部曲，從 1663 年皮普斯出生到1669年停寫日記，只構(gòu)成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本書之迥異前賢可見一斑。

皮普斯寫日記時正當盛年，精力旺盛，興趣廣泛，日記內(nèi)容異常豐富，使托馬林面臨巨大的工作量。書中寫道：“皮普斯的日記打從開頭起就一下子做了很多事情，讓人望而生畏。它列出了去過的地方、遇到的人，但沒有解釋是什么地方、什么人。”這沒有解釋的部分，自然就需要托馬林做足功課，一一加以解釋說明：“它（日記）既提供了他工作中的許多細節(jié)，也提供了他日常家居生活的點點滴滴?！惫ぷ鞯募毠?jié)、日常的點滴，牽涉人物眾多，信息龐雜細碎，也需要托馬林條分縷析，一一理清頭緒，串聯(lián)起來。例如1662年4月23日皮普斯記錄他在樸次茅斯出差時和克拉克醫(yī)生同榻而眠，所有跳蚤都去咬克拉克，皮普斯則毫發(fā)無損。這類軼聞趣事一般人讀后很容易就忘卻了，托馬林卻獨具慧眼，把它和1665年大瘟疫結(jié)合起來，作為皮普斯能免受傳染的一個解釋，由于跳蚤是瘟疫傳播的媒介，所以“他有天然免疫力”。這兩件事相隔三年，托馬林依然能從草蛇灰線中發(fā)現(xiàn)因果關(guān)聯(lián)，這是很高明的手法。

托馬林強大的信息處理能力使她得以充分駕馭日記中的海量信息，加上多年文學編輯生涯練就的好文筆，她很擅長重構(gòu)歷史場景，用戲劇的手法再現(xiàn)皮普斯的人生經(jīng)歷，筆法細密輕盈，字里行間帶著淡淡的諷刺，又不乏溫柔和體諒。全書開篇就像猛然拉開幕布，把一月里的某個清晨，臥室里夫婦的激烈爭吵展現(xiàn)在觀眾的面前。然后作者不失時機地插入一句冷靜的旁白：“這場戲在皮普斯日記的這一頁中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這天是一六六三年一月九日，星期五。”

受益于作者的生動文筆，讀者可以讀完這本五百頁的巨著而絲毫不覺得煩悶。作者不虛美，不隱惡，對皮普斯的丑陋一面毫不隱諱。例如他從同事波維手中得到丹吉爾司庫一職，卻拒絕按照協(xié)定將灰色收入分給波維，對要求履約的波維惡形惡相，令人生厭。他在英荷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毫無英雄氣概，照托馬林的話說，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福斯塔夫（Falstaff），有時甚至比福斯塔夫更像個小丑、更加無賴。他從戰(zhàn)爭的采購中牟利，卻在《海軍白皮書》中把自己粉飾成一個無可指摘的勤奮工作者、令人印象深刻的行政長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皮普斯如此性格行事，或許與他自幼飽受病痛折磨，生命危如朝露不無關(guān)系。成年后他冒著生命危險接受了膀胱結(jié)石手術(shù)。手術(shù)沒有留下正式記錄，托馬林查閱了大量原始資料，包括同時代人對膀胱結(jié)石手術(shù)的詳細描述、外科醫(yī)生的筆記，甚至有譯自荷蘭語的《膀胱結(jié)石精論》等等，準確生動地還原了術(shù)前準備、手術(shù)過程、術(shù)后護理的種種細節(jié)，非常精彩。難怪呂大年先生夸托馬林“功課做得好”。

在全書第一章，針對皮普斯早年的病痛經(jīng)歷，托馬林評論道：

疾病似乎教給了他面對病痛的堅韌——因為沒有止痛藥——并讓他下定決心只要一息尚存就盡力抓住能到手的一切并盡情享受。這一點后面還能看到，他興高采烈地面對瘟疫之年，死亡無處不在，他卻攫取一切可以享受的東西。……他對生命中快樂的貪求被疼痛和恐懼打磨得更加尖銳。

托馬林對皮普斯的這一評價，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不斷得到印證。聯(lián)想到1995年托馬林為萊瑟姆和馬修斯編輯的十一卷本皮普斯日記所寫的書評，題目是《及時行樂》（“Carpe Diem”），她的確從一開始就把握住了皮普斯性格的核心特質(zhì)。

若問皮普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誰？托馬林大概會毫不猶豫地說：“伊麗莎白，他的妻子?！逼て账挂婚_始就把婚姻當作生活的中心，他的日記以對婚姻的考慮開始，也以對婚姻的考慮結(jié)束。在記日記的九年半里，皮普斯對自己的婚姻描述得如此細致，以至于托馬林風趣地說“你可以把這本日記交到火星人手里來給他們解釋（婚姻）這一制度及其運作方式”。

1669年日記的停筆，學者大都歸因于皮普斯的眼疾。但此后三十四年的余生里皮普斯未曾放棄閱讀和寫作，還寫過兩本簡短的日記，對此托馬林的評價是：這兩本日記“沒有第一部日記的任何特點。缺少了某種本質(zhì)性的東西——某種使他產(chǎn)生出珍珠的砂礫”。托馬林認為日記停筆后不久就逝世的伊麗莎白就是沙礫之一：

他在感情上和想象上都與她綁定在一起。他與“我的妻子”朝夕相對，而又寫下了對她保密的東西，這二者之間的張力顯而易見；她在或不在，挑釁與憤怒，一次又一次地觸動了他最深的自我。日記的存在離不開他對自己和伊麗莎白密不可分的感覺。

托馬林把皮普斯日記的成功，部分地歸功于伊麗莎白，同時認為伊麗莎白也是日記無法再度續(xù)寫的原因之一，這是前所未有的觀點，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從這個大膽的結(jié)論還可以看到托馬林的另一個寫作意圖：給皮普斯生命中的重要女性以應(yīng)有的地位，而這一點恰恰是被以往的皮普斯研究者全然無視的。

托馬林秉持鮮明的女性主義立場，對兩性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極為敏感。如前面提到的皮普斯戴假發(fā)一事，他在日記中記錄了他擔心鄰居、同事、上司甚至女仆會作何反應(yīng)。托馬林立刻敏銳地指出，他唯獨無視了妻子的感受，盡管與他同床共枕的妻子才是受影響最大的人。在《婚姻》一章中，托馬林用了很長的篇幅描述了皮普斯厚顏無恥地玩弄眾多女性的惡行，他能夠得逞無疑是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和財富遠遠凌駕于這些可憐的獵物之上。造船廠木工巴格韋爾的太太在丈夫的授意下委身于皮普斯，無辜的女性成了兩個男人——托馬林稱之為“惡棍”——交易的籌碼。在皮普斯的婚外情中，惟有女演員尼普太太能夠在完全平等的條件下與之交往，托馬林總結(jié)道“毫無疑問，她的獨立源于她能自食其力?！?/p>

托馬林對皮普斯日記中女性的關(guān)注，最終凝結(jié)成本書最具特色的一章——《三個簡》。三個簡中，最重要的是簡·伯奇，在日記的第一頁她就已出現(xiàn)，是家里那個十五歲的小女仆。簡和皮普斯夫婦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處，既尊卑有別又親密無間，她忍受著繁重的勞作、責罵、毆打以及皮普斯的性騷擾，但她并不怯懦，知道如何為自己抗爭，甚至經(jīng)常以辭職相威脅。也許正因為學會了抵抗霸凌，她和皮普斯的關(guān)系反而能夠維持長久，直到后者生命的終結(jié)。長期的共同生活使得簡成了日記中僅次于伊麗莎白的女性人物，皮普斯的筆下“展現(xiàn)了她的溫柔、善感、勇敢、倔強、幽默、活潑、努力工作并且工作出色、對母親和兄弟忠心耿耿、對雇主誠實可靠”，以及“她是如何堅強地忍受他的嚴厲、不公和一貫的累人”。

在托馬林看來，簡·伯奇代表著一個人數(shù)眾多卻幾乎沒被記載、沒有自己聲音的群體，她們的生活細節(jié)幾乎沒有流傳下來。借助散落在皮普斯日記中的零碎記錄，托馬林拼貼還原出了簡·伯奇的人生經(jīng)歷，給后人留下了簡的一幅令人傾佩的肖像畫。

2003 年，塞繆爾·皮普斯協(xié)會召開皮普斯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這部傳記獲得塞繆爾?皮普斯獎，這是該獎的首次頒發(fā)。托馬林在會上做了演講，題目是《“小老簡”》，這是皮普斯在日記里對簡?伯奇的稱呼。縱觀該協(xié)會成立一百多年來的演講題目（協(xié)會成立于皮普斯逝世二百周年的1903年，創(chuàng)始成員包括皮普斯日記的編者惠特里，協(xié)會網(wǎng)站有演講題目列表），幾乎都是繞著皮普斯打轉(zhuǎn)，托馬林的選擇盡顯女性學者的勇氣。

尼克松說過，“在偉大領(lǐng)袖人物的腳步聲中，我們聽到歷史隆隆的驚雷”。這是不折不扣的傳統(tǒng)（男性）英雄史觀。托馬林的這部書，雖然受制于客觀條件，無法對歷史上長期被忽略的群體做更詳盡的描述，但依然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的歷史面貌：那就是在普通小人物，尤其是受到階級、性別雙重壓迫的女性小人物——比如“小老簡”——的體內(nèi)，也蘊含著不遜于偉人足底雷聲的日升月落、斗轉(zhuǎn)星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