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廣宏教授《竟陵派研究》已于2021年12月由商務印書館再版（下文引述本書內(nèi)容，僅隨文標示頁碼）?！毒沽昱裳芯俊酚蓮偷┐髮W出版社初版于2001年，2006年仍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修訂出版，本次即是據(jù)2006年修訂版的再版。
《竟陵派研究》書封
全書共分八章：第一章萬歷中期以后的政治與學術；第二章嘉、隆以來文學風氣之嬗變；第三章竟陵派發(fā)韌期：鐘惺、譚元春早年在家鄉(xiāng)的文學活動；第四章竟陵派成立期：有聲兩都間與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第五章竟陵派發(fā)展前期：《詩歸》盛行與“竟陵一脈”成為時響；第六章竟陵派發(fā)展后期：譚元春于竟陵派影響的進一步拓展；第七章竟陵派的文學思想；第八章竟陵派的文學創(chuàng)作。因此，總括起來，該書分為三部分，第一、第二章為竟陵派形成的背景分析，第三至第六章為竟陵派形成歷程的梳理，第七、第八章為竟陵詩學的綜合論述。第二部分構(gòu)成了第三部分的論證基礎。
相較于2006年版，此次再版除補入最新研究成果、檢核訂補引證材料、潤改個別文字等技術性、細節(jié)性改動外，“框架結(jié)構(gòu)未變，論述的角度、觀點未改”（本書“新版后記”），基本保留了原貌。之所以如此，如作者所自言，“即便自悔少作，畢竟不是重起爐灶新寫一書，就此留存一個樣本，作為我們這一代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受訓練的見證”。此為謙辭，但也是真實的表達。
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受訓練”，主要在關聯(lián)密切的兩個方面，一是“中觀研究”，就本書來講，就是詩歌“流派”研究，二是“明變求因”的研究方式。
一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流派”研究，可溯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詩歌“派別”研究（如梁昆《宋詩派別論》）和流派代表作家的體派研究（如張大東《中國文學上之“體”與“派”》），其成為一種自覺、普遍的研究范式，則緣于1980年代程千帆先生倡導的詩派或詩人群體研究。作者在本書“新版后記”中回溯這一歷程時談到“流派”研究作為一個研究熱點出現(xiàn)，其所具有的標識性意義：它意味著與“五四”以來學術現(xiàn)代化歷程的一種接續(xù)，“表明文學史研究重又回歸實證的立場，回到朗松所說的‘達到客觀的事實’為第一要務，并且有了文學社會學的加持。”因此，“流派”研究是同時指向?qū)嵶C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種研究方式，傳統(tǒng)的成熟的作家研究、文藝思潮研究等可在“流派”研究的范式和框架下“重新構(gòu)建模板”而形成某種學術上的突破（684頁）。類似的表述也見于作者其他著述，這應該代表了當時一種較為普遍的學術追求。
不過，作者選擇中觀研究、流派研究，除感染于時風，主要地還是與他自身的學術訓練和研究經(jīng)歷有關。作者對竟陵派硏究的關注，始于碩士學習階段，其碩士學位論文就是《鐘惺年譜》（該《年譜》后收入章培恒先生主編的“新編明人年譜叢刊”，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完成《鐘惺年譜》后，作者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沿著《年譜》留下的線索，按照地域?qū)θf歷中期以來與鐘惺、譚元春相關的作家群體及其文學活動加以梳理、考察；二是重新細讀鐘惺、譚元春作品，力求準確把握其作品的內(nèi)蘊及風格上的特點，同時對譚元春的創(chuàng)作和重要的學術著述做了相應的系年（678－679頁）。這樣，作者研究的視野就自然由鐘惺逐漸覆蓋譚元春及受鐘、譚影響的各地詩人，而對鐘、譚作品的準確把握，則在基本層面上，建立起學術與文學等影響、關聯(lián)、比較研究的基礎。
此種學術經(jīng)歷，使得作者對所謂文學“流派”有了歷史的、生動的認識，同時也必然促使作者切實思考流派與作家個體創(chuàng)作、文學觀念的關系，與文藝思潮的關系；思考流派這樣一種中觀研究，較之一般文學史研究，會在何種層面或方面觸動文學史研究，以及以流派研究介入文學研究，其可能的闡釋力，其所揭示的文學史所具之風貌、特征。而實現(xiàn) “詩派”研究目標的基本方法，作者歸之于“明變求因”。
《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進論集·自序》書封
“明變求因”嚴格說來并不是特異的研究方法，但對于作者來講卻具特殊意義。作者曾在多個場合以不同方式表達過“明變求因”的意旨，如《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進論集·自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即謂：“（《文學史的文化敘事》）試圖深入中國歷史上極為豐鉅而獨特的文化形態(tài)，建立對諸多事象（包括域外產(chǎn)生的影響）的考察與闡述，即便是從單一的作家、文體、現(xiàn)象入手，亦希冀在展開的文化構(gòu)造關系中，探究其相對長時段的生成、演化及重要關節(jié)轉(zhuǎn)捩?！弊髡卟⒋朔N文化學的傾向與作者接觸古代文學研究時盛行的“文化熱、文化研究的持續(xù)傳入以及史學觀念的漸次變化”聯(lián)系起來。作者多次引用蔣寅先生提出的“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所謂“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即在充分占有并梳理大量當時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各種復雜的文學事件和文學現(xiàn)象做比較全面的歷史復原工作，考察其來龍去脈和因果關系，使文學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學活動的過程中去。并且，舉凡文學理論、風格、文體等問題的研究，皆可在一種歷史還原中把握其演變的軌跡。明清文學領域得天獨厚的資料條件，不僅使得這種‘進入過程’的研究成為可能，而且也賦予了該領域研究者這樣一種職責。不管有沒有做到，我把這樣的文學史研究視作工作的目標?！保ǖ?79頁）“明變求因”的研究也就是“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是一種以歷史還原為依歸，以文學事象梳理為中心，結(jié)合多方面因素，容納文學理論、風格、文體等，并在文獻特點上洽合于明清文學的綜合性研究方式。此種綜合性，使其自然地對前面提到的實證和文化研究形成支持。因此，作者在前引“新版后記”中回溯了流派研究后，總結(jié)說：“概而言之，那個標記我們成長的年代，所謂‘明變求因’，幾乎構(gòu)成大家研究習得的認識論框架及學術合法性的由來?！薄懊髯兦笠颉贝砹俗髡咦畛醯囊彩亲罹叻缎鸵饬x的研究方法，而《竟陵派研究》由于研究對象的整一性，體現(xiàn)得特別典型。
二
若析而言之，從“明變”一方面講，“明變求因”體現(xiàn)在本書對竟陵派形成、演變歷程之梳理、描述細密、扎實、準確。本書不僅在大的節(jié)點上梳理了竟陵派從發(fā)韌期、形成期到發(fā)展前期、發(fā)展后期的演變過程，而且每個時期都有合理的細分。比如鐘惺、譚元春早年與京山黃玉社諸子的文學交往，向不為研究者所注意，但本書圍繞鐘惺與黃玉社諸子交往期間撰作的詩學名篇《與王稚恭兄弟》，結(jié)合黃玉社與公安袁氏的接觸和聯(lián)系，敏銳把握到，《與王稚恭兄弟》無論對江盈科詩的批評還是對王應翼兄弟的警誡，都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明確宗旨，“其討論的內(nèi)容恰恰就是他們當時極為關切的共同話題，關系到他們對公安派為代表的詩歌新變走向及其利弊的重新估價，以及對自己創(chuàng)作道路何去何從的執(zhí)定”（ 第181頁）。正是在此種討論中，鐘、譚詩學觀點、立場“愈來愈走向明晰、堅定，一步一步接近他后來成熟的主張”（第183頁）。所以，作者把鐘、譚與京山黃玉社諸子的文學交往看成是“竟陵派文學的發(fā)端”（第174頁），“對該派文學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意義”（第183頁）。這就為竟陵派形成樹立了一個清晰的起點。
再如本書論述竟陵派形成期時，細分出竟陵派在南京、北京的傳播、影響，特別是據(jù)《隱秀軒集》文集刊刻情況和作品收錄情況，鉤稽出天啟二年（1614）《隱秀軒集》中存留之1610年前詩和1610到1614年詩，更進一步將鐘惺今存1610年至1614年九月與譚元春同游西陵前所作約240首詩，再分為三個階段（第242頁），通過分析比較，確證“自庚戌（1610）這一年始，他在創(chuàng)作上確實已確立起一種自具精神面目的特異風格”（第247頁），1610年就成為鐘惺詩文創(chuàng)作“自新的一道界碑”（第236頁）與“鐘伯敬體”形成之標志。
過程梳理之細密，有利于發(fā)現(xiàn)之前研究忽視的重要節(jié)點，也有利于糾正一些重要的認識偏差，從而帶來對竟陵派形成歷程的準確描述及相關問題和影響因素的準確把握。如學界一般認為雷思霈對鐘惺有重要影響，但本書基于對鐘惺詩學歷程的清晰把握，認為在雷思霈以座師拔擢鐘惺之前，鐘惺詩學見解已較為成熟，詩風頗近公安派的雷思霈在詩歌創(chuàng)作及文學主張上已不可能對鐘惺產(chǎn)生多大影響（第233頁）。與雷思霈相對的是蔡復一。本書充分考察了鐘、譚與蔡復一圍繞《詩歸》評點的討論，指出“蔡復一不僅僅是竟陵派影響的接受者”，“他對鐘、譚所代表的竟陵文學從理論建設到創(chuàng)作實踐都曾有積極的參與和貢獻，因而在竟陵派中的地位與作用也是其他同志所無法比擬的”（第293頁）這樣的論證所帶來的過程及問題銜接、貫穿的緊密性，不只保證了竟陵派形成過程中節(jié)點確定之堅確有據(jù)，同時呈現(xiàn)了竟陵派有機凝結(jié)的過程，“竟陵派研究”也就不是鐘惺、譚元春疊加的研究，而確實是作為一個“詩派”的整體研究。
從“求因”一方面講，“明變求因”體現(xiàn)在對背景或影響因素發(fā)掘、論證之切實、不膚廓。比如該書在論述“嘉、隆以來文學風氣之嬗變”時，著重論及 “嘉靖八才子”及由之分化出來的王慎中、唐順之為代表的崇道派和李攀龍、王世貞“后七子”對竟陵派的影響。作為竟陵派形成的文學史背景，本書無論論證哪一個時期文學思潮與竟陵派的關聯(lián)時都抓住了切實的關聯(lián)。其論唐宋派在“精神”這個思想和文學觀念上對鐘、譚的影響，是深心體會的新見。又如談到“后七子”復古思潮時，本書一方面注意到了后七子極端復古的詩學對于公安派、竟陵派所帶來的物極必反的效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本書同時注意到了雖立場相左，但“后七子”與公安、竟陵在所處理之詩學問題上的一貫性，如本書所言：“他們（“后七子”）所致力探究的也確實關涉古典審美最為核心的問題，雖然沒能在他們手上獲得很好的解決，但他們的努力本身仍在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保ǖ?41頁）明代詩學尤其是“后七子”之后各派在出奴入主的攻訐中相反亦復相承的復雜關系，前輩學者如郭紹虞有所論及，但求其在長時段流變中結(jié)合多方面因素的綜合研究，本書應是較為突出而值得重視的。
鐘惺、譚元春的心學、佛禪的素養(yǎng)是本書一直強調(diào)的思想因素，本書準確把握了鐘惺“將闡玄理、證實相視為文學表現(xiàn)的一個較為根本的職能”（第485頁）的文學觀之“形上”特征，從鐘惺“以道情禪觀對之（山水、自然）”（第485頁）的哲學觀物方式和審美觀照方式切入，指出：“這種審美觀照方式給竟陵派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突出表現(xiàn)對幽孤之境的內(nèi)省體驗?！保ǖ?85頁）而更內(nèi)在的，此種由山水而玄思的文學表現(xiàn)形式，直接構(gòu)成了鐘、譚山水游覽一類的詩歌呈現(xiàn)謝靈運式的“首多敘事，繼言景物，而結(jié)之以情理”的體式結(jié)構(gòu)特點（第493頁）。同時，置于整個詩史和詩學思想史的演變，本書更抓住鐘、譚重“清思”、“名理”的特點，比較“以道情禪觀對之（山水、自然）”與晉宋玄言、山水詩“以玄對山水”的審美觀照方式的一致性，溝通了此前論者有所忽視的竟陵詩風與晉宋間文學趣尚的內(nèi)在關系（第480頁）。一方面是重要事象、細節(jié)呈現(xiàn)，一方面是與歷史語境的深度連接，都是基于對鐘、譚思想、創(chuàng)作的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上的認識，在哲學思想與文學間建立起實在的聯(lián)系，且生發(fā)出一些重要的、具啟發(fā)意義的問題。
本書“明變求因”之細密、切實，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相關研究的積累等，但最重要的可能仍要歸結(jié)到作者前期的學術訓練、學術準備，尤其是《鐘惺年譜》及《譚元春簡譜》《鐘惺、譚元春文學活動系年》的編纂。
《鐘惺年譜》書封
《鐘惺年譜》等的寫作對于《竟陵派研究》主要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文獻上的，這包括具體的版本文獻梳理的普遍運用，前舉該書對《詩歸》及對竟陵派受影響于《文心雕龍》的論述，皆是其例；也包括整體論證中文獻之密集、多方取證之綿密、審慎，這集中體現(xiàn)在本書對鐘惺、譚元春早期文獻的鉤稽和運用。鐘惺早期作品《玄對集》《簡遠堂集》等皆已散佚，故學界對之鮮有論及。本書通過梳理《玄對集》結(jié)集時間，推定“集中詩文絕大多數(shù)為鐘惺早年在家鄉(xiāng)所作當無疑問”（第185頁）；通過對沈德符《譚友夏夜話》所透露的譚元春對《玄對集》的評價及對所謂“玄對”之意的分析，不但揭示出鐘惺早期斥偽尚真、反對時趨的詩學要義，而且揭示出鐘惺“試圖通過此種關乎虛靜體道的思想方式與審美經(jīng)驗，在詩人心性與詩境之間重新探討一種契合關系”，而此種努力“無論對他下一階段詩學理論以‘平心靜氣、虛懷獨往’的要求改造‘性靈’學說，還是對其所謂‘深幽孤峭’詩風的開展，皆具有直接的導向作用”（第188頁）。本書并且通過李維楨對《玄對集》與譚元春的不同評價，牽引出鐘惺早期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的的不相一致或矛盾性的重要命題（第188－189頁）。同樣的，本書也通過僅存的鐘惺《簡遠堂近詩序》和譚元春的《題簡遠堂詩》，抽繹出“清物”的審美范疇和“靈”“樸”創(chuàng)作技巧，進而梳理出從“靈”“樸”到后來的“隱秀”及“期在必厚”的詩學理路（第191-194頁）。此一理路構(gòu)成了本書第七章“鐘、譚的詩學觀念”研究的基本脈絡、框架。本書所自陳的“著重考察這些觀念的理論性質(zhì)與內(nèi)在肌理構(gòu)成，并揭示它在文學思想歷史上的演進脈絡”（第365頁）的文學理論研究宗旨，也由此得到充分體現(xiàn)。此類同時具有綿密梳理與躍動之穿透力的論證，是本書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假如沒有《年譜》寫作所積累的文獻排比、綴連作為基礎，這些細微但重要的問題不易捕捉也不易征實，而重要問題之間的貫穿和跳躍則可能缺乏堅實的基礎且錯亂無序。
二是區(qū)域、交游上的?！毒沽昱裳芯俊穾缀鯇︾娦?、譚元春所歷地域所有交游作了細致鉤稽、考證，尤以歷來被稱作“人文淵藪”而竟陵派影響曾持久盛行的江浙地區(qū)及福建地區(qū)最為深細。本書論述竟陵派發(fā)展期時，首論 “鐘、譚在南京的拓辟”，梳理出鐘、譚與林古度父子、商家梅等以曹學佺為中心的游居南都的閩籍詩人交游圈，通過林、商諸人詩風向竟陵的轉(zhuǎn)變，本書指出：“正是鐘惺以其獨具風格的創(chuàng)作與主張，一點一點地變易南都詩壇那種在曹學佺身上體現(xiàn)得頗為充分的綺麗清新之六朝初唐宗風，使得曹氏及其創(chuàng)作終于沒能產(chǎn)生‘靡天下以從之’的效應。”（第207-208頁）鐘、譚與南都閩籍詩人的較為固定的基本交游圈，也因此“構(gòu)成了竟陵派在南都文壇謀求發(fā)展的一個基地”（ 第211頁），竟陵派的所謂“成立期”正是以此為發(fā)端，而林古度、商家梅之追隨鐘、譚入楚及其進一步向奇奧幽峭詩風的轉(zhuǎn)變，就成為“竟陵派成立并產(chǎn)生影響的一個見證”（第249頁）。對于引導了竟陵派后期發(fā)展的譚元春，本書同樣詳細考論了譚元春在江西的交游，揭示了譚元春與江西詩風、文風相互影響的事實（第339-349頁）。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書重要問題的論述，幾乎全部是在比較中完成。這包括竟陵派內(nèi)部鐘惺、譚元春的比較，其中涉及鐘惺、譚元春年輩、仕宦經(jīng)歷、個性上等的不同，所導致的黨爭中鐘、譚心態(tài)的不同，對文學之態(tài)度，也涉及兩者詩風從早期“如出一手”到后期譚元春“避同調(diào)之聲，厭爭趨之陋”因而拈出一“闊”字作為鐘惺詩學觀念之補充，甚至不惜“由險澀以求深厚”的轉(zhuǎn)變（第126頁）。這使得竟陵派整體的演進、變化獲得了更為豐富、更富張力和更合理的展開。這也包括更大范圍和因素的比較。比如本書在解釋明代成、弘至隆、萬間，同樣經(jīng)歷了城市經(jīng)濟、城市文化形態(tài)的發(fā)展及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下移、區(qū)域文學驟興，何以萬歷文壇“唯有楚地作家如此有意識地以一種對地方文化強烈的自覺體認相號召，來沖擊前后七子所欲建立的明詩文正統(tǒng)地位”時，將之歸因于李贄在此地的影響，本書指出：“重提以公安、竟陵為代表的“楚風”在萬歷文壇崛起的意義，在于透過地域文學的視角，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王學左派特別是李贄異端思想在當時傳播的實際軌跡以及晚明文學接受上述哲學新思潮之影響的演進實態(tài)。”（第157頁）。這已經(jīng)是有關地域文學的一種總體的比較視野。又如論及鐘、譚詩歌評點之學時，本書沒有忽視元明以下如高棅《唐詩品匯》、馮惟訥《古詩紀》與《詩歸》等在文獻上的關聯(lián)，但同時揭示了明代中前期復古派詩歌選評向以《詩歸》為中心的竟陵派評點之學的重要轉(zhuǎn)變，即“以個人主觀鑒賞為中心的批評樣式”的建立與直取作者“文心”的批評立場的建立。前者“進一步拓展與提升了評點的職能與地位，借此充分實現(xiàn)文學選集的文學批評功能”，從而“在中國評點學史上體現(xiàn)出嶄新的劃時代意義”，鐘惺《詩經(jīng)》評點，就沿著這個方向而開啟了以文學家的眼光評經(jīng)的風氣；后者則發(fā)展出一種“以深心玄覽察其‘幽情單緒’的細讀工夫與領悟力”，“把握詩人及作品的內(nèi)在精神脈理，重建文本”闡釋方式（第418-419頁），此種方式直接影響到金圣嘆詩文評點。
如果說上述比較對于本書尚限于個案的或局部的效果和意義，那么作為竟陵派最直接、最重要的對話和反撥對象，其與“性靈派”的參照、比較則貫穿了竟陵派演化過程論述的全過程。本書通過后期公安派的轉(zhuǎn)變，袁中道為救公安之弊而在詩風、詩學觀念的轉(zhuǎn)變，解釋了鐘惺何以會獲得公安派中人的肯定、推獎（204頁）；通過對公安派先期對復古派詩風的掃蕩、自我修正后的公安詩學與竟陵派的接近及公安派之后繼無人等因素的論證，解釋鐘惺、譚元春何以在南京可以非常順利地形成影響（第229頁）；而當竟陵派因《詩歸》而風行天下時，袁中郎終于認識到其與竟陵派詩學宗旨之根本差異，其對《詩歸》的批評，“畢竟告示了公安派與竟陵派的公開決裂”（第283頁）。本書不只看到竟陵派各時期文學主張欲矯“公安”之弊而有所樹立的旨趣，也關注到了竟陵派形成、發(fā)展過程中兩者更豐富、復雜的互動關系。這些比較，再加上與“后七子”“唐宋派”、閩中詩人，以及更早地與明前中期復古詩學的銜接、比較，竟陵派作為區(qū)域文學，在與時風迎拒、交游往復間形成全國影響的詩歌流派的過程，乃犁然可見，同時，本書也在實際上從一個特定角度，匯成了對整個明詩史、明詩學尤其是晚明詩史、詩學的統(tǒng)合的梳理和描述。在本書“新版后記”中，作者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兩方面對流派研究的功能進行闡述，他說：“現(xiàn)代人文學科建立以來，文學流派研究一向被視作文學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或闡釋文學發(fā)展一種視角、方法，其研究范式的構(gòu)建，因而直接關涉整個文學史體系的格局與內(nèi)涵。在另一方面，相比較文學史而言，它可以是更為基礎、更為本原，因而也是更為原創(chuàng)的研究，或許能更為靈敏地感受到面臨的困境而即時予以調(diào)整、更新。”（第681頁）因此，《竟陵派研究》是作者在學術積累較為成熟之期，體現(xiàn)作者學術理念的一部著作。本書亦孚其所懸之目標。
三
《竟陵派研究》之后，中觀的和“明變求因”的觀念、方式仍然是作者所有研究的重要特色，作者另外一部重要專著《閩詩傳統(tǒng)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考察了由作為詩學“宗本”的嚴羽《滄浪詩話》出發(fā)，經(jīng)由元明之際閩籍館臣，而漸及于整個閩地的明代閩詩傳統(tǒng)，其中涉及群體、流派、選本、央地互動等重要問題，自然是“明因求變”中觀研究的好例，此種研究取向正如作者在本書“序論”中所言：“正因為地域文學自覺是近世文學發(fā)展的顯著標志，那么，地域文學研究之于近世文學，其方法論意義不言而喻。”有關此種方法論意義具體的體現(xiàn)，作者接著說：“運用地域文學研究，從文學在某一特定時空生成、演進的實態(tài)著手，既注意該地域文學的特征，又進而探討整個中國文學的歷史整合過程，就能夠為近世文學的重構(gòu)拓展出縱深空間，從而為文學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釋框架?！保ㄉ虾９偶霭嫔?018年版，第10—11頁）所不同的是，《竟陵派研究》是以流派為中心兼及地域、文體等的“明因求變”，《閩詩傳統(tǒng)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則是基于地域而兼及其他的“明因求變”。而在重要問題的貫穿性思考上，發(fā)端于其博士學位論文“明代福建地區(qū)城市生活與文學”、在《竟陵派研究》中有所表述的閩中地域文化（第254頁），最終在《閩詩傳統(tǒng)的生成》中得到充分展開。其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學的總體思考也一定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地理相關研究的文明史學模式》（刊載于朱立元主編《美學與藝術評論》2019年第2期）一文有重要的啟示，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翻出晚清、民國文學地理學背后的文明史學的存在，又據(jù)文明史學的原則、要素，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地理學相關研究及其特征作出闡釋，其間對學科和領域間學理關聯(lián)的把握令人贊嘆。此外，如《<漢志>小說與方士關系探原》（《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則在《小說家出于稗官新考》（《中國古籍與文化論叢》2013年第12期）的基礎上再向前追溯，將《漢志》小說與稗官，更重要的是與方士及其祭告山川之言辭行為諸環(huán)節(jié)串聯(lián)起來，做一種較為徹底的文體“原始”研究，其雖為是個案探討，但因綜合引證的文獻量之大、論證開掘之深，實質(zhì)上也是“明因求變”的中觀研究。而作者在《竟陵派研究》“余論”中對竟陵派詩風現(xiàn)代性的思考，則表明作者后來走向近現(xiàn)代文學學術史的古今演變研究幾乎是必然的。這些問題連綴起來，則是在文獻的、問題的銜接和貫穿中構(gòu)成了更大范圍的“明變求因”。
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xiàn)象就是代際差異之明顯，精致的文本分析，大量的、自覺的理論介入，問題設置的高度理論化等，成為一時普遍的現(xiàn)象；即使是文化研究，由于“新文化史”的影響，也與傳統(tǒng)文化研究頗相徑庭，作者所感慨的“迄今又感受到時代發(fā)展、知識更新之迅猛，無論文學、史學，皆已面貌大變”（第684頁），說的就是此種情形。所以，作者一方面對已有的包括“明變求因”的研究范式凝結(jié)、形成的過程，及其所具有的獨特的、重要的文學史的解釋力有深切了解，另一方面，作者也必定敏銳地感受到現(xiàn)有研究范式所觸及不到甚至遮蔽的研究命題，所以作者稱：“一種已經(jīng)積淀下來的模式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性，是否仍存在盲點，被統(tǒng)一性敘述篩汰的那部分歷史該如何處置，這些恐怕是我們須不斷自省的”（684頁）。作者愿意留下一個學術“樣本”，提供一個“批判的案例”（第684頁），用意即在于此。因此，也是更重要的，作者希望通過對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的學術史的總結(jié)、反思，保持面對新的學術觀念、方法的一種開放性，如作者所說，“我們重又行進至學術范式轉(zhuǎn)換的十字路口”， 我們確實需要思考，“流派研究如何再出發(fā)，尋求新的突破，同時也是為文學史研究探索新的空間”（第681頁），甚至“做一種解構(gòu)的工作以去蔽”，從而尋求“邁向‘事實’的有效途徑”（第684頁）。而此種開放性讓我們期待將來一定會有新的中觀的、明變求因的研究，在新的學術范式下展開，因為畢竟學術研究正是在新舊學術不斷的切磋攻錯中相互映照和不斷推進的。那時候再來看《竟陵派研究》或者其他的反映一時代風尚之著述，評價其作為學術史“樣本”的意義，也許能得到新的更清晰、更準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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