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憂郁的秩序》：回憶我的導師亞當·麥基翁

《憂郁的秩序：亞洲移民與邊境管控的全球化》，[美]亞當·麥基翁著，潘一寧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2月出版，551頁，128.00元

“麥基翁難題”

亞當·麥基翁（Adam McKeown, 1965-2017）不過年長我數(shù)歲，卻是我的導師。理論上講，我也可以聲稱是他的開山大弟子。他在中國學中文的時候，老師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字，叫“麥開文”，他覺得不舒服，就沒有用。尊重他的個人意愿，我在這篇文章里也如同他生前一樣，稱他為“亞當”。

亞當?shù)募沂牢也淮笄宄?，只記得他曾?jīng)提過，他們家族主要居住在美國中部的汽車城，他所有的堂兄弟（或表兄弟）很早就會開車，他卻對汽車不感興趣，走上了學術道路，這屬于家族的一個異數(shù)吧。亞當?shù)牟┦繉W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其導師是個“大?！?，在學界聲名顯赫。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中還有中國學術界非常尊重的一位老牌學者，那就是《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與現(xiàn)代中國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的作者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艾愷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學生，資歷很老，以研究梁漱溟而著名，和亞當很談得來。我后來碰見艾愷的時候，特地請他為我題詞：“這個世界會好嗎？”

從芝加哥大學畢業(yè)后，亞當先在費城的一所學校教了一年書，然后到了波士頓的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東北大學歷史系當時正在推動全球史的項目，建立了世界史中心（World History Center），主任是帕特里克·曼寧（Patrick Manning）教授。亞當?shù)牟┦空撐谋容^了秘魯、芝加哥和夏威夷的華人移民，全球史的框架與視野已經(jīng)隱約可見，這對他拿到東北大學歷史系教職很有幫助。這篇論文研究了二十世紀初從中國南方到秘魯、芝加哥和夏威夷的移民，其中有一些全球的視角和亮點，但整篇論文還是偏向比較研究。因此，在將論文修訂為專著出版時，亞當花了很多精力，采用“網(wǎng)絡”這個概念來突顯移民的全球模式。后來曼寧教授把亞當在寫博士論文時碰到的困惑歸納為“麥基翁難題 ”（McKeown’s dilemma）。曼寧教授解釋說，一些對全球史感興趣的博士研究生總會面臨著同樣的難題：究竟是先作一篇比較研究的博士論文而后找機會來闡述其中的全球聯(lián)系，還是花更多時間調(diào)整結構來彰顯全球模式？這當然是兩難的選擇。

亞當·麥基翁著《華人移民網(wǎng)絡與文化變遷：秘魯、芝加哥與夏威夷，1900-1936》

亞當是最早把離散人群（diaspora）這個概念應用到華人移民研究中的學者（之一），他的華人移民研究很快得到了學界的認可與贊賞。有一次他從新加坡開會回來，非常高興地跟我分享了在那里得到的禮遇。這是一個學者因自己的學術而產(chǎn)生的由衷自豪，那也是他最開心的一段學術時光。《憂郁的秩序：亞洲移民與邊境管控的全球化》便是他進一步以全球的角度研究全球移民特別是亞洲移民的作品。簡單地說，這本書考察了護照，或者說個人國際身份之標準化和全球化的進程。

邊境與國際秩序的構建

先有國家，再有邊境；先有邊境，再有移民；邊境的管控，也就是對移民的認證（其中關鍵為拒絕“非法”移民，允許“合法”移民，即所謂“自由”移民的規(guī)范化），天然就是民族國家的本質體現(xiàn)。這是多數(shù)人接受的顯而易見的常識。然而，這個常識并不正確。實際上，邊境與民族國家——后者是現(xiàn)代世界的基石——互為建構（mutual-constitutive）。由邊境管控出發(fā)，于是有了護照這個國際標準化的公民身份證件，后者是基于個人-民族國家這個紐帶而建立起來的全球秩序之表現(xiàn)與象征。這個秩序——包括個人身份的認證（護照與簽證）、海關等——在全球范圍的興起與推廣，這一全球史的話題便是本書的議題。全書以十九世紀下半期美國對華人移民的邊境控制為切入點，全景式地論述了邊境的全球化、護照的全球化，或者說，海關的全球化。

除了導論與結論，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共十二章。第一部分“轉型中的邊境”追溯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大規(guī)模移民的興起和新的監(jiān)管流程。第二部分“想象邊境”和第三部分“強化邊境”是全書的重點，考察了現(xiàn)代移民控制的法律和實踐。首先，亞當揭示了現(xiàn)代移民控制原則是如何從十九世紀末白人國家對亞洲移民的限制而演變形成的。民族和“文明”的概念取代了個人，成為“普遍”權利之主體，而邊境則成為這種權利需要得到承認的界限。其次，他著重闡述了美國《排華法案》的執(zhí)行，彰顯了美國政府針對亞洲移民而執(zhí)行邊境管制新原則的開拓性角色。這些章節(jié)涉及在國家和個人的世界中建立現(xiàn)代移民控制的制度軌跡。第四部分為“泛化邊境”，顧名思義，追蹤了這些原則和實踐在二十世紀初的全球傳播。亞當指出，如果某個國家的文化和社會基礎沒有準備好接受邊境管控的基本合法性，那么，邊境管控原則的傳播就不可能實現(xiàn)。在這樣的前提下，哪怕是針對邊境管控的抗議運動，如甘地在非洲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也只針對管控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不是移民管控的一般原則。全球性的邊境由此落地生根。

亞當?shù)讲ㄊ款D的東北大學任職后，著力于華人移民的全球史研究，換句話說，就是在全球比較、聯(lián)系與互動的視野下考察近代中國的華人移民，這構成了本書中的一個核心內(nèi)容。亞當?shù)幕居^點是，西方學者此前關注了跨大西洋的歐洲移民，卻忽視了同等規(guī)模的跨印度洋、太平洋的亞洲移民，以及東北亞的移民。如果把明清時期云南的移民置于世界范圍內(nèi)，則可以提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為什么幾乎在同一時期內(nèi)，明朝、俄羅斯帝國以及歐洲各帝國分別向西南邊疆、西伯利亞與美洲推進，它們是否屬于同一個全球性進程？在這背后，有沒有一個全球性的力量存在？或者它們之間有無相關性可言？”這一點，亞當很早就跟我提過，我也把他的問題寫進了我的博士論文，特在此說明。

亞當在《憂郁的秩序》中有許多精彩的論述。他指出：邊境管控是主權之基礎觀念，也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原則；它使得國家在空間上有形，可以觸摸，也使得東西方之間文明與落后、自由與專制這個二元結構得以形成。他闡述說，所謂“自由移民”（free migrants），并非天然的，而是政府干預的產(chǎn)物，并成為中西“文明”與“不文明”兩分法的基礎。正是這些制度與理念，誘使我們想象自己是“自由、自主、自治的個體”（第3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對前往本國的華人移民之管控，尤其是1882年美國《排華法案》的通過與執(zhí)行，成為西方以至全世界國家移民管控的模式，成為各國抄寫的“作業(yè)本”。在這個意義上，華人移民塑造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邊境，塑造了現(xiàn)代國際秩序。

這些討論，很明顯地帶有后現(xiàn)代主義的色彩，此點亞當并不諱言。他在書中直接談到了?？聦λ挠绊憽嶋H上，邊界界定民族國家這樣的思維，同樣貫穿了我的博士論文《季風之北，彩云之南》（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邊緣/邊界/邊疆沖擊、塑造、修訂中心，邊緣/邊界/邊疆的形成意味著中心的形成、中心的表征與中心的局限，這是對歷史書寫中各種中心主義的反思、批判與修正。當然，我的主線比較簡單，亞當處理的議題龐大復雜，從觀念、意識形態(tài)到移民、法律、制度、政府與外交等，難度大很多。

楊斌著《季風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

如果說，亞當?shù)牡谝槐緦Ｖ度A人移民網(wǎng)絡與文化變遷：秘魯、芝加哥與夏威夷，1900-1936》（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之研究，還是基于比較與聯(lián)系，尚未臻至“全球”，《憂郁的秩序》一書在空間和主題的選擇上都突破了比較與聯(lián)系，體現(xiàn)了全球意義上的研究對象、進程、內(nèi)容與討論。全書處處閃爍著激情洋溢的思辨，從“自由移民”的定義與管控窺視并探索了民族國家的全球化構建這一宏大主題。

《憂郁的秩序》是一部卓越的全球史著作。書出版后，亞當曾經(jīng)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亞洲研究所訪學，我當時任教的歷史系也請他就此書做了一個講座。我在提問時就說：這本書肯定要得世界史領域的圖書獎（后來如我預言，此書獲得了2009年美國世界史學會的年度圖書獎[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s Bentley Book Prize]）；不過，我的問題是，本書回顧了以現(xiàn)代民族國家為基石的國際體系對移民的控制，或者反過來說，移民特別是亞洲移民對這個體系的建立所扮演的角色和發(fā)揮的作用，那么，動植物、疾病和信息是否有同樣或類似的進程與作用？亞當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探索的話題。

波士頓的邂逅

我也想回顧一下我和亞當?shù)慕煌?998年9月初，我抵達波士頓，在東北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那時，亞當也剛剛到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我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他的助教。除了跟他去上世界史這門課外，我給他做的另一件事便是去哈佛燕京圖書館閱讀《華僑華人歷史研究》。他挑選了這本期刊中感興趣的文章，讓我閱讀并給他做摘要。這個工作使我對華僑華人研究有了一點初步的印象，為我以后在新加坡的教學和研究埋下了伏筆。

亞當大概在2001年便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我參加博士生資格考試的時候他是特意從紐約趕過來的。他在辦公室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時候說，曾經(jīng)向哥倫比亞大學提出帶我一起過去，但對方?jīng)]有同意。老師的影響總是在不經(jīng)意中展現(xiàn)的，多年后我跳槽的時候，也向對方提出能否帶博士生過去，當然這好像不符合學術界的規(guī)矩。2004年8月初我參加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亞當也是從紐約趕過來的。亞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職業(yè)生涯異常順利，很快就升任副教授，拿了終身教職。接著，隨著《憂郁的秩序》的出版，他便榮升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那時，他剛剛四十歲。聯(lián)想到東亞高校內(nèi)升任教授涉及的種種學術與政治的因素，這實在讓我感慨萬分。

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時候，亞當也來過幾次。有一次是全家都來了，他的女兒吉娜見到我的時候，激動地介紹說：“這是我的爸爸?！保═his is MY daddy.）“我的”（My）這個詞說得很大聲，讓大家忍俊不禁。多年以后我看到吉娜的時候，還特意提到這段往事。

亞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我去過他那里幾次。第一次是參加2003年春的亞洲學會紐約年會，我在會上報告了關于南方絲綢之路的文章。為了省錢，我在亞當?shù)墓⒆×艘粋€晚上。第二次是2005年春天，我去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參加2004年古登堡電子出版獎（Gutenberg-E prize）頒獎活動，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里見了面。第三次便是2012年春天，當時我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問一年，他安排我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中心做了一次講座，講的是安徽省無為縣的歷史。那天下午我和他從校園一路走到他在紐約意大利人聚居區(qū)的公寓，暢談良久，非常開心，也在他的公寓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送我上地鐵，我去唐人街坐車回波士頓。那時，亞當對大學的學術政治已經(jīng)非常失望，流露出要辭職的想法。他說，按照歷史系的不成文法，新近榮升的同事一般要擔任系主任，為大家服務。為了逃避這個職位，他不得不在一些無足輕重的事務上故意犯錯，使人覺得他毫無行政能力，終于打破了這個習慣法。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亞當，之后就是通過電子郵件聯(lián)系了。

最后的聯(lián)系

亞當一貫以我為榮，這不是在自夸，我想說的是我們師生之間平淡而綿遠的情誼。2005年中秋節(jié)我去新加坡國立大學面試，年底便到新加坡任教。后來閑談時亞當不止一次告訴我，面試時很多人認為我是去陪跑的，最終卻大吃一驚，居然是我被錄用，說完他哈哈大笑。我在博士畢業(yè)前后的兩三年內(nèi)申請了兩百多份工作，亞當和其他兩位導師一起，毫無怨言地為我寫了兩百多封推薦信。我到了新加坡之后，亞當也為我寫了好幾封推薦信。這是導師對學生最大的默默支持。

2013年12月19日上午6點59（紐約時間），亞當在郵件中告訴我，他這一年的無薪假期馬上就要結束了，他的辭職申請將于201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伴L話短說：我的履歷輝煌，但已失去興趣，準備重新開始。目前沒有特別的計劃?！边@是一封令我困惑和悲傷的郵件，因為在波士頓的時候，亞當告訴我，他最喜歡在圖書館看檔案。不過十幾年時間，究竟是什么讓這個卓有成就的常青藤大學的教授對學術（界）失去了興趣？

2015年4月19日上午9點20，亞當在郵件中告訴我，他看到了我關于張愛玲的文章，他7月份計劃去大理學院待上一個月，在那里的暑期學校教書，學生是剛剛被美國大學錄取的中國高中畢業(yè)生。7月19日，亞當告訴我，他帶學生去了一趟石寶山，說：“南詔的第六個國王看起來很像你——他一定是你的祖先！”他對那里的石像非常感興趣。8月11日，他又給我發(fā)了一封長長的郵件，問我要了一些方國瑜先生的著作，又夸獎了他指導的中國學生。這些學生能被美國高校錄取，各方面當然都足夠優(yōu)異。由于對移民的興趣，8月11日，亞當在郵件里詢問了有關云南穆斯林移民的問題，第二天他便乘機返回紐約。

8月25日，我給他轉發(fā)了一則某亞洲名校招聘講座教授的廣告，希望他對此不會感到厭煩，暗示他能夠考慮申請一下。他很快回了郵件，說：“不感興趣。我真的對學術界幾乎失去了所有的興趣?！保║ninteresting. I’ve really lost nearly all interest in academia.）這是我們最后一次郵件聯(lián)系。

“非常非常悲傷”

2018年11月29日，我從澳門出發(fā)，經(jīng)香港乘機去紐約參加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舉辦的亞當?shù)淖匪紩h是由歷史系亞當?shù)脑埋R特·科爾內(nèi)利（Matt Connelly）和林郁沁（Eugenia Lean）等人籌辦的，來者有亞當家人、導師艾愷，以及原東北大學的同事曼寧教授，其他多為亞當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學生以及紐約的若干朋友，還有上海紐約大學的沈丹森（Sen Tansen）和康奈爾大學的埃里克·塔利亞科佐（Eric Tagliacozzo）。沈丹森是印度人，曾在北京大學留學，是中印關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則是美國東南亞史的代表人物，他們和亞當私交很不錯。艾愷在12月1日中午時談了他對亞當之感想，“very very sad”（非常非常悲傷），他的眼角濕潤了，聲音有些哽咽，確實動了感情。

亞當·麥基翁（Adam McKeown, 1965-2017）

亞當?shù)膶W術與人生，如同夜幕下流星的墜落，其光芒轉瞬而逝，卻照亮了夜空及曠野中抬頭仰望星空的一雙雙明亮的眼睛——這一光芒，多年后依然為人懷念，有人追尋。感謝譯者、編輯與出版社，《憂郁的秩序》便是亞當留下的余光，讓我們依然可以感受溫暖與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