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改革年代》：將改革進行下去

《改革年代：從布賴恩到富蘭克林·羅斯?！?，[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王禹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10月出版，418頁，80.00元

古往今來，改革始終伴隨著國家與社會的成長和發(fā)展。如果說社會有機體無時無刻不處在改革沖動之中，那么這些改革沖動必然會在某個歷史時刻成為現(xiàn)實，形成運動，結局是成功或失敗，抑或勝敗參半。以“改革年代”為標題的著作不下十部，多聚焦于1250-1550年的歐洲、1780年代至1880年代的英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又多涉及思想解放與宗教改革、社會政治改革和社會經(jīng)濟改革，歷史上這些時期的改革是對這些時代的拷問，并不斷推陳出新。塞繆爾·亨廷頓引用艾伯特·赫希曼的話說，改革是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導致“現(xiàn)存特權集團的權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權集團的經(jīng)濟和社會地位則相應得到改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87頁）。它意味著社會、經(jīng)濟或政治上的進一步平等，意味著人民對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更為廣泛的參與?；仡櫭绹鴼v史，有多個改革年代，也是質疑和創(chuàng)新思想的時代。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進步主義時代便是之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新政時期，以及動蕩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和林登·約翰遜總統(tǒng)的偉大社會立法，也是改革的年代。

回想一百多年前美國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一系列改革者的面龐浮現(xiàn)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豪是時任克利夫蘭市市長湯姆·L.約翰遜的幕僚，他們共同成就了這座城市，使之被譽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版了一本著作《一個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詳細描述了內戰(zhàn)后幾十年里他作為改革者所經(jīng)歷的一切。從一座美國小鎮(zhèn)寫起。在那里，壓制正統(tǒng)觀念——無論是宗教、政治還是經(jīng)濟的——都是常態(tài)。再寫到巴爾的摩、克利夫蘭和紐約，他在這些城市參與進步時代那些波瀾壯闊的改革事業(yè)。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戰(zhàn)后的紅色恐慌期間政府的鎮(zhèn)壓行動帶給他的幻滅感。在政治抱負和非政治的公民團結理想之間掙扎，豪摸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帶著困惑和矛盾，這正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中產階級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而《一個改革者的自白》反映了豪對老派、清教、中產階級的美國及其人民未能引領建立一個更加開放、慷慨和人道的社會的失望。但他判斷，改革將不斷重新開啟。

在《一個改革者的自白》出版三十年之后，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發(fā)表了《改革年代：從布賴恩到富蘭克林·D.羅斯?！罚ㄒ韵潞喎Q《改革年代》）。該書自出版以來備受贊譽和批評。稱贊者認為霍夫施塔特關于鍍金時代和進步時代至關重要問題上的看法過去是、現(xiàn)在仍然是正確的。批評者則關注霍夫施塔特對民粹主義、反猶太主義和陰謀論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論。無論怎樣，《改革年代》向人們展示了一段復雜的美國歷史時期，而這些復雜性“是我們對過去的傳統(tǒng)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施塔特對改革的研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劑刺激。

關于改革的時代，霍夫施塔特表現(xiàn)出溫和的現(xiàn)時主義。他在《改革年代》的開端便指出，從內戰(zhàn)到1890年代這段美國歷史，可以看成一個主要以工業(yè)化、大陸擴張和政治保守主義為主題的時期，以此類推，剛剛過去的這個時代，即大致從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的這段歷史，則可視為一個改革的時代?！皠倓傔^去的這個時代”的說法表明霍夫施塔特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與改革年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在長時段上可能從未中斷。改革的洪潮，盡管在1890年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暫地消退，卻為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里的美國政治奠定了基調?；舴蛩顾貙⑦^去六十五年里的改革運動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兩個階段幾乎是前后接續(xù)的：首先是農民反抗運動，其最強烈的表現(xiàn)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義運動和1896年布賴恩的總統(tǒng)競選；接著是進步主義運動，覆蓋時間約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其最具活力的階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幾年中。霍夫施塔特接著明確表明，寫作這本書的目的，并不是要把1890年以來美國主要改革運動那些熟悉的故事重新講一遍，而是希望從他自己時代的角度進行新的分析?；舴蚴┧匾卜浅Ｇ宄^于關注當下“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危險就在于因過度聚焦于當下，而喪失了對歷史真實性的確切認知”。毫無疑問，《改革年代》充斥著作者對現(xiàn)時政治的擔憂。他在1960年的一次采訪中曾說：“我之所以成為一名歷史學家，是因為我參與了當代問題的研究?！被蛟S正是因為他堅定地貫徹現(xiàn)時主義，使他認定1890年代以來的改革沒有中斷。人們對于對稱性和歷史延續(xù)性的渴望，會使得改革的要求不斷被提出。這一點與豪的想法不謀而合。

豪與進步時代的許多改革者一樣，在戰(zhàn)前認為思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強大，運用智識傳統(tǒng)可以結束不公平，促進社會福祉?；舴蚴┧仫@然也更重視思想、情感對改革的意義。關于“進步主義”，霍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種隨處可見的、傾向于針砭時弊和厲行變革的更為廣泛的心理沖動；到了這一時期，農民抗議這條小溪流已變成波瀾壯闊的大河，而強烈要求社會、經(jīng)濟改革的中產階級人民，則憑著他們日益高漲的熱情增加了這條大河的水量，并且改變了它的流向。作為一種改革思想，進步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共識的學說；相反，這是對美國已經(jīng)成為一個由大企業(yè)和大城市主導的工業(yè)國家這一認識的一系列多樣化回應。進步主義包括要求誠實、高效和更廣泛的市政權力的運動，削弱壟斷公司對州立法機構的控制。加強公用事業(yè)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動政治進程民主化，削弱政黨組織，要求婦女選舉權，擴大政府監(jiān)管企業(yè)的權力，以及通過社會福利立法等。這場運動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種經(jīng)濟個人主義和政治民主，人們普遍相信這些東西在美國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經(jīng)為大公司和腐敗的政治機器所毀滅；在重建這些理念的同時，也要尋回某種道德感和公民純潔性，這些東西被認為也已丟失了。改革的沖動來自人們的懷舊情緒，改革的目標是找回業(yè)已存在美國過去社會中的那些美德和純真，可見智識傳統(tǒng)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進而揭示，是關于社會地位的認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廣義上可以稱為“獨立派”類型的人群變成進步派。他認為，主要并不是因為經(jīng)濟剝削，而是因為他們是地位變動的受害者，這一變動就發(fā)生在十九世紀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紀初。簡言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領導了進步主義運動的這批人，他們承受的時代苦難并非源自財富的縮減，而是由于社會威望和權力的分配模式發(fā)生了變化?；氐?870年前后，那時財富、地位和權力在美國的分布還相當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當高的威望和影響力，在很多小地方這一現(xiàn)象尤為普遍。在那個地方性名望還頗具分量的年代，小店主、制造業(yè)主、杰出的律師、編輯和牧師，都算是地方上名聲響亮的人物?；舴蚴┧刈詈蟮贸鼋Y論說，每當現(xiàn)代社會發(fā)生重大變革之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專門職業(yè)者和民意塑造階層，總能看清事態(tài)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們認為代表著進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歷史運動，這些階層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進步主義運動中還要大。無疑，這些知識分子和專門職業(yè)者之所以支持進步主義事業(yè)，一部分原因和中產階級里的其他成員是一樣的，然而他們所在職業(yè)本身發(fā)生的顯著變化，社會的日益復雜化，以及地位革命給他們的社會地位帶來的改變，也在影響著他們對事物的看法。

然而，改革的事實往往證明：利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強大?？死蛱m、芝加哥、紐約等城市的進步主義改革實踐表明，雖然許多商業(yè)和專業(yè)人士準備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來改善他們的城市，但如果他們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脅，他們會退縮并變得敵對?；舴蚴┧卦谠u論反托拉斯運動時也指出，毫無疑問，相比其宣傳造勢的強度，反托拉斯運動取得的直接實質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歷史上這樣的情形比比皆是——歷經(jīng)了艱苦、激烈的斗爭，卻只收獲了微末的成果。

應該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滿矛盾，原先屬于平民主義的改革主張后來成為進步派的改革主張，甚至被兩黨拿過去、寫進黨的綱領?；蛟S是改革時代本身呈現(xiàn)出的這種特點使得霍夫施塔特被詬病為“模棱兩可之王”，從他在《改革年代》的文字里可見到他的矛盾心理。批評者不滿于他對直接民主改革的摒棄，但與其說是摒棄，毋寧說是模棱兩可、未予置評。譬如對于直接初選制、創(chuàng)制權、復決權、否決權等早期改革成就，霍夫施塔特認為這些目標的實現(xiàn)是“重建他們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純真年代的那種大眾政府”?！跋胂蟮摹薄凹冋婺甏边@類詞匯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好這些政治改革目標。在評價西奧多·羅斯福時，霍夫施塔特認為，羅斯福代表了這樣一種類型的進步主義領導者，他們真實的內心沖突是高度保守主義的，如果不是因為有必要在建立社會秩序的過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脅性的激進路線，他們可能根本不會成為進步派。這里指明進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地意識到，老羅斯福時代的典型進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社會主義者們進行著一種寬容的、互有裨益的對話，而且由于他們的半無產階級性質，他們比較同情勞工。他們經(jīng)受了“社會情緒的檢驗方式之一……無論社會中生活安逸的人們在心理上是更認同那些成功人士的權威和成就，還是更加牽掛那些不幸者的需求和苦難。相當大的程度上，正是進步派的宣傳鼓動，使得人們的同情心在社會層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這與民主改革的目標也是一致的，對霍夫施塔特反民主的指責似乎站不住腳。

矛盾性也體現(xiàn)在改革者身上?；舴蚴┧胤治隽怂械膶ｉT職業(yè)和行業(yè)中的律師行業(yè)，他認為很多律師身上都有一種矛盾屬性，一方面他們?yōu)樯虡I(yè)團體服務并從中獲益，另一方面，在人身關系上，他們又與之保持疏離；這種矛盾性對于進步主義思想的塑造，以及進步主義領導群體的構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很多律師參與進步主義政治，是因為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律顧問，他們必須處處為委托人著想，但也有不少律師是由于從自己所在行業(yè)的變遷中，感受到了那種廣泛存在的改革訴求的沖擊力。所以，進步主義是一場溫和而謹慎的運動，其目標不是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革，而毋寧是形成一個負責任的精英群體，這批精英將把民間的沖動導向變革，并且是導向一系列適度的，用他們的話說，“建設性的”渠道。如同布蘭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這個領導集體“將在富人和平民之間保持一種獨立地位，隨時準備著對任何一方的過度行為加以制衡?！?/p>

實際上，對于平民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改革議題、中產階級的分化，及至新政時期進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張呈現(xiàn)的矛盾性、復雜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闡明了原因。他認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緒，兩相沖撞之下，產生了兩種有著根本差異的政治倫理體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它們的性質及相互影響。第一種建立在揚基-新教的本土政治傳統(tǒng)，以及中產階級生活的基礎之上，主張并要求公民持續(xù)地、無私地參與公共事務；這套倫理認為，跟從前相比，政治生活在滿足個人需求之余，更應該超越個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則與抽象規(guī)律；這套倫理也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感受，即認為政府天然地應當努力敦促個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經(jīng)濟生活也應當致力于個人品格的磨礪與發(fā)展。另一套體系則以移民的歐洲背景為基礎，移民們對于獨立的政治行動不甚熟悉，對于等級和權威卻相對熟悉，由于背井離鄉(xiāng)的身份，他們也常常面臨各種緊急需求；這套倫理認為個人的政治生活理所當然地是產生于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將政治和公共關系解釋為一組私人義務，認為比起忠實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規(guī)則，穩(wěn)固的私人效忠關系更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機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這套價值關系之上。對立的雙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會改革領導者，另一方則包括大佬、職業(yè)政客和移民大眾。因之，對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社會各階層和諧一致的產物，即便其中充滿矛盾甚至相悖的改革議題。

霍夫施塔特有強硬的道德政治立場，但他對進步派的一些傳統(tǒng)價值觀念卻有著隱秘的偏愛。他說改革派的整套傳統(tǒng)反映的是這樣一種心態(tài)，該心態(tài)的基礎在于一個本質上是健康的社會；該心態(tài)所主要關注的內容，并不在于如何能讓一個經(jīng)濟體成功應對經(jīng)濟崩潰帶來的諸多問題，而是在一個合理的運行秩序中，促進該經(jīng)濟體的民主化。設法令一個經(jīng)濟體恢復繁榮，歸根結底是一個組織問題。在“新的機會主義”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派的優(yōu)勢：在于他們可以喚醒道德情緒，譴責不公，將整個社會的義憤匯集起來，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惡行。而保守派更傾向于將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連續(xù)性、鐵的事實、可能性的限度等基礎上。從進步主義到新政，中產階級的改革沖動依然留存。技術官僚新政派與道德進步派之間形成鮮明對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寫道：自由派捍衛(wèi)大公司和產業(yè)集中這一奇特景象說明，曾如此長久地居于進步主義思維核心的反壟斷情緒，如今已不再是進步主義的核心主題。布蘭代斯和威爾遜代表的那一代人，將經(jīng)濟生活理解為一個展現(xiàn)各自品格的領域；現(xiàn)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期待某些結果的領域。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這種道德立場的轉變。雖然霍夫施塔特認為瑟曼·阿諾德是二戰(zhàn)前最具創(chuàng)造力的政治知識分子，但他認為從阿諾德使用的術語來看，阿諾德的價值體系與美國進步主義的經(jīng)典價值之間已經(jīng)有了相當?shù)木嚯x?；舴蚴┧卣J為，進步主義的關鍵詞是愛國主義、公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靈魂、道德、服務、責任、恥辱、羞恥、罪惡和自私……搜索阿諾德書中的關鍵詞，則是需求、組織、人道主義、結果、技術、制度、現(xiàn)實主義、規(guī)訓、士氣、技能、專家、習慣、實用和領導力等。前者令人聯(lián)想到進步主義運動的道德與知識根源，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傳統(tǒng)。后者揭示的價值乃是從經(jīng)濟危機和官僚制的必要需求當中創(chuàng)生出來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進步主義歷史學家》一書中有一句話：“現(xiàn)時意識雖然造成了主要錯誤，但通過智識發(fā)現(xiàn)，其往往也是獲得新見解的主要途徑——錯誤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寧是拉幫結派的結果。解釋性歷史學家最好的狀態(tài)是，帶著對未來熱情的關切回到過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對道德政治的關切描繪了承受著地位焦慮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歷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顯然有不同的劇本，也不會如霍夫施塔特說出“剛剛過去的這個時代”那般輕松。但進步時代、新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都始于一股樂觀主義情緒，一種共同的信念——過時的思想和政策將被新思維取代的時刻已經(jīng)來臨；特權和不公正的堡壘將讓位于對創(chuàng)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無論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都會在立法和制度上得到體現(xiàn)。如果歷史學家無法停止將過去和現(xiàn)在混為一談，那就一定會相信改革將持續(xù)進行，或者相信人們會主動出擊，將改革進行下去。即使我們望著那個漸行漸遠的改革年代，黯然神傷、唏噓慨嘆?；没舴蚴┧氐脑拋碚f，對于相信世界歷史上某個階段曾是黃金時代的人們，我們懷有一份真實的同情，盡管他們的生活境遇要比我們好得多。然而，真正地回去那個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體會那個世界的人們所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賞他們那份想象出來的純真，今天的我們已經(jīng)辦不到了。

（注：文中未標明出處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譯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