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達拉宮山下的宗角祿康公園里有一處建筑，被稱為“象房”（klang khang），此象房始建于八世達賴喇嘛時期，其用途正是用來飼養(yǎng)我們通常認為不適合在青藏高原飼養(yǎng)的亞洲象。這頭大象頗有來頭，并且在此后拉薩重要的新年活動傳小召會供法會（tshogs mchod）上扮演重要角色。
漢藏歷法的交融可以追溯到松贊干布之父朗日倫贊的時代，農(nóng)歷新年和藏歷新年的關(guān)系通常有三種情況：同一天、相差一天或相差一月。以2025年為例，農(nóng)歷乙巳年春節(jié)與藏歷木蛇年新年恰好相差一個月，即藏歷木蛇年正月初一對應(yīng)農(nóng)歷乙巳年二月初一日。在古時拉薩，新年慶典常常持續(xù)至藏歷二月。其間舉行的一系列宗教儀式尤以藏歷二月份舉辦的俗稱“傳小召”的會供法會活動著名。這一活動原本是17世紀末期，第巴桑結(jié)嘉措為五世達賴喇嘛的逝世舉行的周年祭，最初為期5天。此后，每一世達賴喇嘛圓寂，法會就相應(yīng)延長一天。整個活動的高潮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天的供寶會（tshogs mchod ser sbreng），在這一天布達拉宮要抬出巨幅唐卡，同時三大寺僧侶們抬著珍藏的歷史文物、樂器、祭器等珍寶，從大昭寺出發(fā)，繞拉薩古城一周，經(jīng)布達拉宮等地，以示用珍貴的寶物供佛之用意。據(jù)駐藏大臣有泰觀察，1904年藏歷二月三十日的供寶會上所亮寶物“乃御賜各件也” （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
查爾斯·柏爾攝，1921年供寶會上布達拉宮曬大佛
到清代中后期，“傳小召”法會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供寶會”增添了一個特別的看點——出現(xiàn)了“錦韉玉轡駕五輅，背上寶瓶高似塔”的大象身影。大象開始成為拉薩新年一系列活動中一個頗受人矚目的環(huán)節(jié)。
和瑛《易簡齋詩鈔》“渡象行”詩句
到了當代，1957年西藏日報社攝影記者陳宗烈先生拍攝了一張身披吉祥法衣的大象在拉薩傳召法會期間參加儀式活動的照片，可以看到當時人頭攢動的景象。另據(jù)陳宗烈回憶這頭大象一直活到1963年。此后，拉薩直到2018年曲水動物園迎來大象“尼菩”，才再次見到大象的身影。
從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世達賴喇嘛強白嘉措收到清廷賞賜的廓爾喀貢象起（《八世達賴喇嘛傳》），至1963年的170余年間，拉薩斷斷續(xù)續(xù)都有大象的出現(xiàn)，并在儀式活動中作為“珍禽異獸”出現(xiàn)，往往能把聚集的人群帶往活動的高潮。本文試圖通過多種圖文資料來呈現(xiàn)大象在拉薩生活與歷史的場景，并借“太平有象”之寓意，祝愿大家新年快樂、吉祥如意。
一、清代之前非佛教語境下西藏有關(guān)大象的記載
“大象”（glang po che或glang chen）一字的出現(xiàn)可以追溯到吐蕃時期?！斗g名義大集》中，glang既用來指象，也用來稱呼牛，但更多是以之指牛，并和其他的字組成詞組，如glang bres指牛圈。而用來指稱大象的，則更多使用glang po che（《翻譯名義大集》京都文科大學藏版）。
在西藏早期文獻中有關(guān)大象的記載，可以追溯到一則有趣的故事，根據(jù)《弟吳宗教源流》《賢者喜宴》等史籍記載，在贊普都松芒波杰時期，吐蕃出現(xiàn)了七位大力士，第一位的歐仁拉納波（rngog ring la nag po）能從泥婆羅將一頭小象（glang po che’i phru gu）背回吐蕃。其他六位大力士也各有所長，比如搏獅、射鷹等等。
布達拉宮壁畫里的七力士局部，中間抱象者即為歐仁拉納波，中國西藏布達拉宮管理處：《布達拉宮壁畫源流》
比較有趣的是在相對早期文獻中，除了歐仁拉納波及其背象壯舉之外，其他的人名或事跡都有變動，特別是《漢藏史集》中出現(xiàn)了一位名為屬廬·桑噶（lcog ro zangs dkar）的大力士，他能背起拉薩的石碑。《薩迦世系史》的作者就將八思巴父親桑察索南堅贊舅舅家的世系，追溯到了這位吐蕃七勇士之一的屬廬·桑噶身上，而八思巴父系昆氏先祖則為吐蕃時期最早的一批僧人，即“七試人”之一的魯易旺波松瓦身上。大約西藏后世大家族都喜歡給自己的先祖找一位聲名顯赫的緣起，吐蕃時期在時間上足夠早，足以為先祖添上一層傳奇色彩。
上述各文獻除相對較晚的《漢藏史集》中引用八思巴《彰所知論》的部分將大象寫為glang chen外，其他文獻多用glang po che來指稱大象，包括八思巴的《彰所知論》本身。除此之外有關(guān)大象的記述也出現(xiàn)在高僧們的旅行記錄中。如《賢者喜宴》中有關(guān)噶瑪噶舉第五世活佛得銀協(xié)巴應(yīng)明成祖之邀赴南京晉謁時，在明成祖歡迎儀式上見到河對岸“列大象三十余頭”。后又迎請進宮時“又有大白象一頭與另二三頭，皆飾以金具，另有約三百頭大象亦負載各色飾物”（鄧銳齡《〈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明代大象基本都是東南亞，如暹羅、真臘輸入，并且根據(jù)遺留至今的繪畫作品來看明代的大象儀仗隊的確稱得上奢華，但數(shù)量上沒有幾十上百這么夸張。
臺北“故宮博物院”明代佚名《入蹕圖》局部
二、拉薩街頭大象的出現(xiàn)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廓爾喀戰(zhàn)敗乞降，并經(jīng)過?？蛋?、和琳等上奏，稱其將進表納貢，在貢物之外另備馴象五只。后乾隆以京城大象數(shù)目足夠陳列儀仗所用，并認為藏地向無大象，因此傳諭?？蛋?，將廓爾喀所進馴象，賞給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各一頭，其余三頭緩程送京。給達賴喇嘛和班禪送大象更深層的考慮在《清實錄》中有所記載“俾前后藏僧俗番眾常睹邊方貢物，更足以肅觀聽而著聲威”。后來這三頭送往北京的大象，歷盡千辛萬苦自廓爾喀而布魯克巴、帕克里至后藏。因常規(guī)經(jīng)察木多、打箭爐進出西藏的路途多山，并不適合大象行進，所以計劃把大象在前藏飼養(yǎng)月余，俟四月冰雪漸消青草萌生，再由青海從西寧送京。實際上后來從前藏啟程送往北京的大象只有兩頭，其中一頭可能追賜給了達賴喇嘛。
留在西藏的大象，被分別賞賜給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根據(jù)這兩人傳記的記載，八世達賴喇嘛在藏歷水牛年（1793）三月初十日為前來供奉大象的錫金軍官舉行餞行儀式，所以大象應(yīng)該是在初十日之前的幾日收到的。隨著八世達賴喇嘛與大象接觸的機會的增多，他也有了前輩達賴喇嘛不可能有過的對大象的切身情感。他感嘆大象是諸生靈中比較愚笨的，并由此升起了憐憫之心。為了整個藏地五谷豐登、畜牧興旺，遵照倉央嘉措留下的風俗，給大象在宗角祿康修建了象房（glang khang），并任命了象倌（glang rdzi）。自此大象終于在拉薩安了家，并可能在特定節(jié)慶活動中出現(xiàn)在拉薩街頭。
后來八世達賴喇嘛傳記也記載有大象在拉薩不服水土而死，但沒有明確說明，推測可能是原本送往北京的三頭大象，最終只送去兩頭，從而將比較虛弱的那頭大象追賜給了達賴喇嘛。為了安撫失去一頭大象的八世達賴喇嘛的情緒，班禪額爾德尼說道：達賴喇嘛并不是因為大象死了而痛苦，而是因為大象為雪域眾生帶來幸福的一種象征（應(yīng)該是指大象代表結(jié)束了廓爾喀戰(zhàn)爭的混亂）。與此同時班禪還把皇帝賞賜給自己的大象和象倌一同送給了達賴喇嘛。
木兔年（1795）三月二十二日，廓爾喀又遣人送來公母一對大象時，達賴喇嘛吩咐把大象交給象倌好生照護，隨后給象房起了新的名字“平措噶采（phun tshogs dka’ tshal）”。五月十一日，派人給大象送去諸寶飾物和各色綢帶，并規(guī)定以后每月初二日派四名僧人前來平措噶采為大象舉行長命誦經(jīng)酬補儀軌，可見八世達賴喇嘛對大象照顧的仔細有加。此后達賴喇嘛本人也經(jīng)常來這里觀看大象，并為象倌摩頂賜福，以及時常用各種綢緞裝飾大象。
乾隆賞賜給班禪的大象，則于水牛年（1793）二月四日就先行抵達班禪處，傳記記載其即刻蒞臨仔細觀賞，十分開心并上書謝恩。后藏歷土馬年（1798）五月二十六日廓爾喀國王贈送的禮物大象再次經(jīng)過不丹抵達，數(shù)量及詳情缺載。
根據(jù)清實錄記載，乾隆六十年，為示祝賀，清廷曾要求廓爾喀在五年一貢的例貢之外，在本年度再行納貢給清廷。其中的馴象，乾隆仍以京師廄中馴象過多為由，著再將廓爾喀貢象分賜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只是根據(jù)達賴喇嘛和班禪的傳記記載，他們再次接收大象分別是在1795和1798年，唯時間上不能很好對應(yīng)上，想必其中還有別的故事。
三、乾隆有關(guān)西藏馴象記錄以及西人文字和影像資料
道光二年，廓爾喀國王上表欲呈進馴象，被道光帝以廓爾喀距京甚遠，運送不易為由，參照舊例酌免貢象。到道光十九年（1839）載銓等奏，鑾儀衛(wèi)馴象所內(nèi)大象不敷當差，應(yīng)加急采買。但是這次并沒向廓爾喀提出要求，此后的清實錄中也再沒有出現(xiàn)廓爾喀的貢象記錄。
在九世達賴喇嘛尋訪認定的過程中，于火兔年（1807）候選靈童曾將大象作為前輩達賴喇嘛的記憶提起過，從而問道“我的大象還在嗎”之類的話。此外在十二世達賴喇嘛傳記中，在其坐床之時，象倌首領(lǐng)曾向達賴喇嘛敬獻哈達等禮物。其他涉及大象的記載在這幾世達賴喇嘛傳記中鮮有提及。與此同時，七世之后兩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傳記中亦不再有關(guān)于大象的記述。
當然，我們無法確知大象出現(xiàn)在拉薩供寶會相關(guān)儀式活動上的具體時間，但是根據(jù)布達拉宮相關(guān)壁畫以及唐卡資料顯示，在拉薩獲得大象之后，可能很快就被納入進了傳小召的儀式活動里。
布達拉宮紅宮會供法會之供寶法會局部，畫面下方背馱高瓶的大象，《布達拉宮壁畫源流》
盡管我們很難在清末諸如清實錄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傳記中尋覓到更多關(guān)于西藏大象的記載，但是隨著西方傳教士、間諜、探險家各色人等對西藏地方興趣的增加，留下了數(shù)量浩繁的文字以及影像資料。據(jù)此或可彌補傳統(tǒng)史料之不足。
最早在拉薩留下影像資料的應(yīng)該就是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侵略軍的隨軍攝影師。這些影像資料目前被公開到了國際敦煌項目（IDP）網(wǎng)站上，它們是由攝影師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隨榮赫鵬在拉薩期間的1903-1904年拍攝的，其中留下了6張大象的照片。
榮赫鵬侵略軍隨軍攝影師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所攝大象圖片之一
榮赫鵬侵略軍隨軍攝影師所攝大象圖片之二
榮赫鵬一行人所見所攝的大象應(yīng)該是來自尼泊爾的1901年贈送給達賴的禮物。據(jù)加德滿都郵報（Kuenselonline）根據(jù)相關(guān)資料記載認為1901年不丹Trongsa Penlop 的代表向十三世達賴贈送了兩頭大象和一些豹，以及孟加拉虎等動物。
《拉薩及其神秘的地方》（Lhasa and its Mysteries）一書的作者L. Austine Waddell作為榮赫鵬侵略軍的隨軍醫(yī)生當他看到這頭大象的時候亦寫道：這頭年輕的長牙象大約8英尺高，是幾年前不丹的Raja（國王）作為禮物送來的。在此之前錫金的國王（Sikhim Raja）也時不時會送一些大象，但都沒有存活下來。這頭大象被圈養(yǎng)在龍王潭。此外他也見到了加德滿都郵報提到的豹及老虎等動物。
根據(jù)以上兩條信息，我們能夠確知在1901年拉薩從不丹獲贈了新的大象。
1936年英人Evan Yorke Nepean應(yīng)征加入Basil Gould的拉薩情報任務(wù)團隊，后于1939年回國加入英國軍事情報機構(gòu)。在藏期間也留下過攝影作品，其中大象自然也會成為他關(guān)注的對象。
Evan Yorke Nepean1936年所攝布達拉山腳下的大象
奧地利納粹分子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曾在記載他在拉薩期間（1944-1951）的書中提到過拉薩的大象，并認為這是由尼泊爾國王送給來的唯一一頭。尼泊爾國王最初送來兩頭大象，但其中一頭在穿越喜馬拉雅山的旅程中未能存活。大家稱它為“朗臣仁波切”。他在布達拉宮北側(cè)（龍王潭）有一間自己的房子，裝飾著珍貴的錦緞，并經(jīng)常參加游行。當然他也留下過大象的影像。與上文加德滿都郵報和《拉薩及其神秘的地方》記載相比，根據(jù)這位海因里希哈勒的記述有兩種可能。其一是榮赫鵬軍隊離開之后拉薩又從尼泊爾獲得了新的大象，到海因里希哈勒時1901年不丹贈送的大象已經(jīng)不在世。其二，海因里希哈勒并沒有搞清楚他所見到的大象是來自不丹還是尼泊爾。在沒有見到別的能夠佐證尼泊爾曾在1904-1943年間給拉薩贈送大象的資料之前，我傾向于相信后者。因為我們同樣也沒有關(guān)于這頭大象去世的記載，且榮赫鵬在拉薩時這頭大象還是一頭年輕的小象，根據(jù)大象的正常壽命1901年的大象極有可能活到海因里希哈勒時期。
當然，除了活生生的大象照片之外，我們還能見到西人所拍攝的參加供寶法會的大象模型。英國植物學家George Sherriff曾于1943年抵達拉薩，著有“A Quest of Flowers”一書，并和他的妻子Betty Sherriff、搭檔Frank Ludlow一起留下來一段彩色視頻，其中記載了會供法會上的一只模型大象。
Betty Sherriff視頻中供寶法會上的模型大象
喜饒丹貝（Marion Griebenow）1937年陪同五世嘉木樣前往拉薩期間拍攝的法會上的模型大象
當然，真實的大象參加供寶法會的影像資料除了上文提到的陳宗烈1957年拍攝的照片之外，網(wǎng)絡(luò)上還有一張看背景像是在布達拉宮下御制碑亭附近拍攝的大象背馱寶瓶的照片。
布達拉山下參加法會活動的大象
通過以上對傳統(tǒng)文獻和影像資料的梳理，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拉薩供寶法會上大象參與儀式這一民俗的形成，是多民族文化互動的結(jié)果，清廷戰(zhàn)勝廓爾喀之后，將其稱臣納貢后進獻的大象賞賜給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這是西藏，特別是拉薩擁有大象的開始。結(jié)合佛教故事七政寶中象寶、和諧四兄弟等等形象，對從未有過大象的青藏高原居民來說，大象絕對算得上是一種異獸，它們進入法事活動流程當中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很快隨著乾隆的故去，廓爾喀在總共進獻兩次馴象之后，就不再向清廷提供大象了。這就使得拉薩從清廷獲得廓爾喀馴象轉(zhuǎn)賜之路行不通了。根據(jù)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分別在傳記中提及二人后于1795和1798年得到新的大象的記載，與清實錄中清廷第二次轉(zhuǎn)賜大象時間上不大能合得上，這種時間的齟齬背后可能暗示著西藏方面獲得馴象來源的多樣化，比如廓爾喀可能繞過清廷直接贈送馴象亦未可知。
另外一種可能是，在習慣了供寶法會上讓大象參與儀式當中以后，某段時間無法獲得大象的情況之下，大象模型似乎就成為一種替代方案，并被保留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目前看來，拉薩再次得到大象的比較靠譜的時間當為1901年，這一年不丹Trongsa Penlop 的代表向十三世達賴贈送了兩頭大象和一些豹，及孟加拉虎等動物。這頭大象被后來入侵西藏的榮赫鵬軍隊抵達拉薩后分別被隨軍攝影師以及醫(yī)生用照片和文字形式留下記載。
1936年的Evan Yorke Nepean和1944-1951年的海因里希哈勒鏡頭下的大象，很可能就是L. Austine Waddell在1903-04年看到的那頭小象。理論上這頭亞洲象的壽命似乎從1901年活到1936年，甚至到海因里希哈勒的1951年、陳宗烈的1957年和1963年也不是不可能。由此看來我們目前尚未見到1901年之后拉薩重新獲得大象的記載，可能是真的沒有，而非沒見到。這都可歸因于這頭1901年來自尼泊爾的大象活得足夠健康、足夠長壽，以至于不需要補充新的大象。而最近一次拉薩補充新的大象就是半個世紀后的2018年曲水動物園的大象“尼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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