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佚事零拾

1977年，停擺了十年的高考發(fā)條重新啟動，開始了在全國范圍內(nèi)以考試成績?yōu)闃藴识鴵駜?yōu)錄取新生的工作，我有幸被華東師大歷史系錄取，成為一名新生。

經(jīng)過十年“文革”，高校的教學秩序被完全打亂了，如果以歷史系為例，除了兩門本系的基本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尚有教材與教員外，其他如中國歷史文獻都沒有師資可用。教研室主任謝天佑只能挖空心思，從編制暫時掛在本校的王春瑜身上“挖潛”，動員他火線頂缺，暫代而上陣了。

王春瑜1937年生于蘇州桃花塢，不久遷居蘇北建湖縣。因為從小在當?shù)亻L大，所以操一口鄉(xiāng)音很重的蘇北話。他天資聰穎，尤喜文史，弱冠以后，進步顯著，考取了復旦大學歷史系。四年以后，又被陳守實教授錄取為元明史方向的研究生。他在讀研期間，追隨周予同先生、朱維錚師兄，參加選編大學文科教材《中國歷史文獻》的工作，包括選目、定題、撰寫題解注釋等事項。這對他綜合貫通文獻的歷史與語境幫助極大。所以當教研室要求他承擔這門課的教學重任時，他才有勇氣臨危受命。

我還記得他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情景。那天他提早了十分鐘進了教室。我坐在文史樓203大教室右側(cè)第一排門邊的位子上，左側(cè)無人。他就坐在我邊上聊了起來。我那時已過而立之年，一瞧便知年長于那些小學弟們。他順便就問：“你是老三屆嗎？”我點頭稱是，他不語而露出“果不其然”的神情，似有得色。上課鈴聲一響，他便穩(wěn)健地走上講臺，從容地開講起來。他首先聲明，自己不是專搞版本學、目錄學出身，對先秦歷史文獻所知甚少，現(xiàn)在系里為了“加強對我的培養(yǎng)”，“給我壓擔子，只能從命”。我冷眼看到側(cè)坐聽課的謝天佑，對王春瑜冷雋得體的開場白報以了會心的微笑。

我們用的教材是“文革”前周予同主編的《中國歷史文獻》，該書從《詩經(jīng)》講起，王春瑜便先介紹了相關文獻源流，這段歷史向來聚訟紛紜，異說不少，他并不要求剛上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們掌握，只是提綱挈領地介紹《詩經(jīng)》學有很深的淵源。臨下課前十五分鐘，他當眾在黑板上書寫一段古文，要求同學們當場邊抄邊標點，標點完畢后交給他，他要檢測我們閱讀古籍的水平和能力，以便對癥下藥，思考如何突破與提高。

都說學生怕考試，但學生也最關心考試結(jié)果。王春瑜非常了解學生的心態(tài)，下堂課一開始他就說明標點雖屬小道，但不宜輕忽，有時一個符號的上下，關乎重大的文義理解。而且標點猶如打掃院庭落葉，須常掃才能常新。所以即使如顧頡剛這樣的大學者，也須集思廣益、反復推敲，也還做不到臻于完美。他的話分明是在敲打我們，使我們心生警惕，我們的測試離他想象中的成績還有不小的差距呢。接著他又朗讀這段原文并作講示。原來這是《史記·莊周列傳》的一段。最難處在其中有句不知所涉書名應如何讀。整個年級中只有十名同學標對了，王春瑜報了這十位答對者的名字，使他們臉上有光。

按《歷史文獻》的大綱，《詩經(jīng)》上完后應教《尚書》，但王春瑜宣布，他將上“文史工具書使用法”的課，這個內(nèi)容上完將使他有個告一段落的交代。開始我們聽了有些不明所以。后來才知道，他的編制仍在上海師院。“文革”中上海五校合并，共稱上海師范大學。現(xiàn)在五?！胺旨摇?，各自自立門戶，他被“社來社去”，即回歸上海師院，也只能服從，于是我們便換了個歷史文選學科的老師。

1978年的11月，籌備了多時的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研討會在華東師大歷史系開幕。報名參加會議的高校教師、科研人員達一百二十多名，遠遠超出華師大接待方的想象。于是只能安排入住學生宿舍，并在河西學生食堂就餐。住宿條件很簡陋，一些年過半百的老講師還得在學生宿舍里爬上鋪睡覺，這種狼狽樣子，“令人一想到就覺得心內(nèi)很不安的”（謝天佑語）。

然而衣食住行的條件簡慢并沒有減弱學者們的研討熱情，以進入議程第一天的討論為例，因為趙儷生門下的師兄弟孫祚民、孫達人爭辯得不可開交，不得不由旁人“勸架”解圍方休。他們的爭論主要集中于怎樣理解農(nóng)民階級只反貪官而不反皇帝的王權(quán)主義主張，以及有無讓步政策，應該如何評價它的歷史作用。時至今日的2018年以后，四十年倏忽過去了，許多問題，時代已提供了答案。

農(nóng)戰(zhàn)史會議高潮迭出，兩孫（孫祚民、孫達人）的紛爭余音未息，當天下午又進入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二王之爭。1978年時，姚雪垠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僅在1963年出版過第一卷，影響遠不如八十年代中期成為街頭里巷人手一冊的普及讀物那么巨大。不過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等為首的流動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畢竟動搖了大明王朝的根基，以至于清初史學家王鴻緒有“明之亡也亡于流寇，致亡之道不在流寇也”的感慨。被會議中心組選定作專題發(fā)言的一王是華東師大的王家范，他用了一年多時間遍讀《懷陵流寇終始錄》等記述明代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史籍，爬梳分析，寫出了高質(zhì)量的論文，“有所突破”。而另一王即王春瑜，他則從不為人所重的野史筆乘入手，發(fā)現(xiàn)了兵臨北京之際，李自成大軍仍與茍延殘喘的崇禎帝在私下洽談，力求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唾手坐收北京之利。雖然這只是一面之詞的一家之言，如果在十年前，他的這些言論或會因此被批個要死，現(xiàn)在終于可以放言無忌了。二王的發(fā)言有不同的反應，正是百家爭鳴，各展雄長。上海的《文匯報》還專門發(fā)表了述評，介紹二孫、二王的爭論。

王春瑜好發(fā)新論，以尖刻辛辣著稱，頗有魯迅雜文遺風，他也頗以此而自得。于是有人不無醋意地批評說：“王春瑜就是會寫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蓖醮鸿ぢ勓院笠膊簧鷼?，冷冷地回敬了一句：“連小文章都寫不好的人還談得上什么大學問、大構(gòu)思么？”約在1984年，王春瑜奉調(diào)赴京進入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就在那年，他寫于二十年前的研究生畢業(yè)論文《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在《中國史研究》上發(fā)表了。厚積薄發(fā)，二十年磨一劍，終于使貶他盡發(fā)“小文章”者啞口無言。

王春瑜調(diào)入北京后，所里安排在明史研究室，室主任是劉重日與曹貴林。王春瑜有挺強的交際能力，所內(nèi)不少人又在學術圈中見過面，并不陌生。一來二去，很快就成了好朋友。1978年10月，在上海華東師大召開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的研討會，王春瑜是大會安排的聯(lián)絡員之一。正是王的居中調(diào)停，促成了王春瑜邀請楊訥與我們七七級學生的學術交流與座談。這次座談的成效是當事人沒法預料的，真可謂無心栽柳。如今，主客位子倒轉(zhuǎn)，楊訥成了引路人，向王春瑜介紹起新“娘家”的一切來。

那時已近農(nóng)歷春節(jié)，王春瑜孤身一人漂泊異鄉(xiāng)客地，楊訥便邀請王春瑜去他家過年，共迎甲子新年。楊訥當時還住在古城南路歷史所分配的兩室的舊宅內(nèi)，住房并不寬敞，一個兒子尚未成家，楊訥個人藏書又多，顯得挺擁擠的。楊訥夫人鄭啟吟女士也是上海人，客居北京，春節(jié)上門拜訪的友朋不多，難得有上海來的客人，自是殷勤招待。王春瑜不善滬語鄉(xiāng)談，但上海的風土人情還是了如指掌的，雙方交談相得頗為合拍。王春瑜回憶時稱，這是他在北京過的第一個溫馨的春節(jié)。

王春瑜調(diào)北京后，雖遠在千里之外，仍年年來上海轉(zhuǎn)往建湖老家掃墓，以寄慎終追遠之思親情緒。他來滬一般住衡山路那邊的慶余賓館，一來價格適中，二來地近前輩王元化舊居。他很尊敬王元化，尊敬他的“學貫中西”、胸有浩然之氣。王春瑜雖然只給我們上過三個月的歷史文獻課，我們大多同學的名字他都叫不出，但他卻很牽掛我們的成長與去向。他曾要求我們把近百人的畢業(yè)留影寄給他，還讓我依照片次序?qū)⑷w姓名錄下寄給他，以便他按圖索驥，勾起思緒。他與我們七七級學生是有緣的。

記得大約是1995年前后，王春瑜來滬地掃墓，我陪他去同學陳彪處晚宴。那天正好是平安夜，所有的出租車都叫不到，我們只能安步當車，走著去。一路上講起楊廷福。楊是1957年丁酉之災的以言受禍者，“文革”中又以摘帽右派而被關入“牛棚”。而王春瑜也在“文革”中入“牛棚”，兩人因此有莫逆之交。我講起1976年，楊廷福在工廠“戰(zhàn)高溫”，時逢9月9日，次日，與楊廷福同宿一室的某教師揭發(fā)，楊廷福半夜在夢中發(fā)笑。幸而當時工宣隊忙不過來，不了了之。

2008年是我們七七級學生入學的三十周年，同學們共推班長組織紀念聚會，并邀請任課老師參與。王春瑜也在受邀之列。記得那是5月的一天，前一天就從北京坐飛機到滬的王春瑜興致很高，我和陳彪將他接至華東師大中山北路的錦江之星賓館。第二天一早，我又陪同他先在華東師大中山北路老校區(qū)漫步一圈。王春瑜走到有羅馬式古典風格的文史樓大廈，特地提出要去看看他1975年尚未“解放”而被監(jiān)督勞動的休息室。這是一間僅可容一人側(cè)臥的斗室，那時他就在這里“茍延殘喘”，隨時聽候調(diào)遣。他要我替他照了兩張相，并仿效孫中山題為“當年蒙難之地”，可見他對“文革”中的往事沒齒不忘。

王春瑜201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他的文章發(fā)表在國內(nèi)外大小報刊上，可謂文名遠播。作協(xié)當然沒有理由拒絕他成為會員的申請。他也很自豪地成為跨專業(yè)的文史雙棲的作家，以擅寫雜文而自詡。有時談起昔日同事楊訥，他也不忘調(diào)侃幾句，說楊訥著文，一個開頭左寫右寫不滿意，稿紙撕了一張又一張，待到參差可以時，廢紙幾已室中滿地矣。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習慣，讀書寫作也是如此。楊訥的嚴謹周密，算無遺策是有口皆碑。而王春瑜的敏捷果斷，出口成章也值得稱道。總之，質(zhì)和量是事物的兩面，應該兼顧而不能偏廢。

王春瑜“文革”前曾在上海師院任教，給中文系上過中國古代史的公共課。內(nèi)中有一女性學生包國芳，后來成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總編輯趙昌平的夫人。王春瑜公私兼顧，向出版社貢獻了一套《千年眼文叢》的選題，并幫助組織了海內(nèi)外著名的雜文家披掛上陣。參與其事的作者與選目是：何滿子《?；闭勂?、牧惠《沙灘碎語》、陳四益《草橋談經(jīng)》、熊召政《孤山踏雨》、李喬《人在史中》、伍立楊《大夢誰覺》，主編王春瑜的《今古一線》也在其中。這套書視角新穎獨特，開掘深入淺出，文字酣暢淋漓，不久即銷售一空，頗獲名家出手不凡的時譽。只是獨具只眼的趙總編對這套成功的書還是有保留意見的，他認為王春瑜的文章有見地，能發(fā)掘別人“所見不及”之處，但是常將自己已發(fā)表的文章在不同的集子中反復收錄，這是一種不足。如《萬歲考》《語錄考》《燒書考》《株連九族考》等篇已不止一次與讀者見面了。趙總還比較了朱維錚與王春瑜師兄弟的長短高下，直言不諱地評價說“朱一王二”。

記不清從何年開始，王春瑜在《文匯讀書周報》開了個專欄，名曰“新世說”，一見就知借用了南朝時劉義慶《世說新語》的名字，諷喻世風的不良現(xiàn)象。作者署名是“金生嘆”，每篇一百來字，請一位專家根據(jù)諷刺對象繪一則憨態(tài)可掬的白描圖。因為文字生動，左圖右史，很快就獲得了讀者的贊賞。有的讀者好奇地打聽文與圖的作者，直至數(shù)年后，大家才知道原來又是這位“老頑童”的生花妙筆。過了一兩年，積腋成裘，有家出版社將散積匯總成書出版，甚有別開生面之效。

但是王春瑜在文中所附的打油詩卻有人提出非議。他說“打油詩”是前輩們的自謙之詞，自嘲自己的詩不好，自稱之謂。但他們的詩還能大體遵從白話的格律，而王春瑜的詩幾乎連平仄聲韻一點都不講，有些過分了。我不諳詩律，謹書此以供王春瑜參考。王春瑜是個不拘小節(jié)、不避俚俗的人。如果不以此為忤，他倒真是個中國當代作家群體中的豁達先生。他不愿斟字酌句地講究雕琢，但是這似乎不能成為求量而不重質(zhì)的理由。我曾經(jīng)向他指出，有的文章在“但是”后面用了句號，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我問他，你對紅付印前沒有看出么？因為類似之例不是個別，他似乎毫不在意，可見出書求快已成了他的習慣。

歷史所原有搞宋史的研究員名為王曾瑜，和他名字僅差一字。常常有來訪或來信者被搞錯，傳達室為之頭疼傷神。王春瑜曾和王曾瑜設想，兩人聯(lián)名發(fā)表一篇文章，以正視聽。惜乎兩人一搞宋，一搞明，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一時無法合作，此議遂廢。但兩人相處合契，再加上研究唐史的張澤咸，組成一個鐵三角，凡事敢于主持公道，根本不忌諱得罪何人，有些類似明末的東林黨遺風。三人之中，王春瑜涉獵最廣，下筆又快，出版的個人文史雜談最多。聽他說，張澤咸雖在病中，王春瑜的新著漏寄一本，他就會打電話來索取。而王曾瑜則興趣聚焦于宋代士人，他勇敢地批評紅遍大江南北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是“一卷比一卷差”。王曾瑜最佩服王春瑜雜文中的《萬歲考》，記得《萬歲考》一文初發(fā)于中國社科院的內(nèi)部刊物《未定稿》上，王春瑜此文似乎少了些鋒芒直言。不想幾年后，我們年級中有位同學指責王春瑜的這種寬假不恰當，有“雙重標準”的嫌疑。這里的是非曲直當然非旁人離開了一定的語境所能輕易說清楚的。本文在行將結(jié)束時提一下此事，非為嘩眾取寵，實在是為了強調(diào)王春瑜名士風格的一面而舉個例子而已。知我罪我，尚祈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