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垂危之際的“靖康黨論”

金軍并沒有給宋欽宗留出舉行登基大典的時間，靖康元年（1126）正月間——距宋欽宗即位僅14日，金軍即兵臨開封城下，斡離不對宋方派遣的求和代表李悅提出了如下的議和條件：

金銀、絹彩各以千萬計，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zhèn)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zhì)。

次月，北宋王朝經(jīng)過與斡離不反復(fù)交涉，同意割讓太原、河間、中山三鎮(zhèn)，金兵才撤離了開封。

金軍退師之后，北宋君臣經(jīng)過一番驚恐，稍稍獲得了喘息之機。按理說來，此時宋廷的滿朝文武應(yīng)該上下一氣，精誠團結(jié)，抓住時機，整軍經(jīng)武，以備不測之禍了。出人意料的是，宋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又開始了新的一輪政治混亂，開始了又一波朋黨傾軋。如同此前的政局反復(fù)一樣，作為北宋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宋欽宗的政治傾向仍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時北宋王朝面臨的局勢較前此有很大不同，且宋欽宗在位時間短暫，殘酷的朋黨傾軋已不可能充分展開，我們姑且稱之曰“靖康黨論”。靖康黨論主要是圍繞三個方面展開的。

宋欽宗

國是之爭

面對北宋王朝隨時有可能遭到覆滅的險惡局面，又鑒于前此數(shù)十年間綿延不息的黨禍所產(chǎn)生的巨大災(zāi)難，有的官僚士大夫開始清醒，對宋欽宗即位后的時政提出一些相對客觀、公允的看法；但有的人則仍狃于陳說，以其固有的偏見對既往的派別之爭隨意定性，制造矛盾；更有甚者，則用一條禍國殃民的線索，將王安石與熙豐變法、章惇與紹圣之政、蔡京與崇寧黨禁以及北宋王朝所面臨的危局不加任何區(qū)別地簡單串連起來，竭力為元祐之政正名，試圖再一次在政治上草率進行全盤肯定和全盤否定。

當宋廷內(nèi)部的紛爭展開之后，能較為理智地評價各朝所行法制者，有當時的御史中丞陳過庭、監(jiān)察御史余應(yīng)求等人。余應(yīng)求指出：

今陛下克紹太上皇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遵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謂：如黨人之未歿與其子孫可錄用者，愿令有司錄具以聞。夫太祖、太宗與熙寧、元祐、紹圣之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捐益因革，不可偏廢，愿詔朝廷置司講畫，取其得于中者而行之。

余應(yīng)求是以當時北宋王朝所面臨的特殊局勢為背景來考慮問題的。他力圖通過調(diào)和的辦法解決各種矛盾，避免再出現(xiàn)偏執(zhí)、極端的做法。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比較委婉地將蔡京所奉行的紹述之政與前此熙豐、紹圣所行之政區(qū)別開來，進而提出了根據(jù)當時的統(tǒng)治需要，“取其得于中者”的取舍原則。毫無疑問，這在當時確不失為平息內(nèi)部矛盾、化解內(nèi)外危機的良策。

而陳過庭，則更明確地將蔡京的所謂“紹述”與熙豐完全分開，并著力鞭撻了宋徽宗-蔡京集團給北宋王朝的統(tǒng)治帶來的深重災(zāi)難：

自蔡京作相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舉，致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托享上為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奸營私，招權(quán)納貨，致使奸賊之吏，布滿天下。……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主重賞，許人告訐，大臣坐視而不敢言，黎庶懷憤而無所訴，監(jiān)司守令觀望風旨，惟恐奉行之緩，天下化之，悉為文具。

顯然，陳過庭也是希望宋廷以蔡京、王黼等人為鞭撻對象，對其他人不必過于牽強枝蔓的。當時的兵部尚書孫傅，曾給祖宗之法、熙豐之法、崇觀之法下過明快的斷語：“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此種觀點博得了許多人的贊同。雖然這種說法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它至少使人明確了“熙豐法”與“崇觀法”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不無可取之處。如果當時的宋廷、絕大多數(shù)的官僚士大夫能綜合以上觀點，按照這種思路盡快去確立新的經(jīng)國之制，以便應(yīng)對當時面臨的危局，應(yīng)該說是較有可能扶大廈于將傾的。

但是，另外一些人卻不這樣認為，其情感淹沒了理智，在上疏議政中流露出嚴重的情緒化趨向。其中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是程頤的學生楊時。

按楊時（1053-1135）字中立，世稱龜山先生，宋南劍將樂（今屬福建）人?！端问贰繁緜鬏d其“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jīng)史”，楊時應(yīng)具有較好的天賦，并在青少年時期受過良好教育。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楊時進士及第，但此后數(shù)十年間，在仕途并無大的發(fā)展。這期間，他曾“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余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备鶕?jù)有關(guān)記載，楊時知瀏陽縣在紹圣元年（1094），除荊州教授在崇寧元年（1102），知余杭事在大觀元年（1107），知蕭山縣在政和二年（1112），在波譎云詭、黨爭激烈的北宋政治風云中，楊時基本上未受到任何牽連。直到宋徽宗宣和之前，楊時多輾轉(zhuǎn)于地方為官，可能也于任內(nèi)做過若干有益之事，但聲名不顯，當然也一直無緣進入統(tǒng)治集團的政治核心。

進士及第后，楊時似乎主要將精力放在求學問道上。熙寧年間，以文彥博、司馬光為首的一批堅決反對變法的元老重臣先后聚集于洛陽，一度參與變法的理學先驅(qū)程顥及其弟程頤亦躋身其間，并聚徒講學，即所謂“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而楊時此時則“調(diào)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據(jù)稱“相得甚歡”。毫無疑問，自師事程顥后，楊時的政治態(tài)度也隨之受到了二程及司馬光集團的深刻影響。在政治上，楊時作為一介書生，并無多少成就可言。直到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逾70的楊時由蔡京指使其子蔡攸引薦，被召為秘書郎，不久遷著作郎。

宋欽宗繼位之后明確表示傾向元祐黨人的政治立場，這給已經(jīng)進入北宋最高統(tǒng)治集團的楊時提供了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的機會。楊時當即上疏，認為：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

楊時力圖正本清源，其動機不可謂不善，但這段文字中，卻明顯含有強烈的政治偏見，無非是沿襲并發(fā)揮了元祐黨人的一套陳詞濫調(diào)而已。他明知“蔡京用事二十余年”，只是“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卻又將蔡京與王安石強加穿鑿附會之辭，認為“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這種論事的方式，與元祐黨人的論事方式是一脈相承的。他所提出的觀點，顯然不能解決當時的任何實際問題，而只會引起更多不合時宜的爭端。

其實，以前楊時也曾經(jīng)有過一些中肯的意見，在徽宗統(tǒng)治時期，他曾對熙寧之初將“祖宗之法紛更殆盡”表示過強烈的不滿，但同時也對“元祐繼之，盡復(fù)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不以為然，建議徽宗：“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钡跉J宗即位，政治氣氛改變之后，楊時卻立即拋棄了“一趨于中”的意見，搖身一變而完全成為了元祐黨人的繼承者和代言人?？上攵绻麠顣r之流的議政者在當時得以執(zhí)掌權(quán)柄，如果北宋王朝的統(tǒng)治尚能繼續(xù)茍延，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朋黨相傾是絕不會停止的。

與楊時持有相同看法者，在當時并不在少數(shù)。曾經(jīng)“累章極論”時政，并獲得“時議歸重”的左正言崔鶠曾于元符末上書，極論司馬光之忠、章惇之奸，入邪等，被免官，后屏居不仕十余年，欽宗時才重返朝廷。他的奏章中也始終充滿著情緒化的極端言辭。他認為：

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fù)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

基于此種認識，他也將章惇、蔡京所倡之“紹述”與王安石變法緊密聯(lián)系起來，加以痛斥。又如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論及“六事”，其中有云：

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

胡舜陟將崇寧、大觀以來蔡京所行之法，直接視為“王安石刻急之法”，對于當時的北宋王朝來說，此種詭激的言論有著極大的危害。

蔡京等“六賊”（宋徽宗實際上亦為一賊）的禍國殃民之罪是罄竹難書的。為濟其奸，凡所欲為，則無不打著“紹述”的幌子進行，而實際上，則全都與王安石變法無涉，正所謂“名為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自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寧者”。當徽宗去位之后，一些官員利用當時的政治形勢，對蔡京一伙進行政治上的否定，這不僅必要，而且也是必須的；王安石變法的成敗得失究竟如何，鑒于這一事件所造成的深刻影響，也有必要進行客觀、公正的評估；蔡京的所謂“紹述”與王安石變法之間究竟有何種聯(lián)系，這也不是不可以理智地進行探討的。然而，這些評估、探討和批判應(yīng)該不帶偏見，公允、執(zhí)中，這才有利于北宋王朝的統(tǒng)治。何況，當時“事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秋”（李綱語），歷史留給北宋王朝的時間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了。真正明智的有識之士，只能集中精力扶大廈于將傾，將既往的是是非非留待他日厘清。如果有人當此危亡之秋，漫無邊際地濫加枝蔓，激于義憤而不顧事實地附會穿鑿，并試圖再一次誘發(fā)紛紜聚訟，其政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顯然，楊時等人不合時宜的言行不利于此時的北宋王朝。

宋徽宗

學術(shù)之辨

這里的所謂“學術(shù)”，與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術(shù)”在內(nèi)涵和外延上均有所不同，它被當時的官僚士大夫們更多地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因而所謂“學術(shù)之辨”也并非單純的辨章學術(shù)。自王安石變法始，政治與學術(shù)實際上互為表里、密不可分，如神宗熙豐時期推行的變法，其指導思想便是王安石創(chuàng)立的“三經(jīng)新義”。因而李樸在徽宗即位之初曾說：“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后乃更執(zhí)圓方，互相排擊?！崩顦阋呀?jīng)指出了當時政治與學術(shù)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

在北宋王朝危如累卵的靖康年間，學術(shù)之辨與國事之爭也是同步展開的。靖康元年（1126）五月，左諫議大夫馮澥上疏云：

國家自崇、觀以來，行貢試之法，而鄉(xiāng)舉里選徒蹈虛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太學教養(yǎng)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wù)為輕浮，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為說，無后至當，煽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丑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譏誚王氏之學，風流至今，頹敝莫回，茲今日之大患也。

撇開政治傾向不論，馮澥所云也大抵符合歷史事實。欽宗即位之后，從表面上看，所謂“學術(shù)之辨”是朝野士大夫圍繞王氏新學與元祐學術(shù)的功過是非問題展開的一場爭論，但其政治上的指向則關(guān)系到政局的再次演變。

從有關(guān)材料可以看出，這場紛爭是有人上疏談及科舉取士問題時引發(fā)出來的。靖康之初，有臣僚上言：

科舉取士，要當質(zhì)以史學，詢以時政。今之策問，虛無不根，古今治亂，悉所不曉。詩賦設(shè)科，所得名臣不可勝紀，專試經(jīng)義亦已五紀。救之之術(shù)，莫若遵用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jīng)，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許采用。至于老、莊之書及《字說》，并應(yīng)禁止。

這篇奏疏中雖然有禁王安石《字說》的建議，但其主要意圖，則是救弊與調(diào)和。但當上述所有建議下禮部詳議時，則馬上引來了激烈反應(yīng)，時為諫議大夫兼祭酒的楊時，仍是這次爭辯中的核心人物。

《宋史》卷428《楊時傳》：

謹按（王）安石挾管、商之術(shù)，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于數(shù)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涂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shù)者，不可縷數(shù)。

該疏中，楊時還特舉兩例，說明蔡京啟人主之侈心，“以侈糜為事”，應(yīng)奉局、花石綱之出現(xiàn)，是王安石直接導致的，因此，他要求欽宗“追奪（王安石）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

前揭楊時為程門四大弟子之一，兩宋之際理學的重要傳人。而他的老師程頤則名列“元祐奸黨”，晚年著述、講學均受到嚴密的監(jiān)視與控制，楊時當然也多少受到了政治上的牽連和學術(shù)上的壓抑，故在其奏疏中，對王氏之學表現(xiàn)出強烈的仇恨心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引“臣僚上言”已經(jīng)明確提出要禁《字說》，對《三經(jīng)新義》，也只是采用其“不背圣人旨意”者，楊時卻堅持將王氏之學斥為“邪說淫辭”，全盤予以否定，這種極端和偏頗的態(tài)度，表明楊時已經(jīng)喪失了學者應(yīng)有的理性與寬容，也同樣是有害而不足取的。

《宋史·楊時傳》稱，楊時上疏之后，“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馮澥如何“力主王氏”而“詆時”，《宋史》未詳載，而《靖康要錄》卷5靖康元年五月十日記事中則備錄馮澥所云，茲引如下：

臣又聞臣僚上言乞罷安石配享，而謂安石之說為“邪說”。朝廷從言者請，罷安石配享而列于從祀，此固公議所在，其誰以為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為“邪說”，則過矣！安石之釋經(jīng)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便同楊、墨之言為“邪說”，則復(fù)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謗而致為紛紛也?！荚副菹旅髟t有司，訓敕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

從內(nèi)容上看，這里馮澥所指“上言”的“臣僚”，顯然就是楊時無疑，以上所引的文字，大概也就是《宋史》所說的馮澥詆毀楊時的那篇奏疏。我們可以看到，該疏議論平實、中肯，不帶偏見，語氣、措辭也頗溫和，完全是著眼于宋王朝的大局來立論，根本談不上甚么“力主王氏”，也沒有什么“詆時”的內(nèi)容。然而馮澥的這些中肯意見，卻為楊時及其同僚所不能容忍，更被《宋史》隨意歪曲。

當時站在楊時一邊的官員，還有崔鶠、李光等人。崔鶠回顧了數(shù)十年間蔡京培植黨羽、“更持政柄，互秉鈞軸”的歷史，然后斷章取義，對馮澥進行似是而非、牽強附會的攻擊，最后他說：“觀澥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法為治，元澥乃熙、豐人材”。且不論崔鶠這里所使用的邏輯是何等荒謬，其議論是何等悖于義理和事實，讓我們先看看馮澥是否為“熙豐人材”。

馮澥之父馮山，熙寧末年，為秘書丞、通判梓州，后鄧綰薦其為臺官，不就。退居20年后，由范祖禹薦于朝。對于馮澥本人靖康以前的仕宦生涯，《宋史》只用了十余字一筆帶過，最后載以“澥為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元祐黨人張庭堅去世后，“澥力振其家”云云。如果硬要按崔鶠的做法，一定要在政治上定性，將同僚再次劃歸熙豐或者元祐，那么，說馮澥為“元祐人材”恐怕更為允當。而崔鶠僅因為馮澥說了幾句公道話，便將其打入所謂“熙豐人材”之列。

其實，當此北宋王朝舉步維艱之時，即便真有所謂“熙豐人材”出來以理性公正的方式解決當時北宋王朝所面臨的一些實際問題，也是無可厚非的，無奈崔鶠等人的志趣并不在此。非常清楚，其目的不過是為進一步挑起紛爭張本。

由《靖康要錄》同卷所載，當時的御史李光，亦曾附和論奏過“馮澥推尊王安石之學，鼓惑眾心”，也許宋欽宗也認識到馮澥所論的價值，非但沒有對楊時、崔鶠、李光所云予以重視，反而還擢馮澥為吏部侍郎。對此，崔鶠則再次上疏進行了論奏：

臣伏聞前諫官馮澥曾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為非，繳駁之。及光之繳駁也，馮澥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為辯，置李光而不用，遷馮澥而不詰，政刑如此，士論紛然。且以澥之言為是，則光可罪；以光之言為是，則澥可斥。當斥而返遷，是謂賞奸……澥之意，不過欲次補近官，漸當揆路，以行其邪說，以固其黨與，為萬世自安之計。此賊臣蔡京之術(shù)，行之至今，天下破壞，茲亦極矣！陛下尚忍使京之余黨再破壞耶？

在這篇彈章中，崔鶠極盡誣枉羅織、牽強附會之能事，以致將馮澥說成了蔡京之余黨。

事實上，當崔鶠這類詭激沽譽的彈章拋出之前，宋廷確曾將楊時斷然廢黜“王氏之學”的主張采納并試圖施行過，其結(jié)果則是在太學出現(xiàn)了“學官相詬于上，諸生相毆于下”的情形：“學正馮楫、楊言以為是，博士雷觀痛詆以為非，喧爭糾訐，甚于街童巷婦之相詈辱者?！薄爸率怪T生集眾直造祭酒（楊時時為此官）位次，欲見而詆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黨王氏之學；止善齋生姓沈者，黨蘇氏之學，至相毆擊，其人稍眾?！睏顣r、崔鶠等人的偏激行為，直接在北宋王朝垂危之際導致了新的軒然大波。御史中丞陳過庭對此亦發(fā)表過意見，他說：

五經(jīng)之訓，義理淵微，后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為正論，否者必指為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辭，違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政，專尚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為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fù)論王氏之學為“邪說”，此又非也。

鑒于楊時自以為是、擅作主張而引起的混亂，陳過庭建議道：“臣伏望圣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眾；學正馮楫、博士雷觀輕浮爭競，大失生儒之體，欲乞指揮并行斥責?！标愡^庭并非什么“熙豐人材”，欽宗即位后，他與楊時曾一起上疏“乞改正宣仁皇后謗史”，對蔡京的胡作非為亦深惡痛絕。為防止楊時的“偏見曲說”在最高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產(chǎn)生更大的混亂，陳過庭的看法與建議顯然都是合情合理的。

迫于已經(jīng)出現(xiàn)騷亂的壓力，宋廷罷免了楊時和其他學官，由楊時而引發(fā)的這場學術(shù)之辨不了了之。但直到靖康元年九月，侍御史李光仍固守偏見，以“公肆誕謾，無復(fù)忌憚”之類的言辭彈擊與之持異議者，要求宋廷以元祐之學為是，以王氏新學為非；以司馬光為優(yōu)，以王安石為劣。據(jù)他說，不然，則會“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fù)收，非朝廷之福也”，這種不識時務(wù)的胡攪蠻纏顯然是不可能有結(jié)果的?！皶挛＃暸e不及行矣。”這場爭辯，宋廷難以平息，只好由金軍的鐵蹄來平息。

就在楊時、李光等人喋喋不休辯說元祐之學與王氏之學孰優(yōu)孰劣的同月，再次大舉南下的金兵攻陷了太原府，北宋王朝的末日已經(jīng)迫近了！

用人之爭

宋徽宗“內(nèi)禪”之后，宋欽宗所接管的，基本上是一個由貪官污吏構(gòu)成的官僚集團。徐處仁對當時的官僚隊伍作過下列說明：

昔蔡京用事之初，惡元祐臣僚之不右己也，首為黨論以禁錮之，既而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年?？N紳士大夫除托附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及諸近習、道士之外，未有不經(jīng)此三人除用者。

由以上這段史料可以推知，從總體上說，整個統(tǒng)治集團已是十分腐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便是經(jīng)蔡京、鄭居中、王黼此三人所除用者，其中一定還有些或具有應(yīng)務(wù)之才，或在德行上略有可稱的官員，因為這不僅是宋徽宗-蔡京集團裝點門面的需要，也是這一集團保證長久享樂的政治需要。宋欽宗即位之后，要除舊布新，設(shè)法躲避日益迫近的亡國之災(zāi)，就得放棄此前數(shù)十年非“新”即“舊”、非“舊”即“新”的取舍標準，甄別、任用一批真正有補于國事的官員，這是當時宋廷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為了跳出蔡京、鄭居中、王黼“織”成的黨羽圈子，宋廷當時也著實費盡心機。欽宗即位之后，在倉促之際重新起用了一批崇、觀以來落魄在外的官員，又依楊時等人的建議，宋欽宗令吏部、刑部開具出元祐黨人的職位、姓名，對去世者進行褒崇，對生者予以牽復(fù)，對其子孫，也盡可能予以起用。正如宋欽宗對呂好問所云：“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聯(lián)所向?！彼螝J宗的用意，乃在于通過這種方式在政治上收攬人心，增強趙宋統(tǒng)治的向心力，同時也借此收羅一批統(tǒng)治人才。

然而，宋廷要應(yīng)付當時的危局，僅靠以上的方式顯然難以滿足統(tǒng)治需要。一則是不可能在倉促之間找到足夠數(shù)量的官僚士大夫，重建整個統(tǒng)治集團；二則是重新起用的官員或錄用的元祐黨人子孫并非全是經(jīng)邦治國之才；三則是因為宋欽宗在政治上傾向于“元祐黨人”，勢必又會在政治舞臺上出現(xiàn)翻云覆雨的鬧劇。像楊時、崔鶠、李光之類徒善節(jié)外生枝的官員，雖曰“忠讜可嘉”，實則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所以，宋欽宗在錄用所謂“元祐子孫”的同時，也曾有過“不欲專崇元祐”的想法。

那么，是否可以從現(xiàn)有官僚隊伍中選用一些有用之才呢？當此國事倉皇之際，這本是一個非常簡單明了的問題，然而，宋廷又馬上因此陷入重重的矛盾沖突之中。蔡京、鄭居中、王黼先后被貶責之后，徐處仁痛切地指出了蔡京等三人結(jié)黨營私，“致朝廷不綱，金兵內(nèi)侮”的事實，他希望“各所引用之人，自當革心易意，勿懷私恩，勿仇私忿，實效赤心，盡忠朝廷”，同赴國難，同時也對宋欽宗提出了如下的建議：

陛下開公正之路，塞私邪之門，實用人才，無有適莫，刑賞所加，視其功罪，而無容心于其間，使朋黨之論消于未形，則朝廷有安靜之理，天下有太平之期，是亦縉紳之福也。

徐處仁希望宋廷在國事維艱的情況下，建立新的價值準則，刑有罪而賞有功，逐漸消除非此即彼、黨同伐異的陋習。但事實上，此類的正確意見基本上沒有被采納。

最為典型的事例，是宋廷對李綱的態(tài)度。李綱是兩宋之際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不但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而且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光明磊落的人品，靖康元年（1126）正月曾為東京留守和親征行營使，組織過開封保衛(wèi)戰(zhàn)，三月間，除知樞密院事?！端问贰肥沁@樣評價他的：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于靖康、建炎間，莫或擾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

這些評價顯然有溢美、夸大之辭，但至少也可說明，李綱在兩宋之交確為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卻有言者一再對李綱予以彈奏，稱他“專主用兵之議，而元無成算奇畫”“冒內(nèi)禪之功以自名”“假爵錄以市私恩”等，“乞行黜責”。后來李綱又被彈奏“卵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結(jié)果被貶為保靜軍節(jié)度副使、建昌軍安置。李綱被罷免，有宋欽宗認為他“得士民心”、功高震主的因素，但他曾為蔡京所薦引，當然也成為彈奏者的重要口實。

不僅僅是李綱，幾乎所有為蔡京、鄭居中、王黼所引薦過的官員也都遭到了排斥，如前文所說，這些官員雖然在宗徽宗統(tǒng)治的荒唐歲月進入官僚隊伍，但并非都與蔡京等人為一丘之貉，相反，其中不少人是頗有才行和政聲的。對這種無視歷史原因的極端做法，起居郎胡安國有過長篇的諷諫，茲引如下：

臣僚上言龍圖閣直學士、應(yīng)天尹葉夢得，初為蔡京所知，亟躋鼇禁；后為吳敏所用，除應(yīng)天尹……等事，奉圣旨：葉夢得落職宮祠?！敯磯舻米陨倌陼r，不自慎重，為蔡京所知，躐居要官，誠為可罪。然其人頃由謫籍，起守蔡州，郡事甚理；既移潁昌，政聲尤著，許潁間士民至今思之。日者南都不治，自葉著、陳迪、宋昭年等，相繼留守，軍儲闕乏，不能彈壓，各生變故，幾至危亂。及夢得下車，才終數(shù)月，府事嚴肅，糧餉充溢，其治狀不可得而掩也。今虜寇日深，所在州郡，人情震駭，設(shè)或變生倉卒，而材具優(yōu)裕，必可捍御外盜，保守一州，擁衛(wèi)王室，如夢得者少矣！此乃棄瑕責效之時，乃以蔡氏所引，而棄諸閑散，良可惜也！

今河北宣撫副使（按姓名原闕），昨在越州，方臘寇境，設(shè)計謀卒保越城，臘以破走；后在真定，亦著聲跡，而乃不幸為童貫之所引也，可以為貫黨，廢其才而不用乎？

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前在洪府，值運司調(diào)發(fā)戍卒，不支錢糧，幾至叛亂。三益發(fā)言裁處，戍卒遂帖。而三益乃王黼之所引也，可以三益為黼黨，廢其才而不用乎？

胡安國所列舉的葉夢得等三人，也只是原有官僚隊伍中的代表，而此類官員亦必還有不少。宋廷對這部分人不加區(qū)別，一概棄而不用，這實際上是動搖其統(tǒng)治根基的一種方式。

用人之爭枝蔓開來，又導致了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其他混亂。如靖康元年七月，徐處仁在街市印賣的文字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反映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沖突的奏章，其中有太學正吳若所上一書，書中言及徐處仁“嘗以十事留蔡京”。據(jù)此，徐處仁“長疏辨誣，且力言朋黨事”，并將所有吳學正書隨札子進呈，“乞下有司詰問”，稱“茍有其實，不敢逃罪；若吳學正造為此言，以相侵誣，亦乞略加究辦，以警觀望附會、妄言希進之人。若鬻書者托其姓名，妄行印造，則亦乞治其罪”。為防嫌止謗，徐處仁亦不得不請求“解罷機務(wù)，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jié)”。又據(jù)《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13靖康元年九月甲戌載，唐恪作宰相后，首言“蔡京、王黼、童貫之徒，其黨甚眾，不宜深治失人心”，論者亦以其“為三賊之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據(jù)余應(yīng)求統(tǒng)計，在宋欽宗即位后的頭三個月內(nèi)，“凡用四宰相，九執(zhí)政，列侍從者十余人”，他將其原因歸結(jié)為“用人太易”。殊不知，這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欽宗及其統(tǒng)治集團在用人問題上的矛盾和斗爭。更重要的是，這些矛盾和斗爭所造成的頻繁人事變動，反過來又嚴重地影響了最高統(tǒng)治集團對軍國大計的決策。吏部侍郎程振對此有云：“柄臣不和，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于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zhàn)之說未一故也?！袢找蝗搜灾?，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碑敃r北宋王朝出現(xiàn)的這種局面是令人痛惜的，但明了以上所述的情形之后，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國是、學術(shù)、用人之爭辯，貫穿了宋欽宗剛好一年的實際在位時間。其間，立足于北宋王朝所面臨的危局，持論平實公允的官員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像楊時那些懷有“偏見曲學”、熱衷于激烈言行的論者卻有著較大的影響力，甚而連宋欽宗也對其無可奈何。據(jù)《靖康要錄箋注》載，靖康元年七年七月，宋欽宗曾就濫賞舊黨及其子孫導致聚訟紛紜頒下一詔，略云：

朕即位以來，廣辟言路，臺章交至，多至濫賞，因欲澄革，以除蠹弊，然歲月既久，干涉者眾，真?zhèn)位煜?，難以究治?！瓫r今邊方驛騷，兵革未息，朕欲用楚子之言，安民和眾以修武德，豈不美哉？

其中即可見宋欽宗在大敵當前欲“安民和眾以修武德”而不能的無奈心態(tài)。那些極力為舊黨正名的官僚士大夫，其主要觀點也許是著眼于宋王朝的長久統(tǒng)治來立論的，也許力圖通過他們的言行來改變士風、恢復(fù)正氣。他們的活動，特別是揭露、批駁宋徽宗集團不當之事的活動，確也不無積極意義，但在北宋王朝生死存亡的緊要關(guān)頭，這些人“積二十年抑郁不平之氣，而伸眉吐舌發(fā)舒于一日之間”，全然置滅種亡國的空前政權(quán)危機而不顧，始終沉溺在慷慨激昂的坐而論道當中，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

楊時等人那些看似忠君愛國、實則大謬不然的舉動在當時也曾受到過辛辣的譏刺：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復(fù)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為其拘留未歸，種師道欲擊虜，而議和即定，縱其去，遂不講防御之備。太學輕薄子為之語曰：“不救肅王廢舒王，不御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p>

能以如此精辟、生動、切中要害的語言對當時的朝政進行概括者，決非什么“輕薄子”，而乃悲憤交加的真正有識之士；而那些慷慨激昂的極端論者，則是遠不及這些“輕薄子”的。

直到金完顏亮貞元三年（1155），當身陷金國的北宋遺臣憶及宋欽宗靖康元年的朝政時，仍悲嘆不已：

蓋自靖康虜退之后，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疑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斡離不退師之后，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辨黨之正邪。

《宣和遺事》的作者，是將上述情形與“二圣之所以蒙塵于沙漠，九廟之所以滄辱于腥膻”作為因果來考慮的，足見當時的黨論對北宋王朝的覆滅有何等重大的影響！其實，降至宣和，北宋王朝已經(jīng)完全腐朽糜爛，宋欽宗繼位后無力回天已在意料之中，即使沒有金軍的南下，北宋王朝的崩潰也已是指日可待。但是，靖康間的嚴重內(nèi)耗毫無疑問也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滅。楊時、崔鶠、李光等人不顧大體，發(fā)于非時、發(fā)非所宜的的詭激言論，絕不能給予肯定的評價。

（本文摘自羅家祥著《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