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肖文明著，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版
一、兩種敘事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全市，由此上海逐步開始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造。圍繞著改造，學者們在諸多問題上聚訟不已，如改造前后的上海究竟意味著斷裂，還是延續(xù)；新中國與上海社會又以何種方式互動，是國家吞噬了社會或是社會重構了國家；等等。在這些爭論背后，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敘事，一種可以稱為集權主義敘事，它強調的是國家的強力、社會的斷裂；另一種可以稱為日常生活敘事，它則主張社會的自主性，并試圖從日常生活發(fā)掘對國家政策的抵制或扭曲。
在集權主義的敘事中，1949年正是上海都市現(xiàn)代性斷裂的開始，此前的上海意味著摩登繁華，十里洋場，我們在李歐梵的《上海摩登》或葉文心的《上海繁華》等作品中能看到這樣的書寫。1949年之后，摩登與繁華不再，新政權以橫掃千軍之勢迅速推進，“砸爛舊社會，建設新上?！?，城市新舊更替迅速完成，以至于它被稱為上海奇跡（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22頁）。上海奇跡突顯的是對強力國家的想象，人們普遍相信歷經革命洗禮的新政權更多是一個集權色彩濃厚的全能國家，它以解放的強力話語配合國家機器自上而下的滲透，自然能夠相對順利地完成改造任務。事實上，集權主義敘事也是處理新中國早期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盛行方案，學者們相信正是新政權整套的行政機器強力滲透到民間社會，從而將繁雜的基層納入單一的官僚制體系，實現(xiàn)國家對基層的滲透和改造。
與之相對，日常生活敘事強調的是社會的繁雜性，尤其底層有其自身的實踐邏輯，它們高度自足并相互獨立，呈現(xiàn)為一種蜂窩結構，單一化的國家權力在此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上?，F(xiàn)代性由此意味著它以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間去對抗國家想象的空間（Samuel Y. Liang， Mapping Modernity in Shanghai : Space， Gender，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Sojourners' City， 1853-9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1.），例如張濟順曾在《遠去的都市》中向我們呈現(xiàn)了諸如上海里弄如何以其自身的不確定性使得國家權力向下的滲透充滿變數。除此之外，上海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晚清以來，上海就形塑了自身發(fā)達的公共領域，報刊、輿論、民間社團等等組成了制約政治的輿論力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領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而在長期半殖民地的發(fā)展中，它又始終是一個內在的他者，與西方現(xiàn)代都市文明息息相通，個體經由商業(yè)、消費等能夠相對自主地介入到更為宏大的結構之中，從而獲取對抗國家的資源與能力。這是上?，F(xiàn)代性書寫的過程中尤為復雜的地方，而當新政權要接手并改造這座承載舊日夢想與幻滅的都會時，它也不得不直面如此復雜的局勢。
在這兩種敘事中，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相對僵化的國家-社會關系，集權主義敘事主張的乃是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改造的實質是國家自上而下對社會的滲透、控制乃至吞噬，日常生活敘事更多強調的是弱國家、強社會的模式，它看到的是社會自下而上基于自身的邏輯對國家政策的抵制或歪曲。盡管二者闡述方向截然相反，但它們共享了單一且同質化的變化路徑，無論是集權主義敘事或日常生活敘事，國家與社會呈現(xiàn)相互對立的狀態(tài)，改造成為一方加于另一方的過程，而非不同社會勢力之間的協(xié)商或妥協(xié)。換言之，國家或社會都呈現(xiàn)相對同質性的狀態(tài)，在二元性的概念之間變化（強與弱、接納與對抗等），而現(xiàn)實本身的繁雜性在這種變化中被化簡。例如集權主義敘事要想成立，它必須在上層預設同質性且強力的國家，中層需要預設能夠充分向下滲透的科層體系（如警察制度），在底層又需要預設被動接受的民眾。但這些預設在現(xiàn)實中并不牢固，基于此歷史書寫的真實性多少也要打個折扣，在這個背景下，重提一種繁雜性以跳出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顯得尤為必要，肖文明博士的新作《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以下簡稱《國家與文化領導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的概念，它是破除國家-社會二元對立的核心，并為上?，F(xiàn)代性的繁雜書寫指出了可能的路徑。
二、帶回國家的繁雜性
在葛蘭西那里，文化領導權的重要價值在于它將上層（國家）與下層（社會）接合（articulation）進一種彼此的交流關系中，構成一種循環(huán)和變化的影響網絡（斯蒂夫·瓊斯，《導讀葛蘭西》，相明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頁），從而避免走向決定論，后者常見于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論斷中。文化領導權本質上是將合法性放在了一種動態(tài)的生成關系中，對于集權主義敘事來說，這首先意味著國家從至高、單一、同質的狀態(tài)下降到具體的社會關系中，成為具體而繁雜的社會關系中的行動者，國家的形象也由同質性狀態(tài)改變?yōu)榭伤苄誀顟B(tài)，它是在繁雜的社會關系中被塑造。
帶回國家的繁雜性，讓國家成為具體社會關系中的行動者，這是《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一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盡管全書標題點出了文化領導權，但實際上對國家繁雜性的分析作者更多依賴的是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國家中心觀”、米格爾達（Joel Migdal）的“社會中的國家”以及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三者的貢獻分別在于國家中心觀將分析重點放在了國家能力上，它回答的是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這樣一種擬人化的思考方式本質上也是在思考國家的自主性；社會中的國家則是進一步將國家能力放在一種關系中思考，它要處理與諸多社會亞單元（如宗族、部落、不同語言群體等）的關系，這些關系有共贏、合作，也有斗爭、沖突，國家并不能夠一直占上風，它要在不同的社會力量之間博弈并艱難地維持秩序，這就打破了國家同質性的假設，展現(xiàn)其內部分化的狀態(tài)（肖文明：《國家自主性與文化——邁向一種文化視角的國家理論》，《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6期）；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更是一個綜合性的分析框架，場域正是一系列位置和關系組成的空間，它納入多元的行動者，后者根據自身在場域中的位置和擁有的資本量采取不同的行動方式，從而讓場域始終保持動態(tài)的運作。
在援引不同的理論資源后，我們能夠看到，作者為國家所帶回的繁雜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面向上：一種是向內解構，以國家能力的區(qū)分為核心，強調國家能力不同面向之上的不平衡性，以此打破了集權主義敘事對國家單一同質性的想象；另一種是向外關聯(lián)，強調用關系主義的思考方式處理國家與其他社會領域之間的互動，國家在此過程中不再是一個絕對的掌控者，而是一個文化行動者。作者尤為重視作為文化行動者的國家，這不單是因為本書關注的是文化事業(yè)的改造，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政治、經濟，文化具有更多的可塑性，它并非國家能夠輕易實現(xiàn)宰制的領域，相反，普羅大眾反倒能夠通過卷入文化生產與文化建構，從而構成對國家力量的對抗。作為文化行動者的國家，它需要在現(xiàn)實中直面大眾的回應與感受，而非單純借助于科層力量就能夠實現(xiàn)對文化領域有意識的干預或滲透（《國家與文化領導權》，36頁）。
三、國家能力的解構
回到具體的分析上，在國家能力問題上，作者考察了新中國文化治理體系中的科層制發(fā)展、財政能力和組織化建設，從中看到了國家觸角的有限性。在科層制建設上，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文化部，在地方由文化局負責各項具體職能。上海市文化局自1950年2月23日成立后，就建立了相應的職能部門負責管理文藝演出、干部及從業(yè)人員培訓、戲劇曲藝的改革等，在幾年之內就迅速建立起了相對完備的科層制架構，并將各項工作付諸實踐。在作者看來，文化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專職化與集權化：專職化表現(xiàn)在一種橫向的制度設計，它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文藝節(jié)目的審查、演出場所的管理、從業(yè)人員的改造等等都涵蓋其中；集權化則表現(xiàn)為一種縱向的控制，即從頂層制度設計到基層都有相對應的治理機構，以便于國家有效地介入基層的文化治理。集權主義敘事正是在這一點上看到了新政權的強力，以此呈現(xiàn)國家成功改造社會的面向。但本書希望我們能夠關注到在表面的強力之下，新中國的國家能力還有較弱的一面，國家的觸角并非輕易地完成了上下一致的貫通。在本書第二章中，我們看到了新政權在科層制建設過程中面臨的諸多窘境，如人員配置不夠、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專職化的職位缺乏專業(yè)性的管理人員，不同機構協(xié)調整合不暢，科層制中的形式主義等，從而造成分工不明、職能不清等問題，這都影響了國家能力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的效果。
科層制之外，財政資源能力是另一項重要的國家能力，新政權之所以無法迅速完成改造，在作者看來，很大程度還是受制于財政資源的不足。例如新政權的一個規(guī)劃，是通過新建一些紀念館、歌劇院、話劇院、電影院等打破上海傳統(tǒng)文娛場所集中分布的狀況，因為文娛場所在中心和非中心區(qū)域數量的分化背后是不同階層之間不平等的體現(xiàn)，社會主義平等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縮小由于文娛場所區(qū)域劃分帶來的階層不平等問題。新政權這么做，顯然是為了實現(xiàn)一項政治任務，即讓各種文娛場所擔當起教育民眾、培養(yǎng)社會主義革命意識等重擔，但另一方面，文娛場所的經營運轉需要資金，它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援才能完成任務。一邊是政治任務，一邊是經濟壓力，這使得文娛場所性質的界定在初期成為一個爭議的問題，即它應該是文化企業(yè)，或是文化事業(yè)。政府在初期的導向是推動文娛場所的企業(yè)化經營，要求劇團、戲院等以各種方式來增加收入，從而減少政府的補貼，開源節(jié)流。處于政治和經濟雙重壓力下的文化娛樂場所難免會為了經濟任務而偏離了政治標準，例如會調換一些相對不上座的節(jié)目，或者提高票價以此來緩解緊張的經濟狀況，這在客觀上延續(xù)了文化生活方面的不平等局面。
國家觸角的有限性在組織化社會的建設中也有所體現(xiàn)，所謂組織化建設本質上是新中國的分類建設，將社會不同群體進行分類安置，尤其是娼妓、游民、女招待、街頭藝人等，他們被視為不穩(wěn)定的要素，需要被登記、清理以及整頓，以力求社會生活的有序化。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組織化建設往往是由同業(yè)工會承擔，后者作為政府與企業(yè)之間的中介，促成二者之間的溝通、協(xié)商或抗爭。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同業(yè)公會等法團組織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的單位制，但單位制明顯的身份制特征（指向國有化）無法容納更為復雜多樣的社會群體，以文娛領域的劇院為例，劇院的茶堂、攤販、技置（電工、修理工）等都能夠依附于同業(yè)公會，但單位制改造則以其整齊有序的目標排除了這批人?；蛘呶覀兛梢哉f，正是單位制的組織化工作強化了秩序與無序的沖突，那些有能力、符合資質的被納入單位體制內部，沒能力、沒資質的則被視為污染物，有損秩序的純潔，但問題是污染物正是秩序化的產物，也就是說，國家越是想要實現(xiàn)組織化社會期待的整齊有序，它就越會制造更多的污染物，后者在必要的時刻會再次沖進純潔的秩序之中。
四、多元的行動者
在解構了國家一體化、同質化的形象之后，作者其實是有意讓我們去關注多元的行動者，前者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解構，后者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解構。換言之，當國家不再以一體化、同質化的方式行動時，它也就無法自上而下制造一體化、同質化的行動者；而在行動者身上，作者以慣習的滯后性形塑了一種個體自下而上的“反抗”實踐，盡管這種實踐多少呈現(xiàn)出消極、被動的姿態(tài)。慣習的滯后性是布迪厄在“場域-慣習”分析過程中提到的概念，他最初是用滯后性描述阿爾及利亞農民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并沒有迅速使自己的時間觀與勞動觀適應新的經濟理性價值（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130頁）。受慣習滯后性影響，行動者并不都會迅速接受新的實踐方式，更多專注于現(xiàn)在，但會依據以前的經驗來參與未來。
在大上海的改造過程中，這種滯后效應表現(xiàn)在多個行動者群體之上，首先是藝人群體，并不是所有的藝人都被納入國家體制，即使納入國家體制了，很多藝人在思想行動上與新政權的要求也有很大差距，例如并不是所有藝人都情愿去出演革命戲劇、宣傳戲?。ㄈ缧麄骰橐龇?、三反五反運動等），與此同時，即便是國營劇團的藝人有些也會為了經濟收入而去接私活（即不合體制要求的一些演出），由此藝人群體本身也會出現(xiàn)分化；其次是受眾群體，群眾未必都會接受新的文藝作品，相當一部分人還維持著舊日的欣賞趣味，在大上海這種趣味也表現(xiàn)在上演的戲劇、電影等節(jié)目上，如古典曲藝、香港電影，還有所謂的“靡靡之音”，每逢上演，多是人山人海，群眾的文化選擇也構成了一種向上的文化權力，它意味著盡管國家一直在向下擴展自己的影響范圍，個體的趣味與行動仍然有可能規(guī)避國家的影響，并未完全因政治環(huán)境變化而變化。國家權力并不能普遍有效地改變人們的文化趣味，這是作者書中最重要的一個結論，政治經濟秩序可以迅速起起落落，但文化卻有其相對自主性，正是文化的相對自主性構成了國家觸角的限度。事實上，正是文化的相對自主性，使得上?，F(xiàn)代性的書寫方式不是簡單地國家壓倒社會或社會壓倒國家，文化實踐在這里構成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它不是簡單地反映現(xiàn)實，而是具有自主的形塑能力。這種形塑能力對國家來說，意味著它能夠以相對可塑性地方式去變通，從而去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對行動者來說，他在此過程中被文化賦予了更多規(guī)則和資源，從而有更多的能動性參與到結構中，促使結構發(fā)生變動。
在作者看來，正是經由文化相對自主性的中介效應，國家與社會才得以進入一種相互塑造的關系中。它讓我們看到，國家在形塑社會的同時，也同時被社會所塑造，國家很多時候不能完全重塑社會，其原因既包括國家能力的不足、國家目標的相互沖突等，也來自于我們生活世界的韌性與民風民情的延續(xù)性。由此，作者強調說，一種文化領導權的觀念，要求我們實踐中既要重視國家建設，更要充分注意生活世界的邏輯，真正將現(xiàn)實的復雜性帶入國家與社會的分析中。這種復雜性的重要啟示在于，我們應該警惕國家理性同質化、一體化、零和式的計劃，而是要用生活世界的邏輯對國家理性進行調和，在普遍與特殊之間尋找一種平衡的狀態(tài)。
五、批判與結語
回顧本書，我們看到，作者一開始的期待是試圖從大上海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發(fā)掘文化領導權的可能，并且以文化領導權為核心去超越集權主義敘事（強國家-弱社會）與日常生活敘事（弱國家-強社會）的二元敘事，建構一種“國家-文化領導權-社會”這樣一個更具動態(tài)性的分析框架。在后兩種“國家-社會”關系中，我們能夠看到，它們預設了較強的實體觀，即國家與社會都被想象成一種具有邊界和獨立性的實體，二者處于此消彼長的關系中（肖瑛：《從“國家與社會”到“制度與生活”：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視角轉換》，《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文化領導權實際上是想要打破這種實體觀，在一種關系主義的視角中重新思考國家與社會，它提供了一個關系性的中介空間，國家在這里并沒有足夠的能力（無論是科層架構還是財政資源）直接深入社會，實現(xiàn)對社會的控制和改造；社會也并非絕對被動地承受國家自上而下的控制，它有其自身實踐邏輯，并能夠以此實現(xiàn)向上的發(fā)聲與反應。在這樣一個互動三角的框架中，我們看到，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它們都是有其自身的優(yōu)勢與不足的行動者，在現(xiàn)實的復雜性中構成了一個行動者網絡。
不過，這樣一個動態(tài)的網絡并沒有真正運轉起來，作者也提到，文化領導權的本意是想要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達成一種協(xié)商，但在現(xiàn)實中這種協(xié)商卻走向了零和博弈。作者為國家?guī)Щ氐膹碗s性更多是一個新政權建立初期不得不面對的現(xiàn)實，在這種情形下，所謂國家的復雜性更多是國家的權宜之計，它并非國家能力的缺陷，反倒從反面證明了國家能力的靈活，這種靈活在日漸制度化、理性化的實踐中再次成為國家強力的重要來源。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在本文看來，恰恰是作者并沒有完全打破國家的邊界（盡管有意這么去做），盡管加入了文化領導權為中介，但國家與社會仍然存在各自為中心的趨勢。如果要真正破除國家的邊界，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關注國家的科層建設、財政資源、組織化能力，更應該將國家下放到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具體實踐中，既然國家被視為了文化行動者，那它更應該與具體的行動者產生真切的互動。在國家層面，書中呈現(xiàn)更多的還是它作為系統(tǒng)的一面：在對大世界的接管與改造中，國家的行動邏輯還是在系統(tǒng)層面，只不過這個系統(tǒng)以分化的形式呈現(xiàn)更多的復雜性，如既要考慮經濟效益，又要兼顧政治宣傳。換言之，被帶回的國家復雜性仍然是一種系統(tǒng)的復雜性，而缺少生活世界的復雜性。
這就構成了問題的另一個面向，社會面向的復雜性、生活世界的復雜性盡管被呈現(xiàn)了，但它似乎并沒有形成向上積極表達的實踐，文化領導權并沒有為生活世界的行動者提供相應的規(guī)則與資源，被呈現(xiàn)的行動姿態(tài)更多是一種弱者的武器、變通、非正式運作的策略等等。作者也在文中提到，這樣的局面實屬無奈，因為人民的文化慣習的轉變本來就是緩慢，要想從一種緩慢被動的姿態(tài)轉變?yōu)榉e極行動的姿態(tài)勢必需要更漫長的時間。但現(xiàn)實并沒有預留足夠的時間，文化領導權就從協(xié)商走向了零和博弈，最終走向了失敗。這樣一個失敗局面，同樣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空間，讓我們繼續(xù)去思考國家與社會的邊界到底應該如何協(xié)調，文化領導權究竟以何種方式存在，行動者的力量又在何處，在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不斷分化、復雜化的現(xiàn)實中，一種平衡的狀態(tài)究竟如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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