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是劍橋大學新校長

大家好，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是劍橋大學新校長@斯蒂芬·杜思齊。

這位校長有何特殊呢？現(xiàn)年59歲的斯蒂芬·杜思齊（Stephen Toope）教授是有著808年歷史的世界頂級學府劍橋大學的第346任校長，是劍橋大學開校800多年來，首位非英國籍的大學校長，是多倫多大學蒙克國際事務研究學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院長。

他1979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文學及歷史學士學位后，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獲得普通法及民法學位，1987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94年成為麥基爾大學歷來最年輕法學院院長，2006年至2014年擔任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校長。

以下是杜思齊教授擔任劍橋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

劍橋大學新任校長斯蒂芬.杜思齊（Stephen Toope）教授

大家好，非常感謝今天大家來到這里，和我們一起紀念劍橋大學的歷史。幾百年來，這所高等學府不斷為人類社會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的領軍人物，從哲學到古典文學，從經濟學到地理，從醫(yī)學、生物科學到數(shù)學和工程學，從戲劇表演到政治經濟，涉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劍橋大學的莘莘學子和科研工作者在不斷通過自己的努力拓展著人類認知的極限，改變著人類對世界的看法。不管是物理學家牛頓、康威、霍金，還是數(shù)學家哈迪、拉馬努金、卡特萊特，不管是計算機專家巴貝奇、圖靈、威爾克斯，還是生物學家達爾文，沃森、克里克、富蘭克林、霍奇金、桑格，或者歷史學家特里維廉、埃爾頓和朱蒂……而劍橋大學的很多校友們也在不斷將科學和工程學的新發(fā)現(xiàn)轉化成日常生活的經濟用品，為人類帶去便捷，比如工程家惠特爾及計算機科學家豪瑟。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在這些前任奠定的基礎上繼續(xù)前進，無疑是我們最大的禮物，也是極大的挑戰(zhàn)。

我們在座的很多人，都能說出北美和英國的差別：在英國，100英里就是很長的一段距離了（意在英國國土面積?。?；而在北美，100年則是非常長的一段時間（意在北美歷史短）。其實，2006年當我成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的時候，我是第12位擔任該職位的人；而如今有幸成為劍橋大學第346任校長更將是我人生的一大驚喜。

漫步校園，無數(shù)的場景是那么的熟悉，在劍橋的求學經歷是我人生的寶貴財富，導師Derek Bowett爵士給了我無數(shù)的啟發(fā)，而這段經歷也為我的人生和職業(y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幸的是，在Derek爵士首次闡述了關于解決國際爭端問題和裁軍的想法之后，今天的我們，已依舊生活在一個充滿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世界里，人類的生存再次受到了嚴峻的威脅。

劍橋的求學生涯賦予我勇于挑戰(zhàn)的精神，也讓我更加深入了解國際法。更重要的是讓我的思維在廣度和深度上得到無限拓展，讓我的見識得到了無限延伸。在那段時間里，我廣泛涉獵，大量閱讀，并與世界上最頂尖、最國際化、最能激發(fā)靈感的科研團隊交流，這些專家和學生來自世界的各個國家。我從劍橋所獲，一直受益至今。俗話說，知恩圖報，能夠重返母校為其發(fā)展作貢獻，我感到十分興奮。

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以及對我和家人的熱烈歡迎，也特別感謝我的妻子Paula對我工作的支持，她放棄了她的職業(yè)和生活，加入我的這場探險之旅。雖然大學的傳統(tǒng)里沒有“第一夫人”或者“第一配偶”一說，但我夫人給予我的支持和幫助激勵著我走到現(xiàn)在，我相信也會支持我為劍橋的發(fā)展繼續(xù)鞠躬盡瘁。

我想花一點時間，來分享一下我的親朋好友們聽到我被任命劍橋大學校長一職時的反應。這讓我能夠重新審視當今的世界是如何看待劍橋大學的，我也想和大家分享未來我希望世人如何來定義劍橋。

在聽到我被任命為劍橋大學校長的時候，大部分人們的反應是“哇”，這也是我當時的反應，很驚訝。

畢竟這是一所屹立了八個多世紀的學府；是一所不斷為世界創(chuàng)造一流科研和技術的學府，她擁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加拿大整個國家諾貝爾獎得主數(shù)目的四倍；這是一所不斷通過技術發(fā)明和創(chuàng)新思想，引領世界發(fā)展，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威脅的學府，從世界第一個試管嬰兒到胚胎干細胞, 從世界上第一款計算機游戲到衡量國民經濟標準方法的誕生，都離不開劍橋大學；如今，這所大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fā)展著，南部的生命科學園、西劍橋校區(qū)以及在基礎設施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投入，不斷推動著學校的發(fā)展；學校接收了更多來自公立學校背景的學生，也正在進行著一場規(guī)?？涨暗幕I款活動（10億英鎊）……

我無需再多說什么，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造就了如今這蓬勃發(fā)展的劍橋大學。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這些成就劍橋大學的關鍵性因素。

第一點，就是我們根深蒂固的社區(qū)意識，我們的共同目標和共享人才及資源的愿景將我們緊緊地綁在一起。

第二點，就是大學使命一直堅持的在教育、學習和科研方面不斷的追求卓越。這一精神已經踐行到我們的每一堂講座、每一間教室、每一座圖書館和實驗室里，也踐行在我們的排演廳和運動場里。

劍橋大學第三個財富，至關重要，那就是世世代代強有力的領導力。我要向我的前任們致敬，尤其是已故的戴維·威廉姆斯爵士，他率先擔任了全職校長的角色；我要向布萊爾斯教授、艾莉森理查德爵士和萊澤克·薄睿思爵士致敬，他們的野心和智慧帶領著學校從一所世界知名大學轉化為了一所真正的世界領先大學。Alec，Alison，Borys ——我們所有的人都感謝你們對大學的付出和貢獻，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里，能夠不負眾望，砥礪前行，在前輩已經取得的成績上再創(chuàng)新的輝煌。

人們在聽到我新任職的第二個反應更加微妙，那就是驚訝之后緊接著會問“為什么現(xiàn)在要做”？對于些向來關心我的人，我知道這句詢問其實是提醒我遠赴大洋彼岸工作所帶來的一段新的不安。

我曾經描述過一個焦慮的新時代，其特征就是大部分的組織、專家、政經機構里，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感。 諾貝爾獎獲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十多年前做過一個客觀的評論，如今仍然能引起我們強烈的共鳴，她說：“我們不能繼續(xù)將權力分離、言論自由、宗教容忍或至高無上的公民自由看成是理所當然的，起碼在人類無限創(chuàng)造破壞的時候不存在，在人類無節(jié)制的索要遠超他能力范圍的權利的時候，不存在?！?/p>

我們陷入了一個焦慮的時代，那些曾經維持人們緊密關系的紐帶不斷被侵蝕，廣泛的社區(qū)意識也在逐漸消失。

另一位小說家，我們的校友Zadie Smith說過，“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活在集體的，總有一些時刻我們需要別人的幫助，但是如果連這種感情也消失了呢，如果沒有人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了，社會會怎樣？”

如今個人和社會越來越內向保守，也越來越容易受到極端主義的影響。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寫道‘當世界迎來第三個千禧年的時候，必定會充滿暴力執(zhí)政及暴力變革，唯一不確定的是他們會引導世界走向何方?！舨妓辊U姆（Hobsbawm）還警告說，社會的不平等將是我們要面臨的主要問題，社會財產的分配而非生產力的增長將主宰新千禧年的政治。

這些校友們的話提醒我們思考，如何才能將以分享為共同目的大學系統(tǒng)推廣到世界。像Smith說的那樣，我們必須伸出援助之手，更要張開雙臂歡迎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和學者，他們有能力也愿意為了創(chuàng)新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而努力。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劍橋傳統(tǒng)。

自從人類誕生以來，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面臨著空前絕后的困難，面臨著祖先曾無法想像的危機。我不敢說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挑戰(zhàn)比任何時候都大，但是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絕對比任何時候都復雜，而且在影響我們每一個人。比如新的信息技術為我們帶來的窘境。這技術雖然讓人們更方便聯(lián)系，可同時也驗證了劍橋人類學家歐內斯特·克勞利所說的“細微差異的自戀”；信息技術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富足，讓我們更好地傳遞信息，但同時也讓少數(shù)人可以用他們的方式來侵蝕其他人的生活，腐蝕著公眾的信任，讓人們更容易受到極端主義和仇恨主義的攻擊。我們該如何處理和解決這些矛盾呢？

再說說全球食品安全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工程師、地理學家和數(shù)學家們共同努力來開發(fā)出能夠預測未來人類對能源、土地和水的需求的工具；需要全世界的植物學家和獸醫(yī)學家一起合作，來提高作物產量和牲畜對疾病的抵御能力；需要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家分析糧食供應的政治經濟效應，并評估政治結構在糧食生產和分配中的作用；需要更多地了解土地所有權的管理框架，或土地使用變化的效果。積極應對這些問題是劍橋大學一直以來的使命，而我們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那些不斷出現(xiàn)的新問題。

我們的高等教育也是前所未有的復雜。劍橋大學英語系的Stefan Collini教授客觀評價了大學在過去幾十年里的變化。博士畢業(yè)期間，我閱讀了他的文章，才知道那個時候英國有46所大學，教育著大約35萬名學生。 如今，我們有超過140多所大學，在校生有200多萬。更不用說全世界高校的擴張，Collini說在過去的20多年里，僅中國就興建了1200多所高等院校。在過去的五年里，英國的大學在資助，管理和評估方面也經歷了驚人的變化。這種變化的速度和規(guī)模，令人們產生了一種迷失感和不安，也可能讓社會忘記了大學的本質和作用。我同意Collini教授對于這種社會不安的描述，不過我對于大學的發(fā)展方向還是非常樂觀的，我們的大學向來習慣了外部力量推動的變革。在經歷了內戰(zhàn)、世界大戰(zhàn)、大蕭條和大衰退、經濟泡沫之后，劍橋大學幸存了下來，而且得以蓬勃發(fā)展，我堅信我們的大學將繼續(xù)在這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持久不斷地做貢獻。

大學，尤其是像劍橋這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學，要不斷解決和擁抱這些復雜的問題，要跨國界、跨學科地攜手合作。一個國家或者機構，不論其有多么高的地位，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獨自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憑借淵博的學術知識和追求真理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劍橋大學必須引領世界不斷排除知識障礙，成為孕育和培養(yǎng)全球合作的沃土。

在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里，劍橋大學也許在一點上可以比其他機構做得更好，那就是找到“如何把世界聯(lián)合在一起”（引用自校友Salman Rushdie）的答案。

請允許我再次回到最初那個關于我被任命劍橋大學校長之后,大家如何反應的問題上。在經歷了最初的驚喜之后，人們緊接著會問“為什么是現(xiàn)在”，然后我又問自己“該如何勝任這項艱巨的任務”。從一年前接受這個任命到現(xiàn)在，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我該如何與大家攜手工作，來繼續(xù)創(chuàng)造學校的輝煌紀錄，并不斷為世界做貢獻？我們該如何建立共同的使命感，用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聲音都有其獨特性”？我們該如何保證學校，不斷投入來解決那些復雜問題，并從中學習；我們該如何平衡為追求目標而必須采取的一些風險以及確保我們學校保持適當、可持續(xù)管理的需求；我們該如何平衡績效評估的要求以及那些在影響社會和文化方面不易量化的指標？我們如何向學生提供最佳的大學體驗，并向他們灌輸這樣一個理念：劍橋教育的最大優(yōu)勢不在于他們將賺到什么，而在于他們將學到什么？我們如何確?，F(xiàn)在所做的世界領先的研究，不僅可以用于解決我們如今面臨的問題，還可探索尚未出現(xiàn)的問題；我們如何最好地利用新技術來增強教學、學習和溝通的過程？在隔離和分裂盛行的今天，我們如何才能保持和世界的接觸與融合？

如何保證學校的開放性，保證只要是頂級人才，不論其國籍和和出身，學校都能接受他們？我們如何才能促進激烈的辯論，甚至在一些讓我們深感不安的問題上，做到約翰·米爾頓所說的“讓我憑這良知自由地認識、自由地發(fā)言、自由地討論吧!”。

這些是我們今后幾年需要關注的一些重大問題。作為校長，我想引用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說過的一句話：“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其實都是一個問題，而非答案?！蔽覀儗@些問題的追求將決定世人對劍橋大學的看法。劍橋大學，是英國乃至全世界的基石。

女士們，先生們，最后我想引用同事Stefan Collini對大學的描述，他說“大學是一個集體的無形企業(yè)，他長久存在，不是任何個人、團體、機構甚至某一代人的財產”。我完全同意這一觀點。其實我們都是受托人，我們不僅要為今天的學生學者服務，更代表新一代接管大學并繼續(xù)不斷創(chuàng)新，尋找人類面臨的難題的解決辦法。

我父親是英國圣公會教堂的一位牧師，我的母親曾經是一個教區(qū)的秘書，我從他們身上繼承了根深蒂固的社區(qū)服務意識。父母也傳承給我了一套待人接物的準則，那就是為他人提供最好的，拒絕捷徑，透過黑暗去追求真理。這些準則擁有著無窮的力量，也在不斷加強我們作為世界頂級學術機構的地位，這些準則要求我們言論自由，拒絕遏制學術自由的行徑，反對所有企圖破壞知識傳播、專業(yè)和科研的行徑；我們的名譽校長，格拉漢姆·里戈爾教授曾說大學的基本職責就是“社會的真知所在以及社會的評論家”。

一個組織的成功不可能只靠任何一個個人的努力，尤其是像劍橋這樣一個多元化、歷史悠久的機構。我們需要依靠集體的智慧，依靠每一位在這里生活、工作、學習、科研的學生學者。我們必須努力做好自己，為世界服務，以新的方式積極為如今的社會、政治、經濟領域服務。我們的終極目標便是在日益復雜和焦慮的世界中，確保劍橋大學繼續(xù)不可阻擋地追求真理和真知，繼續(xù)追求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包容的社會，為改善我們這個共同的世界而不懈努力。（文/斯蒂芬·杜思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