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適之在那不勒斯把脈——啟蒙時代西方世界的第一個中醫(yī)

沈艾娣教授任教于牛津大學，她第一本譯成中文的論著是《夢醒子》，該書出版后即受到了國內(nèi)歷史學者的廣泛關注，影響頗大。沈艾娣教授著作頗豐，關注的主題也很廣泛，研究方法則較為一貫，無論是《夢醒子——一位華北鄉(xiāng)居者的人生》還是《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皆是采用以往學者未曾注意、不甚常用的史料，通過書寫引人入勝的故事表現(xiàn)以往不被注意的人物，并借此回應歷史中的大問題。本月她來到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并于14日下午在復旦大學做了一場講座，題為“徐適之在那不勒斯把脈：啟蒙時代西方世界的第一個中醫(yī)”，本場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金光耀教授主持。在這場講座中她講述的主角是清代一位來自中國甘肅的醫(yī)生——徐適之，這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醫(yī)生遠渡西洋，在那不勒斯受到了當?shù)刭F族的追捧，并在與當?shù)蒯t(yī)生的交往中將中醫(yī)技藝留在了異鄉(xiāng)的醫(yī)學世界中。如金光耀教授所說，在清代這樣一位醫(yī)生，如果來到了當時的松江府（即今日上海市），或許不能成名，但卻機緣巧合地在遙遠的那不勒斯爆得大名，沈艾娣教授的報告增進了大家對東西方交流認識。

18世紀歐洲的把脈圖

沈艾娣教授首先介紹了本次講座關注的兩個人物：徐適之與Domenico Cirillo。徐適之是甘肅甘州人（今甘肅省張掖市），生于1748年，是第一個在歐洲行醫(yī)的中國人，曾在那不勒斯生活五年。Domenico Cirillo則于1739年在那不勒斯出生，是一位醫(yī)生、科學家，最后成了意大利的革命烈士。Domenico Cirillo曾在那不勒斯與徐適之交往，并從徐處習得了中國醫(yī)學的脈診知識，由其學生整理形成《論脈搏》(Tractatus de pulsibus)一書，這本書被意大利南部的醫(yī)生沿用了五十多年。

本場講座的核心問題是“個人相遇與知識流通”。知識如何流通、為什么流通、如何跨文化流通，是科學史關注的重要問題，以往學者比較重視“相遇”（encounter）、“對話”（dialogue）和“跨文化共同制作”（co-production）等議題，研究對象以文本流通為主，也有部分關于藥品、藥物的研究。本場講座關心的則是個人相遇對于知識流通的重要性。沈艾娣教授認為，個人相遇對于醫(yī)學知識的交流尤其重要，因為醫(yī)學知識雖然存在一部分能夠通過文本傳達的“命題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但大量的知識屬于“隱形知識”（tacit knowledge），如觸摸把脈等實踐技能。這部分知識無法從書本習得，只能通過個人相遇流通。因此，沈艾娣教授希望借助那不勒斯東洋大學檔案館收藏的徐適之書信，討論徐適之與Domenico Cirillo的個人相遇對于中醫(yī)脈診知識流通的意義。

沈艾娣教授

此外，沈艾娣教授希望通過這項研究與哈佛大學栗山茂久教授的《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yī)學和中醫(yī)的比較》一書對話。在沈艾娣教授看來，《身體的語言》一書重視闡發(fā)中西方醫(yī)學知識系統(tǒng)和哲學理念的根本差異，然而，在過去的200年間，中醫(yī)與西醫(yī)一直存在雙向的交流和影響，今天的英國醫(yī)院也引入了中醫(yī)的治療手段，中西方醫(yī)學知識的系統(tǒng)性差異雖然存在，但這不意味著中醫(yī)與西醫(yī)不能一同實踐。當徐適之來到那不勒斯時，當?shù)氐馁F族紛紛邀請他診病，Domenico Cirillo吸收了徐適之帶來的脈學知識，并將其運用到把脈實踐中，沈教授希望通過研究徐適之與Domenico Cirillo的交際，重新理解中西方醫(yī)學相遇的歷史。

通過脈搏理解身體狀況是一種跨文化現(xiàn)象，把脈是中西方醫(yī)學自古以來皆有的診斷技術，但二者的脈診方法不同。中國的脈診技術將診脈分為“寸、關、尺”三部，并依據(jù)《黃帝內(nèi)經(jīng)》的傳統(tǒng)診脈；十八世紀歐洲則有兩個不同的脈診系統(tǒng)，其一來自古希臘醫(yī)生蓋倫（Galen），蓋倫有一套詳細的診脈技術，并以文本保存下來，但到18世紀時，歐洲的醫(yī)生已經(jīng)不太清楚如何使用蓋倫的理論；其二是基于17世紀機械身體論和血液循環(huán)學說的脈診法，這一診法將身體整體看作機器，但18世紀的醫(yī)生認為這套診脈技術無法呈現(xiàn)身體的全部。

中國的脈診技術是在這一背景下進入歐洲的。17世紀開始，歐洲人得以通過耶穌會士接觸中國，17-18世紀的歐洲人盡管對中國了解不多，但卻非常崇拜中國，將其視為理想的國度。受此影響，中國的醫(yī)學也被歐洲人理想化，他們對中國醫(yī)生僅通過把脈便能了解身體狀況的做法非常推崇。由于脈診技術是中國醫(yī)學知識中比較接近西方醫(yī)學的部分，一些歐洲人開始翻譯脈診類的醫(yī)書，如明代醫(yī)家張世賢的脈診書籍就曾被一位波蘭傳教士翻譯成拉丁文。但是，由于脈診本身是不易言傳的實踐技術，將張世賢諸如“指下尋之，兩頭即有，中間全無，曰芤”等描述翻譯為拉丁文存在困難，這位傳教士的古代漢語水平很高，但是觸摸原來就是很難用文字表達，所以歐洲人難以通過他的譯著了解中國的脈診。盡管如此，歐洲人對中國脈診技術的興趣依然持續(xù)著，17世紀的英國人Sir John Floyer還說他由此發(fā)明了脈沖計數(shù)器。

在沈艾娣教授看來，另一需要注意的背景是，18世紀生機論學說（Vitalism）使得歐洲人對身體的認識發(fā)生了變化。生機論者認為僅僅將身體視作機械是不夠的，其關注人體內(nèi)的“生機”，注重研究生理學與神經(jīng)系統(tǒng)，如Albrecht Haller通過活體解剖小動物的方法研究刺激（irratation）與感覺（sensibility）；Théophile de Bordeu關注內(nèi)臟與脈搏的聯(lián)系，認為脈搏能夠反映內(nèi)臟的情況，日本學者寺田元一（Motoichi Terada）就此展開過討論。生機論的興起增進了歐洲人對中醫(yī)脈診知識的興趣，但由于脈診既需要文本承載的“命題知識”，也需要文本之外的“隱形知識”，歐洲人無法通過本文理解中醫(yī)把脈的技術。這便是徐適之來到那不勒斯前的思想空氣。

沈艾娣教授指出，徐適之并非第一個來到歐洲的中國醫(yī)生，根據(jù)荷蘭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的研究，在徐適之到來前，另一個中國醫(yī)生Zhou Meiye也曾以隨行醫(yī)者的身份陪同荷蘭商人到達荷蘭，不過，這位醫(yī)生沒有在歐洲長期停留，影響力也很有限。

徐適之舉家信仰天主教?？滴跄觊g，一位中國傳教士去到甘肅甘州傳教，自此天主教開始在徐適之的家鄉(xiāng)傳播。徐適之出生于底層士人家庭，少時大概科舉經(jīng)歷不順，連秀才也沒有考取，但我們知道他對律令和醫(yī)學的知識有所涉獵，就在甘州當?shù)匦嗅t(yī)，還曾在當?shù)亟虝螘L，是位有才干的青年。

那不勒斯有一座中國學院，學院的創(chuàng)始人馬國賢神父（Matteo Ripa）曾在康熙時期來華傳教，雍正時期返回歐洲，并于1732年創(chuàng)辦了這所學院。學院招收中國的學生，給與其歐洲精英式的教育，教導他們學習古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及修辭學、歷史、各類神學等。學院也會招收一些能夠負擔高額學費的那不勒斯當?shù)刭F族學生，與中國學生一同教授，以維持學院的開支。陜西渭南籍的傳教士郭元性曾在這所學院學習，歸國后，郭元性來到了甘肅甘州，希望為這所中國學院招收一些年輕學生。郭元性在甘州停留了三年，在此期間，徐適之擔任了郭元性的秘書，并表示希望去那不勒斯中國學院學習。盡管徐適之此時已經(jīng)24歲，不再是適合學習歐洲語言的年紀，且徐的家人已為他訂婚，不希望他前往歐洲，但他已決心前往。最終，徐適之在1773年到達了歐洲。

18世紀后期的那不勒斯對中國依舊充滿興趣，那不勒斯女王有一個滿是瓷器裝飾的中式房間，中國學生來到那不勒斯時會受到國王的接見。國王聽說徐適之是中醫(yī)，就接見徐適之時詢問此事，盡管中國學院的院長說明這只是傳聞，但找他看病的貴族仍然絡繹不絕。沈艾娣教授發(fā)現(xiàn)了一些貴族請求徐適之為他們診病的書信，并展示了其中一封，此封信寫作于1776年，彼時徐適之已經(jīng)到達歐洲三年，依然有貴族請他看病，表明他的診斷沒有辜負當?shù)夭∪说钠诖?/p>

接下來，沈艾娣教授以攝政貴族Tanucci妻子的病情記錄為例，討論了徐適之的診斷過程。雖然徐適之因脈診技術而出名，但在實際診療時，他在依靠診脈之余，也會聽取病人對病況的描述，由于徐適之不擅長意大利文，往往會攜帶其在那不勒斯中國學院的同學作為口譯。需注意的是，那不勒斯的病人會使用當?shù)赝ㄐ械尼t(yī)學知識描述病情，如“痙攣”（spasm）、“刺激”（irration）等生機學理論，這與徐適之熟悉的醫(yī)學知識很不一樣。沈艾娣教授推測，負責口譯的學生可能通過翻譯連結(jié)了兩種醫(yī)學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徐適之理解當?shù)厝说募膊≌J識。

在這一時期，由于那不勒斯, 當?shù)胤唇虣?quán)的氛圍濃厚， 政府有人認為神職人員數(shù)量太多，很多神職人員也不虔誠，中國學院也受此牽連。沈艾娣教授認為，那不勒斯中國學院的院長本來不希望徐適之四處出診，但由于學院面臨危機，院長只得讓徐適之給有權(quán)勢的貴族無償診病，希望這些貴族幫助學院。院長也利用徐適之增進同羅馬的關系，羅馬教廷的傳信部秘書Stefano Borgia對東方語言感興趣，并往那不勒斯中國學院與徐適之結(jié)識。Stefano Borgia對徐適之稱贊有加，在給羅馬寫信時將他稱為“protomedico徐格達先生”，這在當時是國王欽定的醫(yī)生才有的頭銜。盡管徐適之此時仍有婚約，不能成為神父，傳信部秘書仍舊安排他去羅馬覲見了教宗。徐適之還在書信中提到此事，稱“（教宗）看到我的中國服裝和禮儀很高興”。

那不勒斯貴族名流對徐適之的興趣，引起了本次講座的另一個主人公Domenico Cirillo的注意。Cirillo的家族世代行醫(yī)，在那不勒斯享有盛名。Cirillo年輕時在大學中學習醫(yī)學，并對啟蒙思想很感興趣，后來又去往英國，加入英國皇家學會?；氐侥遣焕账购?，Cirillo成了國王的醫(yī)生，在當?shù)氐尼t(yī)院中教授醫(yī)學。在當時，很多歐洲的貴族名流子弟不去上大學，而是被送往歐洲各國學習外語和貴族禮儀，由于那不勒斯發(fā)現(xiàn)了古羅馬龐貝城的遺址，很多貴族子弟來到那不勒斯，Cirillo因此得以與一些貴族子弟交往。

沈艾娣教授表示，目前有關Cirillo與徐適之的交往歷程資料較為有限，只有一份可靠性存疑的Cirillo傳記提及了此事。根據(jù)該傳記，Cirillo曾在一位女病人的邀請下，陪同她前往徐適之處診病，Cirillo見徐適之僅靠把脈就能做出診斷，便要求徐適之為他診脈。徐適之診脈后稱Cirillo的心臟有問題，Cirillo后來向其母親印證了這一點。由此，徐適之的脈診技術引起了Cirillo的興趣。沈艾娣教授推測，由于Cirillo在醫(yī)院中教授醫(yī)學，很可能在向徐適之學習了脈診方法后，又在臨床診斷中傳授給了他的學生。Cirillo的三個學生各自根據(jù)聽課筆記整理出了三種《論脈搏》書籍并分別出版，可見Cirillo從徐適之處習得的脈診方法對其學生影響之大。

有趣的是，根據(jù)一個1802年出版的《論脈搏》（Tractatus de pulsibus）版本，Cirillo似乎沒有在講授中區(qū)別“中國醫(yī)學”和“歐洲醫(yī)學”，而是將原本來源不同的各類知識融為一體，只有零星幾處提及中國或中國醫(yī)生。在介紹脈診時，Cirillo是以西方解剖學的知識取而代之，并認為二者沒有隔閡。如Cirillo使用“腕骨起點”(carpi inito)、“腕尺的關節(jié)聯(lián)接”(ubi carpi cum ulna articulatio absolvitur)、“橈骨突”(apophysi radiali)的解剖概念翻譯“寸、關、尺”。

沈艾娣教授指出，根據(jù)《論脈搏》，Cirillo接受了中國醫(yī)學脈診將“寸”、“關”、“尺”三部和左右手脈象分別討論的思路。然而，中國的脈診思路與機械身體論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按照機械身體論，人的脈搏只有一種，三部、雙手的脈搏不應有差別，但《論脈搏》沒有記錄Cirillo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與醫(yī)學理論體系的廓清相比，身為醫(yī)生的Cirillo和他的學生們更重視診斷與治療實踐。

1779年，徐適之離開了意大利，其與Cirillo相遇的故事宣告結(jié)束。在這之后，Cirillo成了那不勒斯1799年革命后的國會會長，又在革命失敗后被處死，成為意大利有名的革命烈士。Cirillo是著名的醫(yī)生與科學家，一生著述頗豐，《論脈搏》不過是其中的一本小書，但對意大利南部的醫(yī)生產(chǎn)生了長期的影響。1823年，《論脈搏》被從拉丁文翻譯成意大利文，所以我們能猜Cirillo的脈診法一直沿用到19世紀中期，直到醫(yī)學機械化的浪潮襲來，這種觸摸把脈的技術才逐漸被醫(yī)學儀器取代。而在故事的另一端，當徐適之回到故鄉(xiāng)時，昔年與他訂婚的女性已經(jīng)另嫁他人，徐適之終于能夠擺脫婚約，成為神父，又在1785年被和另一個擅長修理鐘表的神父一同流放到伊犁地區(qū)，從此在伊犁行醫(yī)。由于我們對新疆地區(qū)的醫(yī)學活動了解有限，徐適之此后的行跡便不得而知了。

本次講座主持金光耀教授

講座末尾，沈艾娣教授總結(jié)稱，徐適之與Cirillo的故事說明了“個人相遇”對于隱性知識流通的重要性。沈艾娣教授還提到了張嘉鳳等學者對種痘術在中國傳播的研究，認為中國醫(yī)學脈診技術的西傳歷程與種痘術在中國的命運非常類似，徐適之的故事為后者提供了一個傳播方向相反的例證，也與今日中醫(yī)依舊在西方醫(yī)學機構(gòu)中存在的局面遙相呼應。

在沈艾娣教授結(jié)束報告后，主持人金光耀教授點評道，沈艾娣教授為大家講述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以往的研究較多關注西方知識如何傳到東方，但沈艾娣教授關注了相反方向的、隱性知識的流通，討論脈診這一“關于觸摸的實踐”如何通過人與人的關系傳播，給了大家很多啟示。

Q&A：

問：教授好，我比較關注中西傳教士和宗教沖突問題，對您討論翻譯問題的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一書很感興趣，請問您理想中的不同文明的交流方式應該是怎樣的？

沈艾娣：平等和不平等的關系非常復雜。在寫作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時，我認為將翻譯問題簡單歸為中英兩國的交流太過簡化，在政府間關系之外，還有東印度公司等組織，英國內(nèi)部又有愛爾蘭和不列顛的關系，翻譯雙方的人員也有不同的身份。人和人從來是不平等的，每一種交流都是個人交流，特別在18世紀，很少有“一個國家與一個國家的對話”，更多是人和人的交流?！拔幕降取钡膯栴}在這里不一定是合適的。

問：您在剛剛的講座中提到，目前關于徐適之的資料比較少，大多數(shù)是拉丁文書信。我比較感興趣徐適之在把脈之后具體如何治療？您提到徐適之給了當?shù)刭F族一些類似食療的建議，但中醫(yī)認為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特性，一個從張掖前往地中海的人，能否知道歐洲的食物有什么特性？

沈艾娣：你說得非常對，問題在于資料太少了，此前沒有人關注過徐適之，我也不是那不勒斯地方歷史的專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研究那不勒斯史的專家感興趣徐適之。那不勒斯的歷史研究非常發(fā)達，微觀史學者已有不少的成果，如果以后有人能發(fā)現(xiàn)更多材料，比如去某個貴族家里發(fā)現(xiàn)他們的個人檔案，我們就能知道更多關于徐適之進行治療的細節(jié)，但目前我還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問：教授好，我關注醫(yī)學傳教士的問題，您在今天的講座中提到，18世紀那不勒斯貴族和上流人士對中國與中國醫(yī)學很有好感，但當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時，他們卻認為中國醫(yī)學是血腥的、非科學的。歐洲人對中國醫(yī)學的看法為什么會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發(fā)生如此大的變化？

沈艾娣：這是一個好問題，從18世紀到19世紀這一百年間，不只是對中國醫(yī)學的認識，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整體認識都發(fā)生了變化。我認為發(fā)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有幾方面，其一，最初將中國建構(gòu)為理想國的是耶穌會士，但耶穌會在18世紀后期被教宗解散，到19世紀才重新建立，此外新教傳教士也對耶穌會士抱有敵意，耶穌會士的活動受到了打擊，其對中國的認識可能也不再被普遍接受；其二，18世紀時歐洲人很少有人親自前往中國，對中國的描述與講故事無異，但19世紀以后，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去到中國，對中國的認識也變得多元；此外，歐洲人看待中國態(tài)度的變化可能與英國在印度殖民的歷史有關，英國殖民者歧視殖民地的人，以便在心理上認同自己的殖民政策，而在歐洲人看來，印度與中國都屬于亞洲，英國殖民者對印度的看法也因此影響了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我沒有研究過英國殖民印度的歷史，但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問：您在講座中提到Cirillo寫作了《論脈搏》一書，以文本形式記載了脈診技術。但意大利的讀者是否能讀懂這本書？

沈艾娣：《論脈搏》不是面向一般的讀者，而是專門寫給醫(yī)生的參考資料。此外，因為《論脈搏》只有零星幾處提到中國，它的讀者不會知道他們看的其實是中西醫(yī)融合的資料，只會認為是Cirillo自己對脈搏的認識。

問：在剛才的講座時，您提到在Cirillo之前已經(jīng)有一些翻譯自中醫(yī)的脈診著作在歐洲流通，只是由于文字晦澀，歐洲的醫(yī)生難以藉此了解中國的脈診技術。在講授脈診知識時，Cirillo是否參考了這些著作？《論脈診》與此前脈診著作有哪些根本的不同？

沈艾娣：Cirillo有可能看到過此前的脈診書籍，這類書籍在當時很流行，作為知識精英的Cirillo很可能看到過這些書。但是，我認為Cirillo的脈診知識不會僅僅來自文本，更多是通過與徐適之的交往習得。一些旁證是，《論脈診》一書中沒有提到其他的脈診書籍，且Cirillo的同時代醫(yī)生雖然對中國醫(yī)學和脈診感興趣，但最終無法通過文本理解脈診，轉(zhuǎn)而認為這些知識可笑。Cirillo之所以與同時代人的看法不同，很可能是因為只有他真正接觸到了一位中國醫(yī)生。

問：徐適之與Cirillo是如何交往的？他們是否存在師徒等關系？

沈艾娣：這方面的資料很少，只有一部Cirillo的傳記提到了二人曾幾次見面。我們只能從《論脈診》的內(nèi)容推斷二人的交往，但這本書提供的線索也是隱晦的，因為學生只會記錄對于醫(yī)生而言重要的筆記，Cirillo可能曾經(jīng)講述過一些與徐適之交往的故事，但并未被學生記錄下來。

問：您在剛剛的講座中提到，Cirillo使用了很多西醫(yī)解剖學術語轉(zhuǎn)述中國醫(yī)學的脈診知識，他和他的學生沒有注重探討這兩套醫(yī)學體系的差異，只是利用具體的技術，這是為什么？這樣的態(tài)度在當時是普遍的嗎？

沈艾娣：需要注意的是，在當時的醫(yī)學思想中，疾病的診斷與治療可以是分離的。我們今天不太能看到關于徐適之治療、治愈病人的案例，只有他診斷疾病的資料。

問：教授好，我想向您請教關于個人史的書寫問題，我也感興趣一些個人史的題目，這些人曾在歐洲停留相當短的時間，我目前只找到一些其他人筆記中的記錄以及人物之間的往來書信，由于缺乏來自研究對象本人的資料，我不知道完全利用外部材料研究人物是否可行？

沈艾娣：如果是我，應該從西方報紙開始研究，目前很多西文報紙資料已經(jīng)數(shù)據(jù)化，可以很方便地檢索姓名。很多歷史人物確實難以進行個人歷史的研究，在選擇題目時最好從資料入手，而非在找到合適的研究資料以前就確定題目。

問：教授好，您在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一書中提到了李自標，今天又提到了徐適之，他們都來自那不勒斯中國學院，這一學院在中西交流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您有沒有發(fā)現(xiàn)其他這一學院在翻譯史方面的材料？

沈艾娣：那不勒斯中國學院的歷史很長，有一些那不勒斯的當?shù)貙W者研究這個學院，但他們不懂中文，且研究成果主要用意大利語寫作，可能對中國學界的影響有限。那不勒斯中國學院收藏的資料確實很豐富，19世紀末期，政府要求那不勒斯中國學院選擇成為修士院還是大學，學院選擇了后者。一位郭姓學生在這一時期來到那不勒斯，成為這一學院最后的中國學生，又在學院改成大學后成為了這個大學的中文老師，他的資料目前還保留著，但也是用意大利文寫作的。

問：在中國，人們往往認為年紀比較大的中醫(yī)更可靠，為什么徐適之這么年輕，到達那不勒斯后卻迅速成為了國王的座上賓？

沈艾娣：徐適之只是甘州當?shù)氐钠胀ㄡt(yī)生，他得到那不勒斯貴族和國王的青睞，并非因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為這一時期西方崇拜中國的醫(yī)學與把脈技術，只要徐適之能夠把脈，歐洲人就會推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