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阿根廷裔美國作家埃爾南·迪亞斯（Hernan Diaz）的小說《信任》獲得普利策小說獎。故事聚焦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面對全國性的股市危機，拉斯克夫婦卻共同攀升至財富的巔峰。《信任》以元小說的形式展開，虛構了四位“作者”，跟隨他們的不同視角反復塑造和解構了這位金融巨鱷和他神秘妻子的“神話”。小說目前正由HBO改編為劇集，由凱特·溫斯萊特擔任制片和主演。
“現(xiàn)實是如何獲得資金的？用另一個虛構：金錢?！苯栌纱蠛嗬箍藢ψ詡鲗懯职_的論述，迪亞斯揭示了《信任》的核心。拉斯克用資本置換權力，進而用權力扭曲現(xiàn)實，現(xiàn)實的敘述只是金錢的虛構。在艾達的自白下，虛構被層層揭開，她找到了被覆蓋在簾幕之后的那位女主人真正的聲音。
“一開始，這是一本關于金錢的小說，最終，成為了一部關于聲音的小說?！比涨?，《信任》中文版出版，迪亞斯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介紹道。小說從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神話”開始，而在圍繞“資本”的敘述里，女性的聲音通常被壓制，另一方面，秘書工作的出現(xiàn)為女性帶來了新的社會角色，她是記錄者，也是保密者，在金錢的故事里扮演著重要的戲份。在小說的后半部分，秘書的身份、日記的隱秘，這些女性敘述成為了故事的前景。
《信任》是迪亞斯出版的第二部小說，他的上一部作品《在遠處》（In The Distance）講述了19世紀中葉的淘金熱中，一位瑞典移民穿越美國西部，去紐約尋找自己失散的兄弟的故事。在《信任》中，艾達的父親則是意大利移民，并積極投入到政治活動中。移民的敘事是否與自身有關？對此，迪亞斯回答道，他不喜歡討論身份話題，身份包含了單一性，而人都是由復數(shù)構成的。與之相比，“孤獨可能是我在寫作時講述的核心。”
赫爾南·迪亞斯
【對話】
質疑并破除英美文學中“瘋女人”的刻板印象
澎湃新聞：小說的第一部分《紐帶》以那個年代的流行小說作為設定，其中沒有任何的外貌描寫或是對話表述，為什么會這樣安排？
埃爾南·迪亞斯：那個年代的小說其實是有外貌描寫和對話的。而我在這一部分想要追求的事一種完全脫離肉體的聲音，所以才會讓每個人都沒有臉，沒有身體。這部小說是穿梭于一系列事物的旅行，而其中一部分就是穿過脫離肉體的世界，從無實體的、縹緲的世界，進入到這個女人（海倫）的靈與肉。我認為，如果我們從這樣一個沒有聲音、沒有肉體的世界開始，進入第四部分去體驗這個女人的肉體性和情感，我們的感受會更強烈。
澎湃新聞：小說在第一部分花了很大的筆墨去寫這個女人的精神疾病，還涉及到了精神分析的探討，但是到最后我們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虛構的。身體和健康在現(xiàn)代小說里有自己的位置，你對于這樣的情節(jié)有什么特別的意圖嗎？
埃爾南·迪亞斯：我這么寫的一個原因在于，我想要指涉英美文學中關于“瘋女人”這一陳詞濫調的意象。在英美小說里，常常會讓一位敏感、聰慧的女性表現(xiàn)出情緒不穩(wěn)定或是有精神疾病。我認為這是一個可怕的刻板印象。所以我想在這里質疑并破除這一點。另一方面，小說確實提到了精神分析的演變。我之所以會提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要是因為我對于20世紀20-30年代的新世界是如何以新的藥物和談話療法來治療精神疾病感到好奇，而且我的母親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學家。所以這也是討論我個人經(jīng)歷的一種方式。
澎湃新聞：你說到了關于“瘋女人”的譜系，而在小說里，你為海倫安排了一位發(fā)瘋的父親，似乎海倫的疾病繼承了她的父親，這也是對于刻板印象反轉的一部分嗎？
埃爾南·迪亞斯：這本書同樣也關乎父權制，我在書中、尤其是在第一部分里呈現(xiàn)的父親形象是復雜的、有缺陷、不完美的。通常，父親形象應當是強壯而穩(wěn)定的，但是海倫的父親有精神疾病，而后在第三部分我們有看到，艾達的父親也有自己的復雜性。小說的主角是海倫/米爾德麗德和艾達這兩位女性，但是小說也審視了父親對于女兒所扮演的角色。
澎湃新聞：作為對比，這部小說對于母親形象的塑造大多是優(yōu)雅的、溫柔的、善于交際的，比如安德魯·貝維爾形容自己的母親“在黑暗時代，她是燈塔”，這些母親的形象是從何而來的？這和《到燈塔去》里的拉姆齊太太有聯(lián)系嗎？
埃爾南·迪亞斯：作為整體，這部小說關注那個時代的女性在美國社會中被安排的位置，那不是出于她們自己的選擇或是努力，而是她們被迫待在那里。而我認為這種優(yōu)雅大方的女主人形象是她們有限的角色中的一個，同樣是一種刻板印象。
小說第一部分寫到的母親和伍爾夫的拉姆齊太太沒有關系。但是在第四部分中，伍爾夫的確是一個重要的靈感來源：她與自己的精神疾病作斗爭，并且在自己的日記中非常詳盡地講述過這些經(jīng)歷，她還寫過一本小書《論生病》（On Being Ill）。伍爾夫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她的散文尤其是如此。
澎湃新聞：你是怎么了解和看待二三十年代美國社會的女性處境的？
埃爾南·迪亞斯：《信任》講述的就是當時的女性如何被排斥在金錢、政治與權力的世界之外，她們在霸權敘事中沒有自己的角色。閱讀美國在20世紀初期圍繞政治和資本的歷史，你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根本沒有女性，她們受限于母親和妻子的角色。一半的人口如何被排斥于這個金錢與權力的世界之外，這是我想要了解的一點。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社會出現(xiàn)了秘書這一新的社會角色。所以，女性第一次得以追求中產(chǎn)階級的薪資，而不必邁入婚姻。這是當時在美國社會發(fā)生的重大變化，也是秘書在這本書里扮演的角色如此重要的原因。還要記住的是，秘書在字面上意味著保守秘密的人。所以這也是我所感興趣的地方，我想要探討女性出現(xiàn)在職場里的這種新存在。
《信任》書影
運用女性視角既是想象力的創(chuàng)造，也是帶有倫理責任的任務
澎湃新聞：你如何運用女性視角來講述故事？
埃爾南·迪亞斯：我想這是一種同理心的“練習”，試著去想象從女性視角看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對我來說，運用女性視角既是一種想象力的創(chuàng)造，也是帶有倫理責任的一項任務，因為我的確想要去稱贊女性的這種視角，我試圖盡我所能去想象，但與此同時也要盡可能確保其準確性以及對女性的尊重。
澎湃新聞：在一本關于金融世界的小說里，你是怎么找到這樣的視角的？
埃爾南·迪亞斯：這是一個過程。一開始寫作的時候，我以為這本書會講述一位美國最偉大的大亨的故事，但正如我前面所說到的，在那些金融史詩里沒有女性。我認為我應該去回應這些女性聲音。而且不僅僅是將它作為一個敘述的主題，而是真的講讀者去體驗這些不同的聲音。這也是為什么《信任》包括了四本書、四位作家、四種不同的語言風格。一開始，這是一本關于金錢的小說，最終，成為了一部關于聲音的小說。
澎湃新聞：在《信任》和你的上一部小說《在遠處》（In The Distance）里，都講述了美國神話（American Myth），其中也都有移民敘事，對于美國神話的關注和移民身份有關嗎？對你來說身份是否重要？
埃爾南·迪亞斯：《在遠處》的故事發(fā)生在19世紀的淘金熱時期，我最初對此并不了解，我起初也同樣不了解1929年的大蕭條，也不了解后來的越南戰(zhàn)爭。但這不是我寫作探尋主題的思路。我只是發(fā)現(xiàn)了那些讓我感興趣的主題，然后去閱讀相關的文學作品，之后非常自然地形成了圍繞這些議題的敘事。
我不認為這些和身份問題有關。我認為任何人只要有足夠的好奇心和批判的眼光，并且渴望去審視任何國家的歷史，都可以做到這些。并不是要身為移民或是美國人才會這樣。我認為重要的是有一種批判的思考。
我不太喜歡所謂“身份”這個概念。因為身份就意味著一種單一性（oneness），而我認為我們都是復數(shù)的存在。我們是有多重聲音和視角所構成的，而如果回到精神分析的論點的話，我認為還有一部分的我們是我們自己所不了解的。我不是為了證明或者自白而寫作，我寫作不是在見證任何事情，也不是講述自我。我要寫的是他者，并且讓他們變得可信。我認為我是與作品不相關的人。
澎湃新聞：另一方面，兩部小說都是關于孤獨，孤獨是你一直探索的主題嗎？
埃爾南·迪亞斯：我想孤獨可能是我在寫作時講述的核心，但我試著不去檢視它。我認為作為一名作家，有些東西就是我不該去理解的。有一些我不該去分析和直視的地方，因為我覺得這會籠罩整個寫作過程。我寫作的一個企圖在于試著去理解它。如果我過度分析，將其訴諸理性研究，就會造成破壞，所以我選擇把它放在一邊。
澎湃新聞：回到《信任》，第四部分以米爾德麗德的日記結尾，似乎這是最接近真相的地方。而你認為日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揭示真相？真相本身重要嗎？
埃爾南·迪亞斯：不斷地去追求真相很重要。
我認為日記能揭示真相的程度微乎其微。通常我們都太追求將日記視為作者最終的真相，而我認為那只是一個姿態(tài)。日記是它們自身的自畫像，它未必是自發(fā)的或是真實的。我認為這其中有很多詭計。但我想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們作為讀者期望它是真實的。在第四部分的日記里，我想要去展現(xiàn)這種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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