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吐魯番的典籍與文書》：出土文獻調查、整理與研究的典范

《吐魯番的典籍與文書》，榮新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1月版，534頁，158.00元

2023年11月，作為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叢刊之一，榮新江教授的新著《吐魯番的典籍與文書》（以下簡稱《典籍與文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兜浼c文書》集中呈現了作者在教學與科研過程中有關吐魯番出土文獻追蹤調查與整理研究的成果。全書由“歷史與地理”“文書與碑刻”“群書與佛典”“調查與報告”“綜述與書評”五個專題組成，匯集了作者三十多年來有關“吐魯番學”研究的各類文章三十四篇，文章編排不以時間為序，而是按照內容分門別類歸入五個專題當中。

縱覽全書，筆者選取其中代表性論文考察之后，認為該書有以下特點：

出土文獻的調查、整理與研究相結合是全書最突出的亮點。該書雖為論文集，在篇幅上彼此間相互獨立，但全書內容基本都貫穿了這一主題。從調查、整理與研究三者的關系來看，三者應該是一個逐漸遞進、相輔相成的關系。榮新江教授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走訪歐美、日本，追蹤國內外公私機構的吐魯番文獻收藏，可以說是目前國內過眼吐魯番文獻最多的學者。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的難點就在于文書分散世界各地，有的同一件文書因人為割裂被不同的機構收藏。榮新江教授通過不斷走訪調查，摸清了各地吐魯番文書的底數，調查后每有新發(fā)現便會撰寫調查報告向學界介紹，這一點在該書第四編“調查與報告”中有具體例證。這些調查報告的發(fā)表，使當時國內學者了解了以往許多不為人知的材料，極大地推進了國內吐魯番學的發(fā)展。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榮新江教授又組織牽頭整理出版有《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等有關吐魯番文獻的資料合集，可以說榮氏的調查走訪為其之后吐魯番文書的整理打下了堅實基礎。在吐魯番文獻整理過程中還注重整理與研究相結合，這在該書中體現尤為明顯，如書中的《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與闞氏高昌王國的郡縣城鎮(zhèn)》《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康家一切經”考》等論文都是文獻整理過程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作者利用新材料對過去學界鮮有關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許多填補學界空白的新觀點。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前文提及的《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與闞氏高昌王國郡縣城鎮(zhèn)》，作者利用吐魯番出土的《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馬條記文書》探討了當時吐魯番城鎮(zhèn)分布問題，以往學界的研究多使用傳世文獻以及唐長孺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但由于傳世文獻記載的模糊，以及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殘缺，研究結論還有進一步探討空間，而該件《送使文書》較以往出土文書，保存狀況更好，保留關鍵信息更多。作者利用該件文書對闞氏高昌王國地名的考證，現在看來是正確的。此外榮氏還利用該件文書另有新論，即《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系》（《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本書未收錄），由于闞氏統治高昌時間較早，且時間較短，吐魯番出土文書中關于這段時期的相關記載非常零星，更多的是依靠傳世文獻，而利用這件文書，作者不但探討了古代絲綢之路交通問題，如當時焉耆國、印度北部的烏萇國的使者通過高昌與柔然和其他地區(qū)的交往，還進一步闡述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系，填補了闞氏高昌研究的許多空白，極具價值。

研究涉獵的廣泛性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該書是由五個相互獨立的專題組成，每個專題又囊括數篇論文，雖然每一專題彼此間關聯性不大，但這也體現了作者關于吐魯番學研究涉獵的廣泛性。吐魯番學一向號稱難治，研究內容極為龐雜，涉及考古、歷史、宗教、語言文字、藝術等諸多門類，其中通過對出土文獻研究彌補傳世文獻記載所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縱覽全書，可以看出作者主要利用的是三至八世紀時，漢族為主體在古代高昌地區(qū)活動時所使用的文獻，并由點及線、由線及面，不斷延伸擴展，所論及主旨皆圍繞古代高昌在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面。如《典籍與文書》中《高昌居民如何把織物當做貨幣（3-8世紀）》一文，選取了吐魯番墓葬出土的契約、隨葬衣物疏等出土文獻，對漢民族在此活動時期（高昌郡、高昌國、唐西州時期）的織物貨幣進行了探討，梳理了織物貨幣在高昌出現的時間、在支付中所占比例及購買力等問題。高昌地處古代絲綢之路要道，貿易活動十分發(fā)達，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貨幣一直在古代高昌的貿易活動及居民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中古時期充當貨幣的主要是紡織品、谷物及金屬錢幣，這些在吐魯番考古發(fā)掘中都有發(fā)現，特別是在唐西州時期前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當地貨幣的構成是多樣的。此外，作者由于研究旨趣所在，對吐魯番出土佛教文獻較為關注，《典籍與文書》的第二編中《“康家一切經”考》便是利用吐魯番出土佛教文獻研究佛教在此地傳播發(fā)展的代表性論文?！耙磺薪洝奔础按蟛亟洝敝畡e稱，吐魯番出土佛教文獻以寫本為主，印本較少，雖然印本中發(fā)現有《開寶藏》《契丹藏》《金藏》等，但吐魯番是否存有完整的《大藏經》，學界一直未有確論。《“康家一切經”考》利用上世紀初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所獲的《武周康居士寫經功德記碑》，并結合旅順博物館、歐美、日本等機構收藏的殘片，對以往研究又有進一步深入。作者通過細致考索，認為這位唐西州時期的粟特人出于多種目的，出資抄寫了至少八百五十八卷寫經，雖然這一數字距離一部完整的《大藏經》還有較大差距，但也無疑推動了吐魯番寫本《大藏經》的相關研究。

本書“學術性”與“通俗性”兼顧，同時提供了豐富的學術信息。吐魯番對于學界來說是一個可以源源不斷提供研究資源的“風水寶地”，學者們關于吐魯番學的研究也在不斷地深入、拓展，但吐魯番學向普通讀者的普及工作還是任重道遠?！兜浼c文書》在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嘗試，如該書第一編“歷史與地理”中的《吐魯番歷史與文化》一文，為介紹吐魯番歷史的通俗性文章，主要論述了上訖吐魯番盆地的姑師時期，下至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協助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亂兩千多年的歷史。將該文放在全書之首，可以起到統領全書的目的，使讀者開篇便可以對吐魯番的歷史有一個較為清晰地認識。該文詳略得當，可以說是最早對吐魯番歷史進行介紹的文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值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迎來了發(fā)展的春天。就敦煌吐魯番學而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成立，《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的相繼創(chuàng)辦也為推動敦煌吐魯番學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但受限于當時的研究條件，國內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基本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許多研究材料收藏于國外各公私機構，國內學者很少有機會能看到這批材料。榮新江教授是改革開放后國內學者最早出國調查走訪吐魯番文獻的學者之一，每到一處都盡可能地搜羅國內學界所不了解的最新資料，對于這些材料榮氏或撰寫研究性文章，或撰寫文章將這些學術信息介紹到國內。如《典籍與文書》中“調查與報告”“綜述與書評”這兩編，主要收錄作者近些年走訪國內外各吐魯番文書的收藏機構而撰寫的調查報告，以及為一些近些年國內外出版的重要吐魯番學論著所寫的書評與綜述。其中“調查與報告”編中關于這些國內外收藏機構所藏吐魯番文書的具體情況，多數已收錄在作者所著《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中華書局，2021年）。但隨著作者近些年調查的深入以及新文獻的刊布、定名，以往的認知也在不斷深化，該編中《黃文弼先生與甘藏吐魯番文獻》《日本散藏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歐美所藏吐魯番文獻新知見》等文章就是在以往研究基礎上的新推進。書評是學界了解學術動態(tài)的一個重要途徑，特別是一些在學界中有著重要影響的著作，在“綜述與書評”編中有兩篇書評需重點關注。兩篇書評所評介的都是日本學者的著作，一是百濟康義教授的《柏林藏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佛教文獻》（第三卷）；二是西脅常記教授的《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的漢文印本目錄》。這兩本書的研究對象都是吐魯番出土的漢文佛教文獻，只是一側重寫本，一側重印本。由于這兩本書所刊布的內容許多并未公開且是有目錄性質的工具書，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來說十分重要。但兩書是以英、德文在國外出版，國內學界不易看到，榮氏的兩篇書評使國內學者對這兩部重要著作有所了解，通過對國內外吐魯番文書的調查、追蹤、刊布，極大地促進了吐魯番學研究的深入與拓展。

以上為《典籍與文書》一書的主要特點，值得稱道的是該書書前給出文中涉及的重要文書的高清彩版，書中正文中使用的圖版也較為清晰，圖文并茂，目錄后給出了“圖版目錄”，方便讀者的查閱使用?！兜浼c文書》印刷精美，質量上乘，為近年少有的關于吐魯番文獻研究的佳作，可以看出作者在該書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但文中還是有個別地方值得討論，如該書第一編“歷史與地理”，《吐魯番的歷史與文化》一文中關于沮渠京聲的譯經地點便值得探討，“北涼王沮渠蒙遜從弟安陽侯沮渠京聲，曾在高昌求得《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和《觀世音觀經》各一卷，并且就在高昌郡譯為漢文”（第8頁），但在《出三藏記集》《高僧傳》都僅記載京聲是在高昌得此二經，并未提及在高昌翻譯此二經，《大正藏》中也載《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為宋居士沮渠京聲譯，此外筆者也統計過吐魯番出土沮渠京聲譯經殘片的數量，發(fā)現沮渠京聲所譯佛經在吐魯番所見不多，由此推測此二經應是沮渠京聲南奔劉宋之后在南方所譯。另外《典籍與文書》中《歷史上的胡漢葬俗：吐魯番的例證》一文中，“高昌城南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和交河溝西兩地，成為漢族民眾埋葬的主要地點”（45頁），其中“高昌城南”應為高昌城北，方位錯誤，再版時應改正。此外《典籍與文書》集結的是作者三十多年來有關吐魯番學研究的相關論文，為保留文章原貌，文中許多信息并未更新，如提及阿斯塔那墓葬發(fā)掘數量時，“但比較有科學價值的發(fā)現是1959年以來所發(fā)掘的466座墓”（45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紀初，阿斯塔那墓地還進行了數次小范圍發(fā)掘，并出土了許多重要文物，筆者認為在尊重文章原貌的基礎上在頁下給出注釋較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