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戰(zhàn)火中的……青春之殤

《戰(zhàn)火中的花朵：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德] 古多·克諾普著，王燕生 / 周祖生譯，山西人民出版社︱漢唐陽光，2024年2月版，456頁，88.00元

1896年在柏林附近的小城施特格利茨起步的“候鳥運動”成為持續(xù)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德國青年運動的發(fā)端。一位名叫赫爾曼·霍夫曼的大學生帶領一群高中生到野外徒步漫游，他們自譬為候鳥，要尋找內(nèi)心中失去的自然與坦誠。這種充滿浪漫色彩的旅行吸引了更多青年，發(fā)展成為全國性的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候鳥運動所體現(xiàn)的不僅是屬于浪漫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思想，而且更有自十九世紀初便開始萌發(fā)的“德意志特殊意識”的再次覺醒。在一戰(zhàn)之后到魏瑪時期，青年身份與“青春激情”在大眾傳播文化中不斷推進和整合了德國青年運動，候鳥運動原先那種溫和、浪漫、尋根的精神基調(diào)經(jīng)過戰(zhàn)爭的殘酷洗禮和精神扭曲，越來越被激進的、德意志式的“革命”欲望和姿態(tài)所取代。在經(jīng)過魏瑪共和時期的青年“聯(lián)盟時代”各種思想與力量博弈之后，希特勒青年團的力量全面勝出，德國青年整體進入了一體化的納粹青年時期。一直以來對德國青年運動與納粹主義之間的關系有兩種相反的認識，一種認為納粹主義是對青年運動的逆轉(zhuǎn)，兩者的性質(zhì)完全不同；另一種則認為兩者之間有密切關系，納粹青年幾乎就是青年運動思想的實現(xiàn)。其實無論是“質(zhì)變論”還是“發(fā)展論”，都不會否認青年運動本身所包含的理想主義追求會存在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所裹挾的危險，如果不是對于理性立場、自由精神和人道主義價值觀念有堅定的認識，被反人類的邪惡政治所利用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此，在納粹帝國發(fā)動的罪惡戰(zhàn)爭中，被稱作“祖國的花朵”“未來的希望”的德國青少年成為了炮灰。

近日讀到德國歷史學家古多·克諾普（Guido Knopp）的《戰(zhàn)火中的花朵》（Hitlers Kinder，2000），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是該書的第一個譯本，原書名就是“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譯者相同。這次山西人民社的新版本的譯文略有修訂，書名也改了，印在封底的這兩段話既是對本書內(nèi)容的概括，也是對原書名和中譯新版書名的精彩闡釋：“露營、徒步旅行、篝火晚會、漂亮的制服、充滿激情的歌曲、成為‘盟誓的集體’的一員。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數(shù)百萬少男少女被納粹以看上去沒有惡意，甚至顯得蓬勃向上的手段‘誘騙到手’。希特勒政權通過一層層組織，牢牢控制了這一代年輕人，并不斷向他們灌輸愛國、種族主義、做好戰(zhàn)斗準備、服從命令以及自我犧牲的思想，將他們教育成為政權的附屬品?！?zhàn)’中，一批批男孩被‘送’給希特勒，‘為元首、為人民、為祖國’戰(zhàn)死疆場，‘這既是榮譽也是義務’；女孩們則大多在前線野戰(zhàn)醫(yī)院或者家鄉(xiāng)做出自己的貢獻?！薄盎趯r代見證人的一千多次采訪，本書全面講述了德國納粹系統(tǒng)將少年兒童納入其意識形態(tài)魔掌的機制，以及當時年輕人在戰(zhàn)爭中的無謂犧牲。這是一代人的遺言，是一份集體備忘錄，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庇≡谘馍系牧硗鈨啥卧拕t是：“‘青年被一個蔑視人類的政權教育成為它的附屬品?！簿烷_啟了這代青年，乃至這個國家的悲劇。”“我們是孩子。/ 我們是炮灰。/ 我們是政權的附屬品。/我們是戰(zhàn)爭的犧牲品與幫兇。/我們是被誘騙、被濫用的一代?！鄙鲜鲞@些文字表達了該書的內(nèi)容和作者的鮮明立場和觀點，對廣大讀者來說是很精煉也很有吸引力的導讀。

作者為了本書的寫作而進行了一千多次采訪，采訪對象“是那些經(jīng)歷了長期職業(yè)生涯后，往往現(xiàn)在才找到勇氣和力量進行回憶的人?！谒麄兊挠洃浿写媪舻氖强謶帧⑼纯?、貧困和死亡，但他們也記住了一個年代，在這個年代里，獨裁者給人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暴力，而且還有誘騙”（引言，第3頁）?！敖裉?，他們來報道那個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看法可能已變得更為成熟一些，但是，將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那時的感受講述給廣大讀者還是值得的。因此本書完全有意識地容忍了陳述的主觀性。它仿佛是集體備忘錄，可補充文獻檔案，又可與其相照，它是歷史記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一代人的遺言，沒有人去詢問這一代人是否同意，歷史就把他們變成了‘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一代人還活在世上。他們還能夠講一講，我們還能夠從他們的命運中得出教訓——為了使我們的孩子們避免這樣的命運?！保ㄒ裕?0頁）在采訪中，作者也發(fā)現(xiàn)有一些人直到今天還講述著在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聯(lián)盟中的“美好時光”。在當年的希特勒精英學校里（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國家政治教養(yǎng)院、費爾達芬國社黨帝國學校等）里培養(yǎng)出來的畢業(yè)生有很多人在戰(zhàn)后民主政體下的經(jīng)濟領域、大眾傳媒以及政治和外交方面飛黃騰達，他們到現(xiàn)在還在毫不知恥地報道他們在希特勒時代的生活，一些人還在大談要嚴厲教育的好處（引言，第6頁）。

說到“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還要區(qū)分的是“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無論在戰(zhàn)時還是戰(zhàn)后，“這一代”的人生經(jīng)歷、感受和想法都大不相同。塔妮婭·克拉斯尼昂斯基（Tania Crasnianski）的《納粹的孩子們》（Enfants de Nazis，2016；徐麗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寫的就是希姆萊、戈林、赫斯、法郎克、鮑曼、霍斯、施佩爾、門格勒等八個納粹黨和政府、軍隊高級領導人的孩子們。這群“自己的孩子”在戰(zhàn)時仍然過著優(yōu)裕的生活，在戰(zhàn)后的際遇不同，但是都活在沉默之中。當逐漸了解到父輩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人深感愧疚，也有人仍然是懷念與崇拜。克拉斯尼昂斯基深入研究了檔案資料、書籍、文章和各種訪談，追溯這些“納粹的孩子”的命運，記錄他（她）們的態(tài)度與立場。她發(fā)現(xiàn)了“納粹主義的公主”歌德倫·希姆萊——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寶貝女兒，在其小圈子中仍然是備受寵愛甚至是崇拜。從1958年開始，奧地利波希米亞森林中的一個小村鎮(zhèn)每年都會接待一群懷念德意志第三帝國的人。來的人都認為當年的武裝黨衛(wèi)軍只是在盡公民的義務，都贊揚黨衛(wèi)軍的犧牲精神?！八麄兣d致勃勃地回顧德意志民族充滿優(yōu)越感的時代；那時全國團結(jié)一致，講求絕對的自我犧牲，對‘內(nèi)部敵人’不抱任何人道情操。這個著魔般的小社群一本初衷，致力追求偉大，并服膺黨衛(wèi)軍的座右銘：‘我們的榮耀名叫忠誠。’”（12頁）他們的優(yōu)越感其實只是建立在全國人民的奉獻與犧牲之上，他們的“偉大”與“榮耀”只是來自對獨裁元首的忠誠。

1952年，歌德倫協(xié)助創(chuàng)辦了“維京青年團”（Wiking-Jugend），其運作模式仿效當年的希特勒青年團，該組織直到1994年才被禁止活動?？死鼓岚核够赋觯骸案璧聜悺はＤ啡R的特點是她完全無法退一步思考她父親這個人物所代表的意義，并且持續(xù)在納粹主義意識形態(tài)殘存勢力中扮演積極角色。對她而言，緬懷父親跟服膺及提倡納粹思想是同一回事?！保?5頁）應該說這是對這個代表人物很精準的剖析?；蛟S還應該指出的是，在戰(zhàn)后德國無論是去納粹化或者是沒多久就停止去納粹化的政治氛圍中，希特勒作為歷史惡魔的形象是無人敢公開否認的，這些人能夠做的最多只是把一切罪責推到希特勒身上。但即便是這樣，人們?nèi)匀挥欣碛蓳牡氖?，“希特勒不會回來，但跟當年導致希特勒崛起的時勢類似的情況很可能重新上演。過去的教訓是否能成為對抗各種極端主義的堡壘？我們希望是如此”（213頁）。因此，作者認為“納粹政權那些頂層要員的名字必須繼續(xù)為人類的未來敲響警鐘，但為此，我們還得妥善保存關于那個時期的知識”（同上）。以“名字”作為“警鐘”，這說法在本書中有其特殊語境，就是因為這些孩子們的名字與他們的父輩名字的聯(lián)系。但是在所有經(jīng)歷過類似納粹政治那樣的歷史劫難的社會中，正如作者在全書最后所講的：“就像這些納粹小孩永遠被父親的命運糾纏，納粹的歷史在世人的集體記憶中將歷久彌新?！切┟旨て鸬姆此紝⒊掷m(xù)引人深思。”（214頁）但是作者對于“世人的集體記憶”也有可能是太樂觀了。

回到《戰(zhàn)火中的花朵》，那些“別人的孩子”。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最值得思考的教訓就是那一代德國青少年是如何被誘騙和被綁架在希特勒的納粹戰(zhàn)車上的。1926年7月3日，希特勒正式宣布成立“希特勒青年團”，在成立儀式上發(fā)表演講。博爾德·馮·席拉赫是繼格魯伯之后希特勒青年團的第二任領導人，1931年10月席拉赫被任命為納粹黨全國青年領袖。他組織全體團員開展宣傳活動，散發(fā)傳單、散發(fā)小冊子和廣告、大規(guī)模游行、在街頭高喊納粹口號、舉辦欺騙性的集會，目的是動員那些還沒有參加青年團的年輕人。所有這些活動的結(jié)果是證明了納粹主義領導下的青年團的巨大力量，證明了“為青年團營造一種力量感和團結(jié)感，以表明納粹的成功是不可抗拒的”的確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1933年6月17日，二十八歲的席拉赫被希特勒任命為德意志帝國青年團的最高領袖。納粹青年的一體化浪潮從此席卷而來。

同樣是長途行走的青年隊伍，同樣是穿過農(nóng)村與城市，但是現(xiàn)在的希特勒青年不再是當年的“候鳥”。每年有大約兩千名希特勒青年滿懷激情地聽從帝國青年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召喚：“我們行軍到元首那里——如果他希望的話，我們會為他而行軍?！?935年9月14日早晨，“阿道夫·希特勒-長途行軍”的隊伍到達了目的地，來自整個帝國的五萬四千名姑娘和小伙子一起來到了紐倫堡體育館。元首終于來到了青年當中，幾萬個孩子的喉嚨里齊聲喊出“希特勒萬歲”的歡呼聲，隨后鼓樂齊鳴，全體人員進行宣誓：“我們是帝國的年輕力量，是唯一的青年團體……”青年領袖席拉赫代表青年贊頌元首：“對您的忠誠就是通向永生的大門。”（12-13頁）接受檢閱的德國少女聯(lián)盟的漢內(nèi)·貝爾-帕格回憶了一個細節(jié)：希特勒的檢閱大約持續(xù)了半個小時，必須一直伸著胳膊致敬是非常吃力的。因此，“每一行里都有兩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注意我們的胳膊是否舉得夠高。每當有一只胳膊累得掉了下去，他們就再把它抬起來”（15頁）。

從希特勒青年團的發(fā)展過程來看，誘騙是極為重要的第一步。這種誘騙的入口看上去是沒有惡意的，也是年輕人難以拒絕的：平等的接納、集體主義的精神、篝火晚會、野營、冒險經(jīng)歷、激動人心的感受……“在有意識地喚起人們內(nèi)心的感受以達到控制人們頭腦的目的時，孩子是容易爭取的對象。在德國，年輕人第一次有了這種感受：他們是重要的?！保ㄒ?，第4頁）有很多形式和細節(jié)都充滿了蠱惑性。比如希特勒青年團和少年隊的制服，的確讓很多青少年有一種自己是這場偉大運動的一分子的感受，能夠穿上制服去參加游行，甚至是一年一度的納粹集體“朝圣”活動，對他們來說是莫大的榮譽。“誰要是終于獲準披上這套渴望得到的少年隊隊服，誰就感覺加入了國家的穿制服的團體——為偉大的事業(yè)時刻準備著?！保?2頁）當穿著制服的孩子們在火把的照耀下高唱《我們誓死忠于希特勒》的歌曲時，那種感覺是恐懼又振奮。此時席拉赫滿意地說：“社會各界的千百萬群眾給元首拜壽送的是禮物，而年輕人送的是他們自己。”（19頁）

與誘騙相輔的手段是脅迫。1936年，席拉赫為了實現(xiàn)使所有十歲以上的兒童“自愿”加入少年隊或青年團的目標，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根據(jù)官方的戶籍名冊上所有1926年出生的兒童的家庭地址，其父母被要求為孩子報名參加“少年隊”或“少女隊”。教育部部長伯恩哈德·魯斯特命令在學校召開家長會，進行宣傳和動員。于是小學和中學的老師要用一切手段動員學生，只要有一個學生沒有加入，校長就有麻煩。這項工作持續(xù)了四周之后，席拉赫在4月19日通過無線電自豪地宣布已經(jīng)有百分之九十的十歲兒童參加了德國少年隊。

希特勒和席拉赫的確深諳“誰擁有青年，誰就擁有未來”的道理，因此要不遺余力地“從小抓起”。與儀式感、投入感比較起來，思想灌輸?shù)摹敖逃辈攀歉鼮楦竞透匾摹Ｔ?936年12月1日公布的《希特勒青年團法》中，希特勒強調(diào)“除了在家庭與學校中，希特勒青年團應從德、智、體三方面教育全體德國青年為人民服務并成為人民的一員”（19頁）。因此希特勒青年團成為在家庭和學校之外的第三個得到國家正式承認的“教育載體”，任務就是向正在成長的一代人灌輸希特勒的思想，培養(yǎng)服從國家權力的工具。作者指出，“希特勒青年團用一種荒謬的世界觀毒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希特勒青年團的頭目們大面積地、系統(tǒng)地給他們的未成年的追隨者洗了腦，讓他們的接班人從小就接受褐色的‘思想意識’。沒有一次活動、沒有一個營地、沒有一次郊游不進行‘世界觀教育’，沒有一次不用沒有任何理智的思想意識信仰內(nèi)容進行轉(zhuǎn)經(jīng)筒似的說教。帝國青年領導層根據(jù)年齡段制定的學習計劃嚴格遵守阿道夫·希特勒的旨意，把對青少年的蒙蔽上升為綱領：‘民族國家全部教育工作的最高任務就是，本能地、理智地向受教于其中的青年人灌輸種族意識和種族感情?！保?8頁）這已經(jīng)說得太清楚、太真實了——“全部教育工作的最高任務”。這種“教育”產(chǎn)生的作用和結(jié)果是極為嚴重和可怕的：“他們常常是覺察不到地堅決支持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诵院腿说乐髁x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被排除了?！晃粫r代的見證人回憶道?！保ㄒ?，第4頁）從頭腦中徹底排除了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向?qū)W生灌輸違反人類文明共同價值的世界觀，這是納粹政治教育所帶來的最嚴重的罪惡，青少年因此而成為希特勒戰(zhàn)爭的炮灰。

再看看學校里的專業(yè)課程。國家政治課的試卷題目是“元首為領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走向勝利奠定了哪些基礎？”這就不用說了；生物試卷上要回答的問題是“哪些事實促使種族學研究人員探討……德意志民族未來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德語課主要講授古日耳曼語詩歌、尼采的《權力意志》；拉丁文課把全部時間用在諸如“羅馬作家和猶太人問題”之類的課題上；甚至連希臘語課也要以柏拉圖的文章論述“對民主的批判加上哲學色彩”（222頁）。很顯然，所有課堂教學都必須符合納粹政治教育的要求。

順帶想到的是，德國著名教育學家赫爾曼·基澤克（Hermann Giesecke）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專著《從候鳥運動到希特勒青年團：在政治與教育學之間的青年工作》（Vom Wander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dagogik ） 中，擇取自治（Autonomie）、聯(lián)合（ Bindung）與一體化（Integration）作為關鍵概念，通過考察青年運動當中政治與教育的關聯(lián)，為作者所處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聯(lián)邦共和國青年成長提供啟蒙與再教育的參照（梁爽《政治與教育的雙重變奏——評〈從候鳥運動到希特勒青年團〉》）。應該說盡管這是一個真正敏感和相當復雜的議題，作者的立場和觀點也有待進一步了解，但是無論如何歷史的教訓是不應被遺忘和被扭曲的。

接下來就是對所有青年團員、少年隊員實行全面的控制。希特勒青年團安排的各種活動支配了青少年的幾乎全部空閑時間。在希特勒青年團的活動計劃上，體育是第一位的必修課，要為未來的戰(zhàn)士培養(yǎng)強健的體魄；其次是軍訓，一位軍訓負責人說“讓德國青年掌握槍桿子就如同掌握筆桿子一樣熟練”。除此以外還有合唱團的排練，設立了各種獎章、獎金以鼓勵那些在“帝國音樂節(jié)”“帝國戲劇節(jié)”以及在體育方面或者“帝國職業(yè)競賽”中表現(xiàn)出色的孩子們。希特勒青年團還有通訊隊、摩托車隊、飛機駕駛隊和航海隊等組織，對青少年有很大的吸引力。應該說，這些活動的確使“他們積極向上，身體健康，有專業(yè)技能，遵守紀律，完全適應獨裁統(tǒng)治，不問為什么?！闭缫粋€時事評論員所講的：“一個受到唯意志論教育的青年只能以極大的熱情參加戰(zhàn)爭，接受盡可能多的任務。”（33頁）

在所有的活動過程中，必然也伴隨著監(jiān)視與懲罰。1935年，希特勒青年團成立了一支巡邏勤務隊，具有類似警察職能的權限，對所有青年進行監(jiān)視?！斑@些年輕的紀監(jiān)員在各種公開活動上和飯館里巡邏，他們監(jiān)管尼古丁和酒精禁令執(zhí)行情況，檢查行為異常的年輕人的身份。遇到對抗行為和反政權的言論時，希特勒青年團巡邏勤務便向警察局和蓋世太保報告?！保?1頁）

再下一步就是把德國青年綁架在納粹戰(zhàn)車上，也可以說是為納粹戰(zhàn)爭作出的巨大貢獻：“假如沒有希特勒青年團堅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國的經(jīng)濟和社會早就崩潰了。青年們通過他們的投入對戰(zhàn)爭的延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900萬廉價勞動力大軍填補了在前線服役的男子留下的空缺。希特勒兒童作為傳令兵穿梭于城市之間，參加收割，輔助對空防御，充當前線通訊兵，投遞食品配給票，分發(fā)宣傳資料。女孩子為多子女家庭做家務勞動，在紅十字會或者行政機關幫忙；男孩子則在燃燒的城市中充當消防隊，或者在‘武裝軍事訓練營’里進行被召入德國國防軍之前的最后的軍事訓練?！保ㄒ?，第7-8頁）由于被納粹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一體化組織體制所俘虜和控制，大多數(shù)青少年是滿懷激情地主動投身于納粹帝國的政治與軍事行動之中。

最后結(jié)果是在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當中，三分之一多的人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上，或者死在國內(nèi)的戰(zhàn)場上?！八麄兊膲災剐嬷徽T騙的一代人的迷途，希特勒騙取了他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有些人甚至既是犧牲者，同時也是案犯?！薄盎盍讼聛淼娜嗽趹?zhàn)爭過后才知道，他們要為之犧牲的是一個什么樣的祖國?！保ㄍ?，第8頁）這是納粹戰(zhàn)火中的青春之殤，同樣的悲劇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

多年前讀過英國作家喬恩·薩維奇的《青春無羈：狂飆時代的社會運動（1875-1945）》（章艷等譯，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這是一部獨特的透過青年運動的視角來觀看世界的獨特的西方亞文化史，書中也談到了德國青年從二十世紀初的青年運動到納粹帝國時期的希特勒青年團的演變。薩維奇一針見血地指出：“納粹德國是第一個把大眾控制的原理應用到青年人身上的國家，這和它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社會的要求相一致，它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在其制度中給青年人以特權的國家。確實，對很多青年人來說，這種政策提供了以前難以想象的自由。但是，由于陶醉在這種革命里，他們沒能注意到這種浮士德契約的另一面：看似自由其實是奴役，最終他們會被捆綁著封上嘴巴送人復雜無情的戰(zhàn)爭機器中?！保?65頁）說得非常準確，那個年代的德國青年表明上擁有了青春的特權和自由，實際上卻落入了被納粹帝國政治利用和奴役的深淵。作者也談到了納粹帝國時期的青年組織“白玫瑰”的悲壯反抗，1943年2月“白玫瑰”的一份傳單直指問題的核心：“以德國青年的名義，我們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歸還我們的自由，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他用最可鄙的方式騙走了我們的自由?！保?16頁）“白玫瑰”的青年領導人漢斯和索菲在學校散發(fā)傳單的時候被捕，在被執(zhí)行死刑前留下了遺囑：索菲潦草地寫下了“自由”二字；漢斯寫下了引自歌德的一句話：“堅決反對一切專制?！保?17頁）雖然“白玫瑰”并沒能馬上對當時的納粹德國產(chǎn)生影響，但是他們對納粹暴政的揭露是有預見性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擇手段地鎮(zhèn)壓所有自由表達的國家。希特勒青年團、沖鋒隊、黨衛(wèi)隊試圖在我們最有前途的年輕歲月中毒害我們、改變我們、控制我們?！保?18頁）薩維奇說得非常深刻，“在一個不擇手段地鎮(zhèn)壓所有自由表達的國家”中成長的青少年，不可能有精神成長、人生選擇的自由，以“希特勒青年團”的體制很快就實施了對青年的毒害、改變與控制，完成了從自由到奴役的變化過程。

關于納粹戰(zhàn)火中的青春之殤，克諾普在《戰(zhàn)火中的花朵》中講了一個細節(jié)：“每當我們征召一批年輕新兵來部隊時，我總是說：‘把你們的履歷給我詳細地寫下來?！驗槲覀儽仨毤僭O，大多數(shù)人可能活不到第二天的中午。把這么年輕的人送到前線部隊里來，這是非?；奶频?，這樣做簡直就是犯罪。這根本用不著什么辯解?！蹦敲礊槭裁催€要把這些青年送到戰(zhàn)場上去呢？“‘人們總得做點兒什么吧，至少可以讓人感到還有一點兒防御能力?！S多指揮官覺得不得不這么做，因此直到戰(zhàn)爭的最后一天還有數(shù)以千計的童子軍死在戰(zhàn)場上。”（366-367頁）

就為了“總得做點兒什么”，真是太殘酷、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