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江湖在暹羅：泰國的武俠小說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從上世紀港臺新派武俠興起就開始在泰國華人社群中流行，六七十年代風靡一時，且都是經過翻譯的泰文版本。第一部翻譯出來的作品是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泰文譯名《玉與龍》(Jade and Dragon ????????)，由 Chamlong Phisanaka 翻譯，Ploenchit出版社（Siri Aksorn）初版于1959年。出版后立即在泰華社群中引起不小的關注，熱度迅速攀升，再版購買需要預訂。并且，在為了滿足讀者快速刊印的簡裝版后，出版社又精心設計了精裝版本以供收藏。后來其他小說也陸續(xù)被翻譯成泰文出版，每每新書一出， 讀者立即排長隊購買，從攤位走出來就站在旁邊迫不及待閱讀起來。在邦蘭埔（Bang Lamphu）的書店區(qū)或德克薩斯電影院（當時曼谷唐人街地區(qū)一個標志性電影院）的巷子里，到處都是捧著書的男性讀者。每到晚上，書店里就擠滿了渴望探索武俠世界的華人。有些人沒能第一時間買到，只好去租書，拿到后根本等不到回家就找個地方隨意一坐投入進去，廢寢忘食，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甚至“忘了呼吸”。

根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邦蘭埔名為Hansa和Chum Chum San的兩間大書店統(tǒng)計，每天至少有100本武俠小說租出，而其他全部類型書籍包括其他小說在內，每天的租書量不超過30本，其中百分之八十租看武俠小說的讀者是男性。武俠小說的印刷記錄最高達則到了每日4000冊，其中約60%銷往了曼谷以外的府。根據初步統(tǒng)計，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期間，至少有343部武俠小說在泰國翻譯并出版發(fā)行。在1959-1977年的20年間，平均每年達到了17部。1973年是武俠小說出版最多的一年，一共有35部。彼時泰華社群對武俠小說的癡迷程度可從當年讀者的回憶中窺其一斑。一位讀者回憶說，因為武俠小說太受歡迎了，連寺廟方丈的小房間里都擺滿了不同作者的小說。另一位還記得第一次聽說武俠小說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的高中同學最先發(fā)現了《射雕英雄傳》，慢慢在班級甚至學校流行起來，大家競相傳閱。逐漸地，每天下午放學后三五好友不再相約一起跑步，而是圍在一起聽已經熟讀《射雕》的同學們講述演繹書中精彩情節(jié)，尤其是武林大戰(zhàn)的部分。有人繪聲繪色講，有人忙著補充，有時也爭論起哪個人物或哪一方更正義，為各自喜歡的角色積極聲辯，形成了學校里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泰國版《神雕俠侶》的封面，譯名《玉與龍》第二部

當時的廣播電臺也在播放武俠小說，吸引了大量忠實聽眾。家里無論老少都成為忠實擁躉。每當夜幕降臨，全家圍坐在收音機的音箱前哪兒也不去，等待武俠小說節(jié)目播出，可謂萬人空巷。文學和社會是相互影響的，換句話說，文學作品和其受眾相互塑造。閱讀偏好可以折射出讀者的世界觀、思想動向和內心期望。同時，文學作品的內容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讀者思維和行為。后期由于翻譯不夠迅速無法滿足泰華讀者的需求，一些翻譯者和本土作家走上了自己創(chuàng)作武俠小說的道路。因此，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泰華社群陶醉于武俠小說的現象展現出的不僅僅是對某一文學流派的熱愛，更是反映出泰華社會當時的文化氛圍、認同變遷和政治困境等。

武俠小說中的錦繡江山——華人性在泰華社會的傳播媒介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俠小說非但不是文學，不是文藝，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說。正如蚯蚓，雖然也會動，卻很少人將它當做動物?！琵?/p>

武俠小說的價值不時遭到質疑，常有武俠小說不能被稱之為文學作品的聲音。然若果真如是，為何武俠小說會在有華人蹤跡的地方廣泛傳播呢？或許武俠小說的意義不僅僅限于文學領域，甚至不僅存在于他們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之中。就像那些微不足道的蚯蚓，于無聲處默默滋養(yǎng)著土地，讓巍然屹立的大樹將根深入其中汲取養(yǎng)分。在海外華人社群中，武俠小說成為華人性的載體，它促進了屬于海外華人自身文化的產生、發(fā)展和壯大。除此之外，在漢語不再是主流語言的海外華人社群，武俠小說可以是華人認同過程中與在地文化碰撞的緩沖地帶。

泰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武俠小說除了娛樂價值，也同時扮演了向泰華社群傳播“華人性”的媒介角色。當時的華人華裔借助這個媒介，把“華人性”與本地社會的一些特色融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了屬于自己的文化，去面對當時深深困擾著他們的認同窘境。在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不僅出生在泰國的華裔沒有機會踏上中國的土地，即使是第一代華人移民對中國的了解也多局限在家鄉(xiāng)。武俠小說中的中國恰恰提供給他們一個“華人性”的具象，雖然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內容已經被賦予了新的語境，比如泰文翻譯出的小說人物名字都是潮州發(fā)音翻譯成泰文音節(jié)，一些故事情節(jié)發(fā)生的地點由于翻譯者知識不夠全面也時有謬誤。但對當時的華人華裔來說，除了通過學習中文或參加社群內部的文化活動去了解“華人性”之外，一些文藝作品比如武俠小說實實在在提供了有關中國文化、地理甚至歷史的知識。讀到《射雕英雄傳》的華山論劍和《笑傲江湖》中的五岳劍派，可以在腦海中勾勒出中國的崇山峻嶺；《神雕俠侶》中的襄陽之困與《倚天屠龍記》里趙敏張無忌的家國大義與兒女情長的沖突，讓他們了解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由游牧民族主導的中原政權，更體會到“國破”對個人是如何沉重的話題；梁羽生作品中的塞外，西域大漠深處的白駝山，以及帶走小龍女的南海神尼，這些拼在一起就是一張幅員遼闊地貌多變的中國地圖。

本文泰國作者在Silapawatthanatham上發(fā)表的關于武俠小說的文章，第一次從學者角度集中討論了武俠小說對泰華社群的意義

有意思的是，金庸和古龍等人實際也是離散人群中的一員，是因為歷史原因被“流放”的一群人，他們自己大多未曾有機會游遍祖國山水。后來改革開放后有中國學者來泰國接受采訪時聊起武俠小說，指出過港臺武俠小說有些脫離實際，書中有些情節(jié)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網絡興起后也時有討論，比如六大派圍剿的光明頂遠在昆侖，除了離得最近的昆侖派距離一千多公里，剩下的五大派都遠在兩千多公里以外，靠步行即使是習武人士，也要走一個月以上。然而大約正是這種并不具體卻宏大的敘事想象，加上他們在作品中所傳遞出來的漂泊之感，以及對祖國河山的向往與懷念以及隱隱的不得志，讓海外華人華裔很難不去感同身受。所以在這些小說中，泰國華人華裔，尤其是第二代華裔找到了自己華人性可以安放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武俠小說幫助華人華裔創(chuàng)造一種對中國更為具體的想象。對于這個漢語程度和中國文化知識皆有限的群體，閱讀翻譯過的武俠小說是一段將華人身份和自身生活環(huán)境融合起來的旅程。特別是在冷戰(zhàn)期間，武俠小說就同在當時蓬勃發(fā)展的海外華文文學一樣，在這個方面發(fā)揮了意想之外的作用。

泰國武俠小說在地化——華人華裔的認同變遷

在海外華人社群，第一代華人移民通常具有較強的中文語言能力和文化知識。對于第二代以及更后續(xù)的華裔，他們不僅需要適應海外環(huán)境，還要面對來自華人社群和當地社會兩方面的拉動因素，因此華人華裔的身份認同常常是一個漫長艱辛且一直在轉變的過程。一方面，華人性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華人性也會在動態(tài)中被反復重新定義和書寫以適應當地社會的情境。囿于語言能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泰華社群紅極一時的武俠小說并非以原貌呈現，而是經過翻譯的泰文版本。研究翻譯的學者常常面臨的一個困境就是翻譯的語言是否能夠和原文準確相匹配？跨語言翻譯究竟能否傳遞對同一事物百分之百相同的理解和想象？又或者恰恰相反，由于翻譯涉及了翻譯者個人的解讀和在地化過程，因此已經整合出了新的闡釋甚至新的觀點來看原本的事物呢？

對于泰國武俠小說的翻譯，如果我們深入了解其中，就不難發(fā)現幾乎有一個將武俠小說在地化為本土文學的過程。當時泰國知名的資深武俠小說翻譯家透露，在翻譯過程中，很多時候要根據泰語環(huán)境下華人讀者所處的社會狀況和文化水平來發(fā)明新詞。因為完全采用直譯的話，他們可能根本無法產生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武俠小說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是一個將華人性在地化的過程。除了人物和地名用泰國華人華裔熟悉的潮州口音（泰國華人以潮汕地區(qū)移民居多）拼出外，武俠小說的書名也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了改動。比如金庸《射雕英雄傳》的名字是《玉與龍》，不但與原來的書名大相徑庭，對于熟悉內容的讀者來說，也會覺得這個名字似乎和書的內容情節(jié)毫無關系。之所以做這樣的處理，是因為玉和龍在那個時候是通用的象征中國的符號，并且具有一定的歷史感。這樣的書名讓人一眼望去就知道是寫和中國有關的故事，又帶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完全符合泰國那代不曾踏足中國大部分土地的華人華裔“想象中的華人性”。而之所以這種“想象中的華人性”會迅速在泰華社群流傳開來，也與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緊密相連。

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華人性”會給移民尤其是第二代華裔帶來一種無所適從的自卑感。冷戰(zhàn)時期泰國和西方國家廣為流傳“紅色威脅”，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在報刊雜志等各種媒體中出現時都是野蠻落后以及帶有濃濃政治色彩的。這讓那一代出生在泰國的青年華裔難免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產生了深刻的困擾，雖然他們的父輩非常期望他們保有強烈的對中國和華人身份的認同，他們自己卻已經割裂開。這個時候，武俠小說在非常恰當的時間成了他們缺失的華人性的補充。因為在武俠小說的世界中，江湖英雄對“國”的熱愛是反復被強調和歌頌的，而且他們義無反顧去保護備受欺凌的弱小民眾。但大俠們又都在野而非在朝，他們用一己之力集結整個江湖義士去為這個“國”貢獻自己的力量甚至是生命。也就是說，為民做事保家衛(wèi)國未必要通過政府和權力機構來實現，政治立場不會影響英雄的形象?！渡涞裼⑿蹅鳌防锵尻柕奶仄接篃o能，是“俠之大者”的郭靖黃蓉夫婦多年來鎮(zhèn)守，延續(xù)到了《神雕俠侶》，并從后來的故事中得知他們戰(zhàn)至最后一刻與襄陽城共存亡；《倚天屠龍記》張無忌曾經優(yōu)柔寡斷且鐘情于有著國仇家恨的異族郡主，但仍舊擔任起抗元義師的領導責任，而后來成為明朝開國皇帝的朱元璋在這個過程中是微不足道甚至負面的角色，大俠張無忌選擇的是功成身退浪跡江湖；《書劍恩仇錄》干脆賦予了清朝皇帝乾隆漢人血統(tǒng)，他的親弟弟陳家洛多年來領導著秘密的反清組織為已經不復存在的“國”而戰(zhàn)。除此之外，即使是不屑于江湖紛爭不喜談正統(tǒng)行為不羈的黃藥師、周伯通和楊過等人，他們并不符合傳統(tǒng)意義上“正義之師”的形象，然而在國家有危難之際大是大非面前還是選擇了挺身而出。所以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江湖中的大俠們，以英雄的形象出現在第二代華裔青年充滿荊棘的認同之路中，為他們提供了青少年時期最需要的偶像崇拜對象，影響力之大甚至是難以量化的。

本文的泰國作者出版的關于泰國華人華裔情感歷史的書，在這本書里對武俠小說有更為具體翔實的討論。

如果江湖在暹羅——作為政治文學的武俠小說

政治往往被視為莊嚴和權力的空間，這似乎與武俠小說等娛樂媒介截然相反，畢竟后者時常被視為逃避現實的邊緣文學。但實際上，武俠小說在某些具體的情境下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有時，它還被用作挑戰(zhàn)權威或批判政治精英角色的工具。就冷戰(zhàn)時期的泰國社會而言，武俠小說成了批判泰國政治精英的文學形式之一。

泰國自1932年君主專制轉變?yōu)榫髁椫破?，政府就長期處于軍隊力量的控制之下，在2001年他信當選之前，幾乎沒有一個民選政府總理可以完整平順地履行完一個任期，軍事政變頻發(fā)。二戰(zhàn)結束后不論是五十年代的披汶·頌堪還是被美國人青睞六十年代的沙立·他那叻，都讓泰國在實際上長期處于軍事獨裁之下，民間多有憤懣，怨聲載道。軍政府為了不讓輿論擴大，施行了嚴格的出版物控制政策，嚴禁任何涉及政治的文學文藝作品面世，只允許風花雪月莫談國事的娛樂故事刊行。有意思的是，武俠小說被劃歸入了后者，這和翻譯者們也許有意或許無意的改動不無關系。比如大家所熟知古龍的《楚留香》，翻譯出的泰文名字再翻譯回來大意是《楚留香，偉大的盜賊，偉大的愛人》這樣簡單直白甚至露骨的翻譯很符合當時泰華社會整體的文學及文化水平，因為即使是第一代華人移民，他們的中文基礎也很薄弱，大多數都停留在口語溝通的水平，復雜的翻譯名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但落在政府審查人員的眼里，這便是一個落了俗套才子佳人的故事，是符合出版要求的，給了武俠小說充足的發(fā)展空間。

《楚留香》的封面，如果不翻開閱讀，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本錯綜復雜的言情小說

而與此同時，由于武俠小說從在泰國出現開始就廣受歡迎，到六七十年代熱度持續(xù)走高。每每有新書即將出版的消息流出，充滿期待的讀者干脆等在印刷廠門前，希望可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長此以往，翻譯者的壓力越來越大，尤其筆譯還需要反復修改，多次增刪。因此逐漸發(fā)展成譯者一邊讀一邊口譯，然后把內容錄下來，再由出版社直接轉換成文字版發(fā)行。這個過程由于無法深思熟慮反復琢磨文字，已經不免帶上了翻譯者的個人解讀。有時由于原作者在香港的報刊上是連載，一周甚至更久才更新一次，再加上翻譯的過程，讀者根本等不及。一些翻譯者和本土作家看到這樣的景況，加之對港臺武俠小說的情節(jié)行文風格等已然爛熟于胸，索性開始用泰語直接模仿創(chuàng)作以饗讀者。只是這些作者雖都是華人華裔，但大部分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有限，于是把目光轉向了本地社會，加上當時泰國的政治氛圍，其中的一部分成為了影射政治的文學作品。

在風花雪月巧妙外殼的掩飾之下，在泰國創(chuàng)作的武俠小說作者把泰國軍事獨裁的將軍和政治家的名字換成江湖人物的名字，并采用武俠小說的敘事風格來模仿泰國政治精英和軍事將領的行為決策等，再把這些套用在虛構主人公身上。一部名為《暹羅江湖》的小說起初在泰國一家著名報紙《泰國國旗報》刊登，后因為受到讀者的廣泛喜愛，從1970年寫到了1974年，完結后被匯編成書。這部小說以“暹羅江湖”隱喻泰國政壇，采用武俠小說中江湖恩怨的情節(jié)，輔以《三國演義》的一些橋段，諷刺了泰國當時所謂的政治精英，描述他們之間的權力爭斗與利益矛盾，機關算盡手段齷齪，唯獨不關心的就是民生。

這些本土創(chuàng)作的武俠小說也受到了泰國華人社群的關注，青年一代尤其喜愛。如前文所言，第二代和一些第三代華裔在泰國出生長大，其中不少家境不錯來自社會中上階層，接受的是西式精英教育，對社會熱點問題頗為關注。然而因為冷戰(zhàn)的大背景，華人華裔的身份頗為敏感，何況軍政府當道，即使想在泰國政界有所作為的青年也并不想成為執(zhí)政者的一份子。然而這些年輕人心中難免有自己的政治抱負，于是金庸早期作品里像郭靖這樣有著家國情懷卻因為種種原因不和政府合作，但又在江湖中有著至高無上地位的角色成為他們心中的理想型，更何況還有喬峰那樣與他們同樣有著深深認同困擾的悲劇色彩人物。第二代華裔雖不至像喬峰雙重身份所承載的那般國仇家恨，但處在兩股強烈對峙的時代力量之下身不由己進退維谷，個中滋味，怕也確只有同為離散人群的武俠小說作者可以寫得如此入木三分了。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了。當時的中年讀者大多已作古，青年讀者也步入古稀。這五十年間，隨著冷戰(zhàn)結束，世界兩極化格局瓦解，中國經歷了自己的改革到今天走上全球化的道路，泰國在依然循環(huán)往復的軍事政變中邁著自己的步伐。中泰于1975年正式建交，八十年代起兩國交往逐漸正常化，泰國華人華裔在九十年代還掀起了回中國投資的一個小熱潮，九十年代家喻戶曉的電視節(jié)目《正大綜藝》就是由泰國正大集團冠名的。近二十年隨著中國的崛起，兩國民間官方交流日趨緊密，華人華裔身份在泰國社會早已與敏感二字沒有了絲毫聯系，華人性幾乎變成了一個文化符號，還逐漸增添了商業(yè)色彩。當時武俠小說的青年讀者大多不識得漢字，對中文了解局限在和家庭長輩交流的潮州話。而他們的孫輩中卻有不少在系統(tǒng)學習漢語，這些Z世代的年輕人也有自己喜歡的來自中國的文學作品，是也在中國頗受年輕人喜愛的仙俠小說。無論是泰國規(guī)模最大內容最全面的紀伊國屋書店（Books Kinokuniya），還是遍布大小商場的Asia Books，翻譯過來的仙俠小說都被擺在顯眼的位置上，常常列滿一整板。放學后的時間走進書店，?？梢钥吹酱┲７那嗌倌陚冊跁芮坝懻撎暨x，也有的或站或坐，捧著封面精致的仙俠小說津津有味就地讀了起來。他們可能并不知道，五十年前他們的祖輩也曾這樣廢寢忘食地熱愛著另一類型來自中國的文學作品，是屬于他們那一代華人的精神食糧。時移世易，仙俠小說對于Z世代泰國年輕人究竟意味著什么，又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