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臟活》：通往遙不可及的生活之路

《臟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美]埃亞勒·普雷斯著，李立豐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望mountain，2023年11月出版，400頁，96.00元

在2013年出版的作品《美麗靈魂》中，普雷斯討論了梭羅的著名政論《論公民的不服從義務》。不同于人們通常對這一文本戰(zhàn)斗性的關注，普雷斯強調的是梭羅在其中做出的細微區(qū)分：“值得注意的是……（梭羅）并沒有呼吁他的同胞攜手終結奴隸制。他只是力圖避免奴隸制的污點。梭羅寫道：‘一個人當然不應該致力于根除任何其他群體，即便是最錯誤的龐大群體。他可能有其他要緊事纏身，但他至少應該不去沾染它，不去考慮，也不去支持?！罅_的話強調了心系如何改善社會狀況的‘好公民’和力圖保持自身道德純潔的‘好人’的區(qū)別?！保╗美]埃亞勒·普雷斯：《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劉靜雯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122-123頁）在普雷斯看來，梭羅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所捍衛(wèi)的始終是個人作為“好人”的底線，這至少能夠確保個體良心的實現(xiàn)。

《美麗靈魂》的原書副標題是“在黑暗時代說不，打破等級制度，聽從良心的聲音”（Saying No， Breaking Ranks and Heeding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in Dark Times）。而在2021年（原書出版時間）的新作《臟活》中，普雷斯關注的是“說不”的反面——那些面對不道德工作“無法說不”的個人。他將臟活的本質概括為“將某些不道德的行為交由代理人實施，再順勢對此矢口否認”（第4頁）。被選定的代理人無從拒絕，于是只能在社會“無意識的授權”（unconscious mandate）下，淪為直接作惡者。

《美麗靈魂：在黑暗時代說不，打破等級制度，聽從良心的聲音》

普雷斯的“臟活”，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漢娜·阿倫特的經(jīng)典概念“平庸之惡”。實際上，這一概念正是借用自社會學家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反思納粹暴行的論文《好人與臟活》（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 1962）。但普雷斯真正關注且憂心的是“奧斯維辛之后”臟活在美國社會的日?；碗[匿化。他列舉了三個主要案例：監(jiān)獄工作者、遠程確定無人機打擊對象的圖像分析師，以及屠宰場員工。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視作美國民主的捍衛(wèi)者與供養(yǎng)者。然而除了積極的守護與勞作，這些人也被動承受了民主社會的道德污點。如今“好人”們將“骯臟”轉移給他人，進而在不聽不聞的狀態(tài)下保持自身道德純潔——這顯然是理想主義者梭羅不曾考慮的現(xiàn)實主義妙計。

“通往遙不可及的生活之路”原本是《紐約時報》對石油鉆井工人——普雷斯討論的另一種“臟活”——的描述（299頁），但它同時適用于臟活兩端的人們。不得不從事臟活的社會底層因生存與道德的雙重重負隱沒于生活之下，而有權轉移道德責任的更高階層已然漂浮在生活之上——隨著晚期資本主義癥候的蔓延與全球化進程的加深，由此造成的階級撕裂與道德真空似乎難以逆轉。

“全控機構”中的“事人工作”

英語以“dirt poor”形容極貧窮的狀態(tài)。如奧威爾所言，“灰塵是體現(xiàn)一個人生存狀態(tài)的最好表現(xiàn)，當你穿戴整齊時，灰塵就離你遠遠的，但只要你穿得破破爛爛了，灰塵就從四面八方朝你襲來”（[英]喬治·奧威爾：《巴黎倫敦落魄記》，胡仁鵬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94頁）。不難想見，這種“dirt poor”往往是人們被迫接受“dirty work”的根本原因。

反過來，臟活之“臟”，亦具有與灰塵近似的屬性。對于剛過而立之年的精神健康顧問哈麗特·克日科夫斯基來說，她完全可以在定期為囚犯提供服務時察覺監(jiān)獄系統(tǒng)里種種不道德甚至是殘忍的做法。只是捉襟見肘的經(jīng)濟狀態(tài)讓她無法離開這份工作——她越是離不開，這份工作就越使她的生活蒙上塵埃。

但哈麗特尚有充足的時間生活在“干凈”中。對獄警來說，他們在這里度過的時間遠比外面更久。于是他們無暇觀察與反思，只能適應——適應這里的骯臟，以及由此產生的良心之苦。普雷斯在此處援引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論述，戈夫曼將包括監(jiān)獄在內的收容機構統(tǒng)稱為“全控機構”，“他在《精神病院》一書中指出，在‘全控機構’中完成的是‘事人工作’（people work），這種勞動形式需要每天與‘人體材料’（human materials）互動。即使在旨在最大化確?；颊吆凸ぷ魅藛T之間社交距離的機構中，這種工作也可能在道德和情感上令人不安”（49頁）。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夫曼的理論中，全控機構中的兩種角色——約束者與被約束者——只為彼此存在，而這種安排的最終指向是人的材料化，“全控機構所瓦解和污損的行動，恰恰是這樣的行動：在公民社會中，這些行動告訴行動者及其他在場的人，他能夠控制自己的世界”（[美]厄文·高夫曼：《精神病院》，群學翻譯工作室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51頁）。被約束者不再有權控制自己的世界，而約束者同樣如此。他所做出的約束行為無關自主的邏輯思考，而僅僅是“一些合理化行為，為的就是在一個有限的空間里，花費小額的資源去控制一大票人的日常生活”（同上，55頁）。

在一定程度上，戈夫曼六十年前提出的理論預言了普雷斯如今面對的現(xiàn)實：在今日美國，精神病院與監(jiān)獄正日趨“合流”。自1963年約翰·肯尼迪簽署《社區(qū)精神健康法》，試圖“用社區(qū)的溫暖包容取代監(jiān)護的冷酷無情”（27頁）以來，美國精神疾病治療領域開啟了“去機構化”進程。而當這一進程遇上美國社會在上世紀下半葉另一獨有趨勢，即懲罰性刑事司法措施的突增，其結果便是很多精神障礙者不僅得不到社區(qū)的溫暖，反而被關進了監(jiān)獄：

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監(jiān)獄逐漸成為美國新的精神病院，關押著越來越多急需精神科護理的人。這種現(xiàn)象在佛羅里達州尤其突出，而該州在精神健康方面的人均支出在全美各州中排名倒數(shù)第二，僅略高于愛達荷州。與此同時，從1996年到 2014年，佛羅里達州存在精神問題的囚犯人數(shù)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三，足足是監(jiān)獄總人數(shù)增長速度的三倍之多。（28頁）

當精神病院試圖“花費小額的資源去控制一大票人的日常生活”，他們的虐待行徑被社會看到，于是才有了“去機構化”的做法。然而這一做法并沒能解決根本問題，“倒不是因為其本身的缺陷，而是因為政客和選民的選擇”（27頁）。換言之，無論精神病院的存在是否必要，“好人”鐘情的始終是“低投入、高回報”的經(jīng)濟法則，于是“全控機構”便成了必然選擇——無論它是精神病院還是監(jiān)獄。當哈麗特這樣的專業(yè)人士介入其中，她不得不同時面對兩套規(guī)則——或者用書中的說法“雙重忠誠”——的矛盾，一套是專業(yè)的、治療的，一套是控制的、懲罰的。至于獄警，他們也許會考慮到精神病患與一般囚犯的差異，但僅僅是前者更加“難以管教”。而一旦他們采取的更為激烈的手段釀成慘劇，如從未被提起刑事指控的達倫·雷尼被虐致死一案（31頁），他們卻鮮少招致應有的懲罰。也許人對人的殺戮可以稱為謀殺，換作材料則只是失誤。

幕后之人與人的土地

普雷斯接下來討論的臟活工作者是操縱無人機的圖像分析師和屠宰場員工。盡管同為“臟活”，但它們有一點與監(jiān)獄工作恰恰相反：在監(jiān)獄里，務必對公眾隱身的是囚犯——正如福柯對“懲罰與規(guī)訓”演變脈絡的梳理；后兩者則以工作者的隱身為前提——公眾看到的只是“精準打擊”的捷報，或超市里的“健康肉食”。

和哈麗特一樣，讓希瑟·萊恩博決定入伍擔任圖像分析師的直接理由仍是貧窮。只是更年輕的她尚未見識金錢世界的殘酷，她所匱乏的是對未來的希望——生于小鎮(zhèn)、高中畢業(yè)、剛剛結束一段糟糕的戀情，若是按部就班就只能在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中蹉跎一生。于是她來到當?shù)卣鞅?，渴望投身海軍，這樣或許有機會像前男友那樣有機會造訪異國他鄉(xiāng)。結果海軍服務臺那天剛好沒人，于是希瑟陰差陽錯地加入了空軍，在尚未搞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情況下便得到了擔任圖像分析師的機會。

高中畢業(yè)生是美軍圖像分析師的主力——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技術卻擁有技術工作的光環(huán)，不需要世事洞明但需要足夠的體力與耐力。也有條件比希瑟更好的年輕人被理想主義感召加入其中，但他們很快便會失望：一方面是他們的貢獻即使在軍中也充滿爭議，“與常規(guī)士兵不同，無人機操作員沒有資格獲得戰(zhàn)斗勛章”（156頁），當有人提議為他們頒發(fā)“杰出戰(zhàn)士勛章”時，一些退伍老兵干脆建議這個勛章改名為“任天堂游戲”獎章；另一方面，由于這份工作需要長時間注視監(jiān)控畫面以捕捉目標，他們更容易沉浸在所謂“敵國”的日常中，進而引發(fā)共情：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希瑟開始注意到以前沒有留意的事情——一個男人在修補房子的墻壁，一家人圍著爐火。她也開始與內心的疑慮搏斗。在她監(jiān)視的任務中，有許多美軍士兵和平民喪生。希瑟開始質疑當?shù)厝伺c恐怖主義的關系。在她目擊的一次襲擊中，目標原本是一名攜帶迫擊炮的男子，受害者卻是一名懷抱小孩的婦女。（170-171頁）

而一旦這些“操縱桿戰(zhàn)士”離開辦公室，這種幻滅感便會更加強烈——前一分鐘他們還在發(fā)動攻擊，將某個人煙裊裊的區(qū)域夷為平地，接下來他們卻要回到自己的日常當中。這些遠離戰(zhàn)場的士兵更容易看到真相——然而即便鼓起勇氣說出真相也無濟于事。實際上，他們可疑的工作正是公眾心目中實現(xiàn)正義的理想路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持續(xù)沖突損失了數(shù)千億美元和數(shù)千條生命之后，遠程殺人的無人機操作員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社會的代理人，公眾希望軍事行動造成的本國人員傷亡和經(jīng)濟成本最小化”（156-157頁）。再一次，“好人”們以他們的理性做出了選擇。

如果說“操縱桿戰(zhàn)士”代表人類在殺戮這樁事業(yè)上最新的進展，那么屠宰場的工作大概是最古老的臟活之一。古人有訓“君子遠庖廚”，而如今人們依然保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的高潔品格——“超市出售的牛排和雞腿均使用了無菌、無味的包裝，掩蓋了屠宰體系的殘酷性”（251頁）。在美國，目前直接承擔這一部分殘酷性的大多是墨西哥移民，他們的工作與他們自身處境在隱匿性要求上的一致，顯然絕非偶然：

在2018年出版的《上帝保佑得克薩斯》一書中，得克薩斯土生土長的記者勞倫斯·賴特，創(chuàng)造了一個短語來描述這個“孤星之州”多達一百六十萬的非法移民。他稱他們?yōu)椤坝白尤恕保╯hadow people），并表示這些人就像牛仔和牧場一樣無處不在。賴特說：“在得克薩斯州生活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影子人。他們走著一條我們其他人幾乎不承認的路。他們擁有的一切隨時隨地都可能被奪走，又會陷入貧困、暴力和絕望，而正是這種處境驅使他們離開祖國，冒險過著地下生活……這些影子人提供了美國邊境州尤其依賴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算不上奴隸，但也缺乏自由?！保?10-211頁）

在工業(yè)化屠宰場，屠宰工作既會像一般流水線工作伴隨著對肉體的損傷——“刀具割傷、肌肉撕裂、手指腫脹：美國屠宰場的工人自己也是弗爾所說的‘飽受折磨的肉體’”（223頁）——但更嚴重的摧殘也許來自情感：“最糟糕的事情，比人身危險還糟糕的，是情感上的傷害。屠宰間里待宰的生豬走過來，像小狗一樣用鼻子蹭我。兩分鐘后，我不得不殺了它們?！保?54頁）這一點其實與監(jiān)獄中的“事人”工作有些相似——工作者必須把自己面對的對象視為“材料”，但除非他們自己也成為材料，否則情感創(chuàng)傷很難避免。

然而實際上，我們不必制造如此多的損傷與摧殘。只是因為我們有權視而不見，我們便默許了它的無限生成，并對以此為前提的“潔凈”充滿信賴。在《豬的土地》一書中，約翰·伯格對資本主義的所謂“進步”提出質疑：“進步文化展望未來的發(fā)展。他們向前看，因為未來給予更大的希望……在最普通的時刻，他們對（消費主義制造的）死亡視而不見。”（[英]約翰·伯格：《豬的土地》，周成林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12頁）以此為前提，伯格進一步指出，盡管人們早已將小農時代的農民經(jīng)驗棄若敝履，但在資本主義對未來的破壞幾成定局的當下，回想這種經(jīng)驗也許會帶來一絲生機，“相對于那些不斷改革、失望、急躁并給出一個終極勝利的進步希望，農民的生存經(jīng)驗可能更容易適應這一長期與艱苦的情景”（同上，23頁）。根本原因在于，無論養(yǎng)豬還是養(yǎng)雞，“小農”都不需要大工廠用于“活體吊殺”（見213頁）的陰暗車間，更不需要用于背負擴大生產所造成的殘忍性的影子勞工——他只需要一塊開闊的土地。至于供養(yǎng)自己所需的一切勞作，他都可以在太陽底下完成。

免于“無法說不”的自由

1991年，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前夜，經(jīng)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將氣候變化問題引入經(jīng)濟學研究當中。他敏銳地捕捉到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與日俱增的碳排放勢必將對全球氣候造成嚴重影響。但他選擇相信經(jīng)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維持經(jīng)濟增長，我們的后代就能利用更高超的技術手段來應對氣候變化。他認為有了經(jīng)濟增長與新技術，也就不需要把與現(xiàn)在同等水平的自然環(huán)境留給后代。”（[日]齋藤幸平：《人類世的“資本論”》，王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第2頁）

這一選擇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最直接的一點便是以諾德豪斯的理論為依托，很多“行動遲緩、等于無所作為的氣候對策被合法化了”（同上，第3頁）。從長期效果來看，期待經(jīng)濟增長解決環(huán)境問題無異于飲鴆止渴，但由于所造成的災害首先影響的是發(fā)展中國家，發(fā)達國家依然可以置身事外——與個人層面的“臟活”異曲同工。

在《臟活》的最后一部分，普雷斯關注的是那些伴隨全球化進程產生的臟活，這些臟活“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發(fā)揮潤滑劑作用”（14頁），從而確保經(jīng)濟法始終可以主宰一切。當加利福尼亞圣巴巴拉海峽與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墨西哥灣幾乎在同一時期發(fā)生海上鉆井平臺爆燃事故，造成相關水域大面積污染，兩地公眾卻表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其中自然有地方意識形態(tài)不同的原因，“但這種分歧也反映了截然不同的經(jīng)濟前景”（301頁）。相比于表現(xiàn)出憤怒情緒的加州民眾，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們平靜許多，因為他們更需要石油公司所帶來的工作機會。

同樣地，當另一起爆燃事故造成人員傷亡，旁觀者卻在此時關心起了環(huán)境問題。在他們看來，鉆井工人已經(jīng)通過這份工作得到了充足的薪水與福利，于是也就應當承受相應的風險；這種邏輯自然也被相關公司欣然接受，“對瑞士越洋鉆探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來說，幸存者不是應該得到尊重對待的人，而是需要控制的潛在法律責任”（295頁）。

技術帶來進步，經(jīng)濟發(fā)展被期待解決所有問題，然而在不知不覺中，人——他的情感與受傷傾向（injury proneness）——卻被視作麻煩。所以在最后一章，盡管硅谷精英杰克·波爾森對臟活說不并全身而退的案例令人振奮，但這個故事本身即隱藏著十足的危機。杰克能與大公司抗衡的根本原因是他出眾的技術能力，然而技術的發(fā)展，卻有可能讓個人再無反抗的機會：

在谷歌工作期間，杰克偶然閱讀了物理學教授厄休拉·富蘭克林的作品，她在書中區(qū)分了“整體性技術”和“規(guī)范性技術”。前者是由工匠（如陶工、五金匠）完成的工藝，正如富蘭克林所說，他們“從頭到尾控制著自己的工作過程”。相比之下，規(guī)范性技術將工作分成了小步驟，這使工人們只專注于他們被分配的獨立任務。杰克總結道，這就是高科技世界的現(xiàn)實，人的自然沖動是專注于滿足似乎沒有道德后果的狹隘技術基準，而道德后果很容易被忘記?！澳憧梢院苋菀椎貙⑵浞指铋_來。”他說。（347頁）

“今天，奴隸絕對是奴隸，沒有黑格爾式的反轉。這是因為掌握了大自然的力量……”（[法]西蒙娜·薇伊：《工廠日記》，王天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64頁）在技術崇拜與逃避本能的加持之下，臟活的擴大化幾乎不可避免。而讓人們看到臟活中被隱藏的道德后果，看到個體如何喪失免于“無法說不”的自由，進而只能被動接受并非因他們而起的“骯臟”，則是本書最大的功績。除非讓殘缺的視野得到補全，否則我們很難重回切實可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