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數術：兇吉不定的土星

按：這是一個歷史學者用星占數術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我們常說同一片天空下的人類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地理文化區(qū)域形成了不同的星象知識和文化，這句話聽起來比較宏大和寬泛，到底如何個不同？下文就以土星在中西天文星占學中的吉兇屬性為例，說說這其中的子丑寅卯。

中西天文星占學對土星運行規(guī)律和吉兇屬性的不同認知 

無論是以古巴比倫和古埃及天文星占學為源頭的西方天文星占學，還是中國天文星占學，都比較早就認識到了土星的周期性運行規(guī)律。公元前7世紀巴比倫出土的楔形泥板上記載了土星有一個59年的運行周期，這個周期結合了土星的恒星周期和會合周期，表現(xiàn)為如果在巴比倫歷法的第十個月第二天，可以看見它第一次出現(xiàn)在獅子座，59年以后的第十個月第二天，將可以看到它仍會第一次出現(xiàn)在獅子座。而中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認識到土星的恒星周期——即從地球上看，它從一個恒星旁邊出發(fā)、再次回到這個恒星旁邊的相同位置時，所經歷的時間周期約為29年，而西漢《太初歷》給出的土星會合周期——即從地球上看，它經歷一次完整的“始見、順行、留（即從地球上看靜止不動）、逆行、留、順行、伏行（從地球上看不見，但實際上仍在運行）、一見”各階段的時間為377.94天。

不同的周期數據反映出中西觀測、推算土星運行狀態(tài)的天文體系不同，西方通過黃道十二星座坐標來度量土星的運行位置，一周天的總度數是360度；中國是根據二十八宿，一周天的總度數約為365.25度。巴比倫歷法與中國歷法雖然都以一年十二月為基礎，一個月包含29或30天，但兩種歷法的排列細節(jié)并不相同，更不用說巴比倫和中國歷法在不同時期的基本參數和計算方法都存在差異。

對比其他行星和日月，土星的恒星周期最長。公元1世紀左右的希臘天文學認為，這是因為土星所在的天球層位于恒星層之下、其他行星層之上，遠離宇宙的中心地球較遠，因此運動速度最慢。同時，土星也是離太陽、月亮最遠的行星，它的性質主要是冷和偶然的干燥，對比熱和潮濕，這兩個性質具有破壞性和消極性，因此土星的屬性在五大行星中是最兇惡的。這種惡體現(xiàn)在許多方面，比如：一個人出生時東方地平線上升起的黃道宮位上、或與之形成60、90、120或180度位置的宮位上有土星，那么這個人命中注定會遭遇身體上的傷害或死亡；如果土星與太陽、月亮在同一宮位、或形成一定的前后關系，對于這個人的命運、或者婚姻、生子、旅途等任何事項來說，都非常兇險。

這種兇惡屬性隨著三國兩晉南北朝唐宋時期的域外星占學傳入中國，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佛教文獻具體《梵天火羅九曜》記載：“君子重厄之年號曰土星，不欲犯之?！偈虏蝗缫?，男不宜官，女不宜夫?！比粢尦列堑倪@種兇惡，必須采取相應的攘災方法，比如在季夏之月用果子進行祭祀供養(yǎng)，還有一種方法對著土星的神像，像后世供奉菩薩塑像或畫像一樣對其進行供養(yǎng)?！稓v代著錄華目》記載南朝畫家張僧繇名下有單幅的《填星像》，有學者指出這可能是為了攘除填星（即土星的古代名稱之一）給世人帶來的兇惡屬性所描繪，鎮(zhèn)星的畫像有不同版本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中的形象（圖1），也有《火羅圖》《九曜秘歷》《九曜等圖像》中的描繪（圖2-4），這些描繪差異較大，但一些基本元素如老者、牛均得到保留，原本作為坐騎的牛在后三幅圖中轉化為頭上的裝飾，手握錫杖的老者在第一幅圖中缺少錫杖這一元素，但其他四幅圖均得到承襲。

圖1 故宮博物院藏《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中的土星畫像

圖2 《火羅圖》中的土星畫像

圖3 《九曜秘歷》中的土星形象

圖4 《九曜等圖像》中的土星形象

土星在中國傳統(tǒng)星占學中的吉與兇 

但是中國傳統(tǒng)星占學不這樣看待土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等歷代正史和《開元占經》一類的星占學著作均記載：土星“所居國吉；國得土，得地，不乃得女；其國福厚；不可伐；國安，大人有喜，增土，填星所居國有德，不可以兵加”。給出的全是吉祥占辭，這與西方星占學不同。占辭中的區(qū)別還體現(xiàn)在西方星占學在提到土星的兇惡屬性時，談到的大部分是個人的命運和遭遇，而中國星占學論述土星吉性的事項都與軍國大事、人物相關，不涉及一般普通個人的命運禍福。西方星占學中的土星惡性也可以用于軍國大事，只是傳入中國并廣泛流傳的主要是針對個人命運的星占學分支，我們一般稱為“生辰星占學”，或以中國的“星命術/學”指稱。中國傳統(tǒng)星占學主要是占測國家軍國大事、帝王重臣命運的軍國星占學，中國的“星命術/學”是在傳入中國的生辰星占學基礎上發(fā)展而來，中國雖然很早就有天象影響世間人事的一般性觀念，但具體的星象如何影響一般個人的命運，并沒有落實到具體的星占學知識體系中，在此之前中國人的命運推測主要通過非星象的推算方式進行，比如以《周易》為代表的卦象體系。

軍國星占學雖然在屬性上將土星視為“吉”星，但在具體的占測實踐中，土星也不能保證全然的吉兆。比如，土星所在天區(qū)對應的國土為吉，而土星應運行至某個天區(qū)位置、但沒有運行至此，即所謂的“當居而不居；宜受而不受者為失填；居易”，那么相應國土會有“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的兇兆。從土星的運行狀況描繪來看，“當居不居”體現(xiàn)出早期對土星運行狀態(tài)推算不精確的現(xiàn)實，這種現(xiàn)實更體現(xiàn)在“失次而上二三宿；盈則超舍；縮；失次而下曰縮；縮則退舍不及常；若失其行，或盈縮，或失其度及進退”的運行狀態(tài)描繪上，這些敘述說明土星的實際運行位置與推算的結果不符合，有時候走得快，超過了推算應達到的宿位置；有時候走得慢，沒有到達應到達的位置，而且有時候這種誤差會大至二至三宿，當然由于古代二十八宿的寬度并不一致，最小的可能僅1度寬，最大的有30多度寬，二至三宿的誤差具體多少無法估算，但這個量值一定不小。

中國古代對土星運行位置的推算是將土星的一整個會合周期分成始見、順行、留、逆行、留、順行、伏行、一見不同的運行階段，給出不同階段的視運行速度和時間長度，推算出的某一時刻土星運行位置并不十分精確，因此經常出現(xiàn)盈或縮的現(xiàn)象。唐宋時期，在數學工具和計算方法進一步發(fā)展以后，天文學家們可以推算出比較精確的土星位置，但是給定時刻的土星位置與推算結果仍存在一定的誤差，只是不會多至二三宿。因此天文學推算誤差導致的與實際觀測不符的狀況，也成為古代星占學的一個占測對象，實際觀測不符合天文學推算結果，它們不將其視為地上天文學家們的能力局限，而認為是天上的土星沒有按照規(guī)律運行，是一種“變”，如果兩者相符，則是“?！??！笆爻２辉蕉?，不盈不縮，不失四時本色”則為吉：“其國大慶，所居國益地，亦曰有子孫慶?！比绻白儭币子杏s，則有“天子失信；侯王不寧；大水；有軍不復；天裂，地動；失地；女憂”等不同的災難。

拋除天文觀測、推算水平對星占學的認知影響，星占學對同類天象的闡釋及占測結果也存在主觀意斷的巨大差異?！稌x書·天文志》記載，光熙元年九月己亥土星守房、心二宿，得出的占測結果是：“填守房，多禍喪；守心，國內亂，天下赦?！倍鴳训塾兰稳晖列蔷檬啬隙?，卻根據“填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的規(guī)則，將此天象對應了當時“安東將軍、瑯邪王始有揚土”的吉兆。這兩則天象中的“守”表示土星在一段時間內一直位于房、心或南斗星宿的范圍，雖然前一則兇兆占測可能與房宿代表國家儲藏之所、心宿昭示君主施政之處的星占內涵有關，但此處以房、心兩宿的星占內涵為占測前提、第二則以土星星占內涵為主要依據正反映了具體星占實踐中的人為操作空間。

不僅如此，即便對星象的闡釋完全相同，占測結論也可以大相徑庭?！稘h書·天文志》記載中元年，土星當在觜觽、參宿范圍內，但去運行至東井，根據星占規(guī)則，當居不居，應有“亡地，或女憂”的災禍，最后以“梁王欲為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按誅梁大臣，斧戊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伏符戊謝罪，然后得免”這一宮廷政變兇兆作為應驗事件。而《隋書·天文志》記載開皇八年二月庚子土星同樣入東井，盡然以“填星所居有德，利以稱兵”的規(guī)則作為推算依據，因此“其年大舉伐陳，克之”的吉兆作為地上人事的應驗?？梢?，同樣的天象，對此方有利可能于彼方為兇，天文星占學家在記錄星象時，完全可以依照自身的立場和目的進行挑選、闡釋和推斷。歷代正史中的星占學記載，是史官們?yōu)榱思?、警醒帝王和人臣們對照歷史上的天人相應事件反躬自省，實現(xiàn)理想的政治目標而特意挑選，因此會將大多數天象視為兇兆、少數歸為吉兆，在這一大前提下，我們自然會看到古代的軍國星占學實踐經常將土星天象推斷為兇兆。

“吉”性與“兇”性的碰撞  

土星在星命學中為兇、軍國星占學中為吉的相反屬性，在唐宋時期的中國發(fā)生碰撞，造成同一土星星象的記載或敘述，產生了有趣的吉兇混亂傾向?！杜f五代史·周書·慕容彥超傳》記載后周太祖攻占兗州時，有“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庇谑悄饺輳┏奥受姼e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旛以禳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這里既將土星視為“菩薩”，每日向它的塑像進行祈禱，反映出慕容彥超及其軍屬將土星視為能帶來好運的吉神，然而又令民家“禳之”，反映出對于一般民眾而言，土星帶來的不是吉而是兇，需要攘除其厄運。這里“軍府賓佐”與“民家”對應，顯示出兩者分屬于軍國星占學和星命學不同的領域。

對于此事，北宋歐陽修《五代史記注》寫道“是歲鎮(zhèn)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寺，塑像以祀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庇涊d略簡，但大致情節(jié)不變，只是沒有明顯體現(xiàn)吉兆的“菩薩”細節(jié)。到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后周紀一》時，敘述的立場發(fā)生了變化“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zhèn)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瘡┏肆㈧舳\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斗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zhèn)星祠，帥眾力戰(zhàn)，不勝，乃焚鎮(zhèn)星祠，與妻赴井死。”這里剔除了民眾“禳”災的兇兆，只強調軍國星占學的吉兆，但是司馬光添加了道德層面的演義：雖然土星預示著吉兆，但是慕容彥超性格貪吝，導致部屬斗志全無，人心全失，即便他向鎮(zhèn)星求禱，也是無濟于事，而且最后因為戰(zhàn)不勝，最后還焚燒了鎮(zhèn)星祠，由此也可見他求神之心不誠，應照了他的貪吝本質。而到南宋黃震《古今紀要》時，直接以兇兆的口吻講述“鎮(zhèn)星犯角亢，塑像禳之，被圍，欲以鐵胎銀犒軍，周祖親征，投井死”。完全剔除了當時慕容彥超對土星吉兆的認知，直接以單一的兇兆而論，而且也不再區(qū)分軍屬與民眾的不同星占領域。

實際上，無論是宋代、還是唐代，對于土星的吉兇，至少文人階層有比較清晰的認知，即兩者分屬于不同領域。唐代盧仝在《月蝕詩》中給出了“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yǎng)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的簡潔評價，指出土星的兇性與中國傳統(tǒng)土性福德的差異，“人頭上”三個字反映出這種兇性指向每個人的命運。宋代洪邁《容齋隨筆·三筆》更詳盡地區(qū)分了兩個領域的差距：用星象推命的數術從業(yè)者，一般以火、土二星為惡星，因此推算規(guī)則中有白天忌諱火星、夜晚忌諱土星一類的算命口訣。土星，也就是鎮(zhèn)星，運行非常緩慢，走完一宮30度，需要二年四個月的時間，因此它造成的災害也歷時最久。但是，如果以國家為星占對象則不然，苻堅準備南伐時，天上出現(xiàn)了木星、土星“守”南斗的星象，懂天象的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兇兆。然而《史記·天官書》記載有：“五潢”這個星官，在星占中代表五帝的居處?；鹦沁M入該星官范圍，則預示有旱災；金星入，則有兵災；水星入，則有水災?！彼尉J為，記載中沒有提及木星和土星，因為它倆是德星，不會預示災害?！?zhèn)星是非常吉祥的星，與木星一樣，難道關系國家命運的土星之福，一般的庶民反而無法企及？他明確指出土星在論命領域屬于兇性，而在國家層面的星占學中視為吉兆，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可見隨著時代的變化，這兩種明晰的劃分逐漸互相滲透，造就出愈發(fā)紛繁的土星吉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