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誰來定義大學的價值？
近日，《三聯生活周刊》的文章“高中化的大學里，晚熟的大學生們”引發(fā)了諸多討論。作者楊璐在文中提到諸如高等學府中學生“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難以自己作決定”、不善于與他人交往等現象，而作者更是提出以下觀點：大學對學生的影響力已經下降。
作者指出，大學需要面對它在學生中的影響力已經減弱的事實。文中引用了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的觀點：“社會把大學原來許諾的價值和意義感給解構了。原來說上了大學就是鯉魚躍龍門，一定能找到一個好工作進行階層躍升。現在不見得了。原來說上大學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識，現在老百姓能拿各種學術造假新聞來懟你。知識好像也不那么靠譜了......”
影響力的減弱也伴隨著學生對于教育的理解的改變。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指出：“西方新自由主義一直認為教育是服務。我原來寫過一些文章講這個問題。它不再談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學習。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老師成了學習的輔助者，學校成了學習的資源庫。學生有學習自由、學習權利、學習選擇。至于選擇中間有多少坑、學生要選怎樣的課、課程之間的系統(tǒng)性、學生任由自己學會有什么效果，學生要自己負責?！?/p>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9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校園。
而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放棄大學，甚至懷疑接受高等教育的價值。研究者指出，許多年輕人認為接受高等教育將導致他們背上高昂的學生貸款債務，這直接導致了年輕人對于高等教育的信心下降。據研究機構蓋洛普202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只有36%的美國人表示自己對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當大”的信心；而在2015年該比例為57%，在短短8年里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據《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的全國性調查的顯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大學在為學生取得社會成功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環(huán)境方面表現良好”；而接近86%的受訪者認為職業(yè)學校與大學“差不多”，甚至“更好”。《紐約時報》提供了以下統(tǒng)計數字：認為大學學位非常重要的年輕人比例從2013年的74%下降到2019年的41%。大學入學人數從2010年的1800多萬下降到2021年的不到1550萬。
對于美國的學生和家長們而言，盡管擁有大學文憑意味著能擁有更高的收入，但問題的核心并非關于大學文憑所能帶來的收入，而是學生們需要背上多大數額的學生貸款，以及他們大學生活的開銷?？紤]到美國大學學費的不斷上漲，研究者們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發(fā)現：擁有大學學位的千禧一代確實比沒有大學學位的人掙得多一些，但他們并沒有積累更多的財富。對于許多家庭而言，選擇大學是一筆需要謹慎考慮的支出，伴隨著風險與不確定性。
對于那些仍然選擇接受大學教育的學生們而言，大學也不再僅僅是一段經歷。Z世代（指1995到2005年出生的年輕人）對于大學的看法更為直接——今天的大學實在是太貴了，學生們不再被文科教育的傳統(tǒng)使命：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和言之有據的交流方式所吸引。在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接受大學教育有著直接而重要的目標：找到一份好工作。對于就業(yè)的重視，影響了學生們的專業(yè)選擇，計算機、工程、商業(yè)和健康科學等能帶來高薪職業(yè)的學位越來越受歡迎。學校也鼓勵學生去選擇實用性更強、更能賺錢、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專業(yè)。隨之而來的，是大量學校的人文學科的經費遭到削減，甚至院系被撤銷。斯坦福大學古典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Saller）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人文學科在更廣泛文化中的價值被“稀釋”了，現在人文學科能吸引到的，大部分是那些在畢業(yè)后沒有迫切經濟壓力的學生。
但是，考慮到諸多現實的條件，我們很難去評判年輕人對于大學教育的認識是否正確，渴望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去追求生活中的工作與物質穩(wěn)定，同樣也是一種追求。在經歷了疫情、社會動蕩、國際沖突的背景下，學生們開始更多地思考自己的職業(yè)和人生。在理想的情況下，大學生們在接受大學教育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反思自我的追求，學會像成年人一樣自己作決定和承擔責任，而教師和大學應該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引導與幫助。
然而，正如劉云杉所說：“學校原來特別重要的一項是教育環(huán)境。教育環(huán)境是由方方面面組成的整體，它教什么、學什么都要服務于對一個人人格的塑造。如果打破了這個東西，變成各種支離破碎的課程。學生憑興趣、憑消費能力去拼湊，然后對世界形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很多觀念。老師在這里看學生的績點，看學生要的目標，然后尊重學生選擇的賽道。老師頂多變成各種指標的提供者和指導者，這不是教育。所以，價值觀教育，在今天是特別困難的?！痹谶@種轉變的背后，既存在教師權威性的消解，也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息：在今天，學生（而非僅僅是大學、教師或家長）也需要為自己的教育選擇、為自己希望成為怎樣的個人負責。
進化賦予人類自由意志
關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爭論從未停止，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這一爭論又進入人們的視線?！都~約書評》2024年1月刊發(fā)表書評《自由意志的命運》，梳理了這一爭論的沿革。
書評評論的是都柏林圣三一學院的神經科學家和遺傳學家凱文·J·米切爾（Kevin J. Mitchell）于2023年10月出版的《自由的主體：進化如何賦予我們自由意志》（Free Agents: How Evolution Gave Us Free Will）一書。在這本書中，米切爾試圖從科學的角度論證人類主體性（agency）的存在。
作為人類，每時每刻、每一天都在體驗著一種主體性——對自己行為的控制、有連續(xù)性的決策。然而，21世紀初科學界的一個奇特事實是，許多權威人士——物理學家、神經科學家甚至哲學家——都會告訴你，這種主體性的感覺只是一種幻覺。
對于物理學家來說，我們是由物質構成的，就像宇宙中的每一個粒子一樣，物質是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物理學家、暢銷書作家布萊恩·格林認為：“我們需要認識到，雖然自由意志的感覺是真實存在的，但發(fā)揮自由意志的能力——人類心靈超越控制物理發(fā)展規(guī)律的能力——卻是不真實的。我們沒有也不可能造成任何事情，我們是被造成的?！?/p>
腦科學家也懷疑自由意志，并在我們稱之為思維的物質基質中尋找根源——行為的機制。這就是還原論（reductionism）：物理學家從最底層的基本粒子開始，神經科學家也從神經元開始。他們傾向于得出同樣的結論：意志是一連串電子和化學活動的終點，而非起因。我們的欲望、意圖和計劃漂浮在引擎室之上，而大腦系統(tǒng)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有些人以固執(zhí)的信念來抵制物理學的論證。數學哲學家馬丁·加德納（Martin Gardner）仍然堅信，“在某種程度上，在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情況下，你我擁有我們稱之為自由意志的難以理解的力量”，但他放棄了進一步解釋。
“自由意志”這個詞有很多包袱。自然和教養(yǎng)的限制、我們的基因和無意識的習慣、我們的家庭歷史和社會條件，都有助于決定我們的行為，從而使我們不完全自由。更普遍的說法是“主體性”，即有目的行動的能力。盡管有各種術語，但“我們的行為具有某種程度的自由”這一信念，不僅體現在我們的私人思想中，也體現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這篇書評的作者認為，法律制度、政府理論和經濟體系都建立在人類做出選擇并努力影響他人選擇的假設之上。沒有某種自由意志，政治就沒有意義。體育也是如此?；蛘哒f，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凱文·J.米切爾（Kevin J. Mitchell）是一位神經科學家和遺傳學家，他針對一些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論點為自由意志的存在進行了辯護。米切爾認為，自由意志不是一種幻覺或隱喻，而是生物，尤其是人類真實存在的基本特征。
他解釋了自由意志是如何從“主體性”的進化中產生的。“主體性”是一種根據自己的選擇采取行動的能力，它甚至存在于細菌中：“即使在單細胞生物體內，細胞壁中的蛋白質也會對外界不斷變化的條件做出化學反應，從而起到傳感器的作用。在生物體內，蛋白質通過生化反應被激活或失活，生物體為了生存，會有效地重新配置自身的新陳代謝途徑。這些途徑就像計算機中的邏輯門：如果條件是X，那么就做A……最微小的微生物也發(fā)展出了通過改變形狀或部署纖毛和鞭毛來前進的手段。移動能力與感知周圍環(huán)境的能力相結合，創(chuàng)造了新的可能性——尋找食物、逃離危險——并在自然選擇的作用下不斷擴大。我們開始看到生物從環(huán)境中提取信息，在當下采取行動，并將其復制到未來?！?/p>
他還對物理宇宙的決定論觀點和科學的還原論方法提出了挑戰(zhàn)，并提出了一個復雜系統(tǒng)的視角，可以解釋選擇和責任的出現。
他提出了一種更加自然化的自我概念，認為人類不僅僅是意識，而是一個整體的有機體，其行為和決策受到歷史、目標和信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一定程度的隨機性。而這種隨機性對于米切爾的主體性和決策神經模型至關重要。他提出了一個分為兩個階段的模型：收集選項——生物體可能采取的行動——然后進行選擇。對于我們這些具有有意識的自由意志的生物來說，這些選項是以大腦皮層活動模式的形式出現的，總是受到波動和噪音的影響。我們可能會把這體驗為“想法只是‘發(fā)生在你身上’”。然后，大腦通過“大腦皮層、基底神經節(jié)、丘腦和中腦之間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回路”，對這些選項進行評估，“向上投票”和“向下投票”。通過這種方式，選擇采用了從經驗中建立起來的目標和信念，這些目標和信念儲存在記憶中，或多或少仍具有可塑性。
和不同生物的認知深度比較，人類的認知深度令人欽佩。米切爾說：“如果說線蟲可以思考的話，那么它思考的東西肯定不多……它可能會一次整合幾個信號，并能進行簡單的學習，但它不會繪制世界或自身的地圖，也不會進行任何形式的長期認知?！?/p>
“我們的思維過程很少是算法式的，而是一步一步地改變狀態(tài)。思維涉及持續(xù)的反饋和自我修正，而各個組成部分是無法分開的?！泵浊袪枌懙?。他從計算機科學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Douglas Hofstadter）那里借鑒了“認知循環(huán)”（cognitive loop）的概念——其他表征的遞歸表征，以及反饋——由此產生思考能力和推理能力。
這些能力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大的體積或更強的計算能力。隨著大腦的進化，出現了一個錯綜復雜的處理層次結構：“隨著大腦皮層的擴大，現有的區(qū)域往往會一分為二，形成新的區(qū)域，充當新的處理層次”。這些新的層次“能夠抽象信息，思考新事物”。我們用心靈之眼看世界，也用心靈之眼看自己。我們不僅會產生目標和欲望，而且會認識它們；我們會為它們發(fā)展語言；我們會與我們的同類談論它們。我們行使自由意志，而且我們會這樣說——因為我們是社會有機體，文化也在不斷發(fā)展。
2023年2月28日，西班牙巴塞羅那，2023世界移動通信大會期間，一名游客正在觀看一個動畫屏幕上的AI標志。
書評的作者最后討論了人工智能和自由意志（或者主體性）的關系。他認為，在當下，人們自然會問，人工智能是否會發(fā)展出任何程度的自由意志或主體性？事實上，人工智能系統(tǒng)中的主體性問題可能比意識問題更為關鍵。在后記中，米切爾總結了神經網絡和大型語言模型的最新發(fā)展，指出它們生成文本和響應對話提示的能力給人留下了知識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知覺。與此同時，這些模型的局限性也是眾所周知的。它們是為專門任務而設計的，有別于人工通用智能。它們以驚人的技巧模擬人類語言，以海量訓練數據中的統(tǒng)計模式為基礎，但它們生成的文本很少與現實世界的意義相聯系，而且在新情況下經常失效。對因果關系的理解似乎是它們的一個弱點。然而，最明顯的是，它們是被動的。
書評最后總結道：主體性是我們與機器的區(qū)別所在。對于生物來說，理性和目的來自在世界上行動并體驗其后果。人工智能——沒有實體、對血汗和淚水一無所知——沒有這樣的機會。如果說它們有目標，那也是它們的創(chuàng)造者強加給它們的。它們沒有計劃。它們不奮斗。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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