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是山水知音，亦是人文百科，是一部讓歷代大文人如蘇東坡、胡適等癡迷不已的書。該書由北魏酈道元撰寫，以《水經》為綱，詳細記載了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及有關的歷史遺跡、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是我國古代最全面、最系統的綜合性地理著作。酈道元在其《水經注》原序中講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彼畬τ诠糯袊墙洕拿}。從明代至今，人們對于《水經注》的研究也從未斷過。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曉杰帶領團隊，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利用傳世文獻、考古資料及古舊地圖，結合文獻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并輔以GIS數據分析及3D制圖軟件等現代技術手段，從校、箋、釋、圖等四個方面入手，對《水經注》進行深入研究，讓古代的河流水道體系與自然人文景觀精準復現于今天的大比例尺地圖之上，將酈學研究向前做了推進。李曉杰近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談及了從校、箋、釋、圖等四個方面入手的《水經注》研究。
《水經注》因注《水經》而得名?！端洝芬粫蝗f余字，《唐六典》注曰《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北魏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以《水經》為綱，并彌補了《水經》“粗綴津緒，又闕旁通”的不足，它以西漢王朝的版圖為基礎，涉及大小河流、湖泊、陂、澤、泉、渠、池等各種水體，構筑了一個完整的中國中古時期的地理系統。
《水經注》不僅逐條詳細記述每一水道及其變遷情況，還對水道途經的自然環(huán)境（山脈、溪谷、川原、氣候、土壤、植被等）、人文地理（宮殿、園林、寺廟、橋梁、陵墓等）也做了詳細生動的描繪。同時，還涉及了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這些記載恰恰補充了很多正史及地理方面記載的不足，也對考古學、地名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學科來說，也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殘宋本《水經注》
自宋代以來，《水經注》在抄寫刊刻的過程中，形成了頗為復雜的版本系統。而自金代開始，對《水經注》進行研究的學者逐漸增多，尤其是明清時期，受到學者們的熱捧，在學界出現了一個“《水經注》現象”，并進而形成了一項專門的學問——“酈學”。清初學者劉獻廷稱贊《水經注》是一部“宇宙未有之奇書”。另一位清代學者沈德潛視《水經注》為古代記載河流水道著述中“不可無一，不容有二”的佳構。隨著學者們對《水經注》的關注，人們發(fā)現在乾隆年間三位治酈名家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各自先后面世的《水經注》研究成果中，有頗多?？苯Y論相重之處。三人之間，尤其是趙一清與戴震之間是否存在相互抄襲的問題一時成為學界爭論的一段公案，這即著名的“戴趙相襲”案。這段公案曠日持久，遠超人們的預期。雖然最終以“戴襲趙在身前”“趙襲戴在身后”的結論為這段公案劃上了句號，但由此亦可以折射出《水經注》這部書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以及人們對它的超乎尋常的關注度。
胡適手稿《水經注古本現存卷數表》
胡適手稿《水經注古本現存卷數表》各本簡稱
近12年來，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曉杰帶領團隊，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利用傳世文獻、考古資料及古舊地圖，結合文獻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并輔以GIS數據分析及3D制圖軟件等現代技術手段，從校（版本?？奔毝龋?、箋（史源探究廣度）、釋（地理考釋深度）、圖（地圖繪制精度）等四個方面入手，對《水經注》進行深入研究，讓古代的河流水道體系與自然人文景觀精準復現于今天的大比例尺地圖之上，將新時代酈學研究向前做了大的推進。
迄今為止，李曉杰與其團隊已出版了《水經注校箋圖釋》系列的《渭水流域諸篇》《汾水涑水流域諸篇》《洛水流域諸篇》三種五冊，以及圖文并茂的《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等研究成果。而這場探索古今自然環(huán)境變遷、梳理歷史發(fā)展脈絡的文化旅程還在持續(xù)進行。
近日，澎湃新聞來到了李曉杰的被一摞摞圖書塞滿的辦公室，與他就其所率領的團隊所從事的《水經注》新研及其相關成果的可視化等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交流。
李曉杰，楊智宇攝
專訪 | 李曉杰
澎湃新聞：《水經注》成書于魏晉南北朝，酈道元為什么會選擇在此時撰寫這部書？
李曉杰：酈道元為何會立志撰寫《水經注》呢？在這部書的原序中他本人透出了一些端倪。他認為雖然自古即有《尚書·禹貢》、《周禮·職方》以及《漢書·地理志》等先秦至秦漢時期關于水道及其分布的記載的典籍出現，但這些地理書中的內容不是“周而不備”，就是“簡而不周”，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決定要撰寫著作做相應的彌補。
其次，酈道元所處的南北朝時代，政權時常更替，各民族的遷徙頻繁，許多城郭因之遭到廢棄。同時一些河流發(fā)生改道，不少河流與地方的名稱也出現變化。面對這種情況，作為北魏要員的酈道元感觸頗深，撰寫一部反映這些變遷的歷史地理著作也就自然成為了他的一種迫切愿望。
王峻校本《水經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另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記載風土人情與地理的各種地志的撰述頗為盛行。這些書籍的出現也為酈道元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參考，在客觀上為他最終撰寫完成《水經注》提供了可能。換言之，《水經注》一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應該來自當時及前代文獻，而僅有很少一部分才是依據他自己的親見親聞而記錄下來的文字。
于是他立志以《水經》為綱，主要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種相關資料，重做編排與注釋，“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完成了超過《水經》原文三十余萬字的《水經注》，構筑了一個完整的中古時期的地理系統。
澎湃新聞：您是如何開始研究《水經注》的？為何會選擇《水經注》作為研究對象？
李曉杰：《水經注》堪稱是歷史地理中最為經典的一部書籍了，它所具有的學術價值是非常高的。重新研究《水經注》，是歷史地理研究領域許多前輩的心愿。譚其驤先生就非常重視《水經注》這部歷史地理學經典著作。在主編完成八大冊《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以后，他最想著手進行的工作就是系統探究《水經注》，“重寫《水經注疏》，重繪《水經注圖》”。這是一項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團隊的力量一個人肯定無法完成。再加上其他一些緣由，所以在他生前這項工作一直也沒有能夠展開。
近些年，周振鶴先生也多次在不同場合呼吁展開對《水經注》的地理學研究，以重建公元六世紀以前中國的河流水道體系以及人文地理景觀，并進而為今天的山川治理與景觀改造提供重要參考。同時，他還強調這一研究將成為歷史地理學科新的增長點，對歷史地理學科未來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新《水經注圖》（洛水流域分圖八，局部）
我原來給研究生開過一門課，叫“中國歷史地理要籍選讀”，在16部正史地理志之外，也講到了《水經注》。當時，我會讓學生畫《水經注》示意圖，有學生就問我，有沒有可能畫精準的地圖，并系統梳理《水經注》？所以，我們對于《水經注》的研究就從那個時候（2011年）起便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
我們現在的研究目標在原來譚先生的想法之上做了一個字的改動，將“重”改為“新”，即“新撰《水經注疏》，新繪《水經注圖》”，重點想強調我們在《水經注》研究中的創(chuàng)新，這樣的表述更動是周振鶴先生基于我們已有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而向我們建議的。
沈炳巽《水經注集釋訂訛》書影（國家圖書館藏）
澎湃新聞：《水經注》篇幅巨大，據說您為此辦了一個讀書班，定期研究討論《水經注》?？煞裾f一說這個讀書班？
李曉杰：從2011年起，我們便利用相關傳世文獻、考古資料、GIS數據分析及實地考察等相關方法，展開了對《水經注》中部分流域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最開始，團隊大概只有四五個研究生，隨著項目的深入，參與其中的人員的身份與所屬單位也逐漸變得多元。這幾年，中文系、歷史系以及古文字與出土文獻中心的不少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都會過來參加我們的研究討論。
對于這些自愿加入的學生，我會根據具體的項目規(guī)劃和個人的專長將任務分配到適合的人身上，再加上1—2位長期扎根項目的人員，基本可以維持團隊的動態(tài)平衡。十余年來，我們都是定期對文本所涉及的問題逐一討論，每周2—3次，每次半天，我們會針對在研讀文本中遇到的問題，運用材料收集、實地走訪、集合討論等多種方案加以解決。
澎湃新聞：您及其研究團隊最開始選取的是《水經注》渭水流域諸篇的研究工作。為什么先做“渭水”？
李曉杰：從事《水經注》研究，最難做到的事情是精準復原。古今河道變化復雜，在研究的起步階段，我們首先要考慮選取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區(qū)域。為此，我們引入了地理學中“流域”的概念，將《水經注》所載屬于同一河流流域的各篇文字匯總在一起（名曰“流域諸篇”）進行研究。這樣操作不僅解決了階段性《水經注》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間問題，而且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水經注》全書的文本構成。這種研究《水經注》的方式應該是我們首次采用。
渭水流域上中游地區(qū)都在山谷地帶，河流的古今變化受地形的限制，變化不會太大。而下游地區(qū)，尤其是匯入黃河之前的尾閭地區(qū)，雖然渭水河道古今變化較大，但我們可以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與河流動力學原理擬構出一個渭水河曲圖。加之，很多中國早期著名的歷史事件都發(fā)生在渭水流域，弄清楚這一區(qū)域自然與人文地理環(huán)境，對歷史研究的其他相關領域參考價值也比較大。
基于以上的考慮，我們首先選取了渭水流域諸篇作為攻關的對象。歷時六年的艱難努力，在2017年的時候，我們出版了《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學界對這部書反響不錯，頗多鼓勵。之后我們就一直在做《水經注》的研究，一下就做了十幾年。我們目前已完成了四個流域的研究，除了渭水流域諸篇，還有汾水、涑水、洛水流域諸篇，逐漸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與完善的《水經注》本體研究新范式。
李曉杰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系列書影
澎湃新聞：在《古本與今本》這一書中，您以宋代殘宋本為開篇，并敘述、比對了不同版本的古本與今本。可否講一講為何以殘宋本為開篇？宋代以前的《水經注》版本（抄本）是怎么樣的狀況？為何以“古本”與“今本”這一方式來進行區(qū)分？
李曉杰：研究《水經注》的難點很多，不僅僅就是文本本身難以看明白的問題，還有許多其他難題，《水經注》版本流傳的復雜性便是其中之一。陳橋驛先生曾說過，《水經注》版本在中國古代典籍當中是最為復雜的。
版本研究是從事《水經注》具體研究中最為根本的基礎，只有盡可能多地收集到相關版本，細致比較異同，才能評判各版本的價值，識別出其中的錯誤，才能為后續(xù)《水經注》的研究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與不少古籍類似，《水經注》在成書后的五百多年間，靠寫（抄）本得以流傳，最早見于官方記載的是《隋書·經籍志》。在隋朝至北宋的一些地理志中常?？梢钥吹綄Α端涀ⅰ返囊?。只是令人深感遺憾的是，至今沒有發(fā)現《水經注》的早期寫（抄）本。我常開玩笑說，如果在現今存世的敦煌卷子中收有《水經注》或其殘卷就好了。至北宋景祐年間（1034-1038），原本四十卷本的《水經注》出現了散佚，僅存三十五卷（現在看到的《水經注》雖然依舊為四十卷本，但已是后人離析所存原三十五卷內容而得的結果） 。
在雕版印刷出現之后，《水經注》也有刊刻本流行。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中期的成都府學宮刊本。而現存最早的刻本，人們習慣稱其為“殘宋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大約刊印于南宋初期，僅存十一卷半，其中沒有一葉是完整的，字數不到全書的1/3。但這部殘宋本的價值非常高，從中可以知道早期刊刻的《水經注》行款形式，為我們現在復原古本《水經注》提供了重要參考。直到明代，隨著對《水經注》研究的展開，對底本進行校改的版本也開始增多起來。
殘宋本《水經注》書影（國家圖書館藏）
明清時期出現了多位對《水經注》版本研究有突出貢獻的學者，如明代的朱謀?，清代的沈炳巽、全祖望、趙一清、戴震，近代王國維、胡適先生的研究也頗值得稱道。這里重點提一下胡適先生。學界一般認為胡適先生晚年用近二十年的時間所從事的《水經注》研究可取之處不多。其實，胡適先生對于《水經注》版本的研究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在《胡適全集》中有4冊是專門研究《水經注》問題的（編者擬名為“《水經注》疑案考證”），其中對《水經注》版本的討論所占篇幅最多。當然，不可否認，受時代所限，胡適先生對《水經注》有些版本的判斷存有可商之處， 但這并不影響整體上他在《水經注》版本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我們今天在《水經注》版本方面的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新的成績，胡適先生的研究是給了我們很大啟發(fā)的。
我們通過對《水經注》版本的系統研究，發(fā)現了其中存在著古本和今本兩大系統。所謂“古本”，即刊刻、抄寫時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原貌為準則，即使底本有明顯訛誤，亦不作改動，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除“殘宋本”外，明代官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及諸明代民間抄本即屬古本系統。而“今本”，指的是已經對底本進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經注》黃省曾刊本以降的諸明清刻本，皆屬今本系統。這一觀點就是受胡適先生晚年復原《水經注》“古本”構想的啟發(fā)而提出的。所謂研究的新觀點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得出的，一點都不錯。
李曉杰等著《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所收“《水經注》主要版本源流示意圖”
后來，我們應周振鶴先生之約，將有關《水經注》版本的研究撰寫成長文并發(fā)表在其時他主編的《歷史地理》上，不過內容太過專門，讀者不易明白。于是我就嘗試將研究形象化，用版本圖像的形式來展現《水經注》的不同版本的異同之處。我們選用了29種有代表性的《水經注》版本，在古本系統與今本系統兩條線索下逐一進行深入探究，并加以相互比較，厘清其各自的流變。與此同時，還配置了300余幅相關版本圖像，繪制了 “《水經注》主要版本源流示意圖”，揭示出各個版本之間的底本承繼線與隱晦不彰的相互參考線，全方位直觀而形象地展現研究結論，最終形成了《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這部書，建構了一種版本考訂之學的新體驗。這部書出版后，不少專業(yè)跟非專業(yè)的讀者都對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李曉杰等著《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書影，復旦大學出版社 2021年10月
澎湃新聞：在厘清《水經注》版本的過程中，您與研究團隊都有哪些新的發(fā)現？
李曉杰：在進行版本梳理的過程中，我們的確有一些新的發(fā)現。除了前面提及的“古本系統”與“今本系統”的觀點外，還在一些個別版本的認識上有了推進。例如，重新找到了原以為早已遺失的陳仁卿刊本，發(fā)掘了乾隆以后一直被學界埋沒的王峻校本的價值，肯定了沈炳巽《水經注集釋訂訛》的一些創(chuàng)見，等等。另外，在版本的研究和梳理中，還發(fā)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如我們在商務印書館黑白影印本明《永樂大典》本《水經注》文字里看到的黑色方塊（胡適先生稱為“墨方塊”），原本以為是一般的墨丁。其實不然，后來通過看到全彩的嘉靖年間錄副的《永樂大典》圖像（現今國家圖書館網站上的公布的數字化《永樂大典》已極易看到），才發(fā)現這個方塊并非是黑色的墨丁，而是黃綾。在《水經注》文本中遮蓋的是明代皇帝朱棣的“棣”字（后來我們得知，其實此點清人翁方綱在《永樂大典》札記中已經提到：“每遇‘棣’字用黃綾粘貼”。 此外，還有學者提到在《永樂大典》的文本中還有用黃綾粘貼明太祖朱元璋的字“國瑞”二字的地方）。
陳仁錫刊本《水經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遇“棣”字用黃綾粘貼選頁（國家圖書館藏）
澎湃新聞：您覺得研究《水經注》的難點在哪兒？
李曉杰：《水經注》向稱難治，明、清時期，不少著名學人投身于此書的研究，并進而成為一項專門的學問——“酈學”。但限于時代條件，《水經注》中仍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概括起來講，研究《水經注》的難點大體有四個方面：
第一，?？彪y。前面已經提及《水經注》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形成了諸多版本，且脫漏、錯訛相當嚴重。明清以來，研治《水經注》的學者雖然在區(qū)分經注、輯佚補闕、校正錯訛等方面已取得了突出成就。然而，傳統?？彪S意性強，科學性不夠，很難恢復酈書原貌。只有從古今兩大版本系統入手，揭示《水經注》文字訛誤的變動軌跡，并結合地理加以判定，不輕易為文通字順而更動底本，才能使校勘成果的唯一性（可驗證性）大為增強，從而恢復《水經注》古本面貌。這是《水經注》的校勘與一般的古籍?？迸逦淖之愅纯山鉀Q問題的不一樣之處。
《水經注》古本復原示意圖
第二，史源難?！端涀ⅰ啡珪嗳f字，記載的大部分信息是酈道元抄錄各類文獻而得。據統計，《水經注》征引的書籍多達436種，同時還記錄了漢魏時期的許多碑刻。那么，全書之中，哪些是酈道元征引的文字，哪些是他自己的論述，如何區(qū)分識別，這便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因為酈道元把征引的文獻與自己的敘述融會貫通成一個新體系，“天衣無縫”，隱蔽而且無序。有些地方說明了（明引），但有許多地方并沒有提及（暗引、輾轉引用）。因此，對酈氏暗引、輾轉引用的這些文獻如何從酈《注》中區(qū)別出來，絕非一件易事。
第三，釋地難。清人王先謙將《水經注》的敘述結構概括為：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即以水道及其流經政區(qū)為骨架，填充酈氏自己所感興趣的相關歷史、地理資料。所以欲讀懂《水經注》，必先進行水道、政區(qū)及相關地點的考釋。古今河道變化、政區(qū)更替頻仍，如何將酈《注》提及的地理內容與今地一一比定，揭示古今水環(huán)境的變遷，也是頗費氣力的事情，需要借助傳統與現代的各種有效手段，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復原。
水經注 洛水流域全圖
第四，繪圖難?！端涀ⅰ返臄⑹鎏攸c可以用周振鶴先生對我說過的5個字來概括：“非圖不能明”。也就是說，閱讀《水經注》讀者需要有一套相應的地圖來對照協助，否則，基本上只能欣賞其中的一些華麗辭藻，而對其中所提及的地理線索難明就里。酈道元撰寫《水經注》的時候，他除了依據一些書籍外，還應該有地圖作為參考，只是這些圖都未能流傳后世。清人楊守敬即說過“昔酈氏因圖以為書”。因此，他一定是一邊看圖一邊寫書。而我們現在是反過來了，是因書還原圖。但是據圖寫成文字與依文字復原圖會有很大不同，前者只需要邏輯清晰地表達出圖中的內容即可，而后者則往往因為對文字理解的差異而產生多種歧義，我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盡可能排除對文字理解偏差而出現的其他可能性，而將那個唯一的酈《注》“正解”尋找出來，再進而以地圖的形式加以展示。這種方式或許可以稱為《水經注》研究中的“試錯法”。
我們現在做的《水經注》的研究，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研究思維與范式。我們嘗試運用新的多學科手段，把一些現代的知識信息運用進去，以此補充《水經注》記載的缺失，或者糾正其中記載的一些偏差，從而最大可能復原《水經注》記載的自然環(huán)境與人文景觀。
澎湃新聞：與清代楊守敬熊會貞繪制的《水經注圖》相比，當下的視覺圖像還原的特點在哪兒？是否發(fā)現了楊《圖》的誤繪之處？
李曉杰：在傳統酈學中，以楊守敬、熊會貞繪制的《水經注圖》最為著名。但是，楊《圖》采用的底圖在今天看來已難稱精確，繪圖思路亦停留在簡單示意層面，多有誤繪，無法滿足現代學術發(fā)展需要。我們在延續(xù)以現代大比例尺測繪地形（山體陰影）為底圖的《水經注校箋圖釋》系列中的“釋圖”之外，又在繪制一套利用GIS軟件編繪以DEM高程分層設色為底圖、古今對照（“古墨今朱”）的《水經注圖集》，全面展示各流域古今地理要素的總體分布狀況和相對位置關系，并以專題圖形式數字化呈現各類地理要素在不同流域的數量和空間分布差異。如果一切順利，這部《水經注圖集》第一輯將在明年正式刊行。新繪《水經注圖》力圖在精確程度、呈現效果、問題意識、應用前景等諸多方面，全面超越既有《水經注圖》。
楊守敬撰《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一卷 清光緒間刻朱墨套印本，內頁
除了繪制古今對照的新《水經注圖》，我們還試圖以3D建模的方式復原《水經注》中所記載的一些水利工程與人文景觀。下面舉一個千金堨的例子。
千金堨是《水經·穀水注》所載的位于漢魏洛陽城西部的一項重要水利工程，關系到洛陽城的供水充足與否。據酈《注》所載可知，千金堨建于穀水與瀍水的交匯處。在交匯處的南端瀍水河道上修建了千金堨的主體工程攔水壩，壩上建有五龍渠，且在壩的東首（原瀍水河道旁）立一石人。后來為了防御瀍水上游發(fā)生的更大洪水，在五龍渠之西增置了代龍渠，又稱九龍渠，用來加大泄洪力度。在交匯處的東端穀水河道上又修建了千金堨的輔助工程溢流壩，目的是為了使壩內水位達到一定高度后，通過壩體增加流速（勢能變動能），向東進入千金渠。這是一項頗為復雜且難度很高的工程。東漢初修時并不成功，到曹魏時重修才達到了預想的效果，但時間一長，又出現了問題，于是西晉至北魏時復有增修。
酈道元雖然對千金堨的記載較為詳細，涉及了這一工程的興建與擴修、建造原理及工程功效等，還抄錄了千金堨石人上銘刻的有關工程說明的文字，但畢竟在目前經過?？焙蟮尼B《注》文本中仍然存在不少難以理解或產生歧義的地方，如果想據酈《注》所敘將這一現今已無跡可尋的古代水利工程近乎原貌地加以復原，依然不是一項可以輕松完成的任務。我們團隊在精讀《水經注》所載千金堨文本的基礎上，結合穀水上游位于河南王城西北的石磧分水工程，以及穀水下游（千金渠）皋門橋控水工程，進行綜合考量，最終將千金堨以近似等比的3D復原的形式予以了呈現，可為學者進一步揭示千金堨工程細節(jié)提供參考。
《水經·穀水注》所載千金堨3D復原（復旦大學李曉杰《水經注》研究團隊討論定稿，李曉杰繪制）
此外，還可以舉一個橋玄陵園的例子。
《水經·睢水注》中記載，在睢陽“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冢東有廟”，“ 廟南列二石柱，柱東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駝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雕毀?！比绻麅H從酈《注》的這段記載，來復原橋玄墓園，估計會有多種方案。但是若再參照已知的其時一般的墓園形制，并加以空間想像，答案可能就唯一了。我本人就是依照這一研究思路，嘗試多種空間布局后，最終將研究結論以3D建模的形式呈現了出來。相信目前的這個墓園復原應該與歷史事實相去不遠。
《水經·睢水注》所載橋玄墓及其周邊3D復原示意（李曉杰繪制）
至于楊《圖》的誤繪之處，在此僅舉一個我們新近研讀《水經·沔水注》中發(fā)現的例子?！端洝ゃ嫠ⅰ份d：“柵水又東南，積而為竇湖 ，中有洲。湖東有韓縱山 ，山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為后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潁川僑郡故城也。湖竇湖水東出 ，謂之湖竇口 。湖水東出，逕刺史山北，歷韓縱山南，逕流二山之間，出王武子城北 ，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為中塘，塘在四水中 ，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有郭僧坎城， 水北有趙祖悅城，并故東關城也。昔諸葛恪帥師作東興堤 ，以遏巢湖，傍山筑城，使將軍全端、留略等，各以千人守之?！逼渲刑峒暗摹皷潘本褪墙裉彀不站硟鹊脑Ｏ?，從巢湖流出，東南匯入長江。傳統上將酈《注》這里記載的“后塘”“右塘”“中塘”統統理解為陂塘形態(tài)的水體，楊《圖》應該就是照這一理解而繪制的。但從其圖中也可以看出，如果是這樣來圖釋，就很難以理清這些“塘”與所提及的地物之間的相互位置關系，楊《圖》中勉為其難的畫法處理其實也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團隊經過仔細的討論，認為“右塘”“中塘”與前面的“后塘”性質不同，并非指的是一般陂塘，而應該是堤壩，二者應該是后文“東興堤”的組成部分。有了這一思路，再經過多種方案的討論擬定，最后結合今天這一區(qū)域的衛(wèi)星圖片，最終我又繪制了一個3D示意圖，基本上應該與其時的景觀一致。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局部）
《水經·沔水注》所載東興堤及其周邊3D復原示意（李曉杰繪制）
澎湃新聞：在考古及藝術展覽的梳理中，從古代中國地理角度切入的《水經注》一直是展覽注解或在考古報告中重要的文獻引用對象。在您看來，《水經注》對于考古文博展示，以及對于藝術史的意義有哪些？
李曉杰：《水經注》中的記載與相對應的考古發(fā)掘及研究，二者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就以《水經·穀水注》中所記載的漢魏洛陽城為例吧。我們根據酈《注》的記載，結合考古發(fā)掘報告，可以繪出精準的《水經注》漢魏洛陽城圖（包括洛陽城內外的人工水道）。這張圖繪出后，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對現今的洛陽城考古發(fā)掘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如前幾年社科院考古所洛陽漢魏城考古隊在對漢魏洛陽城宮城千秋門遺址的考古發(fā)掘中，在千秋門門址的闕間廣場下層，發(fā)現了四條魏晉時期的大型地下水道遺跡。而在《水經注》記載千秋門時恰好也提到了這里的地下水道，稱陽渠“直千秋門”，一枝分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另一枝則自千秋門向南分流。對照考古發(fā)掘，可以使對“石逗”的形制、功能及流向有了更為合理的理解，二者可謂相互印證，相得益彰。當然，也存在《水經注》所載與考古發(fā)掘出現抵牾的情況。如洛陽城東北的建春門外陽渠走向與建春門外大道的位置關系，考古發(fā)掘出的這條大道即與《水經注》文本所敘出現矛盾。依考古發(fā)掘的情況，建春門外大道應該位于東流陽渠的南側，但是按照《水經注》，似乎這條大道位于陽渠北側才跟前后文本所敘相符。這其中的矛盾有待進一步探究，初步推測可能是《水經注》的記載反映的是漢代的情況，而考古發(fā)掘所得是北魏時期的狀況。
《水經注》所載洛陽城及其周邊圖（復旦大學李曉杰《水經注》研究團隊討論定稿，吳尚負責編繪）及洛陽考古發(fā)掘的千秋門附近的漢魏地下水道遺跡
《水經注》中涉及了許多石刻題記，其中有些不僅記載了其形制，還包括了題記的內容。這部分的記載應該可以視為與藝術史關系較為密切的部分吧。我們對這部分記載進行探究時，嘗試將不同的石刻題記進行分類，劃分年代，統計數量，然后匯總成一個流域內的信息，最終再繪成專題圖，形成一個可視化的《水經注》某流域的石刻題記地理分布（即酈道元的“即地存古”旨趣的一種現代詮釋）。
《水經注》洛水流域諸篇石刻題記地理圖（復旦大學李曉杰《水經注》研究團隊討論定稿，楊曉銳負責編繪）
藝術本身為什么有魅力，是因為它對你的視覺沖擊，或是聽覺的沖擊。對于《水經注》的研究目前還難以呈現出聽覺，但我們可以增加視覺的效果，我們現在的研究實際上在慢慢走一個從文字到圖像的過程。現在數字人文儼然已成一種學術時尚。在我個人看來，真正的數字人文更應該是基于自己原創(chuàng)的研究而做出的，一旦自己的原創(chuàng)成果數字化（可視化）后，也往往能反過來促進自己原有的研究向更深層次的拓展，這應該是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補充過程。唯其如此，也才是數字人文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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