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特·鮑曼：道德不是幸福的良方，它是艱難生活的法門

幸福與道德——良好生活：脫掉太緊的鞋意味著什么

哈夫納：責任概念在您的思考中扮演重要角色。你談到“為責任而負的責任”。您的意思是？

鮑曼：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對別人的生活產(chǎn)生影響。我們不愿意去想這個。我所說的“為責任負責”就是在道德上承認這個被客觀地賦予的責任。

哈夫納：這是否意味著，在我們所有的決定中，我們都要面對對錯、善惡的選擇？

鮑曼：甚至在知道何為善惡之前，在與他人相遇的那一刻，我們就面臨這個選擇了。我們不可逃避地在存在上就是道德的存在，承擔著對我們的人類同胞負責的責任。這個選擇使我們陷入一種矛盾的境地。道德的生活是一種持續(xù)不確定的生活。要道德就意味著要為自己的責任負責。

哈夫納：現(xiàn)代性應對這種矛盾心理的方式，與之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鮑曼：在前現(xiàn)代，這個重負大多是通過宗教來處理的。為已犯之罪（sin）尋求赦免的行動，反過來減輕了做出錯誤的決定帶來的重負。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現(xiàn)代的計劃——根據(jù)一種理性的規(guī)劃來改造世界——許諾了一種沒有罪的生活。世上不但沒有了罪人，也沒有了罪本身。罪感（guilt）取代罪。主管這一切的權(quán)威，也成了立法機構(gòu)。

哈夫納：現(xiàn)代性倫理和后現(xiàn)代性——或者就像您所說的“流動的現(xiàn)代性”——倫理有什么不同？

鮑曼：在傳統(tǒng)的倫理中，你必須遵守規(guī)則。相形之下，后現(xiàn)代的道德則要求每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人變成為自己定善惡的無賴。如果人際關系不像現(xiàn)在這樣被消費主義左右的話，那倒沒什么。

哈夫納：丹麥哲學家和神學家努德·羅格斯特魯普（Knud L?gstrup）和法國立陶宛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這兩位倫理思想家都對您的思考產(chǎn)生影響——都論述過道德行動。羅格斯特魯普說，道德行動的前提是“自發(fā)性”，它沒有預謀。而對列維納斯來說，提出人為什么應該道德地行動這個問題本身就意味著道德行動的終結(jié)。追問道德的必要性——甚或只是可取性——是錯誤的嗎？

鮑曼：那兩位是這么說的。道德地行動，為他人著想，絕不謀求什么。道德行動不希望得到好處，受到欽佩或公開的表揚。在涉及道德問題的時候，沒有“必須”；道德行動的前提，是個體自由做出決定。一個行動，只有在沒有算計過的情況下——作為一種人類行為，它是自發(fā)的、不假思索做出的——才是道德的。人可以做對的決定，也可以做錯的決定。這種認知，是道德賴以生長的土壤。

齊格蒙特·鮑曼

哈夫納：所以道德不是出自某種義務感。它是內(nèi)在的。

鮑曼：列維納斯說像“為什么我應該道德地行動？”“別人為我做了什么？”和“如果別人都不做，那為什么我應該做？”這樣的問題標志著道德行動的終結(jié)，而非道德行動的開始。羅格斯特魯普說，即便某條規(guī)則叫你去做某件事情——因為它是好的——遵守那條規(guī)則也不構(gòu)成道德行為。道德行動的前提是自由決斷。它關乎關愛、為他人著想——關乎不假思索地幫助他人的沖動。在當上奧胡斯大學倫理學和宗教哲學教授之前，努德·羅格斯特魯普是菲英島一個小教區(qū)的司鐸。伊曼紐爾·列維納斯則在巴黎的索邦大學教書。這兩個人從非常不同的起點出發(fā)，生活在離對方很遠的地方，沒讀過對方的作品，卻發(fā)展出相同的想法，這很神奇。在物理學里，這是正常的。物理學家研究物質(zhì)世界，如果一個人沒有發(fā)現(xiàn)這個現(xiàn)象，那么遲早會有別人來發(fā)現(xiàn)。

哈夫納：就算愛因斯坦沒有提出相對論，也會有別人來提出。在所謂的硬科學中，就是這樣的。

鮑曼：但在人文學科中，就不是這樣了。每一個發(fā)現(xiàn)真的就是個體的成就。別人也可能碰巧有此發(fā)現(xiàn)，但那不是必然的，不是規(guī)律造成的結(jié)果。但列維納斯與羅格斯特魯普得出了相同的結(jié)論。列維納斯從責任的角度來表達，而羅格斯特魯普則從“沉默的要求”來說。想法是相通的——只是表達的角度不同。這件事情說來十分有趣。羅格斯特魯普說耶穌不能發(fā)展出一套基督教的倫理學，因為基督教的倫理學只會生產(chǎn)受過教育的循規(guī)蹈矩者，而不能塑造道德的個體。道德與遵從某本規(guī)則手冊無關，它要求對某種未知的、沉默的請求做出反應。解讀要求中的信息，是被要求的人的責任。要求并不明確，我們也不一定要回應它。而如果我們做了什么，事后我們也絕對沒法確定自己做了需要做的一切。我們甚至不會知道我們做得對不對，或自己是否勝任。道德屬于不確定性的領域。這一立場和大多數(shù)道德哲學家的看法相反，后者認為道德是確定性的器官。列維納斯和羅格斯特魯普都不抱這樣的希望，即在道德問題上我們能夠獲得確定性。

哈夫納：道德是一個重負。

鮑曼：它不是幸福的良方。它是艱難生活的法門。道德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它永無止境。道德的人的自然狀態(tài)就是持續(xù)地不確定。

哈夫納：這種對倫理的理解和康德不一樣。康德的絕對命令為怎樣行動提供了清晰的指南：“要這樣行動,使得你的意志的準則,任何時候都能同時被看作一個普遍立法的原則。”這個要求相對簡單。它沒有讓你陷入絕望和“（做得）永遠不夠”的狀態(tài)的危險。那么列維納斯和羅格斯特魯普的說法，算不算得上是無理的要求？

鮑曼：我相信不確定性不會對道德產(chǎn)生威脅。相反，只有在不確定性的沃土上，道德才能生長。確切來說，正是不確定性引發(fā)的孤獨，帶來了道德共同體的希望。每個人都要自己想辦法，都必須承擔個體的責任。在沒有強制的情況下，情境的不確定才會引出正確的決定和錯誤的決定。沒有“決定一定正確”的保障，但有希望。

哈夫納：關于為什么人會在道德情境中做出特定決定，社會學能告訴我們什么嗎？

鮑曼：在《當光穿透黑暗》（When Light Pierced the Darkness）中，波蘭社會學家尼查馬·泰克（Nechama Tec）研究了在大屠殺中冒生命危險營救猶太人的個體基督徒的動機。讓她本人和所有專家感到吃驚的是，她找不到任何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上顯著的、支撐道德行動的因素。幫忙、犧牲的意愿和階級歸屬、收入、教育、宗教或政治傾向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lián)。為什么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境中會有不同的行為，這依然是一個謎。歸根結(jié)底，這取決于個性和責任。

哈夫納：在今天“地球村”的媒體世界中，我們目睹了如此之多不可避免的苦難、饑荒、疾病和死亡，以至于不知道（道德的行動）該從哪里開始。

鮑曼：哲學家漢斯·約納斯寫過一篇怎樣在全球?qū)用嫔献稣_的事情的文章。約納斯說，如果說，我們一方面有毀滅的先知，另一方面也有樂觀主義者——他們相信我們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個世界——那么，我們應該相信毀滅的先知。我們不可能知道我們的行動和疏忽的后果，但我們要為它們負責。一個人在柏林做的事情，可能會對孟加拉國的未來產(chǎn)生不可預見的影響。對此時此刻的我們來說也一樣。無論做什么，我們都會對尚未出生的子孫后代的生活狀況產(chǎn)生重大影響。他們還沒有出世，但通過用盡這顆星球的資源，我們已經(jīng)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我們在限制他們的自由。今天，我們的行動帶來的影響比以往都要大，遠遠超出了我們自身。在先前的時代，我們從民族學那里得知，地球的居民帶來的變化很小，只會波及直接的當下和眼前的未來。在大約十萬年前，針被發(fā)明出來了。你知道多久之后才有人想到在針上鉆一個洞，以便把一根線穿進去嗎？

哈夫納：不知道。

鮑曼：三萬年前！那是很長一段時間。舊石器時代的猿人也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影響了未來。但那沒法和我們今天的情況相提并論。

哈夫納：在您的書《生活的藝術(shù)》中，你談到幸福，一個古代哲學家討論的題目。在現(xiàn)代性中，幸福已經(jīng)變成一個被人們追求的東西了。

鮑曼：那是從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開始的。該宣言稱“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是不可讓渡的、上帝賦予的人權(quán)。當然，人一直偏好幸福而非不幸。進化給了我們追求幸福的動力。否則，我們還會坐在洞穴里，而不是坐在這些舒適的椅子上。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來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這個想法是自現(xiàn)代性出現(xiàn)以來才有的。宣告人都有追求個體幸福的普遍權(quán)利，標志著現(xiàn)代性的起點。

哈夫納：但要獲得幸福，在今天看起來和在羅馬時代，在塞涅卡、盧克萊修、馬可·奧勒留和愛比克泰德的生活哲學的時代一樣困難。對您個人來說，幸福意味著什么？

鮑曼：在歌德和我差不多大的時候，他被問到他的一生是否幸福。他回應道：“是的，我一生過得非常幸福，但我想不到我有哪一周是完全幸福的。”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回答。我的感覺也差不多。在一首詩里，歌德也說過，沒有什么比漫長的晴天更令人壓抑的了。幸福的反面不是生活的艱難和掙扎，而是無聊。如果沒有問題要解決，沒有時不時地超出我們自身能力的挑戰(zhàn)要應對，我們就會變得無聊。而無聊，是人類最普遍的痛苦。幸福不是一種狀態(tài)，而是一個時刻、一個瞬間。在這里，我同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說法。在打敗對手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幸福。脫掉緊到夾腳的鞋子也會讓我們感到輕松和快樂。持續(xù)的幸福是可怕的，是一場噩夢。

哈夫納：英國經(jīng)濟學家理查德·萊亞德在他關于經(jīng)濟學的著作中使用了幸福研究的結(jié)果。在他的書《幸福》中，他展示了，收入的增加只能部分地幫助提高我們的幸福感。那么，我們可以做什么來增加我們的幸福感呢?

鮑曼：努力工作。畫家創(chuàng)作藝術(shù)品，數(shù)學家解出難題，園丁種植植物并欣賞到其開花結(jié)果。這就是幸福。你要有所創(chuàng)造。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社會學家托斯丹·凡勃侖引入“勞作人”這個術(shù)語來解釋做扎實工作的欲望。把工作做好的自豪，完成任務，克服看起來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些都會讓我們幸福。每個人內(nèi)心深處都有這樣的渴望。今天，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自己工作中的快樂感，即把事情做好帶來的那種快感。我們隨之也失去了自信和享受幸福感的能力。研究表明，對我們的滿足感來說，必不可少的東西大約有一半是不可商業(yè)化的，因此也是在商店中買不到的。只要我們還把幸福等同于購買許諾幸福的好商品，對幸福的追求就將是無止境的。我們越是接近目標，它也就越是失去吸引我們、讓我們幸福的力量，這也就是為什么它必須持續(xù)地被替換。

哈夫納：如果一個人追求的是這種幸福，那么，他首先關注和最關注的還是自己的安樂。但顧及他人的安樂也是可能的。

鮑曼：對，說到底那才是讓我們幸福的東西。但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追求他人的幸福并不互斥。自利和利他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如果你只顧自利，那么你就不需要關心他人的安樂了。但關愛他人也會讓你感到自己變得更好。前者是尼采的計劃。他追求自利、自我實現(xiàn)和自我改進。列維納斯則同樣激進地轉(zhuǎn)向他者——轉(zhuǎn)向?qū)λ叩年P愛，以及為他者著想帶來的幸福。

哈夫納：您說，我們都是生活藝術(shù)的專家。什么是生活藝術(shù)？

鮑曼：嘗試不可能的事。把自己理解為自己的行動和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像畫家或雕塑家那樣，給自己設定難以完成的任務。追求超出自己目前能力范圍的目標。根據(jù)高于自己當下能力的標準來評判自己所做的或能做的一切。這一點，我再重復都不為過：不確定性是我們的自然棲息地——哪怕我們追求幸福的背后動力是化不確定為確定的希望。

哈夫納：您不但提出了一個關于從“固態(tài)”現(xiàn)代性到“流動”現(xiàn)代性之轉(zhuǎn)變的理論，還親身經(jīng)歷了那個轉(zhuǎn)變。年輕的時候，您想要的是什么？

鮑曼：年輕時，和我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我受到了薩特“謀劃生活”觀念的影響。為你的生活制訂你自己的計劃，然后朝那個理想努力，走最短的、最直接的路。一旦決定成為哪種人，你就有了變成那個人的公式可循。對每一種生活而言，你都必須遵從一些規(guī)則，必須培養(yǎng)一些性格。在薩特看來，生活就是沿著一條在我們開始旅行之前就已經(jīng)從頭到尾決定好的路線一步一步地向前。

哈夫納：那相當于基督教的救贖之路的世俗版本。

鮑曼：是的，和基督教的救贖之路一樣，這里的假設是，事物的價值永遠不變，一個東西現(xiàn)在有什么價值，未來也會有同樣的價值。世界會一直穩(wěn)定不變。關于你應該培養(yǎng)什么性格、怎樣培養(yǎng)這些性格的建議，在你八歲時有效，在你五十歲時也依然有效。在十六或十八歲開始做學徒時，你就知道，四十年后，你會從同一個公司退休，領退休金。這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是荒謬的。他們知道，一切工作都是暫時的，每個人都是被臨時雇用的，你一生會換十五到二十份工作。

《將熟悉變?yōu)槟吧?nbsp;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 [英國] 齊格蒙特·鮑曼 / [瑞士]彼得·哈夫納 著，王立秋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8月

哈夫納：就像您提到的那樣，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fā)生了一場大變革，戰(zhàn)后的經(jīng)濟奇跡或者說黃金三十年——戰(zhàn)后重建、社會和平與樂觀主義的三十年——結(jié)束了。這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時期，就像托馬斯·皮凱蒂在他的全球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中展示的那樣。

鮑曼：在富裕的北半球，這為信息超負荷、不受約束的去管制化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的勇敢新世界掃清了道路，也給世界其他地區(qū)帶來了絕望和隔絕。帶著后見之明來看，我們可以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看作現(xiàn)代歷史上一個決定性的轉(zhuǎn)折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人們面對生活挑戰(zhàn)的語境已經(jīng)徹底改變。經(jīng)受住時間考驗的世俗智慧被證明不再有效，久經(jīng)考驗的人生策略也必須徹底修正。

哈夫納：還有什么是穩(wěn)定的嗎？

鮑曼：今天，預期壽命不降反升的唯一實體是個體，而政黨、政治運動、制度、銀行、工廠則都經(jīng)歷著頻繁的變化。它們的預期壽命都在銳減?，F(xiàn)在，我們倒是穩(wěn)定的，可我們生活在一個永遠變化的環(huán)境里。在我看來，這就引出了一種對生活的截然不同的理解。

哈夫納：您經(jīng)歷過二十世紀的極權(quán)主義政體——法西斯主義，然后見證了上世紀后半葉的東歐，現(xiàn)在又生活在英國多文化的后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在您看來，什么是良好社會？

鮑曼：我不再相信有良好社會這樣的東西了。良好社會將是這樣一個社會，它會對自己說：“我們還不夠好?！?/p>

（本文選摘自《將熟悉變?yōu)槟吧?nbsp;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