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點·東洋史學》（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22年1月）由吉澤誠一郎擔任監(jiān)修，石川博樹、太田淳、太田信宏、小笠原弘幸、宮宅潔、四日市康博等編著。吉澤在序言中對本書作了“解題”：所謂“論點”，是指研究者感覺重要、對其歷史意義十分關注、有時會成為論爭焦點的概念或解釋方法。本書不像《史學概論》那么抽象，而是圍繞具體的“論點”，由撰稿者反觀前人窮其一生研討、爭論的題目，在此基礎上提示進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的線索，寓有“溫故知新”之意。為此，本書集結了日本148位一線歷史學者，基本上每人負責撰寫一個條目（少數(shù)作者分擔兩個條目），這樣就構成了本書的副標題——“亞洲·非洲158問”。所以，我們可以將本書看作日本學者關于亞非歷史的一部別具特色的微型辭書。全書共158個條目。每個條目限定2頁的篇幅，先是“背景”說明，然后是“論點”——一般是3個論點（也有少數(shù)列有2或4個論點的），最后是“探究的point”，大體相當于思考題（2或3道）。每頁都有邊欄，一是用來解釋專有名詞，二是放置參考文獻（主要是日文，偶有中文；歐文參考文獻單獨置于書末）。
《論點·東洋史學》書封
據(jù)副標題可知，本書所謂的“東洋史”并不是傳統(tǒng)的東洋史，而是擴容的、廣義的“東洋史”，包括亞洲和非洲，基本上囊括了西洋史之外的區(qū)域。因此，本書也是《論點·西洋史學》（金澤周作監(jiān)修）的姊妹篇。順帶一提，“論點”系列目前另有《論點·日本史學》《論點·性別史學》，均已出版。
本書除了吉澤誠一郎撰寫的“序說”外，主體按時段分成五個部分。分別為：（一）“文明與國家的形成”，計33個條目。與中國相關的條目有：夏王朝、周王朝的封建制與滅亡、中華與夷狄、秦始皇、漢代郡國制、漢代冊封體制、環(huán)境變化與中國古代史、均田制、魏晉隋唐兵制、拓跋國家、粟特人的活動、唐代冊封體制、唐宋變革、游牧世界與定居世界、游牧帝國的形成與分裂、佛教的東傳與扎根等。（二）“非洲與歐亞大陸的交流”，計35個條目。與中國相關的條目有：宋元時期的都城與文化、宋元時期的王族與貴族、宋元時期的地方精英與新興豪民、宋元時期的大運河與海運、宋元時期的社會制度、宋元時期的多民族社會、宋元明轉型論、漢語文化、宋代儒教、道教與民間信仰、西藏與佛教、宋元時期的食文化、航海信仰、宋元時期的僑民（diaspora）、蒙古的沖擊、蒙古與伊斯蘭、蒙古的霸權與危機等。（三）“早期全球化時代”，計29個條目。與中國相關的條目有：“華人的世紀”再考、明代皇帝、明清時期的農(nóng)業(yè)、明清時期天主教傳教、明清時期的回教、明清鼎革與朝鮮、清代的國家體制、清代的對外關系、清廷與西藏等。（四）“近代世界的形成”，計37個條目。與中國相關的條目有：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中國的外國資本、近代中國的法律制度、東南亞的華僑與華人等。（五）“現(xiàn)代史的展開”，計24個條目。與中國相關的條目有：中日戰(zhàn)爭的展開、國共內(nèi)戰(zhàn)、中國社會主義的形成、“文化大革命”、中國經(jīng)濟的飛躍等。
158個條目當然不可能窮盡“東洋史”的面貌——即使中國史單獨撰寫158條，也未必充分。對此，吉澤在序言中指出，撰稿人都覺得應該提供更多條目。不過，最終未能如愿，這其間肯定有各種條件的限制。畢竟，這種集體項目也有其難處。不過，有的條目欠缺，實在有點出人意料。
回到上文列舉的條目，也許可以覺察到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幾個特點：一是對重點、重大問題的持續(xù)關注，二是對邊疆、民族問題的重視，三是對中外交往的關注。另外，最近數(shù)十年頗受矚目的環(huán)境史，著有《中國古代環(huán)境史研究》的村松弘一撰寫了“環(huán)境變化與中國古代史”?；跉W亞大陸東部的視角考察中國史變遷，也是日本東洋史近些年的一股潮流，其代表人物有森安孝夫（著有《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森部豐（著有《唐——歐亞大陸東部的大帝國》）等，在本書也有所體現(xiàn)，如“粟特人的活動”（森部豐撰）、“游牧世界與定居世界”（斥木崇敏撰）等。此外，專攻中國近代史的岡本隆司也曾撰有一篇《“東亞”與“歐亞大陸”》（《歷史評論》799號，2016年），這是筆者翻閱本書之前未曾留意到的。還有，比“歐亞大陸東部”視角更早，且仍將持續(xù)下去的“東亞”視角，或許可以看作日本東洋史在二戰(zhàn)后形成的一個研究傳統(tǒng)。近年引進的不少日本中國史研究著作都有這一烙印，特色相當鮮明。
《伎樂圖》，莫高窟壁畫
說起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我們一般會想到“細膩”、“精細”、“精于考據(jù)”之類的贊辭，而往往認為他們不太擅長宏觀的、結構性的考察。不過，這可能是一個誤解，一個說不上“美麗”的誤解。別的且不論，本書中國史部分至少有“唐宋變革”、“宋元明轉型論”兩個條目，立足于長時段把握中國史的動向。這是縱向時間上的，在空間上，既有“區(qū)域研究”的劃分，也有東亞、歐亞大陸東部之類的宏觀視角。相比之下，我們提出了怎樣的觀察歷史的新視角、新典范，無疑是值得深思的。
單純的生活史、文化史基本上不會出現(xiàn)在本書目錄中?！皾h語文化”是個大題目，一點也不單純，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八卧獣r期的食文化”（鹽卓悟撰）這樣看上去偏“軟”的題目，也跟“唐宋變革”這樣的“硬核”課題掛上了鉤。據(jù)作者介紹，有一種看法認為，現(xiàn)在人們印象中的中國菜一般都比較油，但在宋代，其實用油并不多，口味清淡，北宋的開封、南宋的臨安（今杭州）等地的食生活日益豐富。也就是說，宋代構成了中國食文化的一道分水嶺。然而，另一種看法認為，宋代的食文化只不過是唐代的延續(xù)，真正的變革發(fā)生于元代。第三種看法則是，南宋時期由于皇室南遷，北食和南食融合，使中國的食文化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嬍成系闹袊纷兏铮l(fā)生于南宋、宋代，還是元代？“好吃”者不妨咀嚼史料，仔細回味。
有的條目，讓我意識到中日學術的差異。梅村尚樹“宋代的儒教”列了三個論點，分別是（1）朱子學與陽明學、（2）道統(tǒng)的成立、（3）社會變遷與儒教。（1）指出朱熹和陸九淵之間的思想分歧在南宋時期并沒有后人所說的那么大，并強調(diào)王安石學派與道學派的對立。（2）指出朱熹構建的道學的系譜，以周敦頤為道學開山、二程繼之、朱熹集大成，然而，在這個傳統(tǒng)的見解中，以周敦頤為開山這一點現(xiàn)在已被否定。（3）以包弼德為例，指出美國學界努力破除哲學與歷史學的學科邊界，注重儒教發(fā)展的連續(xù)性，從唐代韓愈開始的古文運動，到歐陽修、王安石及二程，脈絡分明，認為朱子學的形成受到了王安石的影響?！渲?，（2）所述“周敦頤開山說已被否定”大概是日本學界的共識（個人推測），但據(jù)我觀察，大陸恐怕未必盡然。比如，我最近聽北大一位頗受學生歡迎的中國哲學史教授在疫情期間的授課音頻，他顯然還是堅持傳統(tǒng)的看法，仍奉周敦頤為道學開山，似乎并未跳出朱熹劃定的道學的“圈圈”。
有的作者對論點的梳理十分細致，引起我這樣的外行的興趣。比如，山根直生“宋元時期的地方精英與新興豪民”首先引用《水滸傳》對祝家莊的描寫，以把握地方精英、新興豪民的面貌。作者將這兩個群體的各個面向、史料用語、學術用語和代表性研究作了一番整理，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來，一目了然。比如，斯波義信《宋代商業(yè)史研究》著重關注的是商務性的面向，史料中一般稱作“富商、形勢戶”，學術上則稱作“商人資本”。再如，柳田節(jié)子的論文《宋代的父老——關于宋朝專制權力對農(nóng)民的支配》主要考察的是這兩個群體作為指導者的一面，史料中大都寫作“長者、父老、土豪、豪民”，學術用語則是“中間層”。另外，還有農(nóng)業(yè)者、防衛(wèi)者、知識人、宗族、官僚的面向，等等。這樣的梳理，對于非宋史專業(yè)的學者了解這個話題，應該是很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透露出很多信息，自然也是我很關注的部分。比如，中田美繪“佛教的東傳與扎根”的參考文獻列了五部著作，分別是藤善真澄《隋唐時代的佛教與社會》、氣賀澤保規(guī)《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曾布川寬、吉田豐編《粟特人的美術與語言》、三田村泰助《宦官——側近政治的構造》、三成美保等編《重讀歷史：從性別的角度看世界史》、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根據(jù)參考文獻，或許可以逆推作者的“論點”。為什么“粟特人”、“宦官”、“性別”會出現(xiàn)在“佛教”的條目中？感興趣的讀者不妨思考一下，如有可能再找原著來讀，這里就不做文抄公了。
唐三彩
上文提到，參考文獻大都是日文論著，偶有中文著作。對于期望了解日本的學術史的讀者，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不過，也有學者相當重視中文學界的研究。比如森川裕貫撰寫的“新文化運動”，其參考文獻列了兩篇日文論作、三篇中文論文。分別是：坂元ひろ子的專著《中國民族主義的神話——人種·身體·性別》（巖波書店，2004年），森川裕貫本人的論文《“五四新文化運動”再考》（《中國研究月刊》2020年10月號），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桑兵《“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像上文這樣偏重中國史地閱讀本書，當然也是一種讀法。但，終究有點浪費。所以，這里擬再介紹幾個與中國史無關的條目，希望能嘗鼎一臠，窺一斑而見全豹。
一是“無文字社會的歷史”（石川博樹撰）——這個條目讓人立刻想起川田順造的同名著作（果然出現(xiàn)在參考文獻中），該書副標題是“以西非摩西族的事例為中心”。本條目首先指出，黑格爾曾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沒有歷史的封閉之地”，意即孤立于世界歷史之外的停滯地帶。在19世紀實證主義史學興起之際，這片地域因缺乏文字記錄基本上被歷史學排除在外。沒有文獻紀錄，口頭傳承可以作為史料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研究中，比利時歷史學家簡·萬希納（Jan Vanshina，1929-2017）是積極運用口頭傳承資料的先驅。萬吸納主要利用口頭傳承史料研究非洲大陸中部的歷史，他于1985年出版的《作為歷史的口頭傳承》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頗受好評。此后，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技術也被應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研究，如考古學、歷史語言學、民族志、人口學、遙感、GIS（地理信息系統(tǒng)）等。另外，隨著20世紀下半葉非洲逐漸擺脫殖民統(tǒng)治，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探索仍在持續(xù)，這時需要克服的一個難題是此前由歐洲人提出的人種差別的文明論。作者以盧旺達史的論戰(zhàn)為例，說明了無文字社會的歷史研究的困難。
再看一例?！敖酪了固m國家”（近藤信彰撰），這里具體是指16世紀到18世紀的奧斯曼帝國（1299-1922）、薩法維帝國（1501-1736）、莫臥兒帝國（1526-1858）等三大帝國。這個條目主要討論三個論點：（1）近世伊斯蘭國家的特征。對此，文中列了四點：領土遼闊，長治久安；民族眾多，宗派眾多；官僚制、常備軍的中央集權化；火器的全面使用。當然這三大帝國在人口、領土、經(jīng)濟等方面也存在差異，但大體相安無事。（2）三帝國在伊斯蘭世界史中的地位。經(jīng)典的伊斯蘭世界歷史的敘述模式是：從預言者穆罕默德講起，接著是哈里發(fā)、倭馬亞王朝（《舊唐書》中的“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馬穆魯克王朝，繼而是奧斯曼王朝。但是，奧斯曼王朝與古典時期的土地制度（伊克塔制）、兵制（馬穆魯克）之間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與之相對，近世伊斯蘭國家的源頭應上溯到消滅阿巴斯王朝的伊爾汗國（蒙古四大汗國之一）。伊爾汗國占領了阿巴斯王朝的核心區(qū)域，并在阿巴斯王朝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將土耳其、蒙古的傳統(tǒng)與波斯語相融合，形成了伊斯蘭國家的新模式。——在這個意義上，近世伊斯蘭國家的發(fā)展可以視為伊斯蘭世界歷史的另一個趨向。（3）超越王朝史。這個從字面上不難理解，此處就不摘錄了。
最后簡單看看“印度社會與性別”（井上貴子撰），三個論點分別是：女性問題的發(fā)現(xiàn)與民族主義的歷史觀；理想的女性形象與種姓；賣春與宗教的關系?！疤骄康膒oint”列了三道問題：英國的殖民占領與印度的女性問題有什么關聯(lián)？女性問題與印度教、種姓制度有著怎樣的關系？對女性暴力的形式雖然有變，但持續(xù)至今的原因何在？
條目介紹就此打住。說是“與中國史無關”，但善讀者肯定可以透過“無關”找到關聯(lián)，靈光一閃，說不定對自己的研究有所啟發(fā)。而且，整體地閱讀本書，才能較為準確地把握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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