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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詒讓——古典傳統(tǒng)與時代變局間的行走者

孫詒讓(1848—1908), 字仲容,別號籀庼,溫州瑞安人。他在經(jīng)學、子學、考據(jù)學以及地方文獻整理等傳統(tǒng)學術領域造詣精深,成就斐然,與俞樾、黃以周合稱“清末三先生”,被譽為“晚清樸學后殿”“樸學大師”

孫詒讓(1848—1908), 字仲容,別號籀庼,溫州瑞安人。他在經(jīng)學、子學、考據(jù)學以及地方文獻整理等傳統(tǒng)學術領域造詣精深,成就斐然,與俞樾、黃以周合稱“清末三先生”,被譽為“晚清樸學后殿”“樸學大師”;面對晚清危殆時局,抱“經(jīng)世致用”之愿,他以勞瘁苦志、務實力行、講求事功的精神,走出書齋,倡言變法,興教育,開民智,辦實業(yè),強經(jīng)濟,積極探索救國圖強之道。

孫詒讓的時代歷練和一生業(yè)績,可為我們追尋知識精英的自我認同和價值追求,提供豐滿的分析案例。

一、潛心治學:成傳統(tǒng)學術之大家

“晚清經(jīng)學后殿”“樸學大師”之譽,體現(xiàn)了孫詒讓的學術史地位,也表明了他從事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皹銓W”一詞,既指注重名物訓詁考據(jù)之漢代儒生的治學方法,也指清代乾嘉考據(jù)學派。此一學派遵循“讀九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法,形成集文字、音韻、訓詁、??薄⒈?zhèn)?、版本、目錄等于一體的考據(jù)學,作文獻的真?zhèn)伪鎰e、訛誤???、文字注疏以及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考證,以無征不信、不重空泛闡述為治學方法,成為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影響綿延至今。

孫詒讓?!洞蟠鞫Y記補注》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孫詒讓傳習乾嘉考據(jù)學派的治學方法,精研古籍,著書30余種。著有《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溫州經(jīng)籍志》《尚書駢枝》《逸周書校補》《大戴禮記校補》《九旗古義述》《札迻》《古籀余論》《名原》《籀庼述林》《籀庼遺文》等樸學著述?!吨芏Y正義》為其一生心力所瘁之作,是清人諸經(jīng)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學術巨著,被學界稱為“清代禮學的集大成者”?!吨芏Y》以官職紛繁、文字古奧而聚訟日久,向稱難治。孫詒讓認為,“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文明之盛,莫尚于周”,《周官》一經(jīng)乃周公致太平之法,為政教所自出,“處今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經(jīng)”,故決意為此經(jīng)作新疏。他于同治十二年(1873)始草創(chuàng)《周禮正義》長編,光緒二十五年(1899)寫定《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光緒二十九年(1903)《周禮正義》鉛活字版印成,前后歷時30年。

孫詒讓撰《溫州古甓記》(稿本)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孫詒讓的學術成就,向為學界所重??涤袨樵u《周禮正義》稱:“先生于禮學至博,獨步海內(nèi),與吾雖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嘆服之”。梁啟超評《墨子間詁》認為,“現(xiàn)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稱孫詒讓為“使清學有光的樸學殿軍”。章太炎認為,“海內(nèi)耆碩,自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黃以周)二師下世,靈光巋然,獨有先生。雖年逾中身,未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p>

二、扼腕時局:起百憂相尋之思慮

清光緒二十年(1894),孫詒讓的生活中發(fā)生了數(shù)件于他意義重大之事。這年四月,47歲的孫詒讓第八次赴京師應試未中,自此決絕遠離科場;十月,其父孫衣言去世;七月,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清軍節(jié)節(jié)敗退。孫詒讓痛陳“時局多艱,此后恐無復仰屋著書之日”。

孫詒讓撰《古籀拾遺》(稿本)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在孫詒讓的學術生涯中,其父孫衣言起有關鍵作用。孫衣言,道光三十年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后外放歷任安慶知府、江南鹽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寧布政使,最后以太仆寺卿致仕。曾國藩為其座師、李鴻章稱為同僚。孫衣言為官的同時,還是一位著述宏豐的學者。他一直將孫詒讓帶在身邊,并因感其對文章之事有“犀悟”的秉賦和熱愛,而倍加呵護培植;當時與孫衣言從容優(yōu)游的著名學者和高官,也成為孫詒讓治學請益的良師益友。孫詒讓因此見多識廣,視野開闊。孫衣言以自己的學術理想和治學經(jīng)驗為依據(jù),為孫詒讓定下一生的治學門徑和學問目標:“時衣言欲以經(jīng)制之學,融貫漢宋,通其區(qū)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經(jīng)》特為精詳,大抵闡明制度,窮極治本,不徒以釋名辨物為事,亦非空談經(jīng)世者可比。因于四子書外,先授詒讓以此經(jīng),藉為研究薛、陳諸家學術之基本?!睂O詒讓后來的學術成就,即從此路徑中來。

父親的去世,甲午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得原本安穩(wěn)的書齋生活逐漸飄搖起來,動蕩的時局越來越深地進入到孫詒讓的視野、生活和思想中。西方的入侵、西學的漸進、對清王朝統(tǒng)治合法性的懷疑等時代局勢,帶來了當時思想界的風雷激蕩。孫詒讓雖一直僻居浙南一隅,因其家庭背景和自己的交游、治學經(jīng)歷,孫詒讓與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種族革命等時代風云中的領軍人物和重要骨干如張之洞、李鴻章、梁啟超、陳寶箴、康有為、章太炎、汪康年等人,都不同地有家族世交、個人私誼、深厚友情、知遇之恩、學術交往。梁啟超、章太炎、汪康年等人,一直給他郵寄書刊。孫詒讓自己也積極學習新學,購有中外新學書籍2643冊、訂閱各種雜志刊物1400多種。故對國運局勢,他都有及時和切實的了解。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前輩、同輩和晚輩人的新思想,在孫詒讓的身邊轟鳴回響。時局的發(fā)展多變而又迅猛,孫詒讓眼前歷歷而過的,不僅有座師張之洞的洋務運動,有康梁諸位的維新變法,甚至還有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體制的革命發(fā)生。

此時的孫詒讓,既為岌岌可危的國運而憂心忡忡,更對自己以往的生活與學業(yè),特別是對傳統(tǒng)學術的價值,漸起質(zhì)疑與反思之意。梁啟超對孫詒讓的治學成績深表贊嘆:“瑞安孫仲容治周禮、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備極精核,遂為清末第一大師,結(jié)二百余年來考證古典學之局”,但也對樸學經(jīng)師的研究價值提出己見:“以乾嘉學派為中堅之清代學者,一反明人空疏之習,專從書本上鉆研考索,想達到他們所謂‘實事求是’的目的。依我們今日看來,他們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費。因為他們?nèi)艨习丫τ玫絼e個方向去,成就斷不止此。”孫詒讓也從“應時需”的角度,生發(fā)出舊學“無用”之感。他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說自感過去所學無用,與西學相比是“死的學問”,“詒讓章句腐儒……雖少治舊學,略窺一二,而芻狗已陳,屠龍無用,實不足以應時需?!毕M约耗転榫S新變法、挽救國運、保種保教盡一分力。

孫詒讓撰《契文舉例》(稿本)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在孫詒讓此時與梁、章、汪等人的通信交往中,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事關時局的新內(nèi)容。在《答梁卓如啟超論墨子書》中,孫詒讓談及自己所擬《興儒會略例》二十一條時說:此“乃前年倭議初成,普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憤填胸,即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旨不出尊著《說群》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痹谂c汪康年的信函中說:“今日時局之危,黃種、儒教岌乎有不能自保之慮,寰宇通人自言以保教為第一要事,至于學派之小異,持論之偶差,似可勿論。”“聞本科公車當有陳論,惜弟決計不應試,未得附名紙尾也。通函時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則無論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驥,雖獲嚴詰,所不計也?!?/p>

從其所思所慮、所言所行中,不僅可見孫詒讓勉力跟從梁、汪諸人積極參與時務的步伐,也可于這些時代精英的風云際會間,見其時知識群體救亡圖存、奮發(fā)圖強的作為擔當。

三、興辦實務:承經(jīng)世致用之傳統(tǒng)

永嘉地域文化的事功傳統(tǒng)和經(jīng)世致用思想,賦予孫詒讓勤于思、敏于行、求實效的行為方式。一旦立定教育啟民智、實業(yè)救國家之志,他即以家鄉(xiāng)瑞安和溫處地區(qū)為實踐領域,以興教育、辦實業(yè)為實踐路徑,行啟迪民智、變革社會之實務,從埋首書齋的經(jīng)師,轉(zhuǎn)型成為四方奔走的教育家、實業(yè)家。

晚清上海強學會會刊《強學報》第一號


“近者五州列強競爭方烈,救焚拯溺,貴于開悟國民,講習科學?!辫b于此種認識,孫詒讓克服重重困難和阻力,積極興辦地方教育。光緒二十一年(1895),瑞安算學書院成立,后改為瑞安學計館,教授“中外交涉事務,各國記載,及近時西人所著格致諸書”。此后,先后創(chuàng)辦瑞安方言館、永嘉蠶學館、瑞平化學學堂等。光緒三十一年(1905),溫處學務分處正式成立,孫詒讓任總理。原來民智閉塞、文化落后的溫處兩府,因此成為浙江近代史上的教育發(fā)達地區(qū)。據(jù)統(tǒng)計,溫州、處州兩府在1896年至1908年里,創(chuàng)辦各級各類學校309所。其中243所為學務分處領導所建,占總數(shù)的78%。1908年孫詒讓逝世后,溫處兩府辦學數(shù)量急劇下降,從111所降至46所(據(jù)李海英《樸學大師孫詒讓傳》)。孫詒讓以其興學成就被授予學部二等咨議官,浙江學務議紳,1907年被推舉為浙江教育總會會長。其對浙南教育事業(yè)的貢獻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興辦溫州地方工商實業(yè),是孫詒讓實現(xiàn)救國圖強目標的重要領域。他深知經(jīng)濟發(fā)達是國家強盛的基礎,故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制定的《興儒會略例并敘》中,特制集資入股條例,詳述從二三萬股、二三十萬金到千萬股、萬萬金可分別做購商輪、分洋商之利,造機器紡織各局、保中國利權,購大輪船、與外國商人抗衡海上,造鐵路、利陸路運輸,開煤礦五金礦制造鐵艦槍炮各廠、不致仰給于西人等不同事業(yè),如此則“復仇雪恥之大功,庶或可望告成”。雖是紙上擘畫,而其殷殷誠意可感,讀來真切感人。

擘畫之外,也有實際經(jīng)營,涉及蠶桑柑橘、漁業(yè)捕撈、礦山鐵路、交通運輸?shù)刃袠I(yè)。光緒二十三年(1897),和黃紹箕等人集資組織瑞安務農(nóng)支會,訂立章程52項,收股80,購地40畝,試種桑樹和甌柑。光緒三十年(1904),集股萬元組織富強礦務公司,試圖開采永嘉孫坑鉛礦;與同鄉(xiāng)項湘藻等租湖廣輪船航駛?cè)饻g,建大新輪船股份公司;集資創(chuàng)辦東甌通利公司,購人力車輛試行于府城,倡建人力車公司。

同樣因其興辦實業(yè)之成效,孫詒讓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推舉為瑞安商會總理。

永嘉學派的思想涵育和導引了孫詒讓以匡救時弊為己任、學以致用的社會實踐,而孫詒讓于地方事務中的各種踏實踐行,又何嘗不是對永嘉學派內(nèi)涵和精神的豐富與充實?“素抱在經(jīng)世,文章兼事功”,孫詒讓的治學理念和成就,與其社會公義之舉之間,實有著深刻的內(nèi)在關聯(lián)。

孫詒讓于學術文化,原本即抱文隨時移、因時而興的開明理念:“自來文化之盛衰,視國家之宗旨為轉(zhuǎn)移。漢重經(jīng)術,而賈、董、許、鄭諸儒蔚興;宋尊道學,而程、朱、真、魏之倫輩出;唐尚詩賦,而人擅詞章;明崇制藝,而戶誦經(jīng)義,皆其明效大驗也。我朝右文稽古,超越古今,經(jīng)史樸學,大師相望。近以科舉之弊,競趨利祿,歐美科學,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國勢未振,實由于是?!惫蚀耍麚?jù)樸學專著《周禮正義》而撰用世之作《周禮政要》,其義即在于“《周禮》一經(jīng),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是故“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裁擇”,“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從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為國家強盛尋求思想資源。其著《墨子間詁》的一大緣由,既在于其中蘊涵的種種思想的、實業(yè)的、技術的因子,合乎實業(yè)救國的時代之需;更在于他對墨子“用心篤厚,敢于救世振弊”的認同。孫詒讓在興辦教育和實業(yè)中,全身投入,力排阻力,捐款捐物,其勞瘁苦志、堅韌不拔之德行,即被章太炎稱為“大類墨氏”。

四、珠璧聯(lián)輝:臻內(nèi)外雙修之境界

長期以來,孫詒讓因其家庭環(huán)境、養(yǎng)成方式,特別是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而被看作是一位孕育于古典儒宦之家、究心于傳統(tǒng)學術并以此立身揚名的學問家。江南自古堪稱中國人文淵藪,清代樸學更以江浙皖為其中心地域,梁啟超曾說:“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所獨占”。孫詒讓隨父游宦于此三地,與其間的學者、名士、經(jīng)師俞樾、潘祖蔭、黃紹箕、戴望、莫友芝等交往密切,他們對孫詒讓知識結(jié)構、價值理念的建成,起有極其重要的夯造之功。故在孫詒讓的生活、事業(yè)、思想層面,傳統(tǒng)學術都是其內(nèi)在修養(yǎng)和立身處世之本。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具有明顯的“西學中源”特征,既體現(xiàn)了他的歷史局限性,也可見他總體居于傳統(tǒng)文化營壘的基本格局。

然而,晚清時局之變,為孫詒讓帶來許多不同于傳統(tǒng)士子的新聽聞、新知識,引發(fā)出他不同于以往的新痛苦、新困境,迫使他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造就了他規(guī)范古典而又駁雜躁動的精神世界。他緣此而走出書齋,走向社會,邁出了順勢而為的積極、主動、開明和頗見成效的步子。因此,孫詒讓的身上,并非只有古典的傳統(tǒng),也滲透著千絲萬縷的時代印痕,新舊交織,繁雜纏繞,深刻地體現(xiàn)了知識精英之于自我完善的不懈努力。

孫詒讓批?!稇衙咨椒考饒D》書影,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相比于西學的科學、實用、強大,迫于時局危殆的殘酷現(xiàn)實,出于有心救國的動機,孫詒讓對原本書齋中傳統(tǒng)考據(jù)之學的質(zhì)疑乃至否定,已不是學術高下的比較與研討,更豐富的意義在于其中飽含的學者的公義良知和社會責任感。雖然晚清士人因其觀念、定力不同而于實際生活各有選擇,但孫詒讓的經(jīng)歷卻是他們的共同生活。因此,孫詒讓的質(zhì)疑,是一個時代的質(zhì)疑;他的反思,是一個時代的反思。這種質(zhì)疑和反思,深刻地體現(xiàn)了知識群體之于社會關懷的價值追求。

北宋思想家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道出了學者據(jù)以安身立命的價值目標和理想境界。孫詒讓以其樸學研究、社會擔當、自我良知與學術品格,作出了貼合于此的踐行與努力。其情其行,令人由衷感佩。

扎實厚重、窮高極遠、專精深賾的專業(yè)研究,是學者的本分和職責所在;而富有公義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則是知識精英自我認同和價值追求的應有之義,是其超越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擔當。因此,不論是鍥而不舍地做基礎性的專業(yè)研究、獲取專精的研究成果,還是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實現(xiàn)學術的社會價值和人文關懷,都是學者自我磨礪、竭誠奉獻的路徑。而若能融會貫通不同路徑而至內(nèi)外雙修之境,取得有深厚學養(yǎng)、有現(xiàn)實根柢、有實踐歷練、有社會關懷、有創(chuàng)新思想的原創(chuàng)成果,則正顯學問之本、學力所在,正是值得期待的學術人生。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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