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生活：科學的“人類學”

本研究聚焦于特定實驗室的日常工作，我們現(xiàn)場觀察特定場景下的科學家活動，得到了構筑研究主體的材料。我們主張，社會學家筆下的科學在諸多方面立足于細枝末節(jié)——它們是科學活動的常規(guī)流程。至于歷史大事、重大突破與關鍵競爭一類現(xiàn)象，則外在于持續(xù)涌動的科學活動之流。用埃奇（Edge，1976）的話來說，本研究關鍵在于揭示“科學軟肋”（the soft underbelly of science）的本質，因此將重點關注堅守在實驗臺上的科學家，觀察他們的工作內容。

研究從上述視角切入成型，由于找不到更合適的術語，我們將其命名為科學的人類學（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以便突顯研究方法的幾大特點。首先，人類學這一術語旨在表明，本研究僅初步呈現(xiàn)收集而來的經驗材料，不會詳盡描述各行各業(yè)科學家的活動，我們志在為特定科學家群體寫作一本人類學專著。我們想象自己是勇敢無畏的探險者，深入科特迪瓦，為了研究“野性思維”（savage minds）的信仰體系、物質生產，與部落民朝夕相處，同甘共苦，幾乎成為個中一員，最終帶回等身的觀察結果，據以寫作初步研究報告。其次，前文已經透露，我們特別重視觀察特定場景（particular setting）中的科學活動，收集材料并加以描述。我們希望投入參與式觀察，以便解決一個重大問題，至今人們理解科學都深受其困，即：外部觀察者依賴科學家的自我陳述，據以理解科學活動的本質。近來人們對此日益不滿，部分科學家也控訴出版的論文雖在科學活動中誕生，卻系統(tǒng)地歪曲了它（Medawar，1964）。與之類似，沃特金斯（John Watkins，1964）抱怨科學報告要求的“死板說教”（didactic deadpan）風格設下了重重阻礙，讀者因此難以理解科學進程。特別是部分科學家撰寫報告時有意避開自傳體，導致構成報告背景信息的項目、脈絡也變得晦澀難懂。在對科學活動的歷史脈絡作社會學解釋時，社會學家發(fā)現(xiàn)采用科學家的說法會導致特殊問題（Mulkay，1974；Woolgar，1976a；Wynne，1976），即便可以借助社會學闡釋調和自相矛盾的解釋，讓它們顯得和諧一致（Mulkay，1976；也可參考Woolgar，1976b）。討論科學的工藝（craft）特質時，學者也發(fā)現(xiàn)使用科學家陳述或將遭致麻煩。例如，拉韋茲（Jerome Ravetz，1973）指出，科學報告的形式徹底歪曲了科學活動的實質?？茖W家的陳述不僅阻礙歷史學闡釋，還系統(tǒng)地掩蓋了科學活動的本質，盡管恰是科學活動催生了科學報告。換言之，科學家與外人交談時，陳述方式與內容經常變化不定，既給后者重構科學事件添麻煩，也使科學進程愈顯艱深晦澀。因此，必須對科學實踐活動進行在場觀察，以便尋回其工藝特質。具體而言，必須通過實證調查說明，工藝實踐（craft practices）如何被組織為有序的系統(tǒng)性研究報告。簡言之，現(xiàn)實科學實踐如何轉變?yōu)槊枋隹茖W進程的陳述？我們認為，外部觀察者若打入科學家內部，長期觀察他們的日?；顒?，或可較好地回答該問題與類似問題。參與式觀察另有好處：觀察者體驗田野時，科學活動描述便會“突現(xiàn)”（emerge）。換言之，我們不會特意強調觀察結果的技術、歷史、心理任一面向，在討論開始之前不會限定分析能力所及范圍，也不會預設某概念（或某組概念）可最恰當地解釋田野遭遇。第三，使用打引號的“人類學”強調需“括”（bracketing）起對研究對象的熟悉感。我們認為，將科學活動被坦然接受的特征陌生化頗有啟發(fā)意義。顯然，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學家所用概念、術語只會增強，而非減少科學實踐（the doing of science）的神秘感。矛盾的是，我們使用人類學式的陌生化概念正為消解，而非助長時而伴隨科學出現(xiàn)的異國情調。我們采用陌生化的處理方式，又試圖避免“技術”“社會”二分，因此走向了一種特殊的科學活動分析法，它看上去對科學十分不敬。在我們看來，事先認知（prior cognition）（對前參與者來說，也可以說是事先的社會化）絕非理解科學家工作的先決要件。正如人類學家拒絕向原始巫師的知識低頭，即便實驗室成員明顯精通技術，我們也認為這種優(yōu)勢無足輕重。輕而易舉進入田野并迅速同參與者建立親密關系，其潛在優(yōu)勢不足以彌補“土生土想”（going native）的風險。在這間實驗室里，科學家們組成部落，他們每天在部落操控、制造物件。外界一旦賦予科學活動崇高地位，時不時對科學產出大表歡迎，便極有可能誤解科學活動。據我們所知，沒有任何先驗理由能夠佐證科學家的實踐比旁人的更具理性。因此，我們會盡可能讓實驗室活動顯得陌生，以免讀者視其為理所當然。若行外人大致不懂技術問題，卻不加批判地一來便接納了技術文化，他的觀察敏銳度將大幅下降。

我們研究科學時特別采用了人類學視角，因此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反身性，這在很多科學論研究中往往并不明顯。反身性是指意識到研究者觀察科學活動時所用的方法，與其觀察對象使用的方法在本質上相近?！吧鐣茖W是否是科學，它在何種意義上可被稱為科學”，對于這類爭論，社會科學家想必都諳熟于心。但是，論爭各方通常都誤解了科學方法的本質，這源于哲學家在描述科學實踐方式時以偏概全。例如，針對議題“社會科學是否能夠（或應該）追隨波普爾與庫恩的腳步”，學者們雖眾說紛紜，但至少難以判斷他們是否如實描述了現(xiàn)實科學實踐。因此，本文將回避這些一般性話題，集中討論具體問題，也就是科學實踐者與科學活動觀察者都可能會面臨的問題。需要清楚表明的是，我們在建構、呈現(xiàn)自身討論時（尤其是在本書的后半部分）已經意識到方法論的某些問題。

為了滿足上述人類學視角的要求，我們嘗試從一位特殊觀察者的經歷出發(fā)展開討論，他經受了一定的人類學訓練，但基本不懂科學。我們希望借此理解實驗室內的生產過程，說明觀察者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相似性。

本文無法給在職科學家?guī)砣魏涡轮?，我們也不會假定可以向科學家透露他們至今尚不知曉的工作細節(jié)。正如前文所述，實驗室多數成員顯然承認我們刻畫的工藝實踐的確存在。不過，工藝活動如何轉變?yōu)椤坝嘘P科學的陳述”（statements about science）？我們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許能給科學家?guī)バ聠l(fā)?？茖W家如果固執(zhí)地信奉科學報告，信賴其中描繪的科學活動，想必會對我們怒目以待。通常，他們抱持這一信念是因覺察到科學報告有助于爭取資金，或便于他們要求其他特權。因此，一旦科學家認定我們假借科學運作方式的另類表述破壞、威脅其特權保障，反對意見就隨之而來。探究信仰基礎常被等同于懷疑信仰，同理，在本研究中，探究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被視作懷疑科學知識（例如，Coser and Rosenberg，1964：667）。我們堅持不可知論立場，所以看起來對科學“不敬”，“缺乏尊重”，但我們無意攻擊科學活動。必須強調的是，我們從不否認科學是一種具有高度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而只想指出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確切性質遭到了廣泛誤解。我們使用“創(chuàng)造性”一詞，不為指代某些人的特殊能力——憑借它，他們更易進入尚未揭示的廣袤真理之域——而要用它反映本文的前提假設，即科學活動只是一個建構知識的社會舞臺。

有人可能會反駁，稱我們研究的特定實驗室工作實屬罕見，它在智力水平上表現(xiàn)不佳，包含例行的枯燥作業(yè)，不同于其他科學領域的多數工作，后者具有典型的戲劇、推測、冒險特征。然而就在這篇手稿動筆不久后，1977年，我們實驗室的一位成員被授予了諾貝爾醫(yī)學獎。本文所描繪的這類實驗室工作即便僅是例行公事，它也仍可能被授予科學界的最高榮譽。

分析邊界案例、爭議性科學事件、保密與競爭典例時，大概容易指明社會因素擾亂了科學。因為科學家這時可以拿出證據，控訴他受到了非科學的、超技術的干擾。所以遇上這些案例，社會學家便不由自主想用“社會”解釋“技術”。但是我們選擇的實驗室工作屬于“常規(guī)”科學，相比之下不受明顯的社會學事件干擾。因此，我們也不太想從科學家口中套取流言蜚語、負面新聞。我們既不做學術揭丑工作，也不認為科學少了陰謀詭計就不值得社會學關注。

現(xiàn)在，讀者想必知曉我們的方法與傳統(tǒng)社會學研究不大一樣，“科學的人類學研究”尤其傳達出我們筆下的“社會”概念不同以往。社會學分析的功能主義傳統(tǒng)企圖具體闡明指導科學家行動的規(guī)范，我們對此興致缺缺。還有不少研究聲稱“社會”“技術”緊密相連，但又默認二者對立有別，我們避免采納這種區(qū)分，否則便會陷入危險：要么無法批判性考察技術問題的實質，要么只有在科學明顯受到外部干擾時才能辨識出社會力量。更嚴重的問題是，該區(qū)分毫不知曉它已自成一種資源，并在科學活動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除了避免二元對立外，我們也不作全面的歷史學描述，而更關注科學活動的細節(jié)，因此會利用特定場景中收集而來的觀察資料構筑研究。我們主要討論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不過只在特定意義上使用“社會”一詞，它的具體含義將在論證過程中逐漸明晰。要想充分理解觀察結果，簡單強加概念自然行不通。例如，我們雖然關注“社會”，但不會只觀察科學的非技術層面，僅看重那些可用規(guī)范、競爭等社會學概念解釋的過程。相反，本文將重點討論應用社會學概念時隱含的意義建構過程，它是本研究所用方法的要義所在。因此本研究中的“社會”可暫表為：只要科學知識的社會（social）建構足以提請人們注意一種過程（process），認識到科學家憑借該過程賦予自身觀察以意義，它便是我們所關注的社會建構。

究竟什么是“科學的社會建構中的意義建構過程”？下面將舉例說明。劍橋射電天文學實驗室里有專門對類星體進行天空測繪的儀器，1967年末的某天，研究生喬絲琳·貝爾（Jocelyn Bell）檢查儀器時發(fā)現(xiàn)，它的輸出記錄中有一段奇怪的“頸背”（scruff）形圖案連續(xù)出現(xiàn)。這句話本身是一則高度精簡的描述，它源于各種資料，當然也包括貝爾的討論材料（Woolgar，1976a）。社會學家各有各的學術取向與研究風格，自然會從不同角度看待這一事件。例如，關心規(guī)范的社會學家可能會問：在激烈的競爭氛圍中如何阻止消息傳開？科學家有多遵守普遍性規(guī)范（norms of universality），或多嚴重地違反了該規(guī)范？若照這個思路走下去就不會分析貝爾的認知活動。也可以考慮一種更復雜的研究，那便需要考察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例如，設備獲取有何限制，導致貝爾的觀測與眾不同？這一時期的射電天文學有什么組織特點，導致貝爾的觀測意義非凡？這種路徑更加精細，因為它會考察一些因素，比如劍橋大學研究的組織情況，以及研究參與者過往的論爭經驗，確定這些因素對觀測結果與后續(xù)解釋的影響。如果各個因素有變，觀測結果的闡釋也會變化，甚至根本不會出現(xiàn)這個結果。

在這個例子中，記錄檢查若是自動進行，抑或貝爾已經充分社會化，不相信會有持續(xù)復現(xiàn)的“頸背”形圖案，她便不會注意到脈沖信號，脈沖星可能很久以后才會被發(fā)現(xiàn)。因此，像貝爾觀測這樣的技術性事件遠不只是一種心理活動，認知行為本身即由普遍的社會力量構成。不過，我們對觀測過程的細節(jié)更感興趣，尤其想知道貝爾通過什么方式理解那一系列圖像，并作了如下描述：“一段頸背形的圖案重復出現(xiàn)?！保═here was a recurrence of a bit of scruff.）固然可以從心理學角度解釋貝爾最初的認知過程，但我們更關注那些可及的社會進程，是它們幫助貝爾從看似混亂的各種可能認知中建構起一則有序的陳述。

《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