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話報章與現(xiàn)代女性意識》：歷史地表的裂隙之外

【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者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曹曉華與三位年輕學人討論其新著《晚清白話報章與現(xiàn)代女性意識的萌芽（1898-1911）》（簡稱《晚清白話報章與現(xiàn)代女性意識》，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2年）。本文為評論文章。

包腳受辱圖 ，《安徽俗話報》，1904年第13期

毫無疑問，孟悅和戴錦華所著的《浮出歷史地表》在近現(xiàn)代婦女文學研究史上具有某種振聾發(fā)聵的啟蒙地位——“兩千多年始終蜷伏于歷史地心的緘默女性在這一瞬間被噴出、擠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們歷史那黃色而渾濁的地平線?！敝袊耘c中國近代歷史之間錯綜復雜又隱蔽難言的關系在孟、戴二人的描摹中重見天日，更難能可貴的是，它為后來的研究者們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研究進路：通過考察晚近時期女性的話語表達，進一步廓清女性所遭受的文化權力壓迫與被“父”與“夫”遮蔽的文化形象。

曹曉華的新著《晚清白話報章與現(xiàn)代女性意識的萌芽（1898-1911）》便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這種思路。晚近文學領域的性別史書寫并不鮮見，謝無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譚正璧的《中國女性文學史》等20世紀的研究著述，都為處理“性別”與“文學”關系初步確立了實踐意義上的范例”，也從側面揭示了婦女/女性文學史在特殊歷史時期的內在復雜性。如何在繁蕪叢雜的史料中梳理出一條相對明晰的線索，這對研究者而言是不小的挑戰(zhàn)。本書作者曹曉華則慧眼獨具，她選取了1889至1911年間的部分白話報章，將”文學漢語”“女性表達”和“國族認同”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研究性別主體在家國與民族、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或主動或被動的自我調適，嘗試還原文白交迭之時女性在輿論場中的歷史面貌。如其自述所言，白話報章正是那扇”考察過渡時代中國女性意識和性別書寫的窗口”。

萌芽何解？——從”文學漢語”到《無錫白話報》

談到本書的選題緣起，曹曉華引用文貴良對“文學漢語”的定義，開宗明義道出她的觀點：女性表達屬于晚清民初的文學漢語實踐，與近代文學漢語的轉型緊密相關。此處隱含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書中所言的“女性表達”，其具體內涵究竟是相對其他什么概念提出的？倘若確如文貴良序言所述，“與‘女性白話文書寫’相對照的至少有兩個參照對象，即女性文言書寫與男性白話文書寫”，那么曹曉華在著述中是否真的實現(xiàn)了對這類書寫中“性別主體”的討論呢？

首先來看這一討論的合法性。根據(jù)著者的總結，學界近年對清末民初文學漢語轉型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

討論文白轉型以證明晚清到五四白話文學實踐的合法性；

從啟蒙的視角關注文學漢語轉型的社會影響和各階層主體的接受研究；

借助文章學、修辭學的角度討論近代文學觀念的嬗變。

這意味著，學界對文白之際白話報章的應用性達成了基本共識，對漢語轉型時期的性別討論聲音則相對較少。文言和白話（淺說）的區(qū)別已經不再只限于所謂的地位高低，而是在特殊時局中哪種應用更廣的問題，只是女性主體究竟在白話報章的傳播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傳遞了何種觀念，仍然存在一定的討論空間。換言之，著者以白話報章為切口來剖視晚近文學性別意識的進步性與矛盾性，此路可通。

但綜觀全書，筆者更傾向于另一種答案：在實際寫作過程中，著者將對主體創(chuàng)造性的討論轉嫁到了對書寫者主觀意圖的闡釋層面上，進而規(guī)避了對主體性別的判斷與辨析。因為在曹曉華看來，“性別身份的對立不能簡單地和文言白話的對立進行聯(lián)系”，這意味著本書出現(xiàn)的“女性白話文書寫”或許本身就是一種“陷阱”，主體性并非著者的研究重點，作者所關注的，歸根結底是晚清民初白話報章材料中的“現(xiàn)代性”特質，以及其在性別領域的具體表現(xiàn)。這也解釋了本書為何最終以“現(xiàn)代女性意識的萌芽”為題眼之一，“徘徊在傳統(tǒng)女教規(guī)約和‘新女性’召喚之間的兩難處境”，這種進退維谷的心理，正是所謂“萌芽”的本質。

明晰了這一點，作者將裘毓芳與《無錫白話報》用作本著第一個案例也就不難理解了。將白話報章（報載白話文）置于與傳統(tǒng)的閨閣唱和以及五四運動之后的白話寫作之間，本就表明了作者眼中白話報章所包孕的特殊張力：由裘毓芳執(zhí)筆的《〈女誡〉注釋》，代表了晚近女性報人的共同困惑。在解讀裘毓芳的掙扎時，曹曉華選用的文本極為典型，“曹大家也是個女子，他竟這樣有學問、有道理，做到名聲赫赫，萬世流傳”——這種“讀書為治家”的論調在晚清之際可謂司空見慣，女性對自我的訓誡貫穿各類白話報章，連被冠之女權先鋒的秋瑾在敬告書中也難免對部分“自輕自賤”女性的攻伐。

綜合《無錫白話報》的刊載文章和《中西教會報》等同期其他白話報刊欄目，曹曉華將筆鋒自然過渡到了“婦孺”這一語匯的性別“霸凌”上。在她的考證中，以婦孺為假想讀者的白話報刊欄目其時較多，大都“將婦女兒童作為同屬一類的無差別對象”，認定她們不僅跟農、工、商等都需要被開智啟蒙，更在表述上延續(xù)文言傳統(tǒng)，將其與幼兒視為同一階段的共同客體。女性與生育后代的天然關系，使得“婦”與“孺”的連稱看起來十分自然，也為這一時期知識界“賦予”新女性“救國保種”的政治任務奠定了某種觀念上的基礎。

曹曉華在點評裘毓芳的話語實踐時著重描述了其行動過程，認為她“試圖通過掌握更生動的語言形式進行性別主體的身份確認，即女性從被白話啟蒙的客體翻轉為有意識使用白話確認自身性別意識的主體”。但就書中呈現(xiàn)的材料而言，這種“有意識”到底有幾分真、幾分偽，可能很難給出定論。即便從舅父裘廷梁手中接過《無錫白話報》后努力革新，但裘毓芳的所謂“掙扎”仍像是順勢而為的機體反應，區(qū)隔于歷史地表的裂隙之外。

新舊之際的“婦德”與“女誡”：誰應該被啟蒙

那么由晚清白話報章傳播而促成的歷史裂隙落在何處？

若欲回答這個問題，厘清女性在白話報章中的身份和角色尤為重要。盡管著者并未嚴格區(qū)分書寫者的性別殊異，如前所述，不論書寫者是否為女性，在他們對白話報刊，尤其是白話演說的預設里，（底層）女性往往都被視作“大人身形、小孩智識”的被啟蒙對象。這種事關話語權力的“俯視”對今日的學者而言必不陌生，?？碌恼摂嘣缫殉蔀樾詣e研究的某種金科玉律：“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他們總是既處于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p>

而在這張有關女性啟蒙的網上，演說文較之白話報刊的其他體裁，其隱含的話語-權力鏈更為明顯。你來我往的學界論爭或許只是火藥味濃一些，反唇相譏、刻薄辛辣，但晚近時期將受眾指向普通女性的白話敬告文，則以難以察覺的形式劃分出了話語表達的幾方陣營——是誰“有資格”來勸誡女性？又是誰“應該”被啟蒙？白話演說文的書寫者、被訓誡的“待啟蒙女性”、推動講壇勸誡之風的“有識之士”、對女性身心仍有企圖的窺伺者……也難怪曹曉華會用“醉翁之意不在酒式的借題發(fā)揮”來形容白話演說行文的微妙之處。

其中的代表性一例便是作者著重分析的纏足與放足。放足本是號召女性爭取自身權益的倡議，但正如曹曉華引述的材料所示，晚清白話報的書寫者，也即“敬告者”，對于放足之益處的落腳點最終卻回到了對女性功能的期許：

身體如果軟弱，一身就有本領，也是處處顛倒，難以收拾。上不能侍奉公婆，下不能助夫治家，……細考太弱的緣故，多半誤在纏腳上。

曹曉華將這種對她者“痛楚”的展示和解釋比擬為“給機器的零件除銹”，認為論說者實際“著意于女性作為家國建構中的一個功能象征”。這很難不令人聯(lián)想到某種上下打量的凝視目光，和女性被刻意放大的生育器官以及被物化的事實。在敬告者的邏輯中，哪怕是經過開蒙的女性，其價值也僅僅在于相夫教子，鼓勵其受教育只為她能培育出合格的國民罷了。換言之，在家國一體的文化傳統(tǒng)和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之中，晚清民初女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只能、也不得不依附于“國權”，女權的獨立價值更無從談起。

從更殘酷的視角來看，曹曉華在本章中著墨不多的觀點之一，恰恰道明了“敬告書們”對晚近女性的另類“壓榨”：

有了這些文章，可以凸顯辦報者對國粹、對科學的執(zhí)著，是一種理念的宣揚，究竟劉師培等人心目中希望出現(xiàn)的、贊同他們使用白話撰寫述學文章的讀者有多少，在此并不是重點。

來自知識階層由上到下的“俯視”造成了敬告演說文字里行間的隔膜，這是不言自明的；林獬所言的“轉說把婦女孩子們看”則是更深一層的“俯視”——在他的潛臺詞里，被視作“愚婦”和“待啟蒙者”的女性實際上成了部分知識話語階層成就政治理想的墊腳石。當然，一概而論是不可取的，以上只是筆者根據(jù)本著征引內容而進行的闡釋。

對戕害女性的纏足之討論尚且如此，女學和婚戀等議題的情況或許會樂觀一些嗎？著者的研究結果顯然又給大眾的想象潑了一瓢冷水，且各舉一例詳釋。

婚姻自主權始終是女性爭取獨立的重要內容，擇偶自由自然包含其中。《潮聲》是曾杏村于1906年在潮汕地區(qū)創(chuàng)辦的白話方言報，此報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善用歌謠來宣傳民主、科學、進步的理念。曹曉華在《潮聲》中發(fā)現(xiàn)了一則名為《郎君好》的歌謠，看似宣揚優(yōu)婿之妙，但實為一種新“女誡”，在本質上將“選擇佳偶”和“接受訓誡”纏繞一體、互為補充。曹曉華認為，這種歌謠更像是“女性假托男性引導者之名實行的自我修身準則”，因為女性最后還是要“嫁”，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嫁得好壞之分。頗有意思的是，《潮聲》其實還在同期雜志上刊載了另一則“進步”婚戀歌謠《緩婚配白話歌本》。與前者不同，《緩配》并未強調夫妻敦倫之理和新婚姻的標準，而是將緩配婚姻與強國保種繼續(xù)縫合，呼吁青年不要過早娶妻生子：“少年勿好做父嬡……變作廢人如死蛇，大半是早娶老婆；合眾廢人成一國，人廢國亦不能安；人若不肯緩娶妻，全國所生皆弱兒……”這實則與晚清女性遭遇的非獨立性敘事困境高度一致：個體只能讓位于家國，哪怕是所謂的“進步話語”，也勢必成為救亡圖存、強國保種的政治理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女學的問題也同樣在此。20世紀初的晚清戲曲界依勢改良，戲曲作為一種思想教化的手段，逐漸融入女學體系之中。但在戲劇改良推行四五年之后，《天津白話報》所刊的《婦女聽戲出丑》，仍然存在著“此外大家不知道的，還不定有什么丑事啦，大概吃啞巴虧的必不少”等別有所指的”意淫”話語。最吊詭的是，如曹曉華指出的，所謂“戲曲改良”，“無論是怕觀眾起哄也好，怕戲詞不堪也罷，都是以保護臺下婦女的名節(jié)為出發(fā)點的”，被凝視的對象反倒成了新一輪凝視目光的虎皮大旗，滿足于這種“調教”興味的男性觀賞者則隱于幕后，無人指摘。

進而，曹曉華認為，對女性裝扮的敵意其實也是“似女者皆淫賤”的邏輯變體：“女子施粉黛被認為在經濟上無益民生，又有礙風化，和倚門賣笑的娼者無異?！迸c之呼應的是“脂香粉膩盡消除，昂昂匹丈夫”，效仿花木蘭的“祛女性化”成為新女性的某種范式自是不必多說，“尚武”精神更和新國民塑造融為一體，晚清女性解放運動在不自覺中步入了另一重困境。

由此，討論的重心又回到了對女性主體的關注上。“雖然理智上很清楚接受了新式（或者是半舊不新）教育的女性不可能再和過去一樣，但是情感上依然不自覺地留戀傳統(tǒng)女誡中對賢良淑德女性的評判標準”，這個難題絕不僅限于理論知識界的學人和白話報章的撰者，連晚近時期的先進女性似乎都困頓迷惘。而這種對自我認知和話語表達的混亂，正是女性掙脫歷史地表前的裂隙所在。

迫近或背離：“英雌”背后的敘事困境

在分析社會意識之于女子放足議題上的矛盾性時，著者曾如此寫道：“國家話語的介入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當時女性言說中的個人成分。”曹曉華的態(tài)度相對溫和嚴謹，蓋因她基本認同國家話語的操縱并沒有改變女性身體被進一步解放（即纏足改放足）這個客觀結果。但在筆者看來，家國一體的話語傳統(tǒng)對女性表達的滲入影響是全方位的，甚至連“身體解放”這一結果是否成立都值得深思。

典例便是“英雌”的誕生。從語匯生成的角度上看，“英雌”顯然自“英雄”而來。正如研究者所言，在晚近的話語表達場景中，“英雌”實際上兼具“女性性別符碼+指涉男性的人物品格褒揚符碼”和“指涉男性的人物品格褒揚符碼+女性性別符碼”兩種概念生成模式。“世世儒者，贊誦歷史之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語英雌。鼠目寸光，成敗論人，實我歷史之污點也”——報刊演說的各式宣言中，“英雌們”在自認為奪取話語權的同時不自覺保留了對男性之“英”的默認，這或許并不能簡單視作女性的“被動”反應。

結合此前對“祛女性化”的分析，這一系列“祛女”“成男”的話語表達，從側面印證了晚清女性爭取“獨立”的無奈之處：唯有如此，才能借機獲得最大程度上的權力話語支持。在本著第七章的論述中，曹曉華也有此意：

在女性先驅利用演說文號召同胞增強腦力和體力的過程中，恨鐵不成鋼的自卑感、為國分憂的使命感和改革迫在眉睫的焦灼感，三者交織纏繞在一起。這樣復雜的情緒又被男性先驅帶有強烈導向性的論說催化，于是一個帶有男子氣概的“英雌”形象逐漸站立起來，并且在國家話語的扶持下迅速融入救亡宣傳中。

換言之，作為主體的“我”在進步輿論之中獲得了受教育的許可和所謂的“人權”，但作為女性主體的“我”仍然擺脫不了為國所用的命運，也即曹曉華所言的“國民話語和教育體制之間的碰撞和磨合”。同樣，在婚戀層面，只有當“婚事”與“國事”掛鉤，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才會成為理想的人生伴侶。在白話小說《自由結婚》和《玫瑰花》中，無論是英雄還是英雌，追求國族平等自由時毫不猶豫，但到了雙方的關系上，卻仍然“慎重地”堅持稟告父母并代為提親的傳統(tǒng)。

值得玩味的是，曹曉華所引魯迅關于“母性”“女兒性”和“妻性”的見地，被她用作了對晚清白話報中女子尷尬處境的形容，認為“男女平權”作為一個時代性訴求，在新名詞的虛空幻想和傳統(tǒng)女教的話語改造中掙扎求存。只是往深處琢磨，魯迅言稱妻性被后天所逼就、母性和女兒性則是天性所有，未嘗不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說法——所謂母性和女兒性，從本質上仍然指向了共同的父權，依舊是被社會心理和文化傳統(tǒng)所建構的，也是“逼成的”。自然，筆者此處并非為苛求或評判魯迅的性別觀念，僅作解讀一種。

進而，在與魯迅相關的另一則材料中，曹曉華總結了晚近白話報章對女性形象的一種重塑與想象：“國民之母”→“養(yǎng)育后代”→“人種改良（進化）”。這是一條極為符合晚近中國對西方進化論想象的邏輯鏈，也正是伊利格瑞所辛辣諷刺的那一派——“總而言之，女性特征的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價值定位都與懷孕和母親身份相關聯(lián)：以乳汁哺育孩子，重建男人?！?/p>

由此，站在結尾處重審著者的緒論，她所提到的諸多構想仍然有待進一步豐富。例如，曹曉華所謂的晚近時期“女性意識”，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具有“現(xiàn)代性”？這種現(xiàn)代的女性意識，又是如何經由白話報章得以發(fā)展的？——相比曹曉華在微觀層面剖析具體個案的爐火純青，她對此問題宏觀演進線索的描摹和提煉則略顯單薄。

此外，曹曉華的緒論也間接承認了她對史料梳理的吃力：“前四章著重從文體形式變革以及修辭技巧等角度討論女性意識覺醒，留下大量無法深入展開的內容安排在后三章逐一論述?！边@使得本著的上下編有較多觀感重復的材料，較少與理論勾聯(lián)的內容，讀者難免疲于重復的文本和表層語義。

盡管如此，曹曉華的這本著作依舊具有某種震撼性，一如她在結語中的表述：

在“救國保種”大潮中裹挾而生的女性自主意識尚具雛形，還遠不能“自力更生”……晚清知識階層掌握話語主動權帶來的居高臨下的壓迫感，隨時可以和根深蒂固的封建父權聯(lián)合起來，導致晚清白話報章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文言的“權威”。而這種“權威”先天帶有專制父權的陰影，甚至影響了國民話語對女性意識的改造和重塑，這才是值得繼續(xù)深入挖掘的關鍵所在。

也許，令1898-1911年的她們能夠“被重新看見”，正是我們今日之工作的最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