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榮芳的考古之行

1928年擔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的李榮芳

《真理與生命》雜志1929年和1930年兩期，刊登了李榮芳撰寫的兩篇《圣地游行記》?！墩胬砼c生命》是民國期間極具影響力的基督教刊物，主編為趙紫宸，編輯部成員與“撰述員”基本來自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這兩篇游記，記述了李榮芳于1929年3月到5月在巴勒斯坦地區(qū)的兩次出游，一次是乘車，“專到緊要的區(qū)域”，一次是騎馬，“專到閉塞的地方”。

李榮芳（1887-1965）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相比于吳雷川、趙紫宸這些中國基督教界的名人，他在生前和身后都不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但他有一個獨特的背景，是其他民國基督教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李榮芳是在美國受過科班訓練的圣經學學者，而不是單純研究神學的理論家。他于1908年進入?yún)R文大學神科，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913年，他進入位于美國新澤西州的德魯神學院（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當時譯為“芝儒神學院”），大約在1917或1918年獲得神學博士。從他的博士導師、博士論文選題、回國后開設的課程、翻譯的英文著作以及他自己所撰寫的報刊文章，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嚴謹?shù)氖ソ泴W者，而不是泛談神學義理的神學家。

李榮芳1917年歸國，先在自己的母校匯文大學任教。1919年燕京大學成立，匯文大學就是組成燕大的四所教會大學之一，所以李榮芳也就成為燕京大學神學院教授（后改為“宗教學院”）。創(chuàng)校之初，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教師，李榮芳便是其中一位，主要教授圣經希伯來文和舊約。根據(jù)1931年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課程大綱，李榮芳開設多門與舊約有關的專業(yè)課。在“舊約訓詁”的課程類別中，他開設《前代希伯來先知》《后代希伯來先知》《舊約詩文》，在“舊約歷史與教義”的課程類別中，開設《以色列民族史》《閃族之宗教》《先知的社會理想》等課。在語言課程中，則教授《希伯來文初階》《希伯來文訓詁》。放眼當時的學術界，能教授古代圣經語言、熟悉古代近東傳統(tǒng)、能從希伯來文入手研究圣經者，寥寥無幾，他在當時的中國可算是極其稀缺的人才。

李榮芳為何能在1929年兩次游歷巴勒斯坦？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檔案，發(fā)現(xiàn)此事與當時宗教學院的人事變動有關。1926年之前，燕大宗教學院院長是劉廷芳，但因為內部矛盾，劉廷芳不再受聘為院長。而新一任院長趙紫宸尚未到任，這時燕大元老李榮芳就被選為代理院長，負責日常事務。1927年他正式就任院長，但按照事先的協(xié)議，只擔任一年。在宗教學院1926年年底的會議紀要中，有這樣一條英文的決議：

鑒于李榮芳博士從1917年10月入職本院以來，教學從未間斷，故而會議決議：本院將為李榮芳博士安排一年的學術休假，從1927-1928學年末開始。

（As Dr. J. F. Li has been uninterruptedly serving this School since he joined its Faculty in October 1917, it is RESOLVED that this Faculty look forward to arranging a sabbatical year for Dr. J. F. Li; to begin with the end of the academic year 1927-28.）

這條材料非常重要。首先，它確定了李榮芳在匯文大學神科（即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前身）開始執(zhí)教的時間。其次，我們得以知曉他從1928年春季學期結束后，便開始學術休假，所以他的巴勒斯坦之行正發(fā)生在他的學術休假期間。

《圣地游行記（一）》記錄了首次出行。這次出行乘汽車，1929年3月13日出發(fā)，22日返回耶路撒冷，前后共十日。參與者一共四人：“英之馬和倫，留德之麥可瑞，美之石奈得，與本篇的記者”（16頁）。與李榮芳同行的三人，乃是他當時在耶路撒冷聽課的同學，此點詳后。此次出行，一行人由耶路撒冷出發(fā)，一路北上，先到達巴勒斯坦北部的拿撒勒（耶穌的家鄉(xiāng)），然后西行，至港口城市海法。然后再沿地中海東岸北上，進入現(xiàn)今的黎巴嫩境內，之后抵達貝魯特。第四日，他們進入敘利亞境內，抵達大馬士革，至加利利湖，然后向南折返，經拿撒勒返回耶路撒冷。按照現(xiàn)今的地理方位，相當于游歷了以色列北部、黎巴嫩和敘利亞南部。

這次出行的目的是參觀各地名勝古跡。最突出的特點是，每到一座圣經名城，也就是在圣經各卷反復出現(xiàn)、在以色列古代史上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城邑，李榮芳都要一一舉出圣經各卷涉及此地的經節(jié)。這里僅舉一例。出耶路撒冷向北，先到了貝庭，也就是圣經中的伯特利（Bethel）。此處據(jù)說是雅各看見天使在天梯上上下行走的地方。在引用了雅各一段故事之后，李榮芳寫道：

此地很有些來歷，在此城與艾的中間，約書亞曾設過伏兵，攻取艾城（書8:12）。女先知底波拉的住所，也離此不遠（士4:5）。撒母耳的時候，每年巡行至此，審判以色列的百姓（撒上7:16）。大衛(wèi)度那野外生活的時候，也曾給此地的長老送過掠物（撒上20:27）。耶羅波安革命的時光，將金牛按放在此，為阻止以色列人到耶京守節(jié)之舉（王上12:32-33）。先知書里也滿載本城的事跡，真足令人生無限的情感……

這樣的羅列，當然顯示李榮芳對圣經各卷高度熟悉、如數(shù)家珍，同時，也產生出一種圣經地名檢索的效果。古代以色列不同歷史時期發(fā)生在該地的重大事件被聚合一處，古史仿佛被濃縮在一處。路途之上，與新約事件相關的城邑，也有不少。比如來到大馬士革，便自然提到《使徒行傳》中保羅被人從城頭用繩索放下的故事。耳熟能詳?shù)娜宋锖褪论E縈繞著這些圣經地名，如今身臨其境，可以想象李榮芳會何等激動。

根據(jù)李榮芳的學術訓練和研究興趣，他去巴勒斯坦“圣地”游歷，并不算一樁極其特殊的經歷。但是，他在1929年的第二次出行，卻不是泛泛地尋訪古跡，而是考察了很多正在展開考古挖掘的遺址，而且與他同行的美國學者，是二十世紀圣經考古學的開創(chuàng)者。如此一來，這次考察的學術史意義就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了。

 “專到閉塞的地方”

《圣地游行記（二）》發(fā)表于《真理與生命》第四卷第12/13期，發(fā)表時間是1930年。其中四次提到一位美國考古學家，李榮芳為他擬了一個很有些金庸味道的中文名字——歐陽亮。

我們第二次的圣地游行，是用馬匹的；同行者有耶路撒冷美國東方考古學校的校長歐陽亮博士，有德國大學東方考古學系的教授伊爾古博士，有美國留德東方文學專修生麥克瑞先生與本篇的記者，在我們所騎的馬匹之外，又帶馬夫一人，從人兩名，馬兩匹，騾驢各一頭，以肩荷負載我們的帳幕衣食品等物。每日清晨我們先遣從人到所要去的地點，支搭帳幕，籌備一切，然后同我們的馬夫，起程游覽，作研究的工作。（18頁）

這里提到的“耶路撒冷美國東方考古學?！?，是著名的“耶路撒冷美國東方研究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in Jerusalem），始建于1900年，是美國近東考古的大本營。1921年又在巴格達建立分部，所以“美國東方研究院”后來有耶路撒冷和巴格達兩處基地。這所學院在1970年更名為“奧爾布賴特考古研究所”（Albright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為的是紀念這個機構最著名的領導者、也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圣經考古學家奧爾布賴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1891-1971）。李榮芳提到的“歐陽亮”，正是這位大名鼎鼎的奧爾布賴特。

二十世紀最知名的圣經考古學家奧爾布賴特

奧爾布賴特經常被稱為“圣經考古學之父”，因為他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打造了“圣經考古學”這個研究領域。他具備廣博和精湛的古代近東語言知識，有長期田野考古的實踐經驗，同時堅信圣經記述有堅實的歷史基礎，所以將考古發(fā)現(xiàn)與“信古”的原則結合起來。從1940年代到他1971年去世，奧爾布賴特以及他的大批學生將圣經考古學打造為當時的顯學。奧爾布賴特的考古生涯，正是從耶路撒冷美國東方研究院起步的。他在1920-1929年之間，一直擔任該研究院的院長（director）。李榮芳進行考察的1929年，是奧爾布賴特連續(xù)九年擔任院長的最后一年。

以下是李榮芳在游記中提到奧爾布賴特的另外幾處。

1929年4月13日，考察團一行四人來到古代的撒馬利亞。根據(jù)以色列古史，大衛(wèi)建立了統(tǒng)一的國家，然后傳位給所羅門。所羅門死后，大約公元前922年左右，統(tǒng)一王國分裂成北方的以色列國和南方的猶大國。猶大國仍以耶路撒冷為國都，以色列國則另建新都，古稱“撒瑪利亞”。

我們的帳幕與用的物品，尚未來到，同人等先游覽各地的風景，考察他的古跡；這一次游覽撒馬利亞，又比上次詳細多了，一則時間比上次長，再則有歐陽亮博士是著名的考古家。他向我們詳細解釋該地的歷史，與哈佛大學的考古工作。我們又重新考察他的古跡與各處的陶器，很得不少的證據(jù)。（20頁）

奧爾布賴特此時經營美國東方研究院已近十年，與各國考古學家都建立了良好關系，對巴勒斯坦地區(qū)的考古遺址也是了如指掌。由他來介紹美國同行在撒瑪利亞的發(fā)掘工作，從專業(yè)角度看，肯定是最佳人選了。

此后我們又北進到耶提，在那里研究他們的古跡，得了不少的零碎陶器，曉得他為迦南人的居所。正考究的時候，有農夫以他們從墳墓里所找出的陶器出售，歐陽亮博士一見就曉得為三千余年前的古物，同行的除了記者以外全買了幾件古董，留作紀念。其陶器的品質花樣，都很精致，絕非現(xiàn)代的農人所能制作，可見迦南人在那個時候，文化已經很高尚了。（21頁）

奧爾布賴特對出土陶器的分類和鑒別，在當時可稱冠絕一時，李榮芳記述他一眼便看出是珍貴的古物，正可印證奧爾布賴特的專業(yè)眼光。但是，讓后人深感惋惜的是，李榮芳此時沒有購買一兩件出土的古代陶器，失去了一次合法購買小件近東文物的機會。

4月16日，一行人來到米吉多（Megiddo），見到了著名的“所羅門馬廄”。此事值得提出來單獨談一下。

十六日早晨，我們北行二里余地，到泰艾墓他撒林，就是當年之米吉多。我們于《士師記》五章的詩歌（19節(jié)），初見米吉多之名。在這里底波拉與巴拉大敗西西拉，《王上》9章15節(jié)也提到所羅門重修米吉多，以保衛(wèi)西北邊境。猶太王亞哈謝中傷后就在此地喪命（王下9:27）。約西亞會師于此，要阻止法老尼哥進取亞述，也是在此地陣亡（王下23:29-30）。我們到了這種滿有歷史根據(jù)的所在，另有一種的感想，……不過八點多鐘，先到蓋先生的寓廬，因為這幾年美國芝卡哥大學正在此地作考古的工作。本地主任就是蓋教授。我們與他談論許久，他領我們去參觀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規(guī)模很大，所要掘的層次也很多，現(xiàn)在不過到所羅門的時代，我們看他們所掘出來的基址墻垣以及旁的一切陶器。都【但？】其最有興趣的，就是他們所找出的馬棚，里面有石槽，足可容馬二百余匹。我們知道“所羅門聚集戰(zhàn)車兵馬，有戰(zhàn)車一千四百輛，馬兵一萬二千名，安置在屯車的城邑”（王上10:26）。米吉多就是這樣的一座屯軍的城邑，使我們更容易相信他歷史的根據(jù)。（21-22頁）

米吉多是圣經考古著名的發(fā)掘遺址，芝加哥大學的東方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從1926年開始在此地組織發(fā)掘，共有十年之久。不久，英國人蓋（P. L. O. Guy, 1885-1952）擔任現(xiàn)場發(fā)掘的指揮（field director），這就是李榮芳提到的“蓋先生”。

這位蓋先生并不是專業(yè)考古學家，他在一戰(zhàn)之后才在近東地區(qū)參與發(fā)掘工作，后來出任英國托管巴勒斯坦的文物局督察。蓋先生率領的考古隊在1928年4月有了重大發(fā)現(xiàn)，挖出了多座石柱，被認作古代的拴馬樁，又發(fā)現(xiàn)馬廄一樣的建筑。熟悉圣經的人很自然想到所羅門（約公元前十世紀中后期在位）曾修建屯軍的要塞，蓄養(yǎng)戰(zhàn)馬，因此蓋先生直接將此地稱作“所羅門馬廄”。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大部分學者認為這些馬廄可能建于公元前九世紀，也就是比所羅門要晚一個世紀左右。在“所羅門馬廄”被發(fā)現(xiàn)僅僅一年之后，李榮芳就跟著奧爾布賴特造訪了挖掘現(xiàn)場，還與考古隊領隊蓋先生交談良久?？峙逻@是中國學者與圣經考古的田野挖掘距離最近、時間最早的一次接觸了。

奧爾布賴特的院長年度報告

巧的是，奧爾布賴特在1929年發(fā)表的兩篇文章中，也提到李榮芳所記述的第二次出行。所以，同一事件，我們就有了中方和美方的各自記述。兩份材料正可以相互補充，拼出更完整的畫面。

在當年10月出版的《美國東方研究院簡報》（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第三十五期上，奧爾布賴特詳細介紹了此次出行，因此也提供了更多細節(jié)。原來李榮芳參加的考古之行，并不是幾個朋友策劃的私人出游，而是耶路撒冷美國東方研究院組織的一項常規(guī)活動。這一類考察活動的特點，就是騎馬、帶著帳篷，盡量減少隨身行李，因為要去山地和峽谷中那些人跡罕至的地方。奧爾布賴特介紹了一行四人：布雷斯勞大學教授Anton Jirku、燕京大學教授李榮芳（Professor Jung Fang Li of Yenching University）、普林斯頓神學院的阿蘭·麥克瑞牧師（Rev. Allan A. MacRae）。這與李榮芳在《圣地游行記（二）》中的記載完全吻合。

作為耶路撒冷美國東方研究院院長，奧爾布賴特每年7月前后都需撰寫一篇年度報告，總結過往一年的主要工作，刊登在《簡報》上。這是我們了解該學院運作以及來往人員的最佳渠道。奧爾布賴特在1929年7月1日寫下一份八頁的報告，總結了1928年9月到1929年6月的大事。由于美國東方研究院是按照學校來運作，所以這篇總結相當于1928-1929學年的報告。這份年度報告中，兩次提到李榮芳的名字，頗有助于我們繼續(xù)推測李榮芳去耶路撒冷的緣由以及逗留時間的長短。奧爾布賴特提到，本學年的教學始于1928年10月15日，終于1929年3月8日。下面一句比較關鍵：“下列學生在整個學期、或者學期大部分時間，在校學習。”后面隨即列出二十一人的名字、學歷、所供職的學術機構，其中就有李榮芳：

李榮芳牧師，德魯神學院神學博士，燕京大學舊約教授。

（Rev. Jung Fang Li, Th.D., 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t Yenching University）

1929年奧爾布賴特在院長年度報告中提到李榮芳在美國東方研究院上課

這些個人信息肯定是李榮芳在注冊時提供的。這可以證明李榮芳利用這一年的學術休假，專程來耶路撒冷參加美國東方研究院的學期課程。而他第一次乘汽車出行，出發(fā)時間乃在1929年3月13日，正是3月8日學期結束之后第五天。第一次出行的伙伴有馬和倫、麥克瑞和石奈德三人。李榮芳在《圣地游行記（一）》中只記錄了三人的中文譯名，但奧爾布賴特年度報告所列的名單中，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三人中，有兩人都是這一學期與李榮芳一同上課的同學，而且在名單上與李榮芳緊挨在一起。馬和倫的英文全名是John Mauchline，格拉斯哥大學神學士（B.D.），同時也是英國考古學院成員。而麥克瑞還參加了第二次出行。

1929年奧爾布賴特提到考古之行的成員，包括李榮芳

在年度報告中，奧爾布賴特還提到自己開設的課程，以及4月份的考古之行：

院長【案：指奧爾布賴特自己】和年度訪問教授如往常一樣，開設了若干課程。院長每周講授巴勒斯坦考古學兩次，每周講授巴勒斯坦地理兩次，耶路撒冷地形學一次?！洪L還進行了兩次遠足，一次是11月19-24日，去加利利；另一次是騎馬出行，穿過巴勒斯坦西部和東部，時間是4月12日到5月2日。

從這里可知，李榮芳在此期間學習的課程，都是有關考古和地理這些“硬核”的科目。而任課老師就是比他小四歲的奧爾布賴特。

有意思的是，1929年是奧爾布賴特在耶路撒冷進行考古研究的最后一年，在這份年度報告的結尾，他對新任院長表示歡迎，并對十年中曾給予自己極大幫助的各國同行表達感激之情。他卸任之后，隨即返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開始建立他的圣經考古學理論。而在美國接受過系統(tǒng)的圣經學訓練、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任教十年的李榮芳，也恰恰在這一年來到耶路撒冷。他不僅修習了圣地考古和地形學的課程，還與歐陽亮教授這位未來圣經考古學最大的權威一起出游。對二人來說，1929年都是極不平凡的一年。

 《巴里斯登考古紀況》與《古物古跡調查實習》

1929年秋季學期，燕京大學歷史學系開設了一門《巴里斯登考古紀況》。所謂“巴里斯登”，即如今的巴勒斯坦。這門課供二、三、四年級選修，2學分。任課教師正是剛剛從圣地考察歸來的李榮芳。這門課到了第二年，繼續(xù)出現(xiàn)在課程表上，但學分減至1分，課程簡介云：“研究巴里斯登之新發(fā)現(xiàn)，特別注重考古學與歷史之關系?！痹谘啻髿v史系其他學年的課表中，發(fā)現(xiàn)1936年也開設了《巴里斯登考古學》，學分為1學分，課程簡介云：“先講考古學的原則，再論考古學與政治、文化、宗教等史的關系?！?941年的課表上，課程名字已改為《巴勒斯坦考古學》，仍是1學分。課程介紹大約是前面兩個版本的結合。

宗教學院的教師，需要在其他文科系兼課，這是燕京大學當年采取的一項措施。李榮芳曾在歷史系、英文系教課。查1928-1929學年的歷史系課表，李榮芳的名字就列在歷史學系的教員名單上。當然，他這一學年不可能開課，因為他正在耶路撒冷上歐陽亮的課。1928年之前幾年的課表目前無法找齊，能看到的只有1925-1926學年的英文課表。在歷史學系課程表中，沒有找到李榮芳的名字以及與考古相關的課程。在這一學年宗教學院課程中，李榮芳開設的課乃是《圣經與現(xiàn)代社會問題》《舊約文學》《基礎希伯來文》這些常規(guī)課。所以，目前難以確定1929年的《巴里斯登考古學》是不是李榮芳在歷史系開設的一門新課。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極大。若果然如此，則他在耶路撒冷美國東方研究院上課所獲得的知識、勘察考古遺址所獲的直觀經驗，就應該是他開設考古學新課的堅實基礎。

李榮芳對圣經考古的興趣，最終又讓他參與到本土的古跡勘查工作中。1936年燕京大學歷史學系課表上，在李榮芳開設的《巴里斯登考古學》后面，列入一門新開課程——《古跡古物調查實習》。這門課由三位教師合開：容庚、顧頡剛、李榮芳。課程介紹為：

北平為遼金、宋、元、明、清五代建都之地，古跡隨處有之，又為文化機關所萃，古物之多亦遠過他地，此皆史系生所不當不踐履摩挲者。今設此課，目的在養(yǎng)成學生自動搜集材料之興趣，俾所學不受書本限制。

這門課的助教就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當時還是燕大歷史系研究生。侯仁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

參加領導這門課程的還有分別對考古學和宗教藝術有研究的容庚（希白）教授和李榮芳教授?！氨R溝橋事變”之后，北平淪陷，頡剛師已經奔赴內地，容庚教授也到南方去了，只剩下李榮芳教授繼續(xù)把這門課開下去，只是調查的對象就只能限于北平城內和近郊的一些重要的廟壇建筑了。

李榮芳對古跡和古物的興趣，還可見于他為《禹貢》雜志所撰寫的文章。1936年，顧頡剛主辦的《禹貢》雜志第六卷第五期，刊登了一組北大和燕大學生去綏遠地區(qū)實地考察的文章和實錄。其中刊有李榮芳兩篇調查報告：《安北和碩公中墾區(qū)調查記》和《綏遠宗教調查記》。前者詳細記錄了墾區(qū)從設想到實施的整個過程，對墾區(qū)的章程、組織結構、日常管理都詳細描述，后者則對該地區(qū)喇嘛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情況，做了總結。同一期的《禹貢》雜志，還刊載了侯仁之的《旅程日記》，詳述考察組一路的見聞。從中獲知，就在考察組即將啟程時，李榮芳臨時加入，讓學生們又驚又喜。侯仁之與李榮芳非常親近，所以對李榮芳的學術經歷多寫了幾筆，也再次印證了我們前面的敘述：

這期間又有城里周、沈二先生接洽同去，惜以時間不便，未果。同時陸君又忽以他故不能成行，大家方在惋惜，而燕大教授李榮芳先生卻又毅然來參加了、李先生曾在西方考古家薈萃的巴勒斯登專門做過考古的工作，他除英、德文外還通曉拉丁、希臘、希伯來、敘利亞、亞利瑪（Aramaic）數(shù)種文字，得他同行，實可慶幸。

侯仁之說他“曾在西方考古學家薈萃的巴勒斯登專門做過考古的工作”，當指1928-1929年間李榮芳在耶路撒冷聽課、勘察這一段的經歷?！皩ｉT做過考古的工作”，可見李榮芳的旅行不是短期的朝圣之旅，而是帶有研究性質的學術之行。

1929年這次巴勒斯坦之行，不僅讓李榮芳游歷了各大圣經名城，更讓他親身考察了在英國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區(qū)正如火如荼展開的考古挖掘工作。他問學于奧爾布賴特，并與這位知名的圣經考古學家一道出行，更與在米吉多的一線考古工作者直接接觸，參觀了僅僅一年前剛剛出土的“所羅門馬廄”。這一切都表明，李榮芳對當時的圣經考古有最直接的了解，這不僅影響了他后來在燕京大學歷史系的開課，還促使他參與了北平古跡的調查實習課。李榮芳為了學習圣經考古，不僅親至其地，而且還親接其人（歐陽亮），他在距今差不多一百年前的這次考古之行，可能是中國學者與巴勒斯坦考古學最早的一次國際接軌。

（我第一次知道李榮芳，是因為南京大學孟振華教授的介紹。在收集資料過程中，暨南大學吳青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欒偉平老師、友人宋希於和吳景鍵兩位先生，都曾給予很大的幫助。在此特向以上諸位老師和朋友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