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懸崖邊的造物者》：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慎而重之

《懸崖邊的造物者：5萬年的人類科技創(chuàng)新如何重塑自然》，[美]貝絲·夏皮羅著，撖靜宜譯，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月出版，344頁，69.00元

2013年冬天，我第一次聽說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當時我正在丹麥留學，北歐的冬夜總是漫長而寒冷，我度過漫漫長夜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周五晚上與朋友喝酒聊天。有一次，從英國來丹麥讀博不久的Song來我狹小的租屋里喝酒聊天。不甚明亮的燈光下，臉上掛著微醺表情的他用平緩但略帶興奮的語氣跟我說，“生物工程終于成為工程學意義上的工程學了。我們可以像工程師設計、建造橋梁那樣設計、建造生命了。我終于感覺到我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了”。那時候，CRISPR-associated（Cas）雖然橫空出世才一年多，但迅速改變了分子生物學的生態(tài)地貌，成為分子生物學家和生物工程師最稱手的工具。以CRISPR-associated（Cas）為代表的精準基因編輯技術讓人類擁有了造物主的能力：按照人類的意愿來精準設計、創(chuàng)造滿足特定目的、實現(xiàn)特定功能的生命。人，終究成了萬物的“主宰”。但問題在于，人是否應當扮演“造物主”的角色，任意干擾、改變生命的自然狀態(tài)？

曾獲麥克阿瑟天才獎的美國演化分子生物學家貝絲·夏皮羅（Beth Shapiro）對此并不過度擔憂，因為人類在五萬年前就已經在扮演“造物主”了。從那時起，人類替代自然成為地球上生命演化最主要的塑造力量：人類可以決定一個物種的存亡，加速生命演化的速度，操控眾多物種的演化方向。她的新書《懸崖邊的造物者：5萬年的人類科技創(chuàng)新如何重塑自然》詳細解釋、論證了這一觀點，并用翔實、豐富的案例來說明，擁有以基因編輯技術為代表的新工具的人類，在恰當?shù)谋O(jiān)管下，完全可以為人類自身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種塑造更好的未來。

貝絲·夏皮羅（Beth Shapiro）

夏皮羅是從平平無奇的美洲野牛開始她的研究工作的。相較于猛犸象、洞熊和恐鳥這些史前巨獸，抑或尼安德特人這個現(xiàn)代智人的近親，美洲野牛實在有些讓人提不起興趣。這也是她一開始的想法，不過因為可以去西伯利亞，她還是接受了這個課題，開始了古DNA的研究。古DNA研究通過對古生物化石遺存的DNA測序，幫助古生物學家更精確地定位一個古生物物種在生物演化中的位置，避免以往純粹從形態(tài)學角度進行分類可能產生的誤導。對野牛的古DNA研究也是她理解北美大陸巨型動物群與人類關系的獨特視角。她發(fā)現(xiàn)，大概在三萬五千年前，美洲野牛的生死存亡與人類在美洲的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當人類剛踏上北美大陸時，對美洲野牛群造成了嚴重的沖擊。不過，隨著猛犸和馬等巨型動物群在全新世遭遇人類后滅絕或瀕臨滅絕，為野牛群空出來生態(tài)位，讓野牛群再次繁榮起來。同時，野牛與善于聯(lián)合捕獵的人類協(xié)同演化，體型變得更小，更擅長逃跑。當歐洲人帶來的病毒席卷大陸時，隨著原住民滅頂之災的降臨，野牛群的生存壓力降至最低，種群數(shù)量達到最大。不過，這種繁盛并沒有持續(xù)多久。馬和槍的引入讓野牛群面臨前所未有的捕獵壓力，陷入瀕臨滅絕的困境。在瀕臨滅絕之際，人類接管了原來自然演化主導的地方，決定了野牛群的演化路徑，讓野牛再次繁盛起來。人類與野牛的關系是人類與地球上其他物種關系的一個縮影：人類是捕獵者，是馴化者，也可以成為管理者和保護者。夏皮羅在《懸崖邊的造物者》的第一部分表明，無論人類是其中的哪一種角色，都會改變地球上群落的分布、其他物種演化的路徑和進程，從而重塑自然。

人類對自然最顯著的重塑是引起了“第六次大滅絕”。自然界中本來就存在正常的滅絕速率，但自人類登上生物演化的舞臺上后，生物滅絕的速率大大提高，已是正常滅絕速率的二十倍。近期的滅絕事件已經清晰地表明人類應該對眾多物種的滅絕負責。夏皮羅作為古生物學家想進一步追問的是，人類是否應該對人類早期各大陸巨型動物群的滅絕負責。人類應該對此負責的第一個證據(jù)是，各大陸上巨型動物群的滅絕與人類在該大陸的出現(xiàn)和擴散在時間上高度重合。不過，這只是一個現(xiàn)象。作為科學家，不應該僅滿足于這樣現(xiàn)象上的關聯(lián)。因為兩個事件在現(xiàn)象上看起來有關聯(lián)，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只是一種可能，還可能只是巧合，或者兩者具有共同原因。夏皮羅仔細考察了澳大利亞、美洲大陸和新西蘭的巨型動物群滅絕的原因，給出了獨立的證據(jù)，有力地表明了對這些動物的滅絕，人類脫不了干系。人類作為破壞者，阻斷了這些原本有更多演化可能的動物的演化路徑。

夏皮羅認為，定向馴化是人類重塑自然的第二種方式。在沒有人類的干擾中，生命是通過自然選擇自發(fā)演化，沒有特定的演化方向。然而，人類的定向馴化改變了這一切。人類選中的生命開始有確定的演化方向，朝著人類想要的方向演化：更溫順的馬、產更多奶的?！祟悘牟东C者轉變成放牧者。在一代代人工選擇中，被馴化的動物越來越滿足人類的意愿。在定向馴化中，人類與馴化的物種形成互利共生的關系?；ダ采谏锸澜缰胁⒉簧僖?，甚至存在與人類種植、放牧很相似的關系：切葉蟻種植真菌、打理真菌花園來獲取穩(wěn)定的食物；黃毛蟻放牧蚜蟲，用自己的觸角撫摸蚜蟲，讓它們排出蜜露。不過，夏皮羅點出了人類定向馴化與其他互利共生關系的關鍵不同：人類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向馴化的，而其他物種之間的互利共生只是協(xié)同演化的結果，并不涉及意圖和目的。

前面兩種重塑自然的方式顯然是以人類為中心。人類為了自己生存的私利，導致巨型動物群的滅絕，改變其他物種的演化路徑。然而，即便純粹為了人類的私利，這兩種短視的方式對人類長遠的生存和發(fā)展也并非好事。何況，人類是可以反思的物種，人類生存不應該以其他物種的滅絕為代價。夏皮羅認為，由此產生的人類重塑自然的第三種方式是保護自然，保護其他物種。她介紹了兩種保護自然的進路：一種是劃定自然保護區(qū)，讓自然就是自然，避免人類的過度干預；另一種則是積極人為干預，讓自然持續(xù)發(fā)展。第二種聽起來有些悖謬，為了保護自然而干預自然。她舉了拯救美洲獅的例子來說明。當人們開始保護美洲獅時，雖然可以通過保護美洲獅來讓美洲獅的數(shù)量增加，但近親繁殖可能帶來各種遺傳疾病，反而加劇了種群滅絕的危險。為此，生物學家積極推動美洲獅的雜交，增加美洲獅基因的多樣性。實踐結果是好的，雜交后的美洲獅的先天性疾病和生理缺陷的發(fā)生率降低了，種群數(shù)量增長超過了百分之五十。

在轉基因技術、合成生物學技術出現(xiàn)之前，人類的確一直在重塑自然，但很大程度上是無意的，即便是定向馴化，過程也很緩慢，可能要花費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來持續(xù)精心人工育種。新的生物技術，尤其是精準基因編輯技術的出現(xiàn)，正如我的朋友Song所說的，讓我們可以在工程學意義上設計、制造生命。夏皮羅在書的第二部分“可行之道”（The way it could be）討論了擁有這些先進生物技術的我們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究竟如何使用這些技術來創(chuàng)造更美好的未來。

有了今天轉基因技術和基因編輯技術，我們可以創(chuàng)造更溫順、更容易放牧、遷移和擠奶的無角荷斯坦牛、風味更好又耐儲存的西紅柿、補充人體必需的元素從而可以挽救生命的大米、無需農藥又抵御蟲害的糧食作物、挽救瀕危動物、處理太平洋垃圾的細菌，等等。然而，無論是轉基因產品，還是2018年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都陷入了巨大的爭論。普通公眾感覺到了最新生物技術的巨大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人們擔心，在資本的逐利本性中，“身懷利器，殺心四起”，嚴重威脅我們的切身安全和整個生命的未來。夏皮羅對這種“轉基因恐懼”并不贊同。她認為，“心存善意，手握利器”，反而可以利用這些生物技術創(chuàng)造更符合人類需求的生物產品、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挽救瀕危物種，從而有更好的未來。她確信生物技術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好的未來，人類自身想要的未來。因為自然選擇的演化的未來本身是內在不確定的，但生物技術卻讓我們掌握了演化的力量，可以自己掌控演化的未來。

雖然夏皮羅的觀點聽起來有些過于樂觀主義，忽略了生物技術本身的不確定和風險性，但她的觀點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具體的理論和現(xiàn)實的案例。人們對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總會感覺恐懼。她嘗試從理論上表明，除了加快了演化的速度和精確性，控制了演化的方向，生物技術帶來的生命變化與自然產生的演化并無實質不同。因此，人們對這一點并不需要過度擔憂。當然，她也并不認為，科學家可以為所欲為。相反，她認為，專門的監(jiān)管是必要的，科學研究也應當主動接受公眾和相關部門的監(jiān)管。那些引起巨大爭議的事件，比如“黃金大米事件”“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正是由于試圖逃避監(jiān)管而受到公眾以及專家共同體的質疑。只要基因技術能夠在嚴格監(jiān)管之下進行，讓公眾能夠完全了解，我們完全可以讓生物技術給我們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塑造更好的未來。

即便有這么多理由，我認為夏皮羅的觀點仍然過于樂觀，對公眾的想法過于簡化。首先，公眾對像轉基因、基因編輯等生物技術的不信任不僅僅是由于無知帶來的簡單情緒反應，而是有理智的依據(jù)?？茖W家當然可以預知到生物技術帶來的風險，但公眾關心的是科學家預測之外的風險。事實上，公眾并不追求絕對的安全性、確定性，公眾習慣生活于未知的不確定性中。公眾擁有與他們利益高度關聯(lián)的非形式地方性知識，這足以支持他們對科學風險做出理智的反應。正因如此，公眾才對科學如此確定地宣稱預測到了并能完全控制所有不確定性表示懷疑。其次，公眾并不是簡單的對生物技術及其相關的理論知識的不信任，而是對負責科學相關公共事務的機構的行為、以往記錄和可信性的合理質疑。今天科學不再是只存在于實驗室之中的科學專家的事業(yè)，更是具有潛在的商業(yè)、政治利益，甚至很多科學專家本身就是企業(yè)家。尤其近些年來，科學商業(yè)化因在學術科學中不斷蔓延的商業(yè)化文化而急劇加速。公眾的判斷是對“被商業(yè)或其他政治利益力量‘俘獲’的可用科學的道德、理智和政治的判斷”。第三，公眾對生物技術合理的懷疑可以督促科學擔負應該擔負的公共責任，讓科學家以及相應的公共機構更慎重地對待那些可能影響公眾安全和利益的技術。

不過，不論一個人是否贊同夏皮羅在書中表達的對生物技術的樂觀主義，都不可否認本書作為一本描述人類在過去如何塑造自然，在未來可能如何塑造自然的科普書是極為出色的。任何想要了解人類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以及最先進的生物技術，都不應錯過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