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先生的屈學與王水照先生的蘇學

4月9日，復(fù)旦大學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lián)合舉辦十卷本《王水照文集》發(fā)布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西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學者與會。本文是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傅杰教授的發(fā)言。

《王水照文集》發(fā)布會現(xiàn)場

今天在座的多是唐宋文學研究名家，我是外行。但在復(fù)旦大學中文系的二十多年間，屢得王水照先生的教導(dǎo)與提攜，王先生文集出版，必須來致敬致賀?？吹侥陮镁叛耐跸壬廊桓澳暌粯由癫赊绒?，非常高興；但發(fā)言比較尷尬，只能談一點雜感，說幾句閑話。

王水照先生

我是1995年來復(fù)旦做博士后的，那時的王先生還是花甲少年。在來上海讀博士前，我在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讀了三年碩士，又留校給姜亮夫師做了六年助手。亮夫師一個重要的學術(shù)領(lǐng)域是《楚辭》。今年對我來說是有紀念意義的一年，因為我是在1983年考上研究生的。而那年開學前的整個暑假，我都在姜府協(xié)助亮夫師校他的巨著《楚辭通故》，至今正好四十年整。已故的楚辭學權(quán)威湯炳正先生把郭沫若、聞一多、游國恩三先生與亮夫師并列為當代楚辭研究四大家。而亮夫師的楚辭研究，一是持續(xù)的時間久，二是論著的方面廣。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讀時，由王國維先生指導(dǎo)的畢業(yè)論文就是《詩騷聯(lián)綿字考》。二十七歲有感于王氏的自沉而引發(fā)校釋屈賦的意愿——借注《楚辭》來排遣自己的憂憤郁悶也是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之后他在《屈原賦校注》外廣羅楚辭論著，完成了《楚辭書目五種》；作了多個具體問題的考索，最后編定了《楚辭學論文集》；又分類考釋《楚辭》語詞，寫就了《楚辭通故》；在年屆八十時受教育部委托，開辦高校教師《楚辭》學講習班，最后整理成《楚辭今繹講錄》。著作多樣，涉及了屈賦乃至楚辭的方方面面，這是他有別于其他諸家的特點。

由亮夫師的屈原研究我聯(lián)想到王先生的蘇軾研究。這十卷文集重點是宋代文學，中心則是蘇軾研究。而王先生的蘇軾研究也是持續(xù)的時間長，著作的形式多。王先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得到眾名師的指點，又趕上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在本科三年級時參與了著名的55級《中國文學史》的撰著，不僅是宋元組的負責人，也是蘇軾的執(zhí)筆者。畢業(yè)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也就是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組工作，又隨余冠英、錢鍾書等先生參加了科學院《中國文學史》的撰著，再次成為蘇軾的執(zhí)筆者（這兩章今都收錄于《文集》第五卷），也就是說在三十而立之前，先生就與蘇軾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也為他而立之后在中國乃至國際學術(shù)界都立于不敗之地的蘇軾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1978年王先生調(diào)入復(fù)旦大學中文系后，在《文學評論》發(fā)表《評蘇軾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詩》為蘇氏辯誣，自此開始了他既精深又全面的蘇軾研究，碩果累累：傳記有《蘇軾》以及跟門人朱剛教授合撰的《蘇軾評傳》、跟門人崔銘教授合撰的《蘇軾傳》（《文集》的編纂體例與總目由王先生親訂，所有篇目皆系獨撰，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與弟子合撰的《南宋文學史》《歐陽修傳》及這兩種蘇傳都未收入《文集》）；作品注釋有被同行譽為“古代作家選本中少見的杰構(gòu)”的《蘇軾選集》；論文有《蘇軾論稿》及其增訂本《蘇軾研究》；授課講錄有《王水照說蘇東坡》；相關(guān)資料整理有《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而對跟蘇軾相關(guān)的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等的研究，以及對繞不開蘇軾的宋代文人集團研究、宋型文化研究、古代文章學研究等等，也莫不有助于我們對蘇軾更立體的觀察與理解。

《王水照文集》

不用說，對王先生的蘇軾研究作評價超出了我的能力，但王先生的蘇軾研究及其相關(guān)論著受到了中外學術(shù)界的高度推崇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莫礪鋒教授說：“要在當代學界找一位蘇軾的知己，或者一位蘇軾研究的功臣，肯定非王先生莫屬。毫不夸張，王先生在蘇軾研究上達到的學術(shù)高度在當代學術(shù)界處于巔峰地位?！睙o論是屈原還是蘇軾，都博大而復(fù)雜，亮夫師與王先生的研究不可能沒有補充乃至修正的余地，正如一向平易謙遜的王先生表示，蘇軾是說不全、說不完、說不透的。但他們都用自己逾半個世紀的不懈努力，為當世也為后人理解屈原與蘇軾、走近屈原與蘇軾做出了不可替代也不可磨滅的貢獻。我相信過多少年也仍然會有讀者通過亮夫師的著作去認識屈原及其作品，通過王先生的著作去認識蘇軾及其作品。屈原、蘇軾的作品是不朽的，亮夫師、王先生的著作也是足以傳世的。

亮夫師在《屈子思想簡述》中有專節(jié)《論屈子人生觀》，在《簡論屈子文學》中有專節(jié)《論屈子個性》，特別表彰屈原“不邪不曲不偽”的“大德”與“九死不悔”的執(zhí)著；王先生在《蘇軾的人生思考與文化性格》等文章中特別表彰蘇軾因“健全的文化性格”而形成的那種曠達的人生態(tài)度，那種“大智大慧和大徹大悟”。我在想，亮夫師與王先生以一個偉大人物留下的杰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長年沉浸其中，既得到人格的熏陶，又得到藝術(shù)的熏陶，留下自己的心得之余又抉發(fā)從屈子到蘇子的精神與絕技，使之推廣開來傳遞下去，影響學生與更多的世人，這樣的人生真是充實而光輝。王先生的淡泊從容，王先生的健康長壽，肯定跟他與蘇軾的長年相處不斷對話密切相關(guān)。而亮夫師與王先生等前輩學者的人生態(tài)度與治學精神，跟他們的著作一樣，也都足以成為后學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