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衣燒獻金銀袋

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徽商之崛起以及徽州宗族社會的逐漸形成，一些徽人殫思竭慮地企圖改變社會觀感，他們力圖向世人展示“賈而好儒”“富而好禮”的區(qū)域人群新形象。在徽州，不僅通過對民間儺壇祭儀的系統(tǒng)整理，形成了署名為博學之士程敏政編纂的《祈神奏格》那樣集大成的“徽禮”文獻，而且還參照通行全國的“文公家禮”、《萬寶全書》等，編制出適合徽州當?shù)厣鐣畹母黝惷耖g日用類書。其中，清明、中元和冬至時分書寫金銀袋的做法，也正作為“徽禮”的一部分，積淀而為徽州的重要民俗，并流播四方。而迄今尚存的一些金銀袋簿，則具有頗為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

（一）

清明是中國人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在“徽禮”盛行的皖南更是備受重視。盛清時代揚州鹽商程庭，祖籍徽州府歙縣岑山渡，他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返鄉(xiāng)展墓尋根，撰有《春帆紀程》一書，其中就指出：“新安最重此節(jié)，凡子孫雖至貧乏，亦必先半月前具牲鏹，肅衣冠，相聚拜于始祖之墓，而后高、曾、祖、考次第展拜，罔敢紊淆。墳塋自晉、魏、唐、宋以來歷歷可稽，非若他郡遷徙靡定，不數(shù)傳而后裔相忘，松楸寂寞，麥飯無人……”

清代宗族清明祭祖圖

關于清明時節(jié)的具體活動，1931年歙縣南鄉(xiāng)有位小學生叫凌成錦，他撰有一篇《清明掃墓記》：

清明節(jié)者，祭祖之大節(jié)也。蓋人之也先有上祖，茍無上祖，則無我身矣，故上祖不可不祭之。然祭祀之道，亦不可無定時也，故有時節(jié)以祭上祖。吾國定于清明節(jié)為祭祖之期，是日無論大學、中學、小學以及各機關、各團體，皆必停止工作，以為掃墓之期。夫吾人祭祖固明矣，然亦不可不誠心以祭之?！鬃釉唬骸吧鹘K追遠，民德歸厚矣?！庇衷唬骸凹廊缭?，祭神如神在?！比粍t圣人如此，豈可輕于祭祖哉！……吾家有清明會，其金銀包皆由會內所備……及至墓時，祭器擺于地上，金銀包紙一燒，火炮即放，依序拜之。祭畢，遂在墳前休息，聽聲聲炮竹，一似炊煙四起……

先人墳塋圖

在傳統(tǒng)時代，徽人祭祀祖先，多醵資設立“清明會”。每逢清明時節(jié)，各村族的清明會都要組織祭祖掃墓，當?shù)氐膯⒚勺x物中就有“二八社，清明節(jié)，標掛紙錢”的說法?！皹藪旒堝X”也叫“上墳掛吊”（簡稱為“掛錢”），其具體做法是先在墳頂上插上以長竹竿纏掛的一串紙錢，再擺開案桌，奉上貢品，然后鳴炮奏樂，焚香化紙，由長輩率領子孫向先人墳塋下跪磕頭，并將手中點燃的香火插于爐中。此后，由耆老高聲誦讀祭文，以表達對先人功業(yè)之追慕，并寄托后昆的哀思。對此，盛清時代的一首《新安竹枝詞》就寫道：“鼓吹喧闐擁不開，牲拴列架走輿儓，問渠底事忙如許，唐宋墳頭掛錢來?！痹撛娚鷦拥貭钅×艘恍┗罩葑谧迩迕鲯戾X的場景。有時，墓祭禮畢，還會將挑上墳的清明粿，拋向墳堆頂上及墳塋周遭，據(jù)說這是為了讓那些無祀的孤魂野鬼揀食……

當代的清明掛紙，2005年4月1日作者攝于徽州

當代的清明掛紙（之二）

徽州文書中的清明“上墳掛紙例”

在清明時節(jié)，徽州人還要燒獻“金銀袋”。對此，乾隆時人吳梅顛在《徽城竹枝詞》中曾吟詠：

墓祭三回重本源，清明冬至及中元。寒衣燒獻金銀袋，但只清明許乞墦。

詩中的“墦”即墳墓，而“乞墦”一詞源出《孟子·離婁下》，意思是向祭墓者乞求所余酒肉。這首竹枝詞刻畫的是徽州人在清明、中元以及冬至祭祀時，都需要焚燒金銀袋以祭奠祖先。望文生義，“寒衣燒獻”應當主要指的是冬至祭祀，不過，“清明谷雨，凍死老鼠”，此際正值料峭的倒春寒，故而“燒獻金銀袋”顯然亦有噓寒添衣之意。根據(jù)徽州人的講述，金銀袋是用大紙糊成類似信封式的袋子，內裝金銀錫箔、冥鈔，袋上以毛筆正面書寫祖先名諱，背面則寫著“×年×月×日……封”的字樣。此類的所謂金銀袋，民間也稱之為“金銀包”或“冥包”。

由于每年清明、中元和冬至時都需要在金銀袋上書寫祖先名諱、世次等，所以每家每戶都置有“金銀袋簿”——也就是找一個本子，里面專門記錄先人名諱、世次以及葬地之所在。此類的簿冊，也叫“祖宗簿”“紙角簿”“清明簿”或“水源木本”等。這樣的文書簿冊，迄今保留下來的也仍然相當不少。

民間日用類書中的“紙角式”（金銀袋簿），民國《酬世匯編》抄本

前文提及，金銀袋中是放置錫箔紙錢的。關于這一點，筆者手頭有一冊光緒四年（1878年）的《清明頭租腦規(guī)例簿》，其中就提及具體的做法：“清明、中元每位冥包一個，用上料紙一張，做一個紅簽頭。（每裝二四箔一百張，祭時帶墳焚化）?！蔽闹械摹岸牟?，是指錫箔的規(guī)格。當然，每個金銀袋中究竟放入多少錫箔，有時也頗有講究。更早的一冊《囗囗清明頭時節(jié)譜》中就有記錄：

做清明頭，但亡人銀包須要毛八紙做，再裝銀包時，須查看各亡人批助有多有小【少】，故耳【而】銀課亦有多小【少】，先批銀錢而有高低。

此一抄本的年代是咸豐三年（1853年）。這是說金銀包是用江西等地生產的“毛八紙”做成的，其中放入多少錫箔，需視其人生前對清明會的貢獻大小而定。對此，上述記錄之后另有：

計開批人艮【銀】包，灶弟批土名湖山乾【干】田一塊，計豆租一斗二升；又批錢二兩，清明須要上墳掛吊，辦艮【銀】包六個，每包二十定【錠】。

天壽朝奉馮公，天壽孺人洪氏；

起禮朝奉馮公，起禮孺人吳氏；

灶弟朝奉馮公，細元朝奉馮公。

《囗囗清明頭時節(jié)譜》，清咸豐三年（1853年）抄本

在上述的這段文字中，“朝奉”一詞源自宋元時代，在徽州原先是本地富翁的意思，通常在族譜或祖宗簿上，“朝奉”二字皆用作男性名諱之后綴，與以“孺人”稱呼女性，都是習慣性的尊稱。上揭的“天壽朝奉”“天壽孺人”以及“起禮朝奉”和“起禮孺人”，顯然皆是灶弟之先人，由于灶弟生前對清明祀會有所貢獻，故在金銀袋規(guī)格上理應獲得相應的待遇。

（二）

在傳統(tǒng)時代，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族譜，但幾乎所有的家庭應當都有自己的金銀袋簿。迄今尚存的諸多金銀袋簿，詳細記錄了先人的名諱、世次以及葬地，雖然有不少看似皆為流水賬，甚至若斷爛朝報，但它卻是民間編纂族譜的重要資料，其中也從一些側面反映了近數(shù)百年來人事的廢興顯晦。

在徽州，人們認為：“人各有祖，如水木之有本源?！闭且驗檫@個原因，兄弟手足也被稱為“一本之親”。清人江登云在《橙陽散志》中指出：“水有源，木有根，人之于祖亦然。吾徽敦本追遠，視他郡較盛，聚族而居，一姓相傳，歷數(shù)百載，衍千萬丁，祠宇、墳塋世守勿替。間有貿遷遠地者，一旦歸來，邱垅無恙、廬舍依然。語云：‘歙俗千年歸故土。’諒哉言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記錄先人名諱、世次以及葬地的金銀袋簿，有的也就叫做“木本水源”。

筆者手頭就有兩種都叫“木本水源”的金銀袋簿，其中之一屬于歙縣上豐宋氏的一批文書。該冊《木本水源》封面題作“永大記”，顯然是出自商家之手，封面另有“木本水源，留傳以為后代之人以記之，則免忘記祖囗【宗？】”二十余字。而其中所記錄者，便是通常所見的金銀袋簿。在這冊金銀袋簿中，宋氏對先人一直追溯到宋代的一世祖。其二世祖的記錄如下：

揆諸史籍，“將仕郎”“從政郎”都是八、九品的官職。此一履歷是否完全可信尚待確證，不過，其中提及的“曹娥鹽運使司鹽運使”，可能說明上豐宋氏在宋代就有人任職于浙江鹽務。結合其他文獻可知，徽州人早期的仕宦生涯，對于后世家族商業(yè)之發(fā)展頗具影響，換言之，宋氏家族在明清以后鹽商輩出的情況，可能并非偶然的巧合。

在清代，歙縣上豐宋氏是揚州八大鹽務總商家族之一，其家族史料在二十多年前流散而出，是我最早讀到的頗具價值的成批文書。由于當時我并未覓得上豐宋氏的族譜，故而該冊金銀袋簿中的一些紀錄便顯得較為珍貴。例如，《木本水源》記錄有：

其旁另有：“公字慶康，乳名崇德。原配許孺人，乳名順加；繼配汪氏，湖南人，在江西吳城娶，葬揚州城外；繼配周氏，南京人，在揚州娶，葬揚州城外?！辈⒂小扒迕髌咴掳雽懘印卑俗?，顯然表明上述的內容，是提供先人的基本信息，以便清明和中元二節(jié)抄錄金銀袋之用的?！八蔚衔摹币幻谏县S宋氏文書中時?？梢?，而由上述的金銀袋簿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此人系揚州鹽商，他在淮鹽轉運中樞——江西吳城娶了汪氏，又在揚州娶了南京人周氏，從一般情況上看，周氏很可能是曲中之姬。此外，書中還提及宋氏之元配為歙北許村許氏，該家族也是著名的揚州鹽商家族。而在《木本水源》中，有一些記錄也反映了其姻婭之戚的情形。例如：“許以成（作者舅祖考），葬鹽城上岡；許炳（舅考），葬鹽城上岡南首?！边@些許氏族人，從清代以來就在鹽城上岡一帶極為活躍。此類記錄，都與清代歙縣徽商在蘇北的經營活動以及區(qū)域開發(fā)密切相關。

有的金銀袋簿之記錄，還有助于我們確定著名人物的生卒年份。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庫開館，征集天下遺書，命各地藏書家進獻珍籍。在東南地區(qū)，天一閣的范懋柱以及鮑士恭、馬裕和汪啟淑四人獻書最多。其中，汪啟淑為歙縣綿潭人，但此前所見的傳記史料大多并未提及其人的生卒年份，今人著述中偶爾提及者亦多有訛誤。

盛清時代江南著名藏書家汪啟淑

十數(shù)年前，我因主編《歙縣的宗族、經濟與民俗》一書，曾兩度前往汪啟淑的桑梓故里——歙縣綿潭考察。在綿潭汪氏后人家中，曾獲睹不少與明清時代徽商相關的珍稀文獻，其中就有汪氏的一冊金銀袋簿，書中明確記錄：

皇清誥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朝議大夫、戶部山東司中憲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加三級，顯先高祖讱葊府君汪公，孺人方氏。

清代歙縣綿潭汪氏的金銀袋簿

末了的署名是汪啟淑的“玄孫男存育、存位，來孫男立功、立森仝百拜”。另外，金銀袋簿還記錄：汪啟淑“字慎儀，號秀峰，又號讱葊”，“墓小溪”（其墓地位于綿潭之東北，棉溪口西北的歙縣小溪村）。他的生卒年是“雍正戊申年七月初二日子時，嘉慶戊午三年九月三十日”?？梢?，汪啟淑應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初二，卒于嘉慶三年（1798年）九月三十，享年七十一歲。這一記錄，圓滿地解決了汪啟淑生卒年份的問題。

（三）

徽州人慎終追遠，即便是遠離故土，也要定期祭祀祖先，清明自不例外。因此，有的金銀袋簿也反映了僑寓徽商的貿易與信仰活動。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徽州覓得一批文書，其中有一份歙縣“漁梁宗祠讀書學名”，末有文字曰：“汪敦本堂宗祠，土名馬江塢口，即下馬頭。族簿抄具，寫祖宗簿，永遠取用。汝父抄寄。”由這段文字來看，該份文書應當是在徽歙本地的父親從“族簿”（為未來編纂族譜而輯錄的家族文書）中抄錄出相關的字輩排行，寄給僑寓異地的兒子。

僑寓南翔的徽商書寫的金銀袋

在這批文書中，還有另外一張書寫在紅色“南翔李源和總號用箋”上的文字：

上述的“南翔李源和總號用箋”右側皆有“中華民國”字樣，反映了旅外徽人書寫金銀袋簿的時代。另外一張寫在普通紙上：

其下有“逢時遇節(jié)，齋用酒杯二十八只，宅客五只”十數(shù)字。還有一張書寫在朱絲格信箋上，又有“汪氏門中諸客祖先分派鑒納”的字樣。1958年之前，嘉定縣長期隸屬于江蘇省管轄，故此處稱“江蘇南翔鎮(zhèn)”。這些，顯然都是僑寓南翔之徽商為祭祀遠在皖南的先人所抄錄的金銀袋封面文字。

在清明時節(jié)，除了祭祖之外，也還需要祭祀其他的相關神明。在這批文書中，就有一些反映民國時期僑寓徽商信仰的資料，如《眾神紙馬》上開列的祭祀神明，有周宣靈王、李王、七相公、八相公、九相公、越國汪公大帝、興旺土地福德正神、五福大猖兵和原地主人等，皆頗具徽州特色。該《眾神紙馬》用毛筆抄寫在“南翔李源和總號用箋”（藍絲格信箋）上。從前述的“寓江蘇南翔鎮(zhèn)東市”“謹具冥儀壹封送徽州府七里頭后塘塢”等文字可知，它應當是寓居南翔鎮(zhèn)東市的歙縣徽商開具的紙馬類目。

僑寓徽商歲時祭祀時開具的的“眾神紙馬”

從傳統(tǒng)迄至當代，南翔都是蜚聲遠近的江南名鎮(zhèn)，素有“銀南翔”之稱。早在明代，萬歷《嘉定縣志》就曾記載：南翔“往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于諸鎮(zhèn)?！绷硗?，該志羅店鎮(zhèn)條下亦曰：“今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矣?！倍诋敃r，著名文學家歸有光也指出：“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庇纱丝梢?，南翔自明代以來就是徽商聚居的江南市鎮(zhèn)，當?shù)赜胁簧凫h商人。在現(xiàn)存的徽州文書中，金銀袋簿是極為常見的一類文獻，但像上述這樣由僑寓徽商書寫的金銀袋簿則僅見此一例。

（四）

迄今保留下來的金銀袋簿，絕大多數(shù)都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資料，此一階段發(fā)生過的最大歷史事件便是太平天國時期的兵燹戰(zhàn)亂。其時，天降殺星，饑疫并行，實為“數(shù)百載未逢之厄運，亦千萬人難避之危機”（《歙北徐村思源堂掩埋總錄·兵后寄外省勸募掩埋遺骸啟》）。天崩地裂之余，煙云變幻的空前劫難也在金銀袋簿上留下的諸多痕跡。例如，有一冊民國時期績溪瑞川的《紙角譜》中，就記載了主人公的生平：

公字樹聲，乳名茂奎，行三，系世績公號褧繼配曹氏孺人所生。幼年習藥業(yè)于東岸鎮(zhèn)，因洪楊兵亂旋里，當寇氛正劇時，嘗兩被寇擄，顛沛流離，備嘗艱苦。迨同治紀元，始返故里?？芷胶蠹覛送?，棄商習農，奉父褧堂公收拾劫余，營創(chuàng)舍宇，勤苦力作，漸以成家……

清代以來徽州府績溪縣的中醫(yī)藥業(yè)頗為發(fā)達，有不少在東南各埠開設藥店。根據(jù)此一稱為“紙角譜”的金銀袋簿之記錄，這位程樹聲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于1930年，他在寧國東岸鎮(zhèn)從事藥業(yè)經營，太平天國前后艱苦備嘗，劫后余生。除了藥業(yè)之外，績溪還有不少茶業(yè)世家，或在茶店務工經商者。在這冊《紙角譜》中還有：“先考：永澄府君程公受納?！逼湎伦⒚鳎骸扒迕髑叭諛藪?，奉祀男廷湘頓首百拜?！绷硗猓浜蟮某逃莱涡髟唬骸肮昼R如，乳名宗道，行三，系璧鐸公德配胡氏孺人所生。公幼習業(yè)于上海程裕新茶號，服務卅余年。公性至孝，勤儉耐勞，后為該號副理。大兄永淑（號敏齋）性極溫善孝廉，服務于上海汪裕泰茶號第二茶號為經理……”從封面可見，該《紙角譜》為1930年“瑞川程鏡如氏重抄”。據(jù)今人回憶，程裕新茶號是由績溪瑞川人程有相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上海大東門外咸瓜街所創(chuàng)設，該號在民國時期曾以制售“博士茶”而名噪一時。據(jù)說，1929年前后該店雇用的職工多達四五十人。根據(jù)《徽寧思恭堂征信錄》等文獻的記載，程裕新茶號在上海西藏南路、霞飛路、浙江路和南京西路開設有四號茶葉店，胡適曾為該茶號提筆寫牌。而汪裕泰茶號的分店則更多達六號，他們都是績溪現(xiàn)代最負盛名的茶號。

太平天國時期，因華中、華東各地戰(zhàn)亂頻仍，白骼成丘，青燐遍野，不少徽商都受到巨大的沖擊，有不少人潛蹤匿跡，依循著先前的商業(yè)網絡，紛紛從家鄉(xiāng)或僑寓地四散逃亡。例如，原先以吳中為生活中心、長年赴東瀛采買洋銅的徽商程稼堂，就率眾乘坐美國蒸汽船從蘇州逃往日本長崎。而歙縣的一些紙商，也從干戈擾攘的皖南逃往江西各地。筆者手頭有一冊歙縣北鄉(xiāng)的金銀袋簿，其中就附記有詳細的事跡：

仇氏金銀袋簿

從金銀袋簿來看，仇氏居住在歙縣太尉殿一帶。關于太尉殿，民間流傳的《歙縣至官洞問路歌》中有：“城里百街萬年橋，右往新洲種菜家。徐村對過仰村壩，三里涼亭依路上。沙溪村過九如橋，富碣村尾雨粟庵。鳳凰灣上望沙灘，太尉殿過豐口橋……土地廟過高陽橋?！痹趥鹘y(tǒng)時代，從歙縣縣城到太尉殿可通木簰，故上述的“問路歌”，其實是有關徽城通往北鄉(xiāng)水上交通的路程歌。其中，高陽橋位于歙北許村，可見太尉殿與許村并不太遠，故仇姓與許村許氏多有婚姻關系。在太尉殿附近有霞江片村（亦名霞峰），其中就包括仇村等，為仇氏族人聚居之地。此處在清代、民國時期，村中有不少人皆前往各地從事紙業(yè)經營。如著名的紙業(yè)巨擘仇星農（1864-1933），就是歙縣霞峰仇家村人。根據(jù)二十多年前仇氏后人的追憶：仇星農之父仇成坦成年后先去江西販紙，后在浙江衢州定居，由擺紙攤起家，慘淡經營多年，終成氣候，遂在衢縣水亭街開設了仇開泰、仇德昌紙莊，并曾數(shù)度連任衢州商會會長。在其后裔講述的先人發(fā)跡史中，江西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地點。

明代以來，在江西，民間素有“樟樹藥材景德瓷，吳城木頭河口紙”之說，河口是鉛山縣及其周遭最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而鉛山縣的手工造紙業(yè)又與松江的棉紡織業(yè)、蕪湖的漿染業(yè)和景德鎮(zhèn)的制瓷業(yè)等齊名。在鉛山縣，石塘、湖坊等處都是聞名遐邇的紙業(yè)重鎮(zhèn)。早在明代，萬歷《鉛書》收錄的一篇《石塘陳公堤記》就指出：“信之鉛山縣，縣東南四十里，其地曰石塘，邑巨鎮(zhèn)也?！了拿娼陨?，……又山多竹木之利，尤宜于紙箋，每歲造辦，不知幾萬億，故四方商旅畢集，日夜接踵而至?！贝撕?，民間一向就有“鉛山唯紙利天下”“石塘紙張通天下”之類的說法。在此背景下，“富商大賈挾資而來者，大率徽、閩之人”，明代以來就有相當多的徽商活躍于此，從事土紙的生產和經營。多年前我在徽州收集到一批黟縣南屏葉氏的來往書信，其主人便是活躍在石塘一帶的徽州紙商。與之相類似，歙北仇氏也有不少在石塘鎮(zhèn)一帶從事紙業(yè)經營。在該冊金銀袋簿中，有一則記載：

本棺厝存江西省廣信府鉛山縣石塘鎮(zhèn)，同治初年身故，余未在身傍【旁】棲住。松泰紙行胡庚翁向來與叔契好，棺木一切等等，皆系庚翁代理存厝，日后尤恐盤棺回家，可問伊行人等便知。而庚翁亦系我徽靈山舍頭人。叔之字名煥彩。

二十四世先叔考兆云朝奉府君仇公，祠堂受納。

金銀袋簿中提到的這位“仇煥彩”，就是在太平天國時期死于客地石塘鎮(zhèn)的歙人。其中提及的“松泰紙行”，應當也是由徽商所開。在這一冊金銀袋簿中，還談及太平天國時期仇氏族人在徽州及江西等地的顛沛流離：

因咸豐十一年賊匪踞扎郡城，四山搜掠，不能停身，四月只好逃往江西。船抵河口，誰知河口各店鋪概搬，雇船往下路放行，而湖坊等處分[風]謠甚急，似此，另又換雇船只，逃往戈[弋]陽縣后會晤。余即看其病重，復下貴溪縣，立即起岸租屋，居住田墩李宅，久已病重，請醫(yī)無效，于七月十八夜壽終，葬于貴溪縣，土名毛塘鋪。至光緒七年，余親往江西省貴溪縣起棺撿骨，與氏父撿骨，開船回里。氏父許村前宅門，字名許凝圃，子名宗吉，字名德純，次子集吉，字名珮璜。

仇氏金銀袋簿（之二）

在清代，鉛山盛產茶葉和紙張，而河口則是商品轉輸?shù)募⒌?，當?shù)亍柏浘郯碎}川廣，語雜兩浙淮揚”。對此，盛清時代著名戲曲家、鉛山人蔣士銓有一首《河口詩》頗為有名：“舟車馳百貨，茶楮走群商?！痹娭械摹拌保粗附浻珊涌谳斖獾氐募堌?。及至太平軍興，該處貿易驟然稀疏，市井一片蕭條，原先輻輳于此的各地客商風流云散，許多人行險遭兇，巖穴藏身，劬勞萬狀。也有一些徽商則因各種原因來不及逃開，只能客死異鄉(xiāng)，甚至郊原暴露，最終化作流螢燐火。文中提及的“湖坊”，便是與石塘齊名的土紙產區(qū)。

在仇氏金銀袋簿中，還抄錄了不少先人逃難死亡的經歷。例如：“咸豐十年八月，賊匪踞扎徽郡，四山搜擾，鄉(xiāng)各受害非常，食物價昂，齊糙子米每升賣一百有零，大、小麥面每斤亦售百文。賊逆至咸豐十一年四月方退，城食面油鹽，有錢無買，只身難保，俗語云‘五百年后伴金而亡’，似此苦莫堪言，實屬無奈其何！”在這段記錄之后另有數(shù)千言，字字句句，愁腸百結，生動地反映了民眾轉徙溝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狀。

仇氏金銀袋簿（之三）

與歙北仇氏金銀袋簿類似，1945年抄錄的黟縣《祖宗譜》中，除了收錄“明睦堂”八十九世起的排行字號、本支世系考等之外，還專門抄錄了一篇《蔚枝太叔祖遠避洪楊賊難記》，其中記錄了咸豐十年（1860年）逃難的驚險經歷：

咸豐庚申五月初三日，漳防兵潰，賊遂欄【闌】入黟境，父親正在城局，余倉皇入城，侍父親往九都外家，離賊蹤一二里許。傍晚，母親由二都踵至，恐賊勢蔓延，擬出黟界，始得安全，遂托璽叔以襁負履侄同避。二鼓時，過東頭嶺，瞥見古溪火光燭天，匍匐潛行，肝膽俱裂。初四日，至葉村。初五日，至小溪嶺頭和尚寺內住歇。霉雨連日大作。初七日，風聞黟城賊蹤盡退，璽叔旋里，遂以履侄衣包悉交與余。夜間突云賊竄葉村者，寺內約百人，紛紛逃散。余仝履侄出走，欲雇人則無人可雇，欲自褓則不能褓，只得攜手徐行，又苦雨下如注，路中幾成溪壑。至三更時分，履侄走倦，遂失足入河，聞履侄激蕩聲，余將衣包釋置水中，亦在河中三翻身，以手挪其衣，幸得之，遂拂水向岸邊去，始能傍岸喊救。維時走者已盡，僅有湘營一兵過其處，在岸上攜履侄及余登岸。方履侄之出水也，渾身俱冷，余以口呵其氣，始得行走。迨行三四里，而父親已至矣，風謠已息矣。即此身頻【瀕】于萬死一生者，亦不復記念矣……

金銀袋簿附錄的《蔚枝太叔祖遠避洪楊賊難記》

根據(jù)方志的記載，咸豐四年（1854年）二月，太平軍由祁門縣入黟，擊潰了那里的清軍，并首度占領黟縣縣城。此后，從咸豐五年（1855年）迄至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軍頻繁進出黟縣先后多達十七次，其中有十一次占領黟縣縣城。大兵壓境之下，焚殺擄掠，慘不忍言，一般民眾如魚游沸鼎燕巢張幕，紛紛四散奔逃。

咸同兵燹對于徽州可謂創(chuàng)深痛巨，迄今仍留下相當不少的記錄。譬如，近代黟縣著名紳商余之芹在其《經歷志略》中，就有《徽州發(fā)匪亂時況狀【狀況】》一節(jié)，頗為詳細地描述了其家人逃難的經歷，可以與上揭的《蔚枝太叔祖遠避洪楊賊難記》比照而觀。類似于此的資料，在不少金銀袋簿中皆有發(fā)現(xiàn)。

（四）

在傳統(tǒng)時代，與死亡相關的檔案歷來頗受學界關注。例如，中古時代的墓志，是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的珍貴史料，近年來的研究相當不少。而在日本江戶時代的“鎖國之窗”長崎，墓碑及相關文字（如《（悟真寺）投化唐人墓碑錄》《興福寺投化唐人墓碑錄》等），是研究清代東亞海域史的重要史料，以往的長崎史和中日貿易史皆有涉及。而清代以來徽州的金銀袋簿、哀挽錄等，作為一類特殊的文獻，也同樣值得我們珍視。

《興福寺投化唐人墓碑錄》，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收藏

長崎悟真寺唐人墓所之圖，日本京都大學藏寫本《崎陽唐館交易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