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某個時間點開始的事情，在別的時間點迎來終結。在現(xiàn)在這個時期“近代家庭”論之所以出現(xiàn)，正是因為我們所熟知的家庭公然出現(xiàn)裂縫了吧。正因為感到就在眼前的家庭的自明性在崩潰，一個追溯性的問題——“這個崩潰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像現(xiàn)在一樣顯而易見的呢”——就浮現(xiàn)出來了。
“近代家庭”的概念
“近代家庭”是一個記述概念，而“近代式家庭”是一個規(guī)范概念。前者不過是在近代這個時代里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征的家庭的歷史類型。
1994年聯(lián)合國家庭年的標語是“從家庭開始的小小民主主義”，但實際上家庭里沒有民主主義。家庭是性和世代不同的異質(zhì)度很高的小集團。在家庭中，權力和資源被不均等地分配著。年長的男性統(tǒng)治支配著年少男性和女性的父權制概念，也適用于近代家庭。
家庭論的論者們主張，在“家”制度不復存在的戰(zhàn)后家庭，父權制等等已經(jīng)不存在了，但是在最小家庭的核心家庭里面，依然存在著丈夫的專權支配這一家長“丈夫”制度。父權制這個概念，一旦使用的話，對表現(xiàn)家庭內(nèi)部女性的經(jīng)歷，是非常有效的。由女權主義再次定義的近代“父權制”這一概念，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并扎根下來。在我出版《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地平線》一書的1990年，圍繞“父權制”這個概念，學界發(fā)生了論爭。之后，作為替代父權制的概念，人們提出了“性別秩序”和“性別制度”等概念。然而過了二三十年再來看看，其中頑強存續(xù)下來的是“父權制”這一概念。我覺得這個術語具有的如實描繪統(tǒng)治女性的壓迫性結構，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家庭的“破壞者”
女權主義的家庭研究，打開了被視為“愛的共同體”“隱私的城堡”的“近代家庭”的蓋子，一一揭露了其中的權力和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和這種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壓迫女性的結構。正如家庭史學者說明的那樣，所謂近代解放的“個人”，是在父權這個名下的“個人”。倒不如說，在家長管制下的“家庭”這一私人領域，變成了法律不介入的“無法地帶”。
后來我在《差別的政治學》一書中論及國民國家的市民權有多少是與近代家庭的父權制權力結合在一起的問題。然而，對于這個相同的問題，女權主義法學家們論述說：“所謂私人領域，那是公共制造出來的東西”（瓊·斯科特）；“不介入也是一種介入”（弗朗西斯·奧爾森）。在公民社會是犯罪的事情，在私人領域即便是做同樣的事情，也不會認為是犯罪。就這樣，我們很早就知道，無論家庭暴力還是對小孩的虐待，在家庭中都肆意妄為地進行著。
所謂“私人領域”，并非從公共領域營造的避難所，也不是防波堤。那僅僅是對家長、丈夫而言而已。為了揭露私人領域的壓迫和暴力，女權主義者領受了被叫作家庭的“破壞者”的不應得的批評，但是女權主義并沒有破壞家庭，而是家庭早就已經(jīng)破碎了。女權主義只不過是把這個事實暴露在日光之下而已。為此，它要承受關于家庭的各種各樣的“神話”的抵抗。這是因為家庭以往被如此理想化和神圣化了。
家庭的變化
在卷首收錄的“家庭自我認同意識的走向”是本書的重點。這篇文章一邊原理性地提出家庭的概念，一邊提示了理論與實證相交叉的方法論，家庭社會學家高度評價其為“現(xiàn)象學的家庭研究”。《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這本書獲得1994 年度的“三得利學藝獎”，主要是因為這篇文章得到好評的緣故。
這篇論文把家庭是沒有定義的概念作為前提，也反映了我自身深深地受到人類學的影響。用結構主義來說，“所謂家庭”，既不是“人們稱為家庭的”之上的東西，也不是其之下的東西。我們把這種家庭意識叫作“家庭自我認同意識”。
本論文在方法論上很有特點的是，把家庭當作個人的集合體，使屬于個人的家庭自我認同意識之間的偏差變成能夠?qū)嵶C的事情。家庭并不是集體式的人格。自我認同意識只歸屬于個人。家庭發(fā)生變化，意味著構成家庭的每個個人發(fā)生了變化。文章把使家庭成立的要因中的血緣與居住、形態(tài)和意識分別放在四個象限中，通過找出非傳統(tǒng)的家庭來探討家庭的變化，就像題目所示，預兆了后近代家庭的“走向”。我們采用了配合從理論圖示得出的、尋找效果來驗證經(jīng)驗性事例的方法，把以往“不能被稱為家庭的家庭”，亦即邊際家庭（borderline family）當作研究對象。這個邊際，后來接續(xù)到“家庭的臨界點”，亦即“家庭走向哪里才不算家庭了呢？”這個問題。
現(xiàn)在回過頭看，可以說本論文的預測力是很高的。血緣與居住不一致的“家庭”（合租和集體生活）、形態(tài)與意識不一致的 “家庭”（事實婚姻夫婦、同性戀伴侶、再建家庭等）連續(xù)不斷地出現(xiàn)。同一時期，反對把這樣的邊界性的“家庭”稱作“家庭”的動向也出現(xiàn)了。1997年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執(zhí)筆的家庭科教科書被審定為不合格時，理由之一，就是論述“家庭的多樣化”的部分。在聽到文部省教科書調(diào)查員把教科書中有人“視寵物為家庭成員”的部分裁定為不恰當?shù)臅r候，我啞然失笑：我們的研究早就實證了“寵物是家庭成員”的事實。
性革命的動向
判斷某個社會有沒有經(jīng)過“性革命”的兩個人口學指標，我們可舉出離婚率的上升和非婚生子出生率的上升。離婚是與結婚、與愛相分離的指標，而非婚生子出生率是與結婚和生殖分離的指標。性革命使性與愛的分離、性與生殖的分離、結婚與性的分離成為可能。
“浪漫愛情意識形態(tài)”的解體，在日本也進行著：同時期的出生率的低下和婚姻率的下降，愛與性、結婚與性的分離，也在日本的年輕男女之間發(fā)生著。非婚生子出生率，是婚外性行為及其意料外的妊娠結果的指標，但是在被稱為“流產(chǎn)天堂”的日本，看起來不僅婚外性行為很活潑，而且意料外妊娠可以通過人工流產(chǎn)而被解決。另外，離婚率是顯示婚姻不穩(wěn)定性的指標，但是與一旦不結婚就無法離婚的情形不同，所謂不婚，可以說在結婚前就已經(jīng)選擇了“婚前離婚”。果真如此的話，那么極端的低出生率跟非婚生子出生率的低下、不婚率的高百分比與離婚率的上升，豈不是功能性等價的指標嗎？這么考慮的話，我們可以說，日本和其他的先進工業(yè)國一樣，以其獨特的方式經(jīng)歷了性革命了嗎？
事實上，像性行為的低齡化和平常化、婚姻穩(wěn)定性的崩潰等，今天從很多方面均可視為“浪漫愛情意識形態(tài)”解體的現(xiàn)象，在日本也能觀察到。這種變化變得具體而可觀察，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4年出版的本書，大概以70-80 年代的日本社會現(xiàn)實為考察對象，后來回顧，其實在出版那個時點，“近代家庭”崩潰的預兆已經(jīng)俯拾皆是了。
是“ 后近代家庭”還是“后家庭”呢？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增訂版），[日]上野千鶴子 著，吳詠梅 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10月出版
本書初版至今已25 年?！敖彝ァ苯怏w的預兆，現(xiàn)在正在變成現(xiàn)實。
果真如此的話，接下來的問題是，前面等著我們的是“后近代家庭”呢，還是“后家庭”呢？如果是前者，“近代家庭”即使沒有了，也不過是變成了其他的家庭。若是后者的話，被稱為“家庭”的現(xiàn)象，就從社會退場了。
人類歷史的知識教給我們，不存在缺少相當于家庭的小集團的人類社會。因此，如果是“后家庭”，就意味著人類歷史進入了以往從未經(jīng)歷過的階段。生殖技術的技術革新，暗示了像代理孕母生產(chǎn)、訂制嬰兒那樣，生殖是能夠人工控制的。然而，在以往的歷史中，像人的養(yǎng)殖、“兒童牧場”這樣的主意并沒有過成功的嘗試，將來估計也不可能成功。為什么呢？因為人要成為人的過程，要花費的成本過高，無論市場化還是公共化都實現(xiàn)不了。豈止如此，生殖技術甚至反過來為強化血緣主義而被采用。已經(jīng)接受了沒有孩子的不孕夫婦，以往會被責備說，“還有生孩子的手段啊，為什么不努力試試？”現(xiàn)在，人生人的再生產(chǎn)制度，在家庭以外的機制中看不到。
少子化的背后有著婚姻率低下的背景。也就是說，組成家庭的人們和不組建家庭的人們，正在發(fā)生分化的現(xiàn)實。在其背后，有著階級、性別、性欲、人種等差距。不組建家庭的人們，亦即由單身者構成的社區(qū)，我們能說他們是“后家庭”的社區(qū)嗎？在這種社區(qū)中人們的人際關系和性欲的真實狀態(tài)是怎么樣的？……現(xiàn)在還未得到解答的問題還會出現(xiàn)得更多嗎？
（本文摘編自《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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