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于闐漢語文書的集大成之作

《和田出土唐代于闐漢語文書》，榮新江 編著，中華書局，2022年9月版，274頁，86.00元

本書收錄英國、瑞典、俄羅斯、德國、日本等海外諸國以及國內(nèi)散藏共計347件和田出土的唐代漢語文書。除了1件禪籍、1件神會語錄、1件《合部金光明經(jīng)》與1件《大般涅槃經(jīng)》寫本，其余皆為非佛教文獻。根據(jù)其來源，作者將文書分為八組：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俄國收集品、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收集品、弗蘭克收集品、大谷探險隊收集品，附錄中國公私散藏收集品。其中，斯坦因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的收集品構(gòu)成了和田出土漢語文書的主體，而且大多有出土信息，因此按出土地點將其進一步細分為巴拉瓦斯特、丹丹烏里克、達瑪溝、安迪爾、喀達里克、庫都克庫爾、麻札塔格、麻札托格拉克等文書。每件文書均有編號、定名、解題、研究信息與錄文。書前附有17張高清圖版。書后參考文獻將歷年的研究成果都條列分明，可以說形成了一部具體而微的研究史。附錄的人名、地名索引與文書編號索引，極大地方便了讀者查閱。這些文書盡管大多殘破，甚至只有片言只語，但未經(jīng)史家加工、保留了原始一手資料的樣態(tài)，可以補正史記錄之不足，對了解唐朝治下于闐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生活，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研究價值。

在《序》與《前言》中，作者交代了編撰此書的由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考古探險家們對西域文書的搜羅發(fā)掘，引起了一股研究的熱潮。其中的于闐語文書，經(jīng)由幾代梵語、于闐語學(xué)者不懈的努力，大部分已經(jīng)轉(zhuǎn)寫刊布。成果集中體現(xiàn)于貝利《于闐語文獻》（Khotanese Texts）第一到五冊、恩默瑞克與沃羅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婭合作《塞語文書》（Saka Documents）圣彼得堡藏品文本與圖版兩冊、施杰我《英國圖書館藏新疆發(fā)現(xiàn)于闐語寫本全目：文本與翻譯》（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而與于闐語一起出土的漢語文書，整理研究則相對滯后。雖然已經(jīng)有沙畹、馬伯樂、郭鋒、沙知、吳芳思、王冀青、荒川正晴等學(xué)者做過錄文工作，但都不全面，且尚未將“于闐文書”作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從于闐史或西域史的角度加以系統(tǒng)整理與研究”。作者于1985年到2017年間，先后走訪英國圖書館、斯德哥爾摩人種學(xué)博物館、龍谷大學(xué)、俄羅斯科學(xué)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德國國家圖書館、慕尼黑五洲博物館，搜集了幾乎所有散佚海外的和田出土漢語文書，進行詳細調(diào)查并核錄原文。就此而言，本書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奠基之作，定會有力地推動基于“于闐文書”而展開的對于闐史乃至西域史的研究。

清朝末年，內(nèi)憂外患，在中國學(xué)者還沒充分認識到西域出土文獻的價值時，大批文書已經(jīng)流失海外。探險家來了一批又一批，遺址被一遍遍地翻開，當?shù)厝艘布娂娂尤胪趯毴说男辛校境鲇谕坏攸c的文書被四分五裂、完整的寫本被撕成斷片，入藏各國的圖書館、博物館、研究所等機構(gòu)。搜集、綴合這些文書殘片就成了后輩學(xué)者的使命。基于全面的走訪調(diào)查，作者指出舊編號的一些不合理之處，作了正本清源的說明。如斯坦因第一次探險所獲和田出土的漢語文書，被英國博物館歸入其第二次探險從敦煌帶回的漢語寫本中，有些甚至被編入第三次探險所獲文書里，由此誤導(dǎo)研究者將和田文書當作敦煌文書來處理。俄藏Дх（敦煌）編號中也混入了和田出土的文書。這些文書都被作者一一辨析明白，收錄到本書之中。有一件混入俄藏黑水城的文書，上面出現(xiàn)了和田文書常見的人名“疾昨”——于闐語jsajsaka，又被音寫為“疾祚”，也被歸位收入本書。

由于各大收集品中和田出土的文書有相當一部分是購買所得，其出土地點成謎。本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追溯文書的來源與確定其書寫年代，將文書還原到遺址現(xiàn)場，建立起可靠的年代譜系。例如霍恩雷收集品中的兩件漢語文書G.1，此前被認為是從庫車附近挖到的。但作者通過對同批梵語、漢語、于闐語文書的全面細致考察，認為其出土地是和田東北的烏宗塔提和老達瑪溝一帶，并推測書寫年代是在尉遲曜在位期間（767—802）或前后不久。此外，學(xué)者們原先只知道赫定收集品來自和田地區(qū)。作者發(fā)現(xiàn)了其中兩件與斯坦因第四次中亞探險所得的兩件漢語于闐語雙語文書之間的聯(lián)系，由此判斷赫定文書出自古代的六城遺址。作者還通過對另一件文書錄文的修訂，結(jié)合時代背景，推測這批文書的年代集中在公元7、8世紀唐朝統(tǒng)治西域時期。這樣，以出土地點與文書時代為經(jīng)緯，參照文書著錄的人物活動，原本零落四散的文書之間就形成了有機的聯(lián)系，可以盡量復(fù)原當時的歷史場景。作者將丹丹烏里克遺址區(qū)的一處建筑組合推斷為杰謝鄉(xiāng)的行政官府所在地，其中也有由鄉(xiāng)頭升任薩波的思略的住所，就是一個完美的研究范例。

如果說本書是匯集一手資料的寶庫，那么每件文書下條列的研究信息以及書后的參考文獻就是打開寶庫的鑰匙，也是細心為讀者留下的尋寶線索。作者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研究于闐史，不僅重視傳世的漢語史料，還廣泛搜集敦煌、和田出土的文書，及時跟進歐美、日本于闐語專家的研究成果，撰成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論文，與國內(nèi)外同行切磋對話，使得中國學(xué)者在新時代的西域研究領(lǐng)域牢牢占據(jù)了一席之地。針對第二五四號雙語文書（原編號Hedin 24），作者與張廣達先生于1988年即撰寫宏文《關(guān)于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guān)問題》，以這件文書為基礎(chǔ)，對當時搜集到的所有帶紀年的漢語文書列成一表，大大推進了對于闐文書斷代以及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1997年又寫成《8世紀下半至9世紀初的于闐》一文，補充了“尉遲曜時代的于闐語紀年文書系年”與“安史亂后于闐大事年表”。這兩篇成果不僅為相關(guān)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參考年表，而且在方法論上也極富啟發(fā)意義，后被收入經(jīng)典的《于闐史叢考》一書，2021年該書的第三版問世。針對第三四一到三四四號4件和田某氏藏于闐語漢語木簡，連同中國國家圖書館入藏的35件同類木簡，作者與文欣博士合撰《和田新出漢語—于闐語雙語木簡考釋》一文，將這兩組納糧木簡與同期中原內(nèi)地、敦煌、吐魯番乃至中亞的記錄相比較，指出和田一地所受中亞傳統(tǒng)的影響，而唐朝在開元年間就已經(jīng)深入于闐國當?shù)氐亩惣Z征收活動。

本書的出版，對于闐語文書的研究也是很大的促進。就一些雙語文書來看，漢語部分可以補足于闐語部分所缺的信息。尤其是雙語納稅抄，其斷代往往要依靠漢語，于闐語部分或是提供于闐王紀年，或是省略不提。人名的對音則能為研究當時的西北方音提供分析材料，如第二〇號雙語文書“瑟拱支”對應(yīng)于闐語人名?kā?c?。漢語文書與于闐語文書之間也可以相互勾連，互為發(fā)明。如IOL Tib N 2220（Balaw. 0150）號于闐語木簡，非常殘破，難以判斷具體內(nèi)容。上面出現(xiàn)了于闐語人名sa?gabuda（桑宜沒），末尾署名是漢字“俊”。同樣出自巴拉瓦斯特遺址的第一八號雙語文書提到“典趙俊”，不知是否就是于闐語木簡里的署名者？第一九三號文書，漢語部分保留了時間“十月廿九日”以及相關(guān)官吏“官楊”。于闐語部分則交代了具體的納稅情況：jale?ūrai rrusa hau?i kūsi 1 ??a?ga 7，意為“Jale?ūraa納青麥1碩7斗”。結(jié)合起來看，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書的內(nèi)容與性質(zhì)。

在編著本書之前，作者已經(jīng)多次主持、參與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整理工作。早在1991年，作者就遠赴英國進行S.6981號以后非佛經(jīng)文書的編目，成果即《英藏敦煌文獻》第12—14卷。從2005到2007年間，作者又領(lǐng)銜整理了近十年來吐魯番文物局通過發(fā)掘、征集所得的文書，于2008年與李肖、孟憲實兩位先生一起出版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2020年，作者與史睿先生匯集零散藏于世界各地公私機構(gòu)的吐魯番出土文獻殘卷，推出了《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2021年，合作主編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面世，收錄了旅順博物館所藏日本大谷探險隊獲得的文書26000余件。整理文書殘片并非一項簡單的工作。凡是清晰、完整的文書，一般早已被前輩學(xué)者研究發(fā)表，留下的大多殘碎。認讀已是難上加難，遑論定名定性。為了幫助筆者調(diào)查于闐語文書，榮先生曾慷慨贈與英國圖書館所藏漢語、于闐語木簡的全套照片，幾乎都已漫漶不可辨識。但榮先生憑借整理文書的豐富經(jīng)驗，識別出不少文字內(nèi)容，集中體現(xiàn)在本書第一八八到二三四號文書。將零碎的材料整合發(fā)表，確實是嘉惠學(xué)界的好事?；谧髡叨嗄曛浳臅鄯e的心得，本書的體例也堪稱這類著作的典范。

總體而言，本書是和田出土漢語文書研究領(lǐng)域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作者深厚學(xué)術(shù)積累的體現(xiàn)。作者從1985年起就遍訪海內(nèi)外各家收藏機構(gòu)，調(diào)查文書、錄文釋讀，在此基礎(chǔ)上進行深入的學(xué)術(shù)探討，并且以史家的自覺留下了詳細的記錄，于1996年出版了《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自2022年11月起開始在《文史知識》上連載的“滿世界尋找敦煌”講稿系列，于學(xué)術(shù)記錄之外增添了不少人事趣聞，更是令人愛不釋手。筆者不禁想起2017年6月20日在德國慕尼黑五洲博物館調(diào)查文書的那個上午。經(jīng)過哈特曼教授的接洽，工作人員將館藏文書拿到會議室。于是考察隊自動分成兩組，榮新江先生、陳菊霞教授與孟嗣徽教授坐在拼成的長桌的一側(cè)過錄漢語文書，段晴先生帶著薩爾吉老師和筆者坐在對面翻檢梵語、藏語、于闐語文書，在場的還有陳瑞翾博士。當時商議與博物館合作將這批文書聯(lián)合發(fā)表，可惜未能如愿。如今段老師已駕鶴西游，思之不勝唏噓。近些年青年學(xué)者有越來越多的機會走出國門，榮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尋訪新材料的精神、敏銳的學(xué)術(shù)眼光、獨到的史才史筆，都值得我輩效仿。榮先生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也是后生小輩的福音，實乃金針度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