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機：從知識的角度發(fā)現歷史

2012年春我在臺灣大學交換學習。一個周末，我全無計劃地去陽明山游覽。眼睛瞥到有一站是“林語堂故居”，只想進去隨便看看就走，誰知我卻被里面的陳設深深吸引了。那時我尚未讀過林語堂任何作品，吸引我的自然不是他的書架。讓我驚訝的是，他曾經發(fā)明了一臺中文打字機！我也曾經設想過，如果要是有臺中文打字機，能讓人像輸入英文一樣便捷，伴隨著嘀嗒叮當的清脆聲，就將思維之水流淌成墨跡之河，該有多好?？晌疑钪请y以成為現實。中文和西文在構字上的根本差異，阻礙了類似技術的出現，只是略想一想就足以讓人望而卻步。匆匆而過，我沒有深究林語堂發(fā)明的打字機究竟如何解決了技術上的難題。不過他的發(fā)明，宛如一座紀念探索古老秘密的勇士碑，長久地矗立在我的心頭。

直到最近，我讀畢墨磊寧的《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張朋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方才意識到，林語堂的工作是近百年來中文書寫技術發(fā)展史上的精彩一環(huán)，其背后則是中文融入以英文為主導的國際信息交流體系的漫長奮斗之路。個中的矛盾沖突，不盡然出自技術層面，更多來源于文化和心理的差異。換言之，探索中文打字機的發(fā)明史，固然是一種技術歷史的整理，但將之視作從知識的角度發(fā)現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歷史的另一個側面，甚至更有意義。

林語堂發(fā)明的“明快”中文打字機

中文打字機的技術路徑和文化意義

全書引言和結語之外一共分為七章，講述了中文打字機發(fā)明的歷史背景和技術路徑。其核心的問題意識在于，打字機是配適英文為主導的拉丁語系文字的發(fā)明，與之相反，中文打字機雖屢有人嘗試，卻最終無法如英文打字機一樣，以“所輸即所得”的方式，完成錄入至打印的全過程。以中文打字機為代表的漢字的突圍史，既包含西方認識東方文化的歷史，也包含東方認識自身的歷史。

在傳統(tǒng)的西方中心語境下，并非字母文字和音節(jié)文字的中文，似乎天然不適合打字的模式。正如作者展示的那樣，林語堂之前，試圖發(fā)明中文打字機的語言學家和工程師們，抑或說嘗試將漢字技術化的工作者們，設計了三種技術路徑：常用字（common usage）、拼合（combinatorialism）和代碼（surrogacy）。三種路徑與英文打字機的“輸入—輸出”模式都不完全一致，又有接近之處，表現中文出在一種強勢技術文明面前，既不至格格不入，又難以完全另辟蹊徑的尷尬境地。

試圖挑揀出最常用的漢字，并以之為基礎構建中文打字機的基本字庫，源自小斯當東（George Staunton）對漢字的理解。他對自己翻譯的《大清律例》使用的漢字作了字頻的統(tǒng)計，認為只要掌握2000個漢字，就能掌握中文。這種速成式的理解對初學語言之人來說無疑具有相當強的吸引力?？梢钥吹?，后來主流的中文打字機都基于常用漢字字庫的理念，以“挑揀”而非“輸入”漢字的模式，完成基本的打印。不過可以想見，基于這種理念成型的中文打字機，輸入效率令人擔憂。

組合式的中文打字機，源自于對漢字構字法的探索。最早嘗試者是法國漢學家包鐵（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和字體設計師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他們設計了一種拼合活字理念，據此將之拆分。這一路徑也后繼有人，不過更可取的是他們的思考方式——將漢字打散，作類似針對字母文字的解剖考察。

代碼的方式是一種更為抽象的認知漢字的方式，它賦予漢字一種編碼的傳輸策略。將漢字轉化為代碼或者用代碼編訂漢字，并沒有直接催生中文打字機的發(fā)明，而其更大的實踐場所在電報領域。在電報領域，所有語言都需要遵循“點—劃”傳輸協(xié)議，而其更基礎的語言邏輯則是英文和摩爾斯電碼之間的拉丁字母傳輸協(xié)議。中文電碼是以阿拉伯數字擔任二重中介的準加密代碼。如此操作的代價就是中文電報傳輸過程中的低效率以及被國際電報領域的某種程度的排斥——中文似乎徘徊在規(guī)則之外，成為特例。

讀書至此，中文打字機的意義，抑或說為了發(fā)明中文打字機，而開啟的中外學人、商人和電報從業(yè)者對漢字全方位的拆解、賦碼和拉丁化的所有嘗試，都已經超越了一種書寫工具本身，而上升到一種對于以文字和書寫工具作為文明標志的全方位檢討。長期為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漢字、書法、書寫方式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閱讀習慣、文學成就和審美享受，都和19世紀以來統(tǒng)治世界的工業(yè)文明有著巨大的差異。

人類學的長期積累已經證明，憑借單一的標準而將某種文明判定為“低級”是非常錯誤的認識。類似的情況只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才會廣為出現。不過學理的探究畢竟小眾，無法在廣泛的社會心態(tài)中占據牢固的席位。毫不客氣地說，比較才是人類的天性。無意識地區(qū)分高下并形成有意識的優(yōu)劣評價，在人類社會中是常見的情形。所以，發(fā)明中文打字機不僅僅有商業(yè)上的需求，還有著近代中國民族獨立和文化自強的深層涵義。技術領域的前沿產品不期而然地擔負起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象征物使命，進而成為理解中國近代技術和思想文化發(fā)展歷史的一個獨特窗口。

墨磊寧著《中文打字機 : 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張朋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從知識的角度發(fā)現歷史

作者在書中并沒有直接從中文打字機出發(fā)，而是從打字機如何成為今天常見的樣子入手，討論了為何人們普遍認定，打字機一定是“有按鍵的”或者“每個按鍵對應一個字母”。這個思路是全書最具啟發(fā)性的見解。它提示人們注意：一旦我們的頭腦被概念束縛，我們又如何打開通往真相的大門呢？

中西史家向來有追求真實的傳統(tǒng)，無論司馬遷還是修昔底德，都在某種程度上聲稱自己的撰述是可靠的事實。然而墨磊寧提醒我們，人們之所以對打字機形成類似固有印象，是因為雷明頓公司在全球的壟斷地位，使得該公司主打的按鍵式打字機形塑了人們對這一概念的認識。既然如此，是否可以進一步申明，歷史學家所謂的真實，除了受到社會環(huán)境和文化心態(tài)的影響，還可以更具體地發(fā)現，某些技術和知識，其實也會形塑他們的觀念。比如說，以簡牘和毛筆作為書寫工具，完成日常行政工作，記錄語言和行為的民族，或許不太容易體會以口頭交流完成行政工作、依賴記憶保存和傳遞知識的民族行為。

進而可以意識到，書寫傳統(tǒng)和口頭傳統(tǒng)對于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很可能大于游牧和農耕生產方式的作用；甚至傳統(tǒng)敘述中的馬背民族和農耕民族的區(qū)別，如果表述為“口傳民族”和“書寫民族”，大致更能直觀揭示他們在思維方式和文化心態(tài)上的差異。

19世紀打字機的發(fā)明及全球擴張的歷史，則是以英文為思考基礎的知識史和技術史。如希伯來文是“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是“連寫”的英文，俄文是“采用另一種字母”的英文，暹羅文是“有過多字母”的英文，法文則是“帶音調”的英文。倘若認識世界已經限定了一個固有的文化前提，那么在文化原則之外的特例，自然就被打上了“落后”的烙印。今日不會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承認漢字是“落后”的文字，而歷史上類似聲音的出現，告訴我們知識或者技術會限制人們的視野與觀念，由此形成的寶貴見識是，當我們重新審視歷史時，如果忽視了前置的、先驗的和默認的知識或技術層面上的限定，那么在解釋史料的時候就難免存在一種隔膜或誤解。

從知識的角度發(fā)現歷史應該形成今日史學研究的一種當然路徑，其背后是對人們頭腦中約定俗成或者根深蒂固常識的一種反思。

知識傳播自有其規(guī)律，其中之一便是節(jié)約成本。換言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直接的路徑就是最優(yōu)的選擇。中文打字機的誕生之所以困難重重，實在是因為為了適應漢字的造字規(guī)律而打破已經成熟的按鍵打字機模式，需要花費巨大的成本。從全書的討論來看，林語堂發(fā)明的中文打字機是最成熟的按鍵式中文打字機，其功能最接近英文打字機。但因為銷售不暢，他背上了巨額債務，這一款打字機也沒有量產。相較而言，之前廣泛推廣的揀字式中文打字機，反而依舊是中文打字機的主流。

這種吊詭的現象固然令人唏噓，但也并非全無軌跡可以把握。立足于英文語境的現代打字機商業(yè)模式，排斥中文的理由是輸入遲緩；而當近似英文打字機的中文打字機發(fā)明出來時，又因為成本等問題無法推廣。左右打字機發(fā)展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因素。由此可以理解為，技術和知識生產生存在路徑依賴，人們更愿意做改良的工作，而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全新創(chuàng)造。

1950年代以后，中文打字機在中國大陸得到了巨大的推廣，那是因為三個主要原因：群眾對知識生產的參與、政治話語的高度固定化、從事政府事務的中文打字員人數大幅增加。其中最為核心的應該是前兩點，即群眾根據個人經驗對大量出現的固定化的政治話語完成個性化重新排列，由此實現了揀字效率的巨大提升。與其說這是某種真實技術的飛躍，不如說是操作層面的改良。當后者的成果堆疊取得接近甚至等同前者的效果時，技術的革新意義也會被消解。

回顧歷史與關照現實，會發(fā)現類似的情況無數次的重演。舉一個我熟悉的例子。史書記載，南北朝時期，很多人都有背誦《漢書》的能力，然而其中有些人家中并沒有《漢書》。這種情況提示我們，即便有部分人能夠背誦《漢書》全文，更多的人可能記憶的是節(jié)略本的《漢書》。人們會選擇最簡單、最便捷的方式接受知識，同樣他們也會選擇最簡單、最便捷的方式認識世界。

關于成本的考慮，這是人們研究歷史時往往忽視的要素，而在事實上又往往是歷史的決定要素。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固然可以欣喜地發(fā)現，足以把握到一條理解歷史和人群的規(guī)律；但也不得不悲觀地承認，人群之間的誤解不可避免，其根源便在于直接與簡單的歸納方式永遠存在。

“明快”中文打字機

重新審視偶然的意義

中文打字機的發(fā)明歷程又提示了另一種我們應該看待歷史的路徑，那便是尊重偶然、承認偏差。

嘗試用拼合法拆分漢字的包鐵和李格昂創(chuàng)制了一種中文字體，試圖同時呈現書法美學，也能體現模塊理性。盡管他們的工作成果見仁見智，不過在西方人主導技術發(fā)明中，將保護漢字之美設為前提條件的做法，仍然足以讓中國人倍感欣慰。二人開創(chuàng)的拆分工作沒有成功，而他們作為字型設計者的探索之路，無疑增加了中國人理解漢字的角度，給母語者更加珍惜民族文字的機會。這種結果，反而又再另一層意義上代表著成功。

同樣，面對西方對電報編碼的壟斷，中國電報界的活躍創(chuàng)新團體，開始嘗試在阿拉伯數字之上，增加對中文的編碼中介層級。這樣一來，新的字母編碼和傳統(tǒng)的數字編碼互相配合，反而更加提升了中文的傳輸效率。用墨磊寧的話說，從微觀歷史的層面看，這些嘗試都旨在實現各種便利：使中國的電報員能夠在外來的、陌生的字母數字環(huán)境中工作，加快其檢索某個漢字或編碼的速度；而從宏觀歷史的層面看，所有這些局部的努力構成了一個更為宏大的歷史潮流，即爭奪“符號主權”。普通電報員高度本地化的活動，發(fā)起了對掌握在西方手中的電報體系的反包圍。如此細節(jié)的工作，居然有著驚人的重要意義，這是我在閱讀本書之前完全不曾想到的。零星技術改良的宏觀意義，只有在形成合力時才會被人重視。

林語堂發(fā)明的明快打字機吸收借鑒了中文電報技術，將漢字轉化為代碼，通過操作鍵盤控制系統(tǒng)，選揀漢字。林語堂將其解釋為打字的過程類似于打一個由三個字母組成的英文單詞，只不過前兩個鍵是用來將該字引至打印位的，而在按下第三個鍵時，整個單詞才被打出來?；蛟S可以這樣說，到了林語堂的發(fā)明為止，人們長久以來期待的按鍵式中文打字機真正出現了?？墒沁@臺打字機并沒有依賴前人嘗試的設定常用字和拼合漢字方式實現“所輸即所得”，反而是借鑒了代碼的形式通過“所輸非所得”的方式。前人的種種努力總在不經意處開出碩果，而導致真正預想結果的工作，卻未必始于最初的設計。

科學技術的創(chuàng)新總是提醒人們，歷史經常是以變化和動態(tài)，而非以恒定和靜態(tài)的形式前進。歷史總是在不經意的地方，由意想不到的方式取得突破。誠如約翰·威廉斯在《奧古斯都》中借梅塞納斯之口說出：“世界的眾神與詩歌的眾神實在是智慧的；因為不知道多少次，他們將我們保護在我們一心奔赴的終點之外！”尊重歷史中偶然的價值，承認偏差同樣擁有意義，或許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看待歷史的多一重考慮。

最后，重新回應下本文標題。時至今日，知識史的研究已經從以書籍為中心擴展到了以知識為中心。無論是對諸如印刷術、書籍制作和打字機發(fā)明等“硬技術”的研究，還是對圖書制作、出版分銷和圖書分類等“軟技術”的討論，都給今人帶來了關于知識生產、儲存和傳播的不同視角。這是將人們本就熟悉的領域翻新重耕的過程。追求知識在現代國家教育體系的規(guī)訓中，是不言自明的本能，是否存在研究的價值？正如海德格爾的名著《什么叫思想》一樣，難道還有人沒有思想？換言之，知識史對于知識的研究，一如哲學對人思想的研究一樣，是將人們熟悉的“常識”至于客體的位置上重新審視，通過變換視角、切換場景、調整焦距、解剖放大種種方法，得到全新的認知體驗。從知識的角度發(fā)現歷史，一定是一個大有可為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