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言外之意》：打滑的鰻魚

Laurent Pernot, The Subtle Subtext: Hidden Meanings in Literature and Life, Trans. W. E. Higgins, Philadelph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21（法文原版：Laurent Pernot, L’Art du sous-entendu: histoire, théorie, mode d’emploi, Paris: Fayard, 2018）

這幾年在國外念書，常常深居簡出，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偶逢師友小聚，總擔心自己不諳社交禮度，說錯話、辦錯事，壞了大家的雅興。前不久在老師家做客，飯后閑談已久，老師捧上一壺紅茶，問大家：“來杯茶嗎？”我心里便猶豫了，想起最近讀的一本新書里說，在老派的英國人家里做客，主人邀你喝茶，也許是真有茶喝，但也可能是委婉的“逐客令”：該回家了。

這本書是法國古典學家洛朗·佩爾諾（Laurent Pernot）的《言外之意》（L’Art du sous-entendu，2018），我最初讀的是一年前上市的英譯本（The Subtle Subtext，2021）。佩爾諾是法蘭西學會（Institut de France）文學院院士、斯特拉斯堡大學古希臘語文教授。他一方面棣通故訓，語文學功底扎實，攻讀博士期間?？?、譯注的阿里斯泰德《西西里演說辭》（Les “Discours siciliens” d’Aelius Aristide）做得一絲不茍。另一方面，他的修辭學專著，又大都是饒有趣味的小書，文字清通，沒有學究氣。其中《古代的修辭》（La rhétorique dans l’Antiquité，2000）一書已譯成英文（Rhetoric in Antiquity，2005）及幾種歐洲語言，尤其值得一讀。佩爾諾行文干凈，三兩句話就能點透學術問題，而且筆下還藏著略帶稚氣的幽默和戲謔?！堆酝庵狻纷钅苷宫F他的風格。

和西方語言一樣，漢語里有許多表示言外之意的詞：影射、暗指、諷刺、寓意、潛臺詞、聽話聽音等等，我的方言南昌話還把“旁敲側擊”稱為“發(fā)輪子”。如此多的說法，也從側面說明言外之意無處不在。我們對它也早就習以為常了（1-2頁，頁碼據英譯本）。比如，要說“你沒聽懂我的話”，我們也許會用“我可能沒把我的意思講明白”來表達。中國人這么說話，西方人也一樣。前面這個例子，其實是譯自佩爾諾所引十六世紀佛羅倫薩作家卡薩（Giovanni della Casa）的一句委婉語。這位“禮儀專家”寫過一本以友人的名字命名的書，叫做“加拉泰奧”（Il Galateo），專講社交禮節(jié)（意大利文的galateo由此也有了禮儀的意思），書中還有不少其他的委婉語。文藝復興的意大利貴族很講究，言外之意派上這樣的用場倒也不足為奇。在講究方面，法國人自然是不遑多讓了，佩爾諾也常舉本國人為例。據說，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aise）的人都知道，投票選新人的時候說“他總有一天會成為我們的一員”，意思就是“今天就別指望我的票了”。諸如此類的表達——也包括用“不好意思麻煩您”來請求幫助——是人際交往的必需品，而由此形成的規(guī)范，也成了文明人給自己貼上“文明”標簽的依據。當然，這種規(guī)范也可以反著用，《世說新語》里不拘禮法的名士就很明白這個道理。

文學中的潛臺詞也是說不盡的話題（3-8頁）。佩爾諾以幾部二十世紀的小說為例，說明言外之意不僅存在于只言片語間，整部的作品也可以同時具有多層含義。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大家都很熟悉，書中以絕對平等為原則建立的政體，最終讓豬成為特權階級，奴役百畜：“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边@部作品表面看來寫的只是動物，對實際的批評對象只字未提，但已經足以讓讀者明白其中的深意，使多層意義并行。又如法朗士的小說《企鵝島》，表面上寫的是企鵝從古至今的歷史：從發(fā)明衣物，擁有私產，建立國家，經歷“中世紀”“文藝復興”，一直寫到當下——企鵝島的歷史其實也是一部法國史。戲劇舞臺上，阿瑟·米勒的名劇《薩勒姆的女巫》也是如此，演的是十七世紀的獵巫事件，而實際是借古諷今，直指麥卡錫主義。這類作品的作者，或許是為了自身的安危，才給作品披上了一層外衣。不過這只是采用隱晦寫法的部分原因，佩爾諾特意補充說：雙層含義本身亦有文學功效，讀者親身感受了猜謎的樂趣，便容易對謎底深信不疑。

文學的言外之意依賴于闡釋，其中蘊含的“解謎式”思維在哲學、解經學、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10-14頁）。西方哲學對探究事物的根底保有濃厚的興趣，許多思想者都堅信世間萬物必定隱藏著某種哲學、科學、宗教的秩序。前蘇格拉底哲學以來，西方思想發(fā)展的許多階段都深受這種信念的影響，近代科學和浪漫主義詩學便可以看作兩種“解謎”的方式，只是一方依賴的是科技，一方靠的是通靈式的感悟。柏拉圖著名的“洞穴喻”，也同樣訴諸表象與理念的區(qū)分，囚于穴中的人執(zhí)迷于幻影，唯有掙脫鐐銬才有可能見到真正的光明。這也是一種對言外之意的探求。

解謎式的思維在宗教世界里更是占有根本的地位。信仰超自然的神靈，也就意味著制造出了某種需要直接或間接（祭司、先知等為中介）解讀的對象，從而就有了解謎的必要，如舊約《箴言》所說：“將事隱秘，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保?5：2）解讀世界是如此，解經也同樣可以訴諸隱秘的言外之意，也就是使用所謂“寓意解經法”。寓意法的希臘文名稱為allegoria，字面義為“言他”，大約可以說是一種寓意式的表達：說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與擬人結合，便可以把抽象的概念描繪為具象的人物，佩爾諾舉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的名畫《自由引導人民》。既然能把抽象概念具象化，也就能把具體的人物和故事解讀為抽象的道理。比如在這種解讀模式下，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績就成了剛毅對情欲的征服，《關雎》也變成了寫“后妃之德”的詩。在基督教傳統(tǒng)里，圣經《舊約》也可以按這種“寓意法”依照《新約》的信條來解讀?！陡缌侄嗪髸防镎f：“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里已經廢去了?！保?：14）仿佛希伯來圣經一直被表層義的“帕子”遮掩了，唯有待基督徒來掀開帕子，重現經文的言外真諦。

隨后的“陰謀論”一節(jié)又把讀者從遙遠的解經世界拉回了現實。佩爾諾提出，當下泛濫網絡的種種陰謀論，其實也是源自解謎式的思維。許多人拒絕相信事實，而樂于揣摩事實背后的“真相”，探求“言外之意”?？傆腥藨岩伤T事件、“9·11事件”背后有未公開的隱情，總有人揣測藥品制造背后不可告人的動機，也總有人認為“阿波羅”號從未登月：“有人在后臺操縱，有巨大的利益驅使，世上就沒有巧合”（14頁）。佩爾諾這句話是在模仿并嘲諷陰謀論者的腔調，但我讀來覺得好像也是在說：“陰謀論這么多，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縱！”不知佩爾諾是不是有意地在和讀者開玩笑，讓像我這樣的人讀出了“陰謀論的陰謀論”。不過這也說明陰謀論深入人心，而且陰謀論者常為自己的“高見”而洋洋得意，因而更容易執(zhí)迷其中。佩爾諾引用了2018年的一項社會調查，其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九的法國人至少相信一種陰謀論。

以上內容大都出自書的第一章。我譯述比較詳細，既是為了說明言外之意深入到了思想、宗教、文學、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是為了展示佩爾諾作為一位古典修辭學家的學術視野。合格的古典學者，也許能在古代文史的范圍內，或是自創(chuàng)新說，或是做出扎實的?？?、考據工作，但兼及現代思想文化時，卻容易失于淺薄。研究晚近思潮的學者，熟知種種現代問題，卻缺少古典語文訓練，難以親身溯源回望，以反思現代思想家古為今用的局限——例如，佩爾諾指出，“金嘴”迪翁（Dio Chrysostom）的《論王政演說辭第四》，雖然被?？掠米鳌爸毖浴保╬arrhesia）的例證，但其實藏有豐富的言外之意（118頁）。而像佩爾諾這樣的學者，既有深厚的古典學功底，又廣泛涉足現代文史，因為吃透了修辭學，便能以修辭現象為媒介，打通古典學術和現代文化，同時也能夠尊重兩方面的特性，客觀分析，以免附會。這是《言外之意》最值得學習的優(yōu)點。這部書采取了古今互鑒的結構，先論述兩千年前的希臘、羅馬修辭學家對“婉言”的理論分析（15-25頁），后呼應以二十世紀以來遍地開花的“闡釋”思潮（26-36頁），從正反（古今）兩面來充分解說言外之意。

“婉言”即古典修辭所謂“文言”。拉丁文的說法是figurata oratio（希臘文為eskhematismenos logos），可泛指經過文飾或加工的表達，在此特指通過間接的語言來傳達意義，佩爾諾解釋為“偽裝的”（déguisé）或“涂脂抹粉的”（fardé）語言。早至希臘化時代末，晚至中世紀，都有婉言修辭理論流傳至今。其中，昆體良（Quintilian，一世紀）和（偽）赫莫根尼（Hermogenes，約二至三世紀）是最重要的人物。之前的德米特里（Demetrius，前一世紀），以及四至五世紀的福爾圖那提亞努斯（Fortunatianus）、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也都對古代的婉言修辭理論有重要貢獻（15-16頁）。

老塞內加（Controversiae 2.1.33）把婉言稱為“沉默與直言間的持中之法”（inter silentium et detectionem medio temperamento），既不因為怯懦而選擇緘默，又要避免逆耳之言所帶來的危險。如德米特里（On Style 294）所說：“諂媚可恥，直言又危險，最好的是秉持中道，即‘婉言’（eskhematismenon）。”昆體良總結了需要使用婉言的三種情況。首先是自身安危受到威脅的時候，比如古人面對帝王時，進言者一般需要以婉言自保。其次是可能會冒犯長輩、前輩的情況，此時為避免魯莽頂撞，也應使用婉言。另外，婉言也可以用來打趣，這類文字游戲在古代的修辭課堂里很常見，不過昆體良這位古板先生對此倒是不以為然。

（偽）赫莫根尼等把婉言也分成了三類：一是“點到為止”（l’atténuation），二是“言此及彼”（le biais），三是“正話反說”（le contraire）。（偽）狄奧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曾用史詩《伊利亞特》的三個場景來說明這三類婉言，其中最有趣的是正話反說的例子。《伊利亞特》卷二開篇，宙斯派夢神傳令阿伽門農，命他立刻把盟軍將士武裝起來，“因為他現在能攻下特洛亞人的寬闊的城市”（12-13行，羅念生譯）。夢神化身涅斯托爾，入夢把宙斯的話傳給了這位希臘將軍。阿伽門農信以為真，于是想出了一個“精明的策略”（55行），與手下的將領密謀說：“讓我們把阿開奧斯人的兒子們武裝起來，我要先拿話去試探他們，像往常那樣，叫他們坐在多槳的船上紛紛逃跑，你們從各個方面勸說，制止他們?！保?2-75行）他召開全營大會，對將士們謊稱宙斯命他撤兵，并盡陳戰(zhàn)勢之不利，最后說：“你們要按照我的吩咐服從命令：讓我們坐船逃往親愛的祖國的土地，因為我們攻不下街道寬闊的特洛亞?！保?39-141行）可惜將士們未能經受住試探，沒有聽出阿伽門農是正話反說，竟一個個歡呼雀躍，準備打道回府。后來還是靠其他將領的鼓舞，并依賴神助，戰(zhàn)士們才放棄了回家的想法，重新備戰(zhàn)。根據佩爾諾的分析，阿伽門農看似險些失手的計策，應是出于他的精心謀劃。手下的將士馳騁沙場九年，早已無心戀戰(zhàn)，又都認為阿基里斯之所以從戰(zhàn)爭中撤出，盡是首領阿伽門農的過錯。在這種情況下，阿伽門農才故意給將士們向他發(fā)泄怨恨的機會，說反話誘使士兵撤退，“他們發(fā)泄了心中的不滿，才又士氣昂揚地回到戰(zhàn)斗中”（20頁）。

也許我們會覺得，阿伽門農的反話和通常所說的委婉語并不相同，而這個例子的好處正在于此：點到為止、言此及彼、正話反說三類婉言，其夸張程度是遞增的，反話作為古人分類中最極端的婉言形式，尤其能展現古代修辭學家思考言外之意的特別之處。我們由此也可以認識到，古人所謂“婉言”涵蓋的內容非常多樣，而且各個理論家對它的歸類（16-17頁）和討論也都有所不同。不過佩爾諾提醒我們，不應該認為古人只是把不同的東西混淆了起來，因為古代婉言理論的優(yōu)點，正是在于它能“把表面上紛繁復雜的現象歸結到一個概念之下，展現它們共同的問題”（21頁）。

相反，言外之意在現代文化中的影響，并不在于委婉的修辭技巧，而是表現為對“闡釋”的執(zhí)著。佩爾諾引用俄裔法國小說家薩羅特（Nathalie Sarraute）的話說：“我們已經進入了懷疑的時代”；與“懷疑的時代”（l’ère du soup?on）并行而至的，是以求索隱晦意義為基礎的闡釋文化，所謂“懷疑的闡釋學”（les herméneutiques du soup?on）?，F代思想的這個特點顯而易見，當代西方文化的許多方面都難免與對言外之意的探求有關。不過在我看來，在不少學科的內部，對這種思想傾向并沒有足夠的反思。比如我們念文學的人，好像總要在詩里讀出點什么才滿意。不屑于在文學中挖掘思想的學者，也總要“精讀”出文本細節(jié)的“妙處”，不然就顯得不太專業(yè)。對“文本解讀”的執(zhí)念，我想也部分源于二十世紀遍及諸學科的懷疑文化。

佩爾諾首先舉語用學為例。傳統(tǒng)語言學研究的是語言內部的運作，而語用學把語言的使用和生活的種種語境聯(lián)系了起來。英國分析哲學家格萊斯（Paul Grice）的“會話隱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論尤其與言外之意有關。佩爾諾沒有專門討論提出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的奧斯丁（J. L. Austin），其實言語行為也同樣關注的是言語之外的意義和功能。我特別提到奧斯丁，是因為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研究，深受言語行為理論的影響。他認為思想史學者不光要清楚文本的意思是什么，還要探索文本在做什么。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言外之意跨越學科的影響。此外，佩爾諾也扼要地討論了弗洛伊德——他與馬克思、尼采并稱“三大懷疑宗師”（保羅·利科語）。心理分析學與探求隱晦含義的關系顯而易見，不必多說。值得留意的是，佩爾諾說心理分析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已經發(fā)展成了“每個人的科學”（la science de M. Tout-le-monde）、現代西方人的“文化包袱”（bagage culturel）。至于文學領域（30-34頁），除了豐富的闡釋理論和解讀視角之外，與言外之意尤其相關的是作家和批評家對“模糊”的熱衷。佩爾諾特別介紹了這一點，討論了燕卜蓀的名著《朦朧的七種類型》，并對比了十七世紀新古典主義批評家布瓦羅（Boileau）對“清晰明了”的推崇和十九世紀法國詩人魏爾倫（Paul Verlaine）所謂“灰色的歌”（la chanson grise）。

懷疑式的闡釋，可以是“讀書得間”，也可以是“疑神疑鬼”。挖掘言外之意，常需要考慮解讀是否妥帖，而闡釋也有邊界的問題。佩爾諾提到，有些具有多層含義的梵文史詩會在開篇給出詩歌闡釋的“游戲規(guī)則”（45頁），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言外之意的解讀規(guī)則是非常模糊的，闡釋也因此變得困難——“精明過頭”（trop sophistiqué）的施特勞斯（Leo Strauss）在這方面進行了深刻的思考（48-49頁）。關于解讀言外之意的困難，（傳為）哲羅姆所作的《約伯記》拉丁譯本導言（Prologus Sancti Hieronymi in libro Iob）里有一個形象的比方：“哪怕對于希伯來人而言，這部經書也被看作是很隱晦的（obliquus），滑得捉不住（lubricus）；用修辭學家的希臘術語來說就是‘婉言’（eskhematismenos），講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就像你想用手緊緊抓住一條鰻魚或是小海鱔，你抓得越緊，它溜得越快。”佩爾諾感興趣的是哲羅姆的比喻，所以只引述了后半句，并且把書中的這一小節(jié)也命名為“捉不住的鰻魚”（anguilles indécidable），英譯“打滑的鰻魚”（slippery eels）更為傳神。其實，前半句話也很重要，因為它把闡釋的困難和古典修辭的婉言理論直接聯(lián)系了起來。也許《言外之意》這本書在修辭、闡釋兩方面的古今對照，也是受到了哲羅姆這句話的啟發(fā)。另外，闡釋的困難也自然會變成闡釋的困境，也就會有“詩無達詁”之類的理論。佩爾諾借用了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詩藝》里的說法grammatici certant，楊周翰先生譯作“學者們還在爭辯”，《言外之意》的英譯者（也曾翻譯佩爾諾的其他著作）給譯成了PhDs disagree（讀博的人總是爭來爭去）。

書中有一小節(jié)標題為“（并沒有發(fā)出的）消息收到！”，專門討論過分解讀。佩爾諾列舉了過度闡釋的種種原因，而大部分都是“心理因素”（d’ordre psychique）：比如愛琢磨，愛扮聰明，愛顯得比別人懂；或是自作多情，總要覺得別人對自己有所求；或者天性多疑，不信任其他人。佩爾諾還提到“克雷宏波”綜合征（syndrome de Clérambault），即所謂的“被愛妄想癥”（érotomanie）。這種心理疾病的患者總誤以為自己的心上人也愛慕自己，便在對方的所有行為中，都解讀出對自己的愛意。對理解言外之意來說，這種心理疾病的有趣之處在于它依賴的是“長期不斷的努力解讀”（un travail continuel d’interprétation）。我想這也能充分展示過度闡釋的甜頭和誘惑，這一點大概也適用于文本解讀，畢竟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以上是對《言外之意》核心內容的介紹，書里的其他章節(jié)也同樣精彩。第六章《巨牛壓舌》討論政治與委婉語的關系（古希臘的政治變革對詞語含義的扭曲、西方極權主義的言論管控、當代“政治正確”對語言的改造等等），很值得一讀。標題“巨牛壓舌”用的是埃斯庫羅斯《阿伽門農》的典故，說守望人知道了阿特柔斯家族的秘密，但迫于壓力，不敢直言：“別的我就不說了，巨牛壓住了舌頭。這宮殿若能言語，便會明白地講出來。我愿意說給懂的人聽，對不懂的人，我就說已經忘了?！保?6-39行）

各位讀到這里八成會想：有話直說也行吧？這正是《言外之意》第八章要回答的問題。古今很多人都抱怨過婉言的造作，批評過委婉背后的懦弱心態(tài)。古時候也有一種修辭手法就叫做“直言”（licentia），最早的拉丁文修辭典籍《致赫蘭尼姆演說術》（Rhetorica ad Herennium）就對它做了仔細的討論（4.48-50）。有意思的是，作者并不贊同過于直截了當的言辭，反而建議在“直言”的時候添加一些婉轉的好話（4.49）。這也說明直言與婉言相輔相成，都以說真話為目的，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118頁）。

佩爾諾寫書，也是直言、婉言相結合。《言外之意》的語言淺白易懂，但仔細讀來，會發(fā)現不少言外之意。比如，讀過詩人佩吉（Charles Péguy）對法國人癡迷婉語的批評——“（委婉）是法國人的惡習，既不堪，又惡俗，是法國人無數惡習里最可厭的”（108頁）——便很容易明白佩爾諾以下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每個人都能直觀地領悟言外之意的藝術，所有讀者都可以——尤其我們法國人，因為我們的民族可是出了名的聰明，而且在言外之意這方面更是出了名的天賦異稟呢?！保▁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