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與明清中國的“世界意識”

晚明西人東來，被視為延續(xù)至今的“全球化”時代的開端，早在1970年代，郭廷以所撰《近代中國史綱》即以16世紀的西人東來為起點，他在《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文中指出，中國現(xiàn)代化的落后，“其癥結(jié)并不全在近百年之內(nèi)，實遠伏于百年以前，特別是百年前的百年”。著名學者樊樹志更是把16世紀作為“晚明大變局”的開始。15世紀末16世紀初，確實是世界大變局的開端，整個世界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社會文化開始重構(gòu)全球化的路線、媒介技術(shù)、觀念思維和審美標準。明清之際開始在中國漸漸形成的“世界意識”之內(nèi)涵，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fā)展的。在大航海時代之前，歐洲人的“世界意識”，其實只是“歐洲意識”；同樣，中國人的“世界意識”即“天下觀念”。

晚明以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知識界，就面臨來自大航海時代歐洲有關(guān)世界地理新知識的挑戰(zhàn)。本書著力描摹晚明至晚清知識人如何憑借既存的漢文地理文獻，構(gòu)建對于域外世界的想象。地理學文獻較之其他異域情調(diào)的符號化產(chǎn)品，更具典型性和說服力。作為在無限寬廣的想象空間里，逞其幻思的思想動力，地理文獻更易激發(fā)出多重多樣的思想反應。從晚明至晚清，凡是有心追求地理新知的中國知識人，思考世變由來和因應之道，在他們具體身處的知識環(huán)境中，通過想象和認識，探究著前所未知的寰宇情勢和廣袤無涯的地理知識。文獻如人一般，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生命，本書以具體個案的形式，闡釋晚明至晚清的世界地理文獻所承載的新知，如何在中國被生產(chǎn)和傳播，從而為晚明至晚清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提供一個特殊的認識和想象世界的方式。潘光哲創(chuàng)制了一種譬喻之說，認為近代中國知識人猶如進入了一座包羅萬象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讀，隨意閱覽文獻，各色地理信息、地理觀念，斑斕眩目，應接不暇，迎面撲來：或是前所未曉的異域風土人情，或是從未得聞的他國體制倫常，或是向不得見的殊方異獸、奇技妙器，或是令人“驚異不置”，或是令人嘆為觀止，或是令人掩卷深思，或是令人搖頭嘆息。覽卷所及，總可撼動挑撥觀奇攬勝者的心懷意念，進而汲引足可激蕩多樣思考想象的“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

梁啟超

明清構(gòu)建的“知識倉庫”中，最重要的是前代所缺的“萬國之書”，梁啟超甚至認為，理解中國與認識和想象世界是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1897年他出任湖南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手訂《學約十章》，其中第四章“讀書”中稱：“今時局變異，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能通一國之書?！?899年他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再次強調(diào)：“中國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也?！蓖砻饕越涤嘘P(guān)世界的想象，使中國知識人通過研讀漢文地理學“萬國之書”，突破既存的知識囚籠，心馳域外、放眼寰宇，利用豐富的西方地理知識資源，形成了突破傳統(tǒng)的巨大思想助力。

時空觀念的認識，是人類思維活動最深層的依據(jù)。以縱向的視野來考察明清地理學漢文文獻的演變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多層次的明清西學東漸語境下漢文地理文獻有一種不斷疊加的層疊結(jié)構(gòu)，表明了關(guān)于世界的想象和認識與明清地理學文獻傳播的互動關(guān)系。對歷史縱向和橫向的演變觀察，需要探討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發(fā)展之軸中的聯(lián)系及其因果關(guān)系。《莊子·知北游》中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毖蕴斓卮竺?，議四時明法，說萬物成理是地理學家最重要的任務，是故地理學家堪稱“圣人”。天地大美不言，由地理學家詮釋的眾多地理學文獻即可為天地立言。歷史是空間上時間的延伸，想象域外空間是世界意識形成的基點，而認識世界亦是理解中國的基礎。明清時期通過漢文地理文獻認識所展現(xiàn)的“世界想象”，大致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隨著時間的推移，傳入中國的“西學”之空間想象有一個在域外和域內(nèi)不斷變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世界地理知識在同一時期不同地域空間的不斷疊加、逐漸清晰的過程。

先秦時代中國對東亞海域就有了不太清晰的認識，面對東海域外世界，齊人鄒衍就有過“大九州”的想象。西漢張騫“鑿空”，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開始了關(guān)于中亞世界的想象。南北朝隋唐時期西僧的東來和玄奘、杜環(huán)等人的西行，《大唐西域記》和保留在杜佑《通典》中的部分《經(jīng)行記》，為中國人了解印度佛教文化圈和伊斯蘭文化圈，提供了重要的知識信息。宋元海道大通，阿拉伯商人的東來，帶來了關(guān)于印度洋和阿拉伯世界的想象。明朝鄭和下西洋，給中國人了解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和東非帶來了相對比較確鑿的域外知識。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蔣友仁等，更是輸入了大航海時代之后西方地理學的新知識。

從《西學凡》中最早傳入的文科、理科、醫(yī)科、法科、教科和道科的“六科”，即現(xiàn)今所謂修辭學、哲學、醫(yī)學、法學、修士學、神學，到中國學者徐光啟按照利瑪竇所傳之學分為三類：“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shù)?！卑凑瘴覀兘裉斓膶W科分類，“大者”顯然是指神學、哲學，“小者”指物理學、機械學等，“象數(shù)”之學指數(shù)學。一直到晚清，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西學》則把西學分成天學、地學和人學三部分，其中地學以地輿為綱，包括“一切測量、經(jīng)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國人對西學含義的理解也漸漸在深化。晚清西方新教傳教士傳入大航海時代有關(guān)澳洲的新知識，在傳入西方新地學知識的過程中，中國學者林則徐、魏源、徐繼畬、鄺其照、薛福成等漸漸開始充當主角，他們提供的地理新文獻，在新地學知識的介紹方面，更是改變了明末清初關(guān)于南極大陸的舊觀念，提供了最新的關(guān)于澳大利亞的想象和新認識。16至19世紀，中國開始漫長和艱難地從地域史走向世界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明清地理文獻為中國人提供了中西地理學交流的知識鏡像，也為國人的世界認識提供了豐富的想象。

二、明清漢文地理文獻對于世界的想象，往往聯(lián)系著多樣性的歷史事象和文化意象，而各種歷史事象和文化意象，又多是基于本土經(jīng)驗的想象。中國人在對世界想象的路徑中，受漢文世界地圖模型的影響最大。

明清漢文地理文獻對于世界的想象，往往聯(lián)系著多樣性的歷史事象和文化意象。明末清初地理學漢文西書中，不僅介紹了歐洲的“五大洲”的觀念，為中國人介紹了歐洲人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成果，也介紹了各種歷史事象和文化意象，如《坤輿萬國全圖》《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說》所提供的珍禽異獸的異域動物的繪像，以及“世界七奇”展示的域外世界的奇異景象。在晚明利瑪竇世界地圖傳入之前，中國人關(guān)于宇宙的觀念主要就是蓋天說和渾天說，蓋天說主張?zhí)煸谏?，地在下；渾天說主張?zhí)煸谕?，地在?nèi)。兩說都沒有明確說明大地是一個球形，或謂天圓地方，或謂天圓地平。而從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制開始，之后艾儒略、畢方濟、湯若望、南懷仁和蔣友仁等，在中國構(gòu)建了漢文世界地圖繪制的系譜，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改變國人思維的知識點，如明確地球是一個球體，海洋是地球的一部分，整個地球有五大洲，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等。這一早期漢文世界地圖的模型中，利瑪竇和南懷仁等西方傳教士還努力傳送新世界的動物知識和七奇知識，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事象和文化意象，一方面在漢文地圖上溝通舊世界和新世界，另一方面也嘗試在文化上溝通中西兩種動物意象的互動對話

世界地理的認識和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賴地圖模型方能建構(gòu)，并依照地圖模型的改變而不斷改變。晚明至晚清這一漢文世界地圖構(gòu)建的系統(tǒng)，漸漸為中國地理學者和繪圖者所接受，從《坤輿萬國全圖》《坤輿全圖》到《萬國大地全圖》《大地全球一覽之圖》和《地球五大洲全圖》，都先后為中國人認識世界提供了不同模型的漢文世界地圖，形成了漢文世界地圖表述的一個清晰脈絡，展示了漢文世界地圖觀照異域世界的復雜過程。地圖文獻注重區(qū)域差異和空間表達，這種綜合的空間思維的表述功能為我們理解日趨復雜的世界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這些漢文世界地圖文獻重構(gòu)了晚清地理知識與國人理解空間的方式，任職于戶部的官員恒廉稱：“測繪輿圖，西法實勝于中國，洋人無人不繪，無地不圖”；同為戶部官員的程利川更是進一步指出，不僅研究世界，即使研究中國，也需要關(guān)注“泰西輿圖”：泰西制勝之策，皆于輿圖發(fā)其凡。舉中國險要之區(qū)，彼非特圖之而已也，并命匠人仿是圖而經(jīng)營之書，明尺寸于其上，將山勢之高下、水頭之深淺、炮臺船塢汊港歧路，纖微畢具，供眾觀覽。今且深入內(nèi)地，或游歷、或傳教，即舉窮鄉(xiāng)僻壤，形其形勢之險，易民風之強弱、衢巷之紛、草木之微備識之，繪為圖以獻其國，故以泰西各邦而言，中國形勢，歷歷如得諸親見以圖之，為用甚善也。

《坤輿萬國全圖》

三、中國人對世界的想象，很大部分受漢文世界地理文獻的影響，而明清漢文世界地理學又直接受到西方原本所提供的知識資源的影響，其準確度和局限性無不如此。不管是西方傳教士的敘述模式，還是后來中國學者的繪圖方法，明清漢文世界地理文獻表述中有著濃厚的本土化色彩。

中國人對世界的想象，很大部分受地理學漢文西書的影響，明清漢文世界地理學直接受到西方原本所提供的知識資源的影響，西方本土的地理學知識也經(jīng)歷了一個由駁雜、混沌到清晰的變化，其準確度和局限性都無不如此。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所創(chuàng)造的地理學漢文西書的資料來源是多元的，如《職方外紀》是艾儒略在龐迪我、熊三拔“奉旨翻譯”的“底本”基礎上，還依據(jù)了鄂本篤行紀、馬可尼（Magini）編輯的Tolomeo的地理學書和馬可尼自己創(chuàng)作的地理學書。從該書述及的“海族”奇獸可見，《職方外紀》還直接摘抄瑞典天主教神甫、地圖學家和史學家奧勞斯·馬格努斯為海圖所作的附有注釋性質(zhì)的拉丁文著作——《北方民族簡史》等書的相關(guān)部分。即使編譯的晚清西方地理學著述同樣如此，如《四洲志》不譯原書《世界地理百科全書》中專講中國的近三章，僅摘譯原著的其他章節(jié)。但原著對中國疆域的刻意歪曲，是周密地貫徹到有關(guān)章節(jié)中去的。《四洲志》中篇幅最長的“育奈士迭國”（今譯美利堅合眾國）一節(jié)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美國的簡史和政治體制，但比對原書，其中“山則深林，莫知礦處；壤則啟辟，始破天荒”完全屬于改寫，“不立國王，僅設總領(lǐng)”是林則徐憑空加入的內(nèi)容，他還把美國的聯(lián)邦制度同中國的封建郡縣制度加以對比，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與中國有作為的圣明君主所治并無差異，肯定這種民主共和的國體，在對美國政治體制的理解上顯示出明顯的本土化色彩。

四、“中國意識”的形成或“中國形象”的明晰，也是緣于對“世界意識”和“世界形象”的認識，個體和群體的世界想象也影響了國人思考維度的變化?！坝巫咛煜隆钡奈鞣揭d會士“立足全球”傳播西學的這一努力，是為了讓中國讀者接受其關(guān)于世界的解說，而中國學者的“立足本土”的想象，則是建構(gòu)自身話語體系所進行的最早嘗試。

歷史上一個生命的個體，和一個民族一樣，總是在不斷想象世界和認識自我的過程中成熟的。個體生活在群體、社會之中，其時代的精神趣味和文化氛圍，提供給個體想象的方法，鼓勵個體進行特殊的想象。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想象的共同體”，個體想象可以置身于這一共同體的框架之中，特殊的文化想象以何種方式被講述出來，取決于這個框架。一個適宜的想象共同體有助于形成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這一民族的歷史記憶，也包括所面對的域外世界和異邦文化。個體和群體通過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及立體的各種媒介，如意象的書寫、形象的圖繪文本，甚至制度化的儀式，如實踐和觀察等，使想象得以生成、延續(xù)和傳播。人類文明交往史的轉(zhuǎn)折開始于歐洲人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大航海時代，空間交流的范圍空前地擴大，間接、間歇的交流，轉(zhuǎn)變?yōu)橹苯优c頻繁的交流；西方傳統(tǒng)的地區(qū)性海上貿(mào)易，也由此演變?yōu)槊嫦蚴澜缡袌龅娜蛸Q(mào)易，貫通西歐與美洲及西亞的大西洋航線，貫通美洲與亞洲的太平洋航線，繞道非洲南端好望角的印度洋航線，將世界各大洲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世界意義的“萬國”經(jīng)濟與文化的交換體系；長期以來的地區(qū)隔離的狀況、文明舞臺限于亞歐大陸的格局，也因此歸于終結(jié)。大航海時代使整個世界局部的文明交流，轉(zhuǎn)變?yōu)槿蛐缘慕涣?；交流的層面也從物質(zhì)技術(shù)走向更深層的領(lǐng)域?？梢哉f，“世界意識”和“中國意識”都是大航海時代的產(chǎn)物。16世紀初西方傳教士東來，通過世界地圖和地理著述給中國人傳入了關(guān)于萬國的觀念和世界的意識，不僅僅在言說一個自然和文化的空間，也是將編譯者和讀者的感性認識、符號認知和情感體驗融化在一起，形成一個對于現(xiàn)實世界的想象性建構(gòu)，而一套完整的有關(guān)世界的知識體系對于國人理解中國有著重要的作用。

明清關(guān)于“世界”的想象，蘊含著對中國本土文化重新詮釋的意圖，想象的過程亦是西學知識的再生產(chǎn)和重塑國人認識世界和自我認識的過程。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產(chǎn)生是與關(guān)于“世界”“西方”的想象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中國意識”的出現(xiàn)和“中國形象”的建構(gòu)，也是與“世界想象”和“世界意識”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漢文文獻中，“中學”的出現(xiàn)亦是源自“西學”的影響，“中學”是伴隨著西學而衍生出來的與“西學”并列的一個核心概念?！爸袑W”因“西學”而提出，最早出現(xiàn)在何種漢文文獻，學界至今尚無專門考證。張鶴齡（1867—1908）在論文字學理論的專著《文敝篇》中稱：“若論其難易殊科，則中學乃絕難，而西學實較易。”《漢語大詞典》將之作為清末“中學”最早的釋例。據(jù)筆者查核，明末1629年絳州初刊的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的《主制群征》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中學”二字：“或問：‘中學亦尊天，與主教何異？’曰：‘中學所尊之天，非蒼蒼者，亦屬無形，第其所謂無形，卒不越于天。蓋天之蒼蒼其形，而天之運用不測，即其神也’。”清初中國學者王錫闡（1628—1682）在論證西方歷法原本中國歷法的過程中也指出：“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為創(chuàng)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學原本中學，非臆撰也。”晚清鄭觀應理解的“中學”即“中國本有之學”。在討論中西文化的高潮中，首先將“中學”寫成統(tǒng)籌全局論著專篇的是湯震的《危言》。與“西學”類似，所謂先秦諸子、兩漢經(jīng)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即是說每一個時代“中學”的內(nèi)涵和外延都是不斷在變化的。陳旭麓將晚清所認識的“中學”概括成或指為“倫常名教”，或指為“四書五經(jīng)”，或指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或指為“中國史事、政書、地圖”，推而及于中國舊有的文化皆屬之。學界討論“中學”與“西學”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這么多年了，“中體西用”的體用之辯和“中道西器”的道器之辯，連篇累牘，但有些基本問題還沒有完全陳述清楚。而厘清“中國意識”，無論是地理含義還是文化含義，無論是國體含義還是民族含義，都離不開“世界想象”，以及“世界意識”的認識。

西學東漸給國人帶來了“西方”“西器”“西教”“西服”“西制”和“西史”等，可以說，“西學東漸”參與了中國人關(guān)于“世界”和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西學東漸與明清漢文地理文獻提供了豐富的異域信息，使明清學人的書寫在時空討論范圍上有了空前的拓展，特別是引發(fā)了國人思考維度的變化。在比較充分地想象和認識世界之前，中國和其他異域文明世界基本還處在隔絕的模糊狀態(tài)，國人的思考維度主要是時間的維度，文化的格局是一個封閉的自我復制和內(nèi)部變動的格局。中國傳統(tǒng)地理文獻并不乏域外的記載，卻未形成一個單獨的文獻部類。在漫長的歷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中國人一直無法接受與域外民族進行平等交往的意識，將周邊外使的來華視為“朝貢”活動，“撫夷”“剿夷”和“師夷”“制夷”的觀念，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外交觀念和對外意識。古代中國人長期生活在天朝中心主義的“虛幻環(huán)境”中，思考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由古迄今的縱向歷史比較的意識。

“世界想象”的構(gòu)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中國在整個世界中的“位置”，“萬國”觀念的萌生，正是通過一系列地理文獻中富有象征意義的描述才逐漸呈現(xiàn)出來?？梢哉f，“世界想象”是中國人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gòu)的重要方面，“全球觀念”的建立也是一項極為艱難的思想啟蒙?！爸袊庾R”是一種現(xiàn)代“世界觀念”，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程中，“中國意識”就是一個使自身從“天下”轉(zhuǎn)變?yōu)椤叭f國”之一國的認識過程。啟蒙是一個民族脫離自己的蒙昧狀態(tài)，無論是一個個體，還是一個民族，要從幾乎已經(jīng)成為自己天性的那種蒙昧狀態(tài)中奮斗出來，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唯有自覺拋棄了這種蒙昧狀態(tài)，一個民族文化才算獲得了真正的思想啟蒙。這種思考在時空范圍上的拓展，得益于明清西學東漸和漢文地理文獻帶來的“華夷”史觀的突破和“萬國”史觀的建立。這不是對于世界的浮泛想象，而是一種屬于時空的開放性的思考維度，是一種對構(gòu)建橫向文明系統(tǒng)參照系的追求。

（本文摘自鄒振環(huán)著《世界想象：西學東漸與明清漢文地理文獻》，中華書局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