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上山”與“文字下鄉(xiāng)”：傳統(tǒng)中國的知識實踐與日常生活

2022年12月3日至4日，由《社會》編輯部、CJS編輯部主辦，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承辦，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協(xié)辦的第十一屆社會理論工作坊，以騰訊會議方式舉行，主題為《“文字上山”與“文字下鄉(xiāng)”：傳統(tǒng)中國的知識實踐與日常生活》。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云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安徽大學、江西師范大學、贛南師范大學、閩南師范大學、云南民族大學等高校的二十余位學者，從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等不同視角，集中探討了傳統(tǒng)中國的“文字”研究。

工作坊伊始，召集人中山大學黃瑜、江西師范大學溫海波作了簡要的開場，申明“文字”是近年學界共同關心的研究對象，諸多領域的探討都繞不開與“文字”有關問題的討論，尤其是近年來各地海量民間歷史文獻的發(fā)掘，使這一問題的討論顯得更為迫切和必要?！渡鐣冯s志編輯部田清、中山大學張應強、中山大學溫春來、香港中文大學賀喜先后致辭。田清從辦刊角度，表示《社會》雜志樂意支持和鼓勵青年學人，圍繞某一重要學術問題進行跨學科深入交流。張應強、溫春來則從學術共同體、學術梯隊和平臺建設，談到各自所在單位愿意為青年學者提供機會和舞臺。賀喜從歷史人類學的發(fā)展，呼吁青年學人在前輩的基礎上，凝練新的學術議題和方向，從而推動學術向前邁進。接著，廈門大學鄭振滿和清華大學王東杰，分別作了題為《日常生活中的文字傳統(tǒng)》《天垂象：對近世測字術的一個初步考察》的主題報告。鄭振滿從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文字下鄉(xiāng)”的歷史進程和文字傳統(tǒng)與文化權力三個層面，勾勒出傳統(tǒng)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文字研究的總體框架。王東杰則梳理了近世以來“測字術”的歷史與發(fā)展、方法和原理，側重從文字象征與“文字習性”的角度闡釋了傳統(tǒng)中國的文字研究。

評議人北京大學劉永華和香港中文大學賀喜，肯定了兩個主題報告的指導意義和前瞻價值。同時，劉永華也補充文字研究或可在鄭振滿揭示的總體性框架之下，圍繞文類、專題和區(qū)域三種不同的理路開展，而對于文字上山、下鄉(xiāng)問題，關鍵是研究者如何梳理出時間和空間的序列。賀喜則提示，需要注意到文字的生態(tài)與開放性，以及性別、區(qū)域因素在研究中的考量。在主題報告和評論之后，工作坊分別圍繞“文字上山”和“文字下鄉(xiāng)”兩個專題，進行了具體而廣泛的深入討論。

工作坊海報

文字如何上山？

工作坊第一場研討的議題是“文字上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黃瑜發(fā)言的題目為《文字與口述：中國西南的禮儀實踐與文化中介——以都柳江流域“三王誕”儀式為中心》。黃瑜首先提出，其研究旨在考察文字書寫與口述的交互關系。對這一問題探討源自兩個學術傳統(tǒng)：社會人類學關于文字功用與基層社會非文字（口述）傳統(tǒng)的比較研究，以及中國學界對民間歷史文獻的利用與研究。受英國人類學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討論文字與口述之間交互（interface）研究的啟發(fā)，她認為要關注中國西南地區(qū)“無文字”文化與“文字”文化在歷史與地理上的相遇（meeting），尤其應該采用民族志來研究和理解這一歷史過程，由此深入探討中國西南社會的歷史進程與文化傳統(tǒng)變遷。

那么，如何去尋找文字與口述連接的方式、過程與機制的突破口？黃瑜認為文化中介是一個可供操作的切入點，這一“中介”既包括在文字文本與口述形式之間進行連接與轉換的各種類型與身份角色的“人”（包含身體實踐），也包括承載與表達二者的物質載體。探討“身體實踐”與“物象載體”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將口述與書寫進行連接與轉換，使得二者在日常生活中產生持續(xù)不斷的互動，彼此匯通互構。黃瑜進而以明清以來黔桂交界地帶都柳江流域“五百和里”侗寨每年農歷二月初五舉行的“三王誕”儀式為個案，揭示在地方民眾的禮儀實踐過程中，以禮生-歌師（戲師）為代表的儀式專家所扮演的文化（禮儀）中介角色，如何在村寨民眾日常生活的儀式情境中，將王朝禮法制度與地方信仰及“規(guī)約”習俗，在文字與口述體系中“轉譯”，這其中涉及禮（樂）、歌（吟誦）、舞（戲曲）等諸多身體實踐與物質活動的結合與展現，從而再造且整合了多層次的政治訴求及不同面向的文化表達。黃瑜還指出，要考慮在中國西南地區(qū)那些尚未長期“浸淫”于文字傳統(tǒng)的山地人群中，文字究竟通過怎樣的方式或機制，對處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產生影響。最后，在方法論意義上，“口述”不應該被視為“原始的”“不可追溯的”“不可比較的”對象，而應該作為與文字載體同等重要的觀察與研究對象，以此為跨學科綜合研究提供研究資源，這也是今后真正打通文字與口述二元藩籬的可能路徑。

評議人廈門大學黃向春充分肯定了這一研究在“身體實踐”與“物象載體”方面去打通文字與口述之間界限的意義，但也指出報告在“三王誕”中有關神靈譜系與儀式傳統(tǒng)來源上的梳理不是特別清晰。黃向春建議要注意到神誕儀式中所體現的禮儀轉變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間的關系；而對于禮儀系統(tǒng)中涉及對既有文化分類（如宇宙觀）的影響，需要考慮到侗人文化中涉及的本體論問題，報告人對南侗方言與文字關系的討論比較精彩，但還要注意方言傳統(tǒng)所呈現的某種權威性，以及地方權力結構的轉型和象征系統(tǒng)的轉變。只有處理了這些問題，方能將這一復雜的地域社會轉型過程中文字與口述的交互機制更為清晰地呈現出來。評議人復旦大學巫能昌認為，除了儀式結構和內容方面的比較，還有祭神禮儀中所用具體祭文、祝文的比較，報告提到的多種祭儀文書，可能直接或者間接來源于官方儀典，對這些祭文、祝文加以分析或許是可以繼續(xù)進行的重要工作。其次，報告提到的“三獻禮”祭儀應該在清代道光年間才有可能開始在“三王誕”中施行，那么道光年間之前的情況如何或許可進一步說明。此外，對同樣主要由漢文字來承載儀式傳統(tǒng)的道教或佛教，在這個地區(qū)是否有或有多大程度的呈現，也需要作整全性的考察。

“三王誕”儀式中侗寨戲班表演“關公”戲（黃瑜攝）

來自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覃延佳以《生命的注疏：桂中“花婆”崇拜中的多元敘事及其意義體系》為題做了報告。他主要根據桂中地區(qū)師公的科儀書、唱本以及地方的口述材料開展相關專題的研究。他在報告中指出，桂中花婆的信仰是當地民眾生命環(huán)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之一。當地儀式專家的科儀書、唱本展現了多維的花婆信仰敘事體系，這一敘事體系包含了以仙婆為代表的非文字儀式系統(tǒng)與師公的文字系統(tǒng)。兩者通過戒度、喪葬、求花等方面的儀式實踐和日常生活中的禮儀互動織構了以花婆信仰為核心的“文本-口頭-文本”轉化系統(tǒng)。其中，科儀書通過書面文字將神靈階序化和譜系化，唱本則通過將口傳系統(tǒng)文字化，在不斷唱誦過程中實現對神靈的地方化表述。這種文本與口頭之間的相互“注疏”，構成我們認知當地人群生命概念的重要切入點。評議人云南民族大學張勁夫圍繞生命環(huán)、禮儀類型比較等方面提出了相應問題，指出應對生命環(huán)應進行細致梳理；中山大學黃瑜指出應借鑒臺灣地區(qū)學者高雅寧關于壯族女性儀式專家的研究，將桂西地區(qū)的女性花神崇拜現象納入相互比較范疇，以期深化本主題的研究。

云南民族大學張勁夫的發(fā)言題目是《新文字上山：云南拉祜族拼音文字的創(chuàng)制與國家化》。張勁夫指出，文字的創(chuàng)制或改革充滿了廣泛的社會文化意義。通過民間口傳神話和官方話語的理解和再詮釋，拉祜族“被吃掉的文字”神話詮釋了山區(qū)民眾的“文字”意識和歷史狀況。其一，“失去文字”的神話敘事指向了18-19世紀瀾滄江西岸“倮黑山區(qū)”五佛五經失敗的歷史真實，文字表征為失敗者“家園失落”和“失去權柄”的歷史真實。其二，上世紀50年代國家主導的文字創(chuàng)制和改造，一方面體現了民族平等的語言政策。在創(chuàng)制、改造、推廣普及的“文字上山”實踐中，語言學家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通過劃分標準語音和其他方言區(qū)域、改進原有文字系統(tǒng)、編寫詞典和語法書，實現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國家化；另一方面，對于拉祜族而言這套新“文字”具有“失而復得”的象征意義，文字因此而成了構成“拉祜族”身份的符號依據。其三，通過考據“文字”一詞的詞源和構造，揭示了多民族語言文化的相互交流和采借的歷史事實。最后，傳統(tǒng)歷史文化常識將無文字與野蠻、落后的形象聯(lián)系在一起，不僅堅持了刻板的口頭與文字的社會二分法，也忽視了真實拉祜歷史與文字相關的文化實踐；“吃掉文字”的神話不僅在拉祜族地區(qū)，也廣泛流傳于哈尼、傈僳、佤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因而拉祜族的案例研究和討論具有借鑒意義。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香港科技大學馬健雄和中山大學段穎肯定了選題價值和討論的意義。馬健雄基于邊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脈絡，提醒關注不同文字敘事，包括佛王體系下的經文傳統(tǒng)、文明化工程中的基督教文字、國家改造的新拉祜文、被吃掉的文字等等。進而討論不同文字傳統(tǒng)的遭遇、碰撞以及摩擦，不同文字傳統(tǒng)同時也是儀式傳統(tǒng)的關系（時間、空間上的關系）。關于文字的“敘述”與邊疆拉祜社會的變化，也應有不同的階段：歷史上存在的文字與佛王體制（1880-1920）；實際上的文字和教育；192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浸信會帶入的拉祜文；拉祜文的國家化，即成為國家民族工作中的一種符號；神話中拉祜族對文字的態(tài)度：吃到肚子里的文字。實際上拉祜族不是“無文字”的社會，但是被說成“無文字”，文字代表了不同的權力，關注“文字”緣何成為邊緣、邊疆少數民族的一個基本表征的描述。段穎表示贊同馬健雄提出的見解，另外，他還提醒要注意當地人對新文字的回應，以及報告結構或可再做提升。

中山大學王琳淞的發(fā)言題目是《“潛隱”的彝文與“顯在”的漢字：廣西隆林彝人文字與儀式的人類學分析》。王琳淞以廣西隆林彝人祖靈信仰和萬物有靈崇拜的一系列儀式為切入點，考察以畢摩為代表的儀式專家在具體的儀式實踐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如何將“主流文化”的“風俗教化”通過口傳或文字書寫的方式納入到當地彝人的日常生活中，并“規(guī)范”地方“禮俗”的具體過程。與此同時，祖靈信仰作為隆林彝人文化體系中的核心部分，又是如何透過畢摩的儀式實踐，實現了與王朝國家主導的“風俗教化”相結合的。王琳淞注意到當地彝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字書寫實踐，常以“名字”“墓志”和“神龕”為載體，通過漢字書寫的方式將彝人的祖靈信仰表現出來。當彝文和漢字在具體的時空中“相遇”，“彝文”就常常以“潛隱”的方式，通過畢摩的儀式實踐，將彝人的祖靈信仰“轉譯”為“顯在”的漢字。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溫春來提出，中國西南地區(qū)雖是崇山峻嶺，但西南少數民族并非斯科特（James C. Scott）認為的“逃避統(tǒng)治”的族群，這一點可以從彝族人擁有歷史悠久并延續(xù)至今的彝文書寫傳統(tǒng)中看出來，如果我們要從報告所呈現的例子來討論“文字上山”，就必須要考慮到漢字和彝文的“相遇”。具體而言，需注意三點：第一，彝文傳統(tǒng)中文字書寫與口頭傳承之間的相互轉換關系，彝文書寫有很深的口傳痕跡，口傳可以轉化為文字。同樣的，文字可以轉變?yōu)榭趥鞯男问匠霈F。第二，當漢字進入到當地彝人社會以后是怎樣與彝文碰撞和交互的，又如何影響了既有的彝文傳統(tǒng)的。第三，當地人如何根據自己的觀念來理解“彝文”、“祖靈信仰”和“漢字”之間的關系。覃延佳提出，文字的背后往往涉及到權力的關系，具體到隆林彝人社會，漢字不僅是王朝國家的權力意志，同時也應該關注到比如客商在傳播漢字的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漢字在進入到具體的社區(qū)的過程中，往往以多樣化的形式出現，因此需要注意到彝文與漢字之間的交互是以何種形式展開的。

文字怎樣下鄉(xiāng)？

工作坊第二天，與會者大致從文類、區(qū)域和專題視角，集中討論“文字下鄉(xiāng)”。江西師范大學溫海波首先報告，題目是《作為歷史進程的“文字下鄉(xiāng)”：基于明清以來雜字生產流傳省思》。溫海波首先引出“文字下鄉(xiāng)”是費孝通探索社會文化的整體形態(tài)，從結構入手研究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提煉的一個重要概念，通過對不同學科的學術史梳理，發(fā)現費氏這一概念造成了對傳統(tǒng)中國“無文字性”“去文字化”的印象。溫海波從費孝通晚年倡導的“學術反思”開始，在對話對象、親身經驗、田野調查、學術理路等方面對“文字下鄉(xiāng)”的提出進行了反思。在此基礎上，報告人認為若既要不忘費老《鄉(xiāng)土中國》的初心，又拾補其晚年缺憾，就需在其未盡之處做些歷史的功課，尤其是從傳統(tǒng)鄉(xiāng)民日常的讀寫出發(fā)，省思其中探討文字讀寫與民眾生活之間的關聯(lián)及其背后的歷史進程，由此，在理論解釋和實證研究上延伸和拓展“文字下鄉(xiāng)”的魅力。

接著，溫海波利用近年收集的大宗識字雜字，輔之以族譜、地方志等材料中的話語表達，呈現出明清下層民眾不但有文字的需求，還形成了相應的文字供應，只不過民眾日用所識的“字”與士人提倡所應識的“字”不盡相同。為了進一步重構“文字下鄉(xiāng)”的歷史，報告人還從明清時人對雜字的認識變動、雜字編纂者的樣態(tài)、雜字生產流傳的時空變動以及文本物質形態(tài)變遷四個層面，探討雜字在民眾中的擴展普及和向下滲透，認為雜字的生產流傳是“文字下鄉(xiāng)”的結果，反過來，通過雜字教讀鄉(xiāng)民識讀又促成這一社會文化史進程。

評議人清華大學王東杰肯定了該研究對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意義和獨特價值。同時，也提出了三點建設性意見：一是不能忽視費孝通提出“文字下鄉(xiāng)”的時代語境，尤其需放置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討論這一話題；二是雜字的功能性識字與科舉識字教育，不能過于二元分化，而是要考慮識字體系的多元復雜性；三是不能太強調城鄉(xiāng)的斷裂性，到底是“文字下鄉(xiāng)”還是“文字在鄉(xiāng)”可再斟酌。香港城市大學的程美寶也對報告給出了意見。首先，她強調不能以知識分子的做法和思維，來閱讀和理解民間文獻中的看法；其次，縱使是做大宗民間文類的討論，也要將版本目錄的知識帶入；最后，程美寶還對工作坊過于突出“文字”，而沒有重視“口語”“聲音”表示略有遺憾，她試圖提醒學者們要去研究口述與文字的交互，并指出重讀斯科特和古迪（Jack Goody）等人的論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各種功能性用途的識字雜字（溫海波提供）

贛南師范大學客家研究中心朱忠飛發(fā)言的題目是《文字入畬：明清以來中國東南畬民的社會轉型與讀寫世界》。朱忠飛指出畬族史研究無法繞開文字的話題，文字對畬民的影響與畬民本身的社會結構轉型相互牽連。報告立足于東南地區(qū)畬族生活區(qū)域的田野調查和搜集到的大量畬民文書，借鑒人類學的相關研究，試圖在社會轉型與文字實踐之間建立聯(lián)系。報告指出，宋元以來，畬民的生計模式是以刀耕火種、狩獵為主的游耕，長期游離于國家統(tǒng)治之外，社會結構呈現出分散流動性。明代中葉以后，隨著王朝國家的控制向山區(qū)推進，畬民逐步被編入王朝賦役體系，成為編戶齊民，畬民日漸改變原有的生計模式，由游耕向農作定居轉變。由此，畬民日益卷入文字的世界，甚至參加科舉考試，但對于大部分的畬民來講，讀書識字是為了基本生活需要，所識文字偏重日常實用性。在畬民習得讀寫的過程中，在文本類型上是向周邊漢人學習各種功能性識字讀物。文本形態(tài)上主要以抄本流傳，在村落內部、跨村落之間還形成傳抄網絡。這些抄本一直保持著開放性，可以反復被修訂，口頭傳承的痕跡依舊濃厚。在畬民的文字世界中，文字與口頭并非斷裂，而是融為一體并持續(xù)影響著畬民文化。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中山大學杜樹海、安徽大學董乾坤尤其肯定了該研究搜集到大量一手文獻的重要意義。同時，杜樹海基于西南研究的經驗，提出三個方面的建議：一是口傳與書寫傳統(tǒng)關系，要挖掘書寫文獻中的口傳元素；二是儀式文獻在文字世界的重要性，文字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強調文字的世俗性的同時，不能忽視文字的神圣性；三是識字能力在西南地區(qū)可能是階層的問題，而東南的經驗或許不一樣。董乾坤也提出了相關問題，如畬民進入國家的時間與文字進入畬民的時間是否一致？圖像與文字的關系，識字在畬民世界中的意義到底如何？還有文字入畬的過程是如何具體開展的？

安徽大學董乾坤發(fā)言題目為《以賬為憑：賬簿知識、商業(yè)觀念與晚清民眾日常生活的商業(yè)化》，他認為至晚清時期，記賬知識已被徽州民眾所掌握，廣泛運用于家庭經濟中。通過對晚清徽州胡廷卿家庭收支賬簿的討論，董乾坤指出賬簿主人對家庭收支賬簿的分類、書寫材質、記賬格式、記賬行為、家庭內部的經濟關系以及對商業(yè)用語“利市”的運用，體現出家庭日常生活的商業(yè)化特征。具體包括：第一，家庭收支賬簿至遲在南宋時期即已出現，至晚清已進入徽州的尋常百姓家。盡管家庭收支賬簿在分類、書寫材質以及核算方面與商業(yè)賬簿有不盡相同之處，但在總體上與商業(yè)賬簿的記賬規(guī)范相一致，反映了商業(yè)賬簿知識在家庭生活中的應用。胡家賬簿中的內容，可以明顯看出賬簿主人對商業(yè)賬簿知識的熟練掌握。家庭收支賬簿之所以在徽州廣泛存在，除當地較高識字率、“量入為出”的觀念外，商業(yè)意識也起一定作用；第二，從賬簿所反映的家庭內部關系觀察，賬簿主人胡廷卿與其兒子、兒媳在日常勞作中，呈現出的并非僅僅是血緣關系，還有雇傭與被雇傭的經濟關系，這反映了家庭生活中的商業(yè)模式；第三，廣泛用于商業(yè)上的“利市”這一詞語頻繁出現在胡廷卿筆下，這也是商業(yè)意識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董乾坤總結認為對于晚清時期的徽州，經過幾百年的積淀，商業(yè)經營模式已滲入徽州民眾當中，成為他們文化特質的一部分而變成了“日用而不知”的知識體系，指導著民眾的諸多行為，故可稱其為“日常生活的商業(yè)化”，這一特征或可成為理解明清徽州社會的一把鑰匙。

北京大學劉永華在肯定報告的基礎上，提出了三條修改意見：第一，在賬簿類型的討論中，因祠會賬簿與家庭收支無關，可以考慮刪掉；第二，在討論家庭收支賬簿的社會化時，還需要考慮賬簿進入家庭的時間和范圍。賬簿進入家庭的過程可以置于何種脈絡中對之考察，尚需要利用雜字等其它史料；第三，賬簿進入家庭生活中，從商業(yè)記賬知識到家庭經濟論證邏輯是否成立，還需要重新思考，官廳賬簿知識是否也對其產生影響？同時，報告提出的“商業(yè)化”需要作出說明，家庭生活中的“經營意識”跟商業(yè)的經營是否有關聯(lián)，也需細致考證。贛南師范大學朱忠飛指出，報告對賬簿的分類應從胡家賬簿本身出發(fā)，而不應以商業(yè)賬簿的標準套在胡家賬簿上，同時對于賬簿所用紙張的材料、紙的來源可以作更加細致的探討，并提出家庭收支賬簿出現的時間是唐代還是宋代，尚需進一步考證。

閩南師范大學董思思的報告題目是《學會“新話”：學“毛著”運動在華南鄉(xiāng)村社會的開展》，董思思將文字視為一種話語體系或言說方式，考察其如何藉由政治運動為鄉(xiāng)村社會中的民眾所習得。報告以福建省永泰縣為例，從學習方式、學習場域和學習效果三方面討論了學“毛著”運動在當地的開展過程以及影響。首先，將識字視為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重要前提，是自晚清以來形成的共識，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當政者反復實踐。1960年代以來鄉(xiāng)村社會中開展的學“毛著”運動，也可以被視為其中的重要一環(huán)，置于這一脈絡中加以認識。其次，學“毛著”運動對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改造，意味著當地原本流行的傳統(tǒng)文化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挑戰(zhàn)。個案中普通民眾對學“毛著”運動的消極態(tài)度，體現了革命“改變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經驗生活”的努力的局限性，也反映了華南山區(qū)社會中日常生活傳統(tǒng)及其生計模式的深厚和堅韌。第三，學“毛著”運動對鄉(xiāng)村社會中的不同人群產生的影響各異。原本不識字的貧農群體，藉由“毛著”的學習，習得了一種新的話語體系和言說方式，使其在因應國家對鄉(xiāng)村社會的改造時游刃有余；而傳統(tǒng)鄉(xiāng)村知識精英，因其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熟稔，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學習“毛著”的機會，并進一步在集體化時期鄉(xiāng)村社會的政治圖景中被邊緣化。概言之，學“毛著”運動在鄉(xiāng)村社會的開展，不僅創(chuàng)造了一種以革命話語和言說方式為特征的新型政治文化，也改變了鄉(xiāng)村社會中的知識-權力結構。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廣州市社科院陳貴明和香港中文大學賀喜在肯定報告的同時，也提出了若干問題。陳貴明指出，學“毛著”運動對鄉(xiāng)村社會中日常生活和普通民眾的影響存在不同的層次，應當分別予以探討落實；普通民眾如何使用傳統(tǒng)知識體系理解運動所建構的政治文化，以及此種政治文化“內化”于民眾的過程，也值得進一步討論。賀喜則指出報告討論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這一問題，應當上溯至晚清以降，在更寬廣的歷史時段內加以討論；對于運動中形象的塑造，聲音的傳播等其他非文字方式在“毛著”學習中的重要性應給予更多的關注。

“口傳”與“文字”的交互與開放性

在“文字上山”與“文字下鄉(xiāng)”兩場專題討論外，每場后各有圓桌討論，中山大學張應強和廈門大學黃向春，廈門大學鄭振滿和中山大學劉志偉分別擔任引言人，主題圍繞《“非文字”文化與“文字”文化在歷史與地理上的相遇》和《文字傳統(tǒng)的“上山”與“下鄉(xiāng)”途徑與知識實踐》。與會學者以這兩個主題為中心，結合各自學科的特色和研究實踐，交換意見并充分討論。

在討論中與會學者既有一致的共識，也有未能達成的遺憾，期待以后更加深入的討論。比如，鄭振滿提出的總體性的文字研究框架，劉志偉先前以華南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論及文字的諸多作用，劉永華總結從文類、專題、社區(qū)路徑著手研究，王東杰從思想史、社會史的交匯探討文字的“象征性”，這些不同面向的研究、思路得到與會者的高度贊賞。而張應強、溫春來、馬健雄、杜樹海等，對苗、侗、彝、拉祜、瑤等非漢族群研究所提供的有關中國西南的“文字”經驗，更豐富了文字研究的版圖。至于黃向春、段潁等以深厚的人類學功底，強調文字的流動性、文字作為權力、文字作為言說以及文字對于研究者的意義，令與會者有所反思和警醒；而程美寶、賀喜強調文字的開放性，提示需注意女性視角，以及書寫與口傳的交匯與連接，同樣令人回味與反省。至于巫能昌熟稔的宗教儀式、陳貴明累積的革命史經驗省思文字的研究，也讓與會學者耳目一新。

除此之外，與會學者也一致認為，口傳與文字并非二元對立，而是具有復雜多元性和多重面向，研究中不應預設從無文字到有文字的歷史進程，而應是從少有文字到頻繁與文字打交道的過程。當然，與會者也不諱言遺憾之處：一是在材料方面還是集中在文字材料，圖像、口述、唱詞、儀式等“非文字”材料使用較少；二是過于集中在歷史學、人類學學科領域，語言學、文字學的學者有待吸納；三是整全史的研究有待加強，經史傳統(tǒng)、思想史與版本學、目錄學尚待匯通，文類、專題、社區(qū)間也有待打通。

總體而言，與會學者紛紛表示，此次工作坊是一次成功的、開放的跨學科嘗試，也是一次收獲充盈的深入而專門的研討，初步實現了“文字”研究的預設目標。些許的遺憾，正是為了更多的進步空間，期待未來能夠繼續(xù)舉辦更為豐富的以“文字”為核心的跨學科對話，并適當延展議題方向和開拓新的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