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文學在大陸翻譯出版并非近些年之事，早在2007年中韓建交15年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便攜手韓國文學翻譯院與韓國大使館文化院出版了一套“韓國文學叢書”，主要包括三位著名女作家，分別是樸婉緒（《那個男孩的家》）、殷熙耕（《鳥的禮物》）以及申京淑（《單人房》）。其后這部叢書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經過擴展加入了其他作家，其中便有頗受好評的“80后”金愛燦。而從2014年開始，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韓國文學作品選”十多冊，使得國內韓國文學的翻譯版圖變得更加多元與豐富。
除了這兩類叢書之外，其他出版社也零散地出版過其他韓國作家作品，但即使如此，引起的關注和討論也大都局限在特定的韓國文學或文化愛好者群體中，直到2019年翻譯出版了趙南柱寫于兩年前的《82年生的金智英》，韓國文學——或準確地說是韓國現(xiàn)代文學中所關注的女性題材才在國內引起關注，從而帶來了其后（特定的）韓國文學出版翻譯的高潮，而另一位“80后”金惠珍的《關于女兒》以及《中央站》兩部作品也便乘著這股東風來到中國。
《關于女兒》
一、“女性處境”成為問題
很多讀者對《82年生的金智英》的文學評價一般，也對其引起的劇烈討論感到疑惑，認為它是某種具有強烈意識形態(tài)的工具性作品。這類對趙南柱作品的評論大都會落入喬安娜·拉斯在《如何抑制女性寫作》所批評的范圍。而或許更準確地來說，恰恰是因為外部社會環(huán)境以及特定事件的發(fā)生，讓更多的人開始理解或是漸漸明白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講的故事以及關于金智英這個女人所遭遇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處境。趙南柱這部作品引起的關注與當下人們真實、切身的關注和境遇息息相關，尤其是涉及到人類一半個體的生存經驗與痛苦時，引起的共鳴所產生的力量必然是宏大的。
那為什么在此之前人們對于其他韓國女性所寫的故事感知有限呢？如在《關于女兒》導讀中提到的韓國“30后”著名女作家樸婉緒，她的經典代表作《裸木》中便出現(xiàn)了為死于戰(zhàn)爭中兒子悼念的母女；而在更加具有女性意識的殷熙耕的小說中，她對女性處境、遭遇的束縛和痛苦的描繪入木三分，但她們的小說最終都未能如趙南柱的作品引起如此大的跨地域討論和關注。
或許就如上野千鶴子在其《女性的思想》前半部所討論的日本女性作家和學者，某種程度上她們的“超前”導致大眾難以理解她們的故事，雖然這樣的難以理解往往是有意識甚至故意為之的。只有當女性運動掀起的颶風開始逼著裝睡的人們睜眼面對現(xiàn)實之時，趙南柱的金智英才會成為一個被看見且需要去理解的問題，而不會再如以前一樣消弭在沉默與視而不見之中。
也正因此，金惠珍在《關于女兒》中討論的母女關系才會成為一個問題，即使母與子或父與子的關系在人類文明中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但母親與女兒的關系卻總是或被忽視隱匿、或被當做是父與子之間的中介以及某種階段性產物，而難以獲得被關注的資格。因此，我們才會在《關于女兒》中看到如此多熟悉的場景，這類場景幾乎不會被地域或文化所限制，而能在所有母女關系中被感同身受，甚至對于作為男性的父親、丈夫與兒子而言，也都必然見過或是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這種具有普遍性的母女情感關系在歷史中的無聲，導致它成為我們心靈中最隱秘的被壓抑之物。
二、母與女的世界
在《關于女兒》中，母親與女兒的關系十分典型，即相互關心但卻彼此難以理解。而在這里存在的遠非年齡或代溝問題，而是潛藏著更加深刻的結構性困境。在小說中，我們跟著母親的第一視角進入這段故事，對她而言，自己辛苦養(yǎng)大的女兒如今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處處與自己“作對”，她選擇的生活和人生在母親看來也完全是不入流甚至是令人羞恥的。而也恰恰是圍繞著母女倆不同的觀念展開的對抗、辯論與企圖理解構成了小說最令人糾結和震撼的核心。
在故事中，我們反復看到母親對自己關于女兒的要求和希望的反思，但這樣的反思往往難以帶來理解，反而會進一步地造成彼此的隔閡與沖突。母親似乎無法突破自己已經形成的世界和人生觀，但情況實則恰恰相反，母親其實清晰且直接地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真相”，但對此卻早已失去了碰一碰的決心與勇氣?！拔冶蛔约涸缫涯赀~體衰這個想法束縛住，嚴格區(qū)分能做與不能做的事，逐一刪除某些可能性，把日常打造成一條平坦筆直的道路”。因此，母親最終只能退回自己熟悉的安全之地，然后找遍理由來自圓其說。
在母親的敘述中，我們能感覺到她那發(fā)自心底的疲憊感。在那個炎熱的夏天，黏稠的汗水貼著了疲憊且滿是疼痛的身體。作者反復營造的這一氛圍不僅僅只是外部環(huán)境，其實也就是母親的處境，她被疲倦和疼痛包圍，無法突破。但即使如此，她還是希望能改變女兒，而在這其后甚至似乎是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督促著母親要不遺余力地去這樣做，并且甚至就連她自己都無法控制。那么母親背后的那股力量是什么？來自哪里？
在小說中，母親十分在意鄰居和他人的眼光，因此當女兒帶著自己的女友回家住后，母親擔心鄰居們的閑話。而這些面目模糊的“鄰居”與“他人”的目光以及閑言碎語所象征的正是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與規(guī)范。而也正是這些規(guī)范督促著母親該如何展現(xiàn)自己，以及該如何教育女兒?？v觀小說我們會發(fā)現(xiàn)，父親的角色自始至終都是缺席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母親承擔著傳統(tǒng)的雙重責任。但即使如此，她對女兒的不滿、督促和矛盾依舊主要來源于她的母親身份，在韓江的《素食者》與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父親對女兒的教育往往是嚴肅的、命令式的，很少會出現(xiàn)苦口婆心、絮絮叨叨的情況。而母親則大都承擔了這樣的角色，即訓練和要求女兒走上“正常女人”的道路和生活。
那“正常女人”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在小說中，母親反復對女兒提及自己的心愿，只是希望“讓我獨一無二的女兒能夠不受到這個世界的關注，自然而平凡地活下去”。在這個母親的心愿里，“自然”是核心詞匯，而何謂自然？對于一個女人而言，成為一個“好孩子、好姐妹、好妻子、好母親、好鄰居”就是自然的。在《82年生的金智英》以及《她的名字是》中，我們反復看到對一個韓國女人來說，讀有限的書，找個好老公，生兒育女以及照顧好家庭就是最自然的事。然而恰恰是在這“自然”的生活中，女人們感到了痛苦與迷失，并且也恰恰是通過對其的反思，女作家們開始揭露在這些看似“自然”美好背后的男性結構性剝削與壓迫。
三、誰之家？
區(qū)別于樸婉緒、殷熙耕和申京淑這些女作家，出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韓江、趙南柱、金愛燦與金惠珍，她們對于現(xiàn)代核心家庭的反思一方面繼承了前輩們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她們也發(fā)現(xiàn)在當代這個提倡婚姻自由且男女平等的社會中，最古老的家庭在現(xiàn)代的新模式中依舊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與剝削（上野千鶴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在《關于女兒》中，母親并非不知道家庭內的痛苦，但即使如此她依舊希望女兒能找個男人結婚，而對其同性情感和關系始終抱持懷疑的態(tài)度。在書后金申京淑所寫的導讀中，她指出這是因為韓國社會不相信“朋友或愛人之類的松散關系”，認為這類關系因為沒有保障而不會有未來。母親與珍女士的故事便反映了這一普遍焦慮，即如果沒有家庭，沒有子女，一個女人的晚年該如何度過？這樣的恐慌導致母親對女兒的晚年生活充滿焦慮與悲觀。
而這樣的焦慮也并非空穴來風，伴隨著韓國生育率的下降以及老齡化的加重，個體的晚年養(yǎng)老成為一個令人不安但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正因此，上野千鶴子才會寫作《一個人最后的旅程》這類書，通過采訪與研究討論個體的晚年養(yǎng)老問題。在《關于女兒》中，母親或許對家庭所能給予個體的情感慰藉不抱多大期望，但她對家庭能夠照顧個體的晚年這一功能卻念茲在茲，由此也讓她執(zhí)著于女兒的結婚有了一個頗為緊迫且實際的理由。但家庭是否真能如母親所渴望的那樣承擔起這一責任呢？其實母親自己的處境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但對許多母親們而言，這就是可知的、熟悉且大多數人都在過的生活，因此她們希望自己的女兒也能這樣“自然而平凡”地過一生。母親認為樓上的家暴只是個案、婚姻里女人的不幸只是特例或是那個女人自己做妻子的不成功，她們沒有能力或是不愿意面對一個更加具有毀滅性的真相，即婚姻和家庭關系本身就存在著結構性的壓迫。因此并非只是運氣或偶然，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痛苦。就如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奧秘》中所發(fā)現(xiàn)的，那些看似生活愜意的美國郊區(qū)白人家庭主婦為什么依舊不開心？她們感受到的那股無名的痛苦是什么？
金智英會理解那些女人的感受，就好像即使她有一個貼心的丈夫、美滿的家庭，但她依舊瀕臨崩潰邊緣。在《關于女兒》中，母親對女兒企圖挑戰(zhàn)這一古老的傳統(tǒng)不安且緊張，并且十分反對。并不是因為什么意識形態(tài)上的差異，而只是母親對于女兒可能遭受的冷眼、攻擊和傷害的心疼，“這兩個孩子活在殘酷無比的人生之中”。因此當她親眼看到女兒在大雨中被抗議人群傷害的時候，她質問社會、質問這個世界對女兒的不公和殘忍，然而這一質問和憤怒也恰恰是母親對自身處境的反應。
金惠珍在小說中給母親設置的照顧孤寡老人的工作，更加加劇了母親對自身的處境以及女兒未來生活的恐慌。但母親似乎沒有意識到的是，即使她一輩子謹小慎微，努力做個“好人”，但最終依舊未能擺脫被壓榨和傷害的境況。不僅僅只是自己的性別，還有她的階級。而由此導致她不得不承受著雙重剝削，而母親對此的無能為力與其說是真實的，不如說它是母親為自己所塑造的現(xiàn)實——我什么也改變不了，只能默默忍受。就像她認為女兒堅持不懈的抗議最終不僅不能改變不公，反而可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麻煩。但對已經是邊緣人的女兒來說，即使她不反抗、像母親那樣隱忍的生活，這個社會依舊不會放過她。她的原罪來源于她的“不同”，而制定這一“不同標準”的則是男性結構，是那些分散在日常生活中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四、格格不入的性別
在《關于女兒》中，母親的抱怨、無奈、迷惘和痛苦都來源于她發(fā)現(xiàn)自己似乎無論怎么努力去貼近那個“正?！迸c“自然”，最終都有剩余的東西。這一處境不僅是母親的，也是女兒的，并且是所有女性的，因為她們生活在一個根據單一性別（男性）的身體感受和經驗所建構的世界中，因此她們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身體、生活和生命體驗不僅難以嚴絲合縫地鑲入其中，反而會造成普遍的摩擦、沖突和痛苦。就好像傳統(tǒng)中被認為是女人避風港的“家”，實則依舊是一個“男性之所”（韓國的戶主制讓這一點光明正大的顯露），在這個空間中，女人被安排和規(guī)訓著，而她們的經驗、感受和生命能量則被切割、忽視與邊緣化。因此一種“格格不入”的異己感在這些韓國女作家的小說里反復出現(xiàn)。
《關于女兒》中的母親便被夾在男性意識形態(tài)與自身的女性切身感受和經驗之間，最終導致她一方面能理解女兒的不容易，但另一方面卻依舊想要女兒按照“自然”的規(guī)范去生活。在小說中，母親曾經也希望通過讀書逃離自己的生活，后來也曾做老師，但最終都因為要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而放棄了自己的抱負。這些放棄看似自愿，實則是強迫，因此留在母親心中的不滿和遺憾會在她要求女兒回報的時候出現(xiàn)，即一種典型的東亞式“養(yǎng)育-回報”的親子模式。“母親”這個角色就殘酷地展現(xiàn)了男性體制對于女性的改造，從而使她們背叛自己，學著去扮演某個特定的角色。
在殷熙耕的《鳥的故事》中，12歲的小姑娘“我”便在周圍親戚們的日常中窺探到了那些隱而不現(xiàn)的區(qū)隔、歧視與傷害。這個小女孩的經歷就可以是《關于女兒》中女兒的成長，她看著母親的唯唯諾諾與謹小慎微，并且通過自身最直接的感受意識到那些隱秘的歧視以及其中所具有的暴力色彩。母親認為是女兒讀了太多不該讀的書，學會了“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調的方法”，但對女兒而言，恰恰是那些不該讀的書，讓她能夠反思和批判在母親看來“自然”的生活，以及鑲嵌在母親身體里的那套男性規(guī)訓。
在鄭寶拉的《詛咒兔》中，被家庭吞噬的母親、無法獨自孕育嬰兒的單身女性以及被父兄利用的女孩……她們都以某種變形的方式在抗議甚至對抗著滲透在日常生活和所謂“正常”中的男性意識形態(tài)與壓迫；《素食者》中的妻子則以決絕的姿態(tài)讓自己離開人類世界，希望變成一棵植物，在其背后也并非無根無由的；而《82年生的金智英》與《關于女兒》則直面這些日常且普遍的處境，金智英最終走向了現(xiàn)代文學史中最經典的“瘋女人”形象，而“母親”則是現(xiàn)代男性體制下女人被規(guī)訓成的模樣，充滿了矛盾與痛苦。
在《關于女兒》的中文版腰封上寫著“我愛她，但我不理解她”，或許有愛就已經足夠了。而由愛引申出的“為你好”則自始至終都是愛的反面，在母與女的黏連中，清晰的界限不僅僅只是彼此獨立存在的基礎，也是留下反思與尊重的空間。而韓國這些女作家對此有意識且不遺余力地書寫本身，或許也正是在嘗試著去想象與建立新的理解和關系模式，而或許也只有在小說中，我們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那些往往隱而不現(xiàn)的界限與陳規(guī)濫調；而或許也只有小說中，我們渴望某種新的、不同的東西，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在所有可能的生活與自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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