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費弗爾《為歷史而戰(zhàn)》：理論、策略與神話

比起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國內學界對年鑒學派的另一位創(chuàng)始人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似乎關注較少。同為年鑒學派的重要史學理論著作，布洛赫的《歷史學家的技藝》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被引介至大陸學界，而費弗爾的文集《為歷史而戰(zhàn)》則直至今年六月才與中國讀者見面。《為歷史而戰(zhàn)》是費弗爾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該文集出版于1953年，收錄了費弗爾45篇文章以及演講稿，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為發(fā)表在《綜合評論》（《歷史綜合評論》）或《年鑒》雜志上的書評。

[法]呂西安·費弗爾著，高煜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為歷史而戰(zhàn)》的主體分為六部分，第一部分收錄了費弗爾在不同場合發(fā)表的、旨在表明年鑒學派史學立場的演講稿和文章。第二部分主要收錄了費弗爾的批評性書評。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則體現了費弗爾終其一生跨學科研究的努力。前者收錄了他有關語言學和心理學的文章；后者主要收錄了他評價各類專門史專著的書評。第五部分主要收錄了費弗爾為他人寫作的紀念性文章。最后一部分雖然只收錄了一篇文章，但其題目卻頗具有象征意義：“邁向另一種歷史學”，這既需要站在新的出發(fā)點回望過去（緬懷布洛赫，評介《歷史學家的技藝》），也不妨對未來寄予期望（稱贊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最后，費弗爾在文中亦根據自己的理解為歷史學指出了發(fā)展的總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費弗爾年事已高，比起史學觀念的創(chuàng)新，他更注重總結與傳承。因此，該文集系為青年學者而作，目的是“要為同行們，尤其是為那些比較年輕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文集收錄的文章，尤其是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也反映了這位年鑒學派創(chuàng)立者的主要史學思想。想要對此有所了解的讀者會滿足于費弗爾對整體史、問題導向史學、跨學科研究以及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歷史學等等論題豐富、精彩的論述，或許也會被費弗爾汪洋恣意、想象力豐富的文風折服。然而，也許還有讀者感到疑惑：為何費弗爾要將自己的文集命名為《為歷史而戰(zhàn)》？費弗爾在序言中解釋了命名的緣由：“我那是為自己而戰(zhàn)斗嗎？當然不是。我從來不為我自己戰(zhàn)斗，也從來不和某個個人戰(zhàn)斗。我是為歷史而戰(zhàn)，我畢生都在為歷史而戰(zhàn)?！币簿褪钦f，費弗爾將他自己的人生總結為“為歷史而戰(zhàn)”的歷程。那么，在他“為歷史而戰(zhàn)”的過程中，文集中收錄的文章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費弗爾寫作這些文章的背景。

《為歷史而戰(zhàn)》第一部分“開宗明義”的第一篇文章是費弗爾在法蘭西公學院開班典禮上的發(fā)言。1933年，費弗爾從斯特拉斯堡大學來到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就任新設的“現代文明史”教席，并且開始負責編纂《法蘭西百科全書》。一從史學界的邊緣進入中心，費弗爾便在開班典禮上正式向被他稱作“傳統史學”的史學范式下達了宣戰(zhàn)書：

這是個困難的任務。在當今的所有學科中，對立、沖突、自相矛盾無處不在。讓我們在這里，在這座樓里，嘲笑那些笑話我們、認為我們無能的人吧。他們只是忘記了這一道理：任何科學研究，最初都得打破常規(guī)。科學進步是爭論的結果，就像宗教要靠異端來滋養(yǎng)自己、充實自己一樣。Oportet haereses esse（譯注：拉丁語：必須有異端）。

費弗爾將自己擁護的新史學比作異端，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代，他和其他年鑒學派的創(chuàng)立者也確實如同宗教異端一樣，采取了多種斗爭策略，對傳統史學發(fā)起了異常猛烈的攻擊，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年鑒學派標新立異之處并不在其綱領本身，而在其創(chuàng)立者強調該綱領的手法上?！保ǜダ仕魍摺ざ嗨梗骸端槠臍v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2頁。）他們繼承了涂爾干等社會學家對傳統史學的進攻策略，模仿《社會學年鑒》創(chuàng)辦了《經濟與社會史年鑒》（1929年），還在跨學科研究的名義下拉攏各門社會科學，并且努力爭取國外歷史學家與法國公眾對年鑒學派的支持。此外，費弗爾還寫作了大量書評批判當時著名的歷史學家。1931-1939年，在費弗爾于《歷史綜合評論》以及《綜合評論》上發(fā)表的155篇作品中，書評就有127篇，字數占比為34.47%（所有作品共10098行字）。（Jean-Pierre Aguet et Bertrand Müller, ? ‘Combats pour l'histoire’ de Lucien Febvre dans la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Revue suisse d'histoire, n° 36, 1985, p. 405.）

由此可見，演講稿、跨學科研究的文章與批評性書評都是費弗爾“為歷史而戰(zhàn)”的利器，費弗爾正是通過這種筆頭上的論戰(zhàn)和宣傳，推動了新舊史學的范式轉型。通過將這些文章匯集成冊，費弗爾再現了他“為歷史而戰(zhàn)”的斗爭歷程。他希望以此激勵下一代的學生投身于歷史學的志業(yè)，讓他們“通過對事實的充分了解，認識到他們的努力不會是徒勞的?！?/p>

因此，該文集也具有濃厚的回憶錄或自傳的意味。費弗爾在序言中飽含感情地回顧了自己的治史經歷。在介紹完他的“紙魂”，即他早年受到的文化熏陶之后，他又滿懷感情地回憶了自己的“鄉(xiāng)魂”：他生于斯長于斯的洛林和弗朗什-孔泰。費弗爾描繪了兩地美麗的自然風光，正是這塊豐饒的土地養(yǎng)育了桀驁不馴，從不墨守成規(guī)的人民。這很容易讓人想到維達爾·白蘭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人文地理學對費弗爾的深刻影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費弗爾借此構建了一種對自身經歷的歷史解釋：他認為，正是因為自己具有弗朗什-孔泰以及洛林人桀驁不馴的性格，所以他才會對“1870年的被征服者的歷史學”，也就是方法學派的歷史學感到反感，并且“本能地予以抵制，而且?guī)缀醯貌坏綒v史學家的支持。”

可見，費弗爾似乎認為弗朗什-孔泰與洛林人的身份賦予了他一種獨特的歷史使命，而他從1899年開始接觸方法學派的歷史學時就意識到了這一使命的存在，并且始終為此獨自戰(zhàn)斗著：“于是，我只好只身一人在這角斗場上努力拼搏?！彼€自比為先驅，不得不承受捉摸不定的命運：“他的同代人可能當即就會支持他，于是研究者的菲薄之力就融入了集體的強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制他，于是他過早地撒在地里的種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給下一代了。”所幸，他遇到了亨利·貝爾（Henri Berr）、布洛赫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在眾人的團結合作和不懈努力下，他們終于完成了“為歷史而戰(zhàn)”的志業(yè)。如今費弗爾已功成名就，他終于能夠將這一偉大的戰(zhàn)斗歷程記錄在案，原先“為歷史而戰(zhàn)”的利器也已成為了勝利的紀念品，如同圖拉真紀功柱，或是貝希斯敦銘文一樣述說著年鑒學派的“鍍金傳奇”，經受著學生們的瞻仰。然而，正是因為這一年鑒學派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充滿著傳奇和浪漫的色彩，才不禁讓人感到疑惑：在這一“為歷史而戰(zhàn)”的敘事中，有多少是真實，又有多少是神話呢？為此，我們有必要繼續(xù)向前追溯，回顧費弗爾從中心進入邊緣（1933年）之前的史學職業(yè)歷程。

呂西安·費弗爾

首先，誠如費弗爾所說，他自始至終都厭惡方法學派的史學方法論。為了對此加以反抗，當他于1899年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時，曾一度“背叛”歷史，改學文學。此外，他早在1905年便開始在亨利·貝爾的《歷史綜合評論》發(fā)表文章批評傳統史學。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能夠對居于統治地位的方法學派采取激烈的反抗行為。為了通過歷史教師資格考試，費弗爾必須熟諳歷史學方法論的原則。此外，在博士論文答辯時，評審委員會的成員也嚴格以朗格諾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與瑟諾博司的《史學原論》規(guī)定的歷史學方法論作為評判論文優(yōu)劣的標準（朗格諾瓦和瑟諾博司二人也長期擔任評審成員）。故費弗爾的博士論文（1911年）《菲利普二世和弗朗什-孔泰地區(qū)》雖然對社會史有所涉獵，但還是給予了傳統的政治史相當地位。（Gérard Noiriel, ? Le jugement des pairs ?, Genèses, n° 5, 1991, pp. 133-137.）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費弗爾來到斯特拉斯堡大學任教，這所新生的大學位于德法邊界，是法國政府向德國進行文化宣傳的橋頭堡。這里不同學科間思想交流活躍，可以說是巴黎之外的第二個學術中心，費弗爾也正是在此處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布洛赫等人。然而，費弗爾卻一直想要進入巴黎任教，他認為只有在巴黎才能實現他的史學志業(yè)。但這一過程絕非是一帆風順的。1925年，費弗爾和布洛赫試圖接替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在索邦大學的教席，但二人均以失敗告終。有學者認為，費弗爾自此便對瑟諾博司記恨在心。（Gérard Noiriel, Sur la crise de l’histoire, Paris: Belin, 1996, p. 278.）而在《經濟與社會史年鑒》雜志（1929年）創(chuàng)立之后，費弗爾想要進入中心的愿望越來越急切，并且時常體現在他與亨利·貝爾的書信當中。1929-1932年，他三次嘗試進入法蘭西公學院，雖然最終如愿，但他在此過程中飽受折磨，并常常在與埃德蒙·法拉爾的通信中表露出沮喪的情緒。除了情緒上的大起大落之外，費弗爾在競選教席的過程中還必須遵守方法學派歷史學家們設立的“游戲規(guī)則”：為了獲取足夠多的選票，他頻繁輾轉于斯特拉斯堡與巴黎之間，尋求與拜訪支持者，甚至包括他向來敵視的右派歷史學家。

總而言之，直至1933年進入法蘭西公學院之前，費弗爾“為歷史而戰(zhàn)”的歷程都是坎坷崎嶇的，他和布洛赫等人都只能在遵循方法學派“游戲規(guī)則”的前提下做出有限的創(chuàng)新。此外，費弗爾雖然對方法學派的史學觀念深惡痛絕，但由于經受了良好的史學方法論訓練，他在文獻考證和注釋規(guī)范等方面的修養(yǎng)反而比瑟諾博司等許多方法學派的導師們要高，故安托萬·普羅斯特認為費弗爾實際上比瑟諾博司更加“實證主義”。（Antoine Prost, ? Seignobos revisité ?,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 43, 1994, p. 111.）最后，費弗爾也并非像他自稱的那樣桀驁不馴，熱拉爾·諾瓦里埃爾就指出，為了獲得公學院的教席，他比布洛赫更能屈服。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納粹占領期間，費弗爾為了讓《年鑒》雜志繼續(xù)辦下去，會同意將布洛赫的名字從主編中移除（布洛赫是猶太人），并且讓布洛赫以假名發(fā)表文章——為了完成他多少認為是上天賦與的使命，費弗爾能夠不惜一切手段。

由此可見，費弗爾“為歷史而戰(zhàn)”的真實歷程遠沒有他在文集的序言中描寫的那樣熠熠生輝。費弗爾想要成為一名孤獨的戰(zhàn)斗者，但為了從史學界的邊緣進入中心，他很多時候不得不對方法學派做出讓步，老老實實當一名因循守舊者（conformiste）。此外，雖然《為歷史而戰(zhàn)》中收錄文章的發(fā)表時間跨度較大，幾乎涵蓋了費弗爾的整個史學職業(yè)生涯（1906-1952年），但費弗爾并沒有采在文集編排上采取編年順序，而是運用了旅程隱喻，從第一部分“開宗明義”到最后一部分“最后的期望”結束，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為歷史學而戰(zhàn)”的理想過程。例如，諾瓦里埃爾就注意到，費弗爾在第一部分“開宗明義”收錄文章的發(fā)表時間無一不在他被選入法蘭西公學院之后。如此一來，費弗爾“為歷史學而戰(zhàn)”的歷程自然是一路高歌猛進，從而掩蓋了他從邊緣進入中心之前，不得不遵循方法學派設立的“游戲規(guī)則”的痛苦經歷。

因此，費弗爾在《為歷史而戰(zhàn)》中或許為學生構建了一種年鑒學派的起源神話。在這一起源神話中，除了費弗爾本人這一主要的英雄形象之外，還有其他為年鑒學派立下汗馬功勞的功勛人物。故第五部分“人物及回憶”好似北歐神話中的英靈殿。年鑒學派的元老、其他學科的進步人士等等由亨利·貝爾領頭一字排開，再從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一路校點到馬克·布洛赫，接受學生們的瞻仰。在這一起源神話中，更有年鑒學派的敵人們，他們的存在不僅襯托出費弗爾等英雄人物的光輝與偉大，對他們的公開懲罰更是對讀者的一種訓誡。因此，第二部分“支持與反對”就好似一個精心設計的懲罰之城，在城中大大小小的懲罰劇場內，瑟諾博司與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傳統的”或“形而上學的”歷史學家們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讀者眼前則不斷上演著對他們進行公開懲罰的儀式。費弗爾借此將“犯罪-懲罰”的符碼灌輸到學生的腦海當中：誰若是從事這樣的歷史學，便一定會與這些歷史學家落得同樣的下場。

在眾多年鑒學派的敵人中，方法學派的著名歷史學家瑟諾博司受到的批判可謂最為激烈。1933年，費弗爾寫作了一篇題為《在主題史和歷史教科書之間：當前法國的兩種史學概略，班達先生和瑟諾博司先生》的書評（下文簡稱為《評〈法國史〉》），同時批評了班達的《懷有成為一個民族的意愿的法蘭西人的歷史概要》以及瑟諾博司的《真誠的法蘭西民族史》。緊接著在1934年，費弗爾又寫作了一篇題為《一種現代俄國政治史：描述史或是歷史綜合？》的書評（下文簡稱為《評〈俄國史〉》），批評了瑟諾博司主編的《俄國史》。1953年，費弗爾將兩篇書評收錄到了文集的第二部分，并且分別修改標題為《不要主題史，也不要歷史教科書：從本達到瑟諾博司》，以及《贊成綜述，反對歷史概述：現代俄國史，首先是政治史嗎？》，使其論戰(zhàn)意味更加濃厚。費弗爾認為，兩篇書評的寫作是自己“為歷史而戰(zhàn)”的策略，目的是借批判瑟諾博司來抨擊他所代表的傳統史學。因此，他聲稱自己對瑟諾博司的批評乃是基于客觀公正的立場：“我強烈要求人們不要指責我‘刻意挑毛病’。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讓批判的效果更加嚴厲?！保ㄟ@一句話在《評〈法國史〉》收錄進文集后被刪去）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實際上，費弗爾對瑟諾博司的批判極其尖銳，有時已經達到了人身攻擊的范疇，就連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也認為他的批評有過火之嫌。例如，為了凸顯瑟諾博司因循守舊的荒謬，費弗爾在《評〈法國史〉》中讓瑟諾博司在讀者面前上演了一出阻礙史學創(chuàng)新的滑稽?。?/p>

他要嘲笑熱情；要教訓人們：出人頭地就要冒大風險（比如會跌落陷阱、扭傷腰肢、碰斷鼻梁……）。最后，在史學研究的大道上（以及十字路口和岔路口），要沿路豎起一些木牌，上書警示語：“當心，有生命危險！”——不錯，這就是他的成就。這成就實在太大了。

在《評〈俄國史〉》中，費弗爾也幾乎將批判的炮火全部傾注在了瑟諾博司身上。然而，實際上米留科夫（Paul Milioukov）才是《俄國史》的真正作者，瑟諾博司僅為其寫作了序言。此外，為了不讓批判波及到米留科夫，費弗爾甚至在結尾部分特意聲明：“如果在瑟諾博司先生的序言中，我讀到兩三句讓我不滿的話——我同時也讀到了二十句富有原創(chuàng)性與求知欲的、深入的評注，這些評注來自以米留科夫為中心的作者們的努力。對于后者，我欽佩他的勇敢與探索精神，以及多元而廣泛的學識?！敝钡綄⒃撈獣u收錄到文集中時，費弗爾才將這一段話刪去。除開這兩篇書評公開的激烈批判，費弗爾還在私人書信中表露出了對瑟諾博司的極度厭惡。此外，再聯想到費弗爾對瑟諾博司制定的史學方法論的反感，以及他在升職過程中受到瑟諾博司的阻礙，我們或許可以發(fā)問，費弗爾真的如他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僅“為歷史而戰(zhàn)”，從來不與某個個人戰(zhàn)斗嗎？

無論如何，在兩篇書評被收錄到《為歷史而戰(zhàn)》后，本來在法國史學界享有盛譽的瑟諾博司轉而受到了長期的批判。費弗爾塑造的瑟諾博司負面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伯爾說：“呂西安·費弗爾，那位出色的辯論家，似乎是完全正確的，他的抨擊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只有一個人的直覺才能對諸如夏爾·瑟諾博司，以及夏爾-維克托·朗格諾瓦那樣的歷史學家感到同情”，并且“直到我開始自己的研究時才意識到他曾對這兩個人多么不公正?！保≒im Den Boer, History as a Professi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 translated by Arnold J. Pome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II.）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年鑒學派的相對衰落與新政治史研究的興起，方法學派重獲重視，法國學界才開始重新審視瑟諾博司。就此而言，費弗爾“為歷史而戰(zhàn)”的策略是成功的，他構建的“為歷史而戰(zhàn)”的神話更是影響深遠。

總而言之，費弗爾的《為歷史而戰(zhàn)》呈現出一幅三聯畫的面貌，可以從理論、策略與神話的不同維度進行解讀：首先，正如中譯本勒口處的推薦語所說，費弗爾在文章中對“史學性質、歷史認識論、方法論、跨學科研究都提出了新的想法”，故該文集是了解年鑒學派的史學理論，研究費弗爾史學思想的重要文獻。其次，文集中收錄的文章，例如演講稿、批評性書評和跨學科研究的文章是費弗爾批判舊史學、宣傳新史學的利器，費弗爾正是通過這些文章實現了自己“為歷史而戰(zhàn)”的志業(yè)。最后，費弗爾“為歷史而戰(zhàn)”的敘事亦可以被視為一種起源神話，費弗爾在神話中不僅掩蓋了以往不堪回首的痛苦經歷，還塑造了自身“戰(zhàn)斗者”的英雄形象。他甚至還可能心懷個人私怨，將年鑒學派的敵人們打入了萬丈深淵。

言至于此，筆者并不是想要“解構”費弗爾，更無意否定年鑒學派取得的成就。但正如費弗爾在文集的多篇文章中都提及到的那樣，歷史學是研究人的科學。然而，費弗爾所說的“人”并非抽象意義上“人”，而是處在一定時空環(huán)境中的特定個人或群體。因此，費弗爾也并非他想要成為的抽象化的、完美化的英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缺點的大寫的人?；蛟S只有意識到這點，我們才能夠對費弗爾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