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與日常遭遇的脆弱性

【編者按】

在《訴說憂傷：抑郁癥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波士頓學院社會學教授戴維·卡普以自身經歷和社會學的理論基礎，通過對50名抑郁者的訪談，展現(xiàn)了抑郁經歷、想法和感受，為揭示抑郁癥復雜的社會過程提供了視角。全書聚焦于抑郁者如何理解這種從本質上來說模棱兩可的生活情境，他們的抑郁意識如何隨時間推移而發(fā)展，他們如何看待精神病學和藥物治療，如何與家人和朋友打交道。本文摘自該書第六章《家人與朋友》。

繼1959年的經典之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xiàn)》之后，歐文·戈夫曼陸續(xù)出版了11本著作，每一本都充分展現(xiàn)了他分析復雜的日常社會接觸的獨特天賦。他是一位民族志研究大師，出色地記錄了微妙的社會儀式，個體通過這些儀式管理自己的身份，同時又保護他人的身份。

戈夫曼的研究呈現(xiàn)了我們如何共同承擔維護社會生活的任務。戈夫曼對精神病院中受侵犯病人的自救策略的描述，以及他對“被污名化”身份含義的非凡洞察，與本書主題有著最為密切的關聯(lián)，而他的思想影響了本書的每一個章節(jié)，因為他所有的研究都涉及個體身份，探討了它們是如何被塑造、被管理、被操縱、被保護、被改變的，以及有時被傷害而無法修復的。不過，在我看來，戈夫曼最重要的一項學術遺產是他對日常遭遇的脆弱性的深刻認識。他的作品共同展示了人類交往所產生的社會秩序有時是多么微妙。他揶揄道：“生活也許不是賭博，但社會交往是?！痹谖铱磥?，這就是說，作為整體的社會生活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遭遇更具穩(wěn)定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呈現(xiàn)的身份卻經常發(fā)生變化。

戈夫曼的書中滿是精湛的學術理論，他提出了一系列開創(chuàng)性想法，有力地闡明了人們習以為常的日?；臃绞胶瓦\轉機制，帶領讀者踏上了絢麗多彩的思想之旅。他提出了諸多重要概念，情境性涉入（situational involvement）便是其中之一。在他出版于1963年的《公共場所的行為》一書中，戈夫曼指出，每當我們進入一個社交場合時，我們都必須表現(xiàn)出喜歡交際，表現(xiàn)得體，展現(xiàn)自己的價值，并正確回答“在這種情境下，我在與其他人的交往時必須涉入多深”？雞尾酒會、商務會議、體育賽事、臥室、匿名公共場所和課堂等情境對參與者的涉入程度要求迥然不同。

“情境性涉入”這一概念是我選取和呈現(xiàn)本章四個案例研究的指導框架。除了這些故事本身固有的戲劇性外，它們還闡明了抑郁癥是如何讓患者的家人和朋友陷入兩難境地的。

我寫作本書時感到驚訝的是，戈夫曼從未把疾病作為延伸分析的重點，因為病人和身邊親近之人的關系可能是思考所有人際關系的道德和社會基礎的典型案例。如果社會科學的一個中心目標是理解日常生活中社會秩序的基礎，那么最好要研究那些秩序崩潰、正常互動陷入混亂、圍繞關系的規(guī)范變得難以理解的情境。例如，戈夫曼聚焦尷尬情境的分析，以此來揭示社會組織的原則和成功角色扮演的基礎。同樣，嚴重的疾病如此擾亂人際關系，因此可以闡釋日常生活的脆弱性，并突出社會關系中被認為理所當然、往往隱而不見的界線。長期病患對患者伴侶、家人或朋友的索求，直接引發(fā)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一段關系中，個人該為對方做些什么？”蕾切爾、安妮、馬爾科和約翰簡述的經歷表明，幫助抑郁者而不被拖累是一項多么微妙的任務。

我有意識地選取四個案例，來說明配偶、父母、孩子和朋友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向抑郁者恰當?shù)厥┮酝椤Ｎ以诒菊碌亩鄠€地方謹慎地說明，這四個案件只是旨在喚起大家的思考和重視。除此之外，它們只是在抑郁壓力下仍堅持下來的人際關系的實例。了解一段關系因疾病而結束的動態(tài)過程無疑也是很有價值的。我們還應全面研究抑郁癥如何影響不同范疇下（如年齡、性別、種族、宗教和社會階層）的個體的關系平衡：例如，我們是否可以預測，女性照顧者總體上比男性照顧者表現(xiàn)出更有滲透力的同情和涉入？我們是否可以推測，對患有抑郁癥的家人或朋友的反應會因社會階層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等等。

如果要我從對患者家人和朋友的10次訪談中得出一個初步假設，我會說，他們都經歷了一個可預測的社會化過程。正如抑郁癥患者最初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的感受一樣，家人和朋友最初的反應也極有可能是困惑和驚愕。一旦發(fā)現(xiàn)問題是抑郁癥——可能是在經歷一場嚴重危機之后，家人和朋友會經歷一段積極學習期，包括與醫(yī)務人員的交流，有時也會有廣泛的閱讀。如果我的訪談和個人經歷都具有代表性，那么在這個學習過程之后，會是挽救或治療抑郁者的不懈努力期，有時這個階段會很漫長。一般是在災難性疾病的初期會采取英勇的幫助措施，因為那時同情余額充足，照顧者也可能相信，一旦抑郁癥患者意識到自己受到許多關心和愛護，就會好起來。英勇的幫助措施也顯示出強烈的責任心，是親友陷入危機時，個體應有的表現(xiàn)。這種不懈努力可能會持續(xù)一段時間，甚至是幾年，但后來它的效果會越來越受到質疑。情況沒有好轉，而照顧者自己的健康卻受到嚴重損害，當這些不良結果變得很明顯時，照顧者就可能開始從患者身邊撤退。

戈夫曼的著作和本書中大部分的分析還有一個相似之處。本研究依賴于深入的訪談資料，即50位受訪者講述的疾病經歷，我聽到的大多是患者如何以高度個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的面對面接觸中對疾病做出反應。和戈夫曼一樣，到目前為止，我都是在日常互動的“微觀”層面開展分析，而相對忽略了歷史、社會結構和文化等影響我們定義日常情境的“宏觀”層面。然而，作為一名社會心理學家，我清楚地意識到日常生活中的戲劇是在更大的歷史和制度環(huán)境中上演；意識到“社會并非［僅僅］‘影響’個人生活，而是就棲身于個人生活中”。彼得·伯格和布麗吉特·伯格這樣解釋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相互作用：

首先，我們在面對面的關系中與他人一起生活在當下體驗的微觀世界中，這一點至關重要且從未曾中斷過。此外，帶著不同的意義和連續(xù)性，我們也生活在一個由更大的結構組成的宏觀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中，我們與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抽象、匿名和遙遠的他人建立關系。這兩個世界對我們的社會體驗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兩個世界相互依賴，共同創(chuàng)建對我們的意義。

《訴說憂傷：抑郁癥的社會學分析》，[美]戴維·A.卡普著，幸君珺、蕭易忻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