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線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爭奪大汗位的機會，同時忽必烈也面臨著威脅與挑戰(zhàn)。他要擊敗競爭者登上大汗之位，還得創(chuàng)造不世之功與巨大財富才能給蒙古共同體帶來繁榮與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險才能在軍事上打敗南宋，還要盡可能減少雙方損傷，才能順利達成接收江南財富的目標。而且，忽必烈面臨如何建構(gòu)世界國家和經(jīng)濟體系——地跨歐亞陸上海上的軍事與通商帝國的難題。
《忽必烈的挑戰(zhàn)》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這部1995年三得利學藝獎獲獎作品，超越了以西歐、中國為主體的觀點，描繪出別開生面的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將蒙古的“野蠻入侵者”或“軍事破壞者的形象”徹底顛覆。杉山正明試圖把一直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實的指責的蒙古帝國的真實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現(xiàn)了對世界史嶄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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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戰(zhàn)——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zhuǎn)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蒙古帝國已形成以“大可汗的汗國”忽必烈帝國為中心，再由其他汗國圍繞的雙重結(jié)構(gòu)。由于各自一族的汗國都擁有可以稱作帝國的規(guī)模，因此這種結(jié)構(gòu)可以看作在宗主國忽必烈帝國以下有數(shù)個帝國集團，其整體構(gòu)成了蒙古的世界聯(lián)邦。
忽必烈想要創(chuàng)造的是一個適合作為新時代世界聯(lián)邦中心的新國家。那么，在企圖創(chuàng)造新國家的忽必烈之前，歷史上是否存在能夠作為模范的國家或政權呢?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可以對應的先例呢?
忽必烈在即位后較過往更加熱心且不問人種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顧問，致力于從所有的國家、地區(qū)聚集可以對應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團。因此，忽必烈若是要搜集整理之前的國家與帝國模式的相關資訊及判斷材料，理應無太大困難。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軍事家。
例如，有一位侍奉他的漢族官僚名叫王惲。這位在中國史上首屈一指的記錄魔人王惲，以日記風格寫下有關忽必烈“即位”后政權及其周邊的見聞，為我們保存了珍貴的記錄。根據(jù)這本《中堂事記》，忽必烈在與阿里不哥對戰(zhàn)的形勢混沌未明之時，下令詳加比較過去各種國家的制度、典范、機構(gòu)。
根據(jù)王惲的記錄，其內(nèi)容主要是關于“漢唐”國都的計劃以及種種政治、行政、經(jīng)濟體系，甚至是國家典范及其理念的。對忽必烈而言，王惲是負責中華文明文化、行政相關工作的一人。是以，他自身所見聞、體驗的忽必烈政權種種事務，無可避免地會受限于這些層面。
但是，就算同樣是漢文的記錄，看看作為蒙古及畏兀兒著名將官及臣僚個人記錄的碑志、傳狀等文獻，可知忽必烈自那時起就令蒙古及畏兀兒策士們，舉古今東西之例來討論政權論、婚家論等議題。王惲的證言只不過是在結(jié)果上傳達了事實的一部分而已。
這里有趣的是，至少在漢文里，幾乎都無法確認他與穆斯林官僚做過討論。但是，從客觀形勢或其后的事實發(fā)展來思考，就可以了解到?jīng)]有記錄不等于沒有事實。
一般而言，這個時代的漢文史料，都惡意地沒有針對穆斯林官僚及商人們留下記錄。對于蒙古支配的怨念與恨意，至少在記錄上而言，可以說幾乎都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那可以說是來自“文明意識”與價值觀差異的“穆斯林過敏癥”。
其實，在現(xiàn)實層面上擔負起忽必烈國家建設事業(yè)大半部分的是阿合馬(Ahmad)、賽典赤?贍思丁(Sayyid Ajjal)、阿里別(Ali Beg)等穆斯林經(jīng)濟官僚。忽必烈在與他們鉆研種種構(gòu)想時，要說都未涉及有關伊斯蘭國家與社會的議題，那才真的奇怪。而且，蒙古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與伊斯蘭世界有很深的聯(lián)系。因此，在資訊和見識上想必都沒有什么不暢之處。
同樣的現(xiàn)象，也可以套用在關于歐洲的見識方面。如果說忽必烈沒有涉獵關于發(fā)源自古代羅馬帝國的拜占庭或西歐各國的相關資訊和知識，反而才是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資訊搜集，各個蒙古汗國在這些資訊的彼此分享及提供上，也極為熱心。
本來，有關歐洲的資訊方面，最晚在一二四六年以后，就持續(xù)地在蒙古政權下有所累積。一二四六年貴由(Güyük)舉行即位大典時，在歐洲擁有絕對權力的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ius Ⅳ)，就派遣了若望?柏郎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以正式使節(jié)的身份前往參加儀式。其時，柏郎嘉賓敘述了有關歐洲的種種實際情況。這些來自歐洲的訪問者，包括蒙哥時代的魯不魯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內(nèi)，往后也不絕于途。
甚至，早先于此就展開的拔都西征，應該也是一個搜集歐洲資訊的機會。就忽必烈的側(cè)近而言，姑且不論馬可?波羅一家究竟是否真實存在，但有相當數(shù)量的曾經(jīng)有過類似《見聞錄》之經(jīng)歷的歐洲人進出忽必烈的宮廷，則是事實。忽必烈應該也從那些人的口中聽取了有關歐洲的狀況。
可以確認，忽必烈處在一個可以匯集過去以來的古今東西方知識與見聞，并加以檢討吸收的環(huán)境。所謂“蒙古”就是這么一個具有“世界性”的政權，蒙古時代也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但是，對忽必烈來說，是不是到頭來還是沒有一個可以依樣作為國家理念模范的先例呢?
所謂一系列的“羅馬帝國”模式，雖然理應不會就這么產(chǎn)生助益，但在物流體系或經(jīng)濟機構(gòu)等方面，則十足有作為參考的可能性。
伊斯蘭國家的模式也是如此，除非是將伊斯蘭本身作為政權來全面引入，否則就沒有意義。雖說如此，在政治、經(jīng)濟、社會的任何一個體系上，所謂不太抱持排他性，對異邦人也開放的這一點上，應該是值得參考的。不只不拘泥于人種，在宗教方面，伊斯蘭在一個國家、社會中也是即使存在他者，但絕不加以排斥的樣貌，想必成為參考的要點。并且，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機構(gòu)上，可以說是如假包換地將伊斯蘭中東的傳統(tǒng)與做法引進來了。
中華帝國的模式，姑且不論財務及經(jīng)濟面，對忽必烈而言，遠較前兩者更有現(xiàn)實性。不管怎么說，中華帝國是擁有作為巨大帝國機構(gòu)的長遠傳統(tǒng)與經(jīng)濟累積的。再加上，這個模式對于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或是宗教，又幾乎沒有極端的拘泥或偏向。
當然，“華夷思想”或“中華主義”的獨特價值觀又另當別論了。但是，自蒙古完全地成為中華的主人以后，“華夷思想”在蒙古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種漢族士大夫及官僚等的怪癖。另外，“中華主義”本來就具有容易向支配者一方靠攏的特點。
極端來說，中華帝國的本質(zhì)就是龐大的軍隊與官僚體制，以及用以支撐其以地方組織為名的征稅機構(gòu)，還有彼等人事的中央管理，此外尚有作為那種種結(jié)果的巨大中央機構(gòu)與首都。這些“硬件”的層面，對忽必烈那個嶄新的巨大國家構(gòu)想而言，無疑是極為有益的參考案例。
尤其是，那巨大的中央機構(gòu)及牢固的行政組織，一直以來是包括蒙古在內(nèi)的諸多草原帝國最為欠缺的一點，而忽必烈大大地將之引進。特別是在有關中國本土的統(tǒng)治上，雖然并非原樣照搬，卻也在應用與調(diào)整中采用了中華帝國模式。作為其結(jié)果，忽必烈的國家確實在某一層面披上了中華王朝的外衣。然而，那大多只是外觀而已。
回過頭來說，另一個游牧帝國的模式當然也會映入忽必烈的眼簾。特別是橫亙歐亞中央大陸東西，坐擁相應雄偉版圖的契丹帝國，更是其先驅(qū)。蒙古時代的中國將中亞的第二契丹帝國稱作“西遼”。同時，原來的遼朝則被稱為“東遼”(就筆者所知，其證據(jù)只有一處，即現(xiàn)存于山東省曲阜孔子廟的《大朝褒崇祖廟之記》的碑陰刻文)。但是，這兩個遼朝契丹帝國的模式，對蒙古而言已成為血、化為肉。對忽必烈來說，早就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參考前例了。
另外，繼承這個“東遼”政權，曾經(jīng)控制中華北半邊的金朝，對新國家構(gòu)想而言也是相當有益的先例。在接合南北兩個世界的這一點上，應該是比契丹帝國還要有更多可供參考的點。忽必烈的漢族策士或部屬中，在金朝統(tǒng)治下成長起來的人極多，非常了解金朝的文化作風及優(yōu)缺點。但是，在規(guī)模及多樣性上，它充其量只是一個“中型帝國”，仍無法作為忽必烈的新世界國家的模范。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說，對忽必烈來講，幾乎不存在可以直接用作模范的先例。他是引據(jù)上述種種事例或模式作為參考，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但在根本上，則必須要靠著自己和策士們來做各種新的創(chuàng)造。那是人類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創(chuàng)造。
一直以來，世人都理所當然似的將忽必烈政權視作一個完全的中華王朝。他們將之喚作“元朝”，作為歷代中華王朝的一個朝代來處理。
如前所述，在這個時期的漢文史料中，終究存在獨特的偏向與局限。因此在處理牽涉蒙古的漢文文獻時，需要格外的細心，甚至時而需要某種類似“嗅覺”的靈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這一點，過去都沒有被注意到?；蛘哒f，有時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過偏向“中華主義”，干脆將眼光從現(xiàn)實移開，而未原原本本地將事態(tài)作為事態(tài)來接受。
蒙古統(tǒng)治時代的中國本土本來就有中國史范疇中的人群歷史生生不息，這自不待言?！白鳛槊癖娛返闹袊贰毕喈斨匾?，不管怎么重視都不嫌多。
不如說，長久以來在大多數(shù)描述中忽必烈政權的圖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國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兩可的奇妙狀態(tài)。有關“想當然的中國史”的幾個面向，幾乎皆未加以回顧。那在研究上是極大的問題點，是今后務必要加以解決的課題。不過，對于這個課題的重視，與主張作為一個國家的蒙古政權宛如中華王朝的觀點，不可相提并論。當然，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對于忽必烈政權與蒙古帝國而言，中國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過只是一個部分而已。
此外，從忽必烈政權國家機構(gòu)的面向來看，中華帝國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國本土的行政組織，在位于中下層級的位置才較為明顯。但是，在大元汗國統(tǒng)治下的其他區(qū)域姑且不論，在有關軍事、政體、財政等，涉及國家與政權最根本的層次上，不得不說中華色彩極淡。這些事實只要能不抱先入為主的觀念來加以審視的話，就自然可以見得。
在這里所談論的是有關國家與政權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國的本質(zhì)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國。忽必烈帝國本身絕未成為中華王朝，而是將中華帝國的做法部分引進，用作新型世界國家構(gòu)想的一根支柱罷了。（文/杉山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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