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研究的“栽樹人”：紀念唐振常先生誕辰100周年

歷史學家唐振常先生對我國的上海史研究有創(chuàng)榛辟莽之功。他于1922年10月7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46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先后在《大公報》、上海電影劇本創(chuàng)作所（后并入上海電影制片廠）、《文匯報》、上海戲劇學院工作，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在近代史領域，唐先生的章太炎、蔡元培、吳虞、吳稚暉研究，名重一時。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唐先生為上海史研究鼓與呼，隨后創(chuàng)設上海史研究室，80年代承擔國家重點項目《上海史》編寫。1993年退休以后，唐先生依舊筆耕不輟，直至2002年去世。2013年，七卷本《唐振常文集》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唐振常先生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常務副所長、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會長、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上海市歷史學會理事等職。

2022年10月8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上海中山學社和上海市歷史學會共同主辦的“紀念唐振常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座談會”在上海社科國際創(chuàng)新基地舉辦，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郭長剛研究員主持，四十多位學者暢談對唐先生學術思想的理解。

唐振常先生（1922-2002）

唐振常先生主編的《上海史》，如今已成為經(jīng)典著作

紀念座談會現(xiàn)場

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會長王依群在發(fā)言中指出，唐振常先生提出的“史志結合”的研究思想，在今天的史學和地方志研究中依然具有指導作用，現(xiàn)今地方志學界與社科院歷史所加強合作研究，正是繼承了唐先生的遺志。

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陶飛亞總結唐先生的史學智慧為“三個一”：隨時代變遷而選擇學問轉型的“一心志趣”；具備學術視野和社會關懷的“一流眼界”；追求學術趣味、踐行人民史觀的“一股情懷”。這樣的史學智慧對當下史學界和青年學者仍有啟迪作用，曾擔任歷史學會理事的唐先生為上海的歷史學領域作出了巨大貢獻。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兼秘書長廖大偉表示，唐振常先生是上海中山學社籌備創(chuàng)建的知名學者之一，繼而擔任了學社首屆副社長，在學社奠基之時、起步之初助力頗多，對《近代中國》輯刊的發(fā)展也付出了諸多心血，在學社老一輩學者中有口皆碑，他對年輕學者的提攜和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上海中山學社如今已成為研究孫中山和近代中國、促進兩岸交流的重要學術團體，這些成績的取得離不開唐先生的汗水澆灌。

唐先生哲嗣唐明在發(fā)言中表示，父親的電影文學創(chuàng)作曾得到了社會大眾的認可，對“與時俱進”的概念進行了嚴格限定并賦予其新意，將蔡元培一生的精神與上海城市性格相聯(lián)系，提出了“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觀點，都證明他的影響超越了文化界，而惠及整個社會，他的學術榮譽也得到了中外學術機構的認可。父親通過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思索，提出與經(jīng)濟、政治相比，文化才能使一個國家變得更偉大，這對今天的國家建設仍有啟示作用。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國強認為，作為學術單位的領導者，唐先生積極為年輕人解決實際的生活困難、提供寬松的成長環(huán)境、給予真誠的交流態(tài)度，贏得了后輩們的崇敬和感恩。作為歷史學人，唐先生繼承了文史兼?zhèn)涞膶W術傳統(tǒng)，注重歷史學的人文意識，提倡學術研究的整體觀念，對今天的史學發(fā)展有著重要的警示意義。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張濟順以自身接觸上海史研究的經(jīng)歷為例，指出唐先生在學術上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并由此賦予了上海史研究更大的格局和更遠的期許。唐先生在學術上給過許多具體的指點，尤其難忘的是這樣一句警示：“歷史研究切忌大而化之的宏論，也要避免對微觀研究的過分癡迷?！碧葡壬云錅Y博的學識和平易近人的態(tài)度，給予晚輩學者在歷史研究上的諸多指導和提醒，是上海史這棵大樹的“栽樹人”。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鄭祖安研究員表示，恩師唐先生是一個具備人格魅力、有著見識與格局的人，具備洞察世態(tài)的人生智慧。在學術領域，唐先生是一位胸懷寬廣、氣魄不凡，充滿精氣神的學者。在唐先生的引導下，學生們也對諸如蘇州河等上海事物長期保持著研究興趣。

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回憶了與唐先生交往的往事，指出唐先生是具有實事求是的可貴品質的學者大家。他以蔡元培相關資料的整理和研究為例，講述了唐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的實事求是精神和謙遜品格；以歷史研究所的外事工作為例，講述了唐先生在工作和處世中的實事求是原則和大局意識；以日本留學的見聞為例，講述了唐先生在個人生活中的實事求是態(tài)度和豁達心胸。

《解放日報》的高級編輯丁鳳麟回憶與唐先生的交往，認為唐先生是人品與文品俱佳的學者，其對史學的貢獻是多側面的，既彌補了上海研究的不少空缺，也通過創(chuàng)建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上海中山學社等活動，促進了上海史研究的繁榮。唐先生以其耿直豪爽的性格，與陳旭麓先生等同時代大師結下了深厚友情，對晚輩的學術成長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熊月之研究員認為唐先生是有多方面重要貢獻的著名學者，在學術上秉持獨立自由之原則，為上海史研究的開辟及向縱深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新修上海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為上海孫中山、宋慶齡、辛亥革命等方面研究作出了諸多貢獻，特別是堅持秉筆直書的信條拓展了蔡元培的研究。為人處世方面，唐先生是真正具有仁者之懷的君子。

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教授盧漢超認為，紀念唐振常先生，應紀念其開明的思想作風、沒有官僚習氣的工作作風、對學術自由的信念并以此身體力行。唐先生生前花了不少精力來研究蔡元培，并出版了專著，在很大程度上，唐先生繼承了蔡元培先生開放包容的學術思想和精神。

復旦大學教授戴鞍鋼指出，學術意義上的長時段、大范圍、大視野的上海史研究，是改革開放以后由唐振常先生等一批先進學者所開創(chuàng)的。唐先生是上海史研究的倡導者、開拓者、推動者和垂范者，更可以稱為頂層設計者。唐先生的博學、睿智、文采、儒雅、淡泊名利等風采值得后輩瞻仰和學習。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表示，唐先生是上海史、中國城市史的奠基人，傾注了其大量心血的《上海史》，確立了上海城市史在中國城市史研究中的領先地位，并推動了國內外研究上海史的熱潮。由唐先生等前輩學者策劃的多個上海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也給予了80年代的青年學者接受熏陶、啟導與質疑、結識海外國際學人的寶貴機會。

唐先生生前對上海文史館工作及《世紀》雜志給予鼎力支持和幫助，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沈飛德對此表達了崇敬、懷念和感謝之情。唐先生不僅是唐家的，也不僅是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更是上海學界的杰出代表。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市志處處長兼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秘書長黃曉明講述了通過上海市大學生史學會、上海史志研究會、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對唐先生學術人生的了解，展現(xiàn)了唐先生對青年學人的殷切關懷，對上?？h志編修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專業(yè)指導。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承載認為，唐先生身上既體現(xiàn)了記者本色，一種對社會的敏銳度，一種睿智，一種眼光，一種觀察以后對未來怎樣發(fā)展的準確的把握，因而往往能在其言談和論文中感覺到前瞻性；也體現(xiàn)出史家良心，實事求是，不計名利，有一說一。唐先生還真正做到了史論結合，論無虛言，論無輕言。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宋鉆友通過與唐先生退休后的接觸和了解，認為對唐先生的評價、定位也應該納入其晚年的思想變化，這種變化體現(xiàn)出唐先生對史學新潮流的發(fā)展的認識和包容性。唐先生是一個豐富的、有深度的、更是與時俱進的歷史學家，也是非常謙虛的學者，他從來不講“我是歷史學家”，只講“我是寫過三篇歷史論文的一個歷史工作者”。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同認為，唐先生和他的父親陳旭麓先生既是同行，又都是中山學社和地方史志研究會的重要成員，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可以用“志同道合”來形容，還有日久而建立起來的情誼，以及基于其上的彼此了解、信任、理解與看重。

唐振常先生

曾在歷史研究所參加工作的許敏，回憶了與唐先生的私人交往，認為唐先生在譚其驤先生80周年誕辰時題寫的“一生皆正氣，滿紙盡珠璣”兩句，也是唐先生一生的寫照。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施扣柱從教育學的角度出發(fā)，指出唐先生作為研究生導師的特點，在于給學生指引一個大方向，行不言之教，以身教重于言教。他通過言傳身教，使學生體會到熱愛史學，超越功利；秉筆直書，不為尊親賢諱；不拘一格，拓寬史料來源；論之有文，行之久遠；持論公正，超越情感等治史原則。在指出大方向、給出基本原則的同時，唐先生也給予學生充分的信任，讓學生自己闖蕩，有利于發(fā)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與會學者合影

最后，紀念座談會在郭長剛研究員的總結發(fā)言中結束。與會學者表示，緬懷唐先生的學問與人品，能使學界同人感受到一種激勵，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