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線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爭奪大汗位的機會，同時忽必烈也面臨著威脅與挑戰(zhàn)。他要擊敗競爭者登上大汗之位，還得創(chuàng)造不世之功與巨大財富才能給蒙古共同體帶來繁榮與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險才能在軍事上打敗南宋，還要盡可能減少雙方損傷，才能順利達成接收江南財富的目標。而且，忽必烈面臨如何建構世界國家和經濟體系——地跨歐亞陸上海上的軍事與通商帝國的難題。
《忽必烈的挑戰(zhàn)》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這部1995年三得利學藝獎獲獎作品，超越了以西歐、中國為主體的觀點，描繪出別開生面的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將蒙古的“野蠻入侵者”或“軍事破壞者的形象”徹底顛覆。杉山正明試圖把一直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實的指責的蒙古帝國的真實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現了對世界史嶄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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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戰(zhàn)——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忽必烈及其策士們在其宏大的國家建設計劃下，陸續(xù)開始實施種種巨大的工程計劃。那幾乎是在政權確立后不久就開始進行的，而且在直到忽必烈高壽逝世前后大約三十年間持續(xù)地推進。
當然，也有相當程度的計劃由于當時種種始料未及的事件或叛亂、突發(fā)事件等，而無法如預期般地進行。但就算如此，也幾乎是沒有中斷地推動了一連串巨大的國家建設計劃。因此，從1264到1294年為止的忽必烈治世期間，成為歐亞史上罕見的大建設時代。
首先，忽必烈為了創(chuàng)造出跨越游牧草原世界與中華農耕世界的政權骨架，于霸權行將確立時，在內外宣示將遷移蒙古帝國的首都。這個遷移是要將首都從位于蒙古本土中央地帶的哈拉和林(Qaraqorum)移到兩個世界的相接處，也就是自己的根據地——位于內蒙古金蓮川草原名為“開平”的城市，以及作為華北據點城市的金朝故都中都，它們分別被正式命名為上都、中都，成為新的帝國首都。新的蒙古帝國，成為擁有兩個首都的帝國。
這個兩京制，與之前的事例，如唐代長安與洛陽的事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因為忽必烈是將其宮廷、政府與軍團，夏季安置在金蓮川的草原，冬季則遷往中都地區(qū)，每年各有半期的季節(jié)移動。忽必烈王朝成為一個定期移動的政權。
這是一種同時保持游牧軍事力，又掌握經濟力的，一種乍見之下矛盾的兩個命題并立的方式。但若僅止于此，就與遼、金兩個前代的帝國沒有太大差異。不過，忽必烈帝國并非“dual capital”即“兩個首都”的情況。
忽必烈在直徑約三百五十公里的長橢圓形移動圈中設置了許多城市與設施。
忽必烈像
以各式各樣的官營工場城市及宮殿城市、軍需城市為首，集中儲備谷物及物資的巨大倉庫群所聚集的城市、儲藏寶物及財貨的專用城市、各種負有各類特殊任務的近衛(wèi)軍團之駐扎城市與駐屯基地、管理所有驛傳網絡的轉運中心，還有軍馬專用的巨大官營牧場群和其管理設施等都鱗次櫛比地分布在首都圈內。
例如，在離上都不太遠的地方，有一座名稱可音譯為“錫瑪琳”的城市。那是一座令三千戶來自撒馬爾罕(Samarqand)的紡織專家以家庭為單位集中居住的城鎮(zhèn)。在此，最高級的各種織物及服飾布料、衣服，都在官制的保證下制造。那些制品成了不只是忽必烈王朝，也是歐亞各地蒙古王族、貴族的典禮及宴會服裝，同時也成為大可汗贈品及賞賜品的重要部分，甚至得到了最高品質保證的口碑，被高價販賣。
這座城市的名稱，用漢字寫作“蕁麻林”，選用的字有些奇特。漢字的發(fā)音是“xun ma lin”。據此法國東洋學的碩學伯希和(Paul Pelliot)認為，這座城鎮(zhèn)就是拉施特?哀丁《史集?忽必烈?可汗紀》所提到的“錫瑪琳”這座東方特殊工藝城市。這個解釋在距今數十年前，堪稱卓見?！笆n麻林”源自撒馬爾罕居民之意的波斯語“錫瑪力”。這個詞是以慣于在語尾加上“恩”音的蒙古語發(fā)音作“錫瑪琳”后，又以漢字加以音譯的結果。這是東西方文獻彼此吻合的罕見事例。這意味著這座城鎮(zhèn)不僅譽滿東方，在伊朗方面也聲名遠揚。
另外，這座城鎮(zhèn)在明代是以亦具中國風味的音近字“洗馬林”來標識的，成為位于明朝北方邊境極為平凡的聚落。政權的更迭，改變了一座城鎮(zhèn)的命運。這樣的案例放眼中國全境，可見許多。
在這座錫瑪琳城鎮(zhèn)的鄰近地帶，集中了幾座工藝城市及官營工場城市，甚至還有專釀葡萄酒的城鎮(zhèn)。葡萄酒是在帝國的儀式、聚會、宴會中享用的非常高檔的飲品。除了當時也成為蒙古屬國的畏兀兒王族所控制的現今吐魯番盆地送來的最高級的葡萄酒之外，忽必烈政權也引進了出身中亞者的葡萄栽培及釀酒技術。
另外，在弘州這座具有中華風韻的城市中，住有來自包括撒馬爾罕在內的中亞的技術者與工藝家，也住有華北的織工與技術者，也就是說來自東西方的工匠們在同一座城鎮(zhèn)中一起生活。這里不只生產織物，還制造出各種技術產品或特制的武器、兵器、戰(zhàn)斗工具等，是一座多功能的官營工場城市。
這樣一種科學者、技術者、工藝家的聚居化與組織化，甚至是伴隨而來的技術、品質的高度化，生產輸送的效率化所具有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忽必烈政權一直到接收南宋后也一貫且明顯有意識地推進這一模式，也就是說，他實施了一種也能通用于現代的科學技術政策與產業(yè)促進政策。
從軍事方面來說，這些城市與設施散布于區(qū)域的北半邊，是忽必烈直屬軍團的夏營地。然而，南半邊則扮演了冬營地的角色。各個軍團各自在北方保有夏季專用的牧地與軍屯地，在南方則保有附有冬季專用牧舍的過冬駐扎營地。如此，他們隨著大可汗作南北向的大移動。
要言之，忽必烈使新帝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諸多機能，集中在橫跨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之區(qū)域的中間地帶。然后，以此為起點廣設了覆蓋蒙古帝國全境的水陸運輸、交通、通信網絡。特別是在北方的上都地區(qū)，常態(tài)性地設置了向帝國各地傳達大可汗指令的急使專用的高速騎兵部隊。他們?yōu)榱藨獙Ω鞣N狀況與緊急程度，整備擁有數騎到數百騎等單位，以無論何時皆可緊急出發(fā)的姿態(tài)待命。
忽必烈不只是創(chuàng)造出了作為“點”的兩個首都，也創(chuàng)造出了作為“面”的首都圈。這個首都圈成為其統(tǒng)治的核心地區(qū)?！按笤箛钡拇罂珊乖谄渲醒矚v，一舉掌握軍事、政治、行政、經濟、產業(yè)、物流及交通。
忽必烈并不滿足于親自創(chuàng)造出首都圈。在忽必烈政權誕生之際，他令作為中心勢力的左翼東方三王族、闊端(Kden)王族、五投下、汪古(Zngüd)駙馬家等集團的游牧地、根據地，以忽必烈的新首都圈為中央，東起現在的錫林郭勒(sili-yin γoul)草原、熱河草原，北及遙遠的興安嶺北部，西經陰山并遠及甘肅、青海的內蒙古大草原與青海地區(qū)，形成巨大的連鎖狀態(tài)。他們也各自在原來所擁有的游牧領地，根據地勢高低來做南北乃至于東西向的季節(jié)移動。
這些集團與王侯仿效忽必烈的模式，都在各自的夏營地與冬營地，設置了小型的夏都與冬都，也在其區(qū)域中設置了各個分布的設施。在一舉出現的這些為數眾多的夏都與冬都中，可以看到明顯共通的特點，那就是它們幾乎擁有同樣的大小、形狀、規(guī)格、配置，特別與上都開平府的內城又極為類似，幾乎可以確定是一系列基于同一計劃的筑城。從這些遺跡出土的琉璃瓦等，也完全相同。
也就是說，忽必烈令這些構成自己的新帝國最高支配階層的王侯們，創(chuàng)造出了與自身同樣形式的“迷你首都圈”與“迷你首都”。相關費用也似乎由忽必烈政府籌措。這些“首都圈”的種種要素，皆是草原與城市的復合體。然后，眾多迷你首都圈與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串連的帶狀區(qū)塊整體，扮演了聯(lián)系草原世界與農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
此外，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忽必烈三分自身王權并委任三位嫡子管理，自己則立于其上進行統(tǒng)轄。忽必烈與察必生了朵兒只(Tūrjī)、真金(Cinkim)、忙哥剌(Mangyala)、那木罕(Nomokhan)四個皇子。其中朵兒只早逝，剩下的三位嫡子中，事實上的長子真金先后以燕王、皇太子身份，負責管理父親忽必烈所在的華北。
同時，忙哥剌被賦予安西王的稱號，進入曾為父親舊領的陜西京兆與六盤山，成為陜西、甘肅、西川、云南、西藏西側區(qū)域整體的統(tǒng)轄者。他也是夏季在六盤山，冬季在京兆，進行季節(jié)性移動，在六盤山與京兆的東北城外建筑了開成與安西王宮。此外，那木罕被封為北平王，成為蒙古本土的負責人，統(tǒng)轄傳統(tǒng)的千戶群與成吉思汗以來的斡爾朵。那木罕巡歷了舊都哈拉和林與周邊的行營地。
在各個王權之下，在所負責區(qū)域編入了擁有領地的各種王侯、貴族與當地勢力。過去成分復雜的分權勢力，在這三個體系中整頓、統(tǒng)合。在除去驛傳、物流、通商以外的軍事、行政等方面，這三位嫡子以忽必烈的權威為后臺，各自分擔相應部分。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就是忽必烈的分身。
就如同成吉思汗以來的帝國是以分為左、中、右三大區(qū)塊為基本形態(tài)一般，忽必烈帝國在其直屬區(qū)域也是采取北、中、西三大分割體制。這三大分割體制在忽必烈時代以后也繼續(xù)保持，成為忽必烈王朝的基本形態(tài)。在這三大王族之外，忽必烈的庶子們也成為小型的王權代理人。奧魯赤(ūghrūqchī)在西藏方面，忽哥赤(Hūkāchī)則在云南方面擁有特別專管區(qū)域。這些由忽必烈一族所主導的分割支配體制，以及上述的“首都圈”群組，形成了忽必烈帝國的骨干。
此外，在聯(lián)結了此等夏營地與冬營地的季節(jié)移動圈中，這種令首都或城市散布的多機能集中的“首都圈”做法，也為旭烈兀汗國、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所采用，成為蒙古時代一種新的國家模式。（文/杉山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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