縉紳化是20世紀后期席卷美國城市最重要的現(xiàn)象

【編者按】

房租不斷上漲、連鎖品牌入駐、熟悉的面孔越來越少、在地文化逐漸消失——這就是縉紳化：舊社區(qū)在重建后因地價及租金上升，吸引高收入人群遷入，原有的低收入者不得不遷往條件相對較差、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qū)生活?？N紳化的進程一再深入，未來的城市能否真正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公正合理的空間，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殺死一座城市》一書對美國四座大都市（新奧爾良、底特律、舊金山、紐約）的重大變遷進行了回溯和分析。資本的大量流入，逼迫原生社區(qū)與文化妥協(xié)退讓，群體驅逐之下，城市從充滿回憶的故居變成精致而巨大的空洞。本文為該書導言。

當我大學畢業(yè)回到紐約，我發(fā)現(xiàn)我自己同時屬于兩種族群：被驅逐的弱勢人群，以及驅逐別人的中上階層精英。我在紐約西村（West Village）長大，離著名的記者和社會運動者簡·雅

各布斯（Jane Jacobs）在1961年寫下城市巨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地方，只有幾街之遙。簡·雅各布斯在四百頁的篇幅里，探討紐約西村的魅力從何而來——那小而有變化的街道景觀，多樣化職業(yè)、階級與種族的居民，文化上的多樣流派。簡·雅各布斯認為，美國的每個城市都應該借鑒西村，借由創(chuàng)造小店家而非大賣場，以小型街道取代大條馬路，鼓勵多種尺度的公寓和住宅形態(tài)，而非大型的集合建案。

但當我從大學回來，西村跟簡·雅各布斯筆下自由平等的樂園已大不相同。過去我家至少每周會訂一次的外賣中國餐廳已經關門，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銀行。我最喜歡的比薩小店變成了高級食品店。我哥哥高中打工的錄像帶店，變成每次只展售幾件昂貴單品的精品服飾店（那家店倒了以后，接著開了一家專賣精致木制品的兒童玩具店）。離我父母家?guī)讞l街距離的克里斯多福街（Christopher Street），曾經以同志氛圍聞名全美，如今已成為一個有警察巡邏的昂貴區(qū)域，變得平淡無奇。周邊街廓原本中等人家的住屋，變成了高昂的房產。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一度沿街都是古董小店，現(xiàn)在已經被一些大的連鎖品牌取代。

如今，那些充滿我兒時回憶的建筑中，矗立的是我們聞所未聞的財富象征。與我父母家一街之隔，明星建筑師理查德·邁爾（Richard Meier）設計的三棟玻璃大樓拔地而起，高不可攀。在我舊居的對面，一個原本由藝術家經營的舊倉庫工作室，上面加建了一棟粉紅色的公寓，被重新命名為“朱壁宮”（Palazzo Chupi），2008年開放出售時，每間公寓的售價高達2500萬美金。

我父母住的大樓也不一樣了。每個月都會有一戶公寓翻新改建。劇作家、藝術家和中等收入的上班族正在搬走，取而代之的是對老住戶懷有敵意的銀行家和商人。人們進出不再為彼此拉住大門，在電梯里不再互相打招呼。我不再認識我們的鄰居，開始對大樓里經過的每個人面無表情。那種社區(qū)感——西村之所以讓我和父母覺得有家的感覺，50年前給簡·雅各布斯帶來靈感的魅力，已經消失了。

從1961年到現(xiàn)在，或者說，從1980年代我父母開始搬到這個小區(qū)到現(xiàn)在，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簡·雅各布斯所描述的西村已不復存在，而新的西村看起來像是舊西村的游樂園版。好多人都走了，因為負擔不起漲到天價的房租而被迫搬走?，F(xiàn)在西村一間普通單間公寓的月租大約是4000美元。如果你在工作日走過西村綠樹成蔭的安靜街道，你至少會看到好幾個工地，工人正在把之前原本可供多個家庭居住的房屋，改建成巨大的豪宅。2014年9月，一家得克薩斯州油業(yè)的女繼承人將她面積3657平方米、“如堡壘”般的聯(lián)排別墅，以4250萬美金的天價，出售給一名匿名買主，這棟別墅就坐落在簡·雅各布斯之前居所的不遠處。簡·雅各布斯原本的小屋子現(xiàn)在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辦公室。西村也不再像以往那么族裔多元了——現(xiàn)在有90%的居民是白人。在曼哈頓地區(qū)，西村的居民族群多元性上只比上東區(qū)（Upper East Side）好一點。

對于像西村這樣的改變，紐約人一般會抱怨這樣的小區(qū)“不酷”了。但對簡·雅各布斯來說，像西村這樣的地方不只是酷而已，它們的存在證明城市可以不需政府干預而自我運轉，無須太多外力幫助就可達到平衡。簡·雅各布斯提出：這些小店家、吸引藝術家和作家的便宜租金、長短不一的街廓，以及多用途混合的分區(qū)政策，讓西村的街道成為觀看人來人往的好地方，也讓社區(qū)成為一個親密的系統(tǒng)。店家不只是經營者，他們也是無形的警力，幫助維護治安，確保單獨上學的孩子平安到達。一個友善行人的街廓不只是一個散步的好地方，也能為陌生人提供互動的空間，互相激發(fā)新的想法，發(fā)現(xiàn)新的命運。多樣性的建筑，從高級華廈到舊出租屋，意味著一群多樣的人可以負擔不同的租金從而入住同一個社區(qū)，不會因為收入多寡、族裔背景而被區(qū)隔。

一度昭示著多元平等最佳楷模的西村，如今變成全美最昂貴、紐約族群最單一的社區(qū)，這對美國城市的未來來說意味著什么？而那些被迫離開這個新的西村的人們，他們又怎樣了呢？

當我決定搬回紐約時，我知道西村已經貴到無法入住，所以我開始在別處尋找，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對于一個年輕記者來說，曼哈頓的單間公寓還是太貴，所以我開始往外圍的市鎮(zhèn)找。有一年的時間，我跟我的男友住在皇后區(qū)的艾斯托利亞（Astoria），然后是布魯克林區(qū)的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Bedford–Stuyvesant），然后是威廉斯堡（Wiilamsburg）和布什維克（Bushwick）。

每一處我都感覺到類似的事情正在發(fā)生，只不過我身處的是角色的另一方。同一個小區(qū)里，好像有兩個世界在彼此推擠——一邊是我和朋友會去的商店、酒吧、餐廳，另外一邊是當?shù)馗绲睦暇用駮サ牡辍Ｎ铱吹轿业男锣従觽兡樕习櫭嫉谋砬?，我想象他們的感覺，和我父母在西村看到新面孔時一定很像。

一開始這些變化看起來新奇而古怪，我難以判斷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事物在改變，關系在緊張，但卻難以具體描述。往布魯克林區(qū)深處搬遷的白人朋友盡管略感不安，但卻也沒有其他選擇。我知道發(fā)生在紐約的事只是冰山一角，只要看看路邊街廓每年的變化你就能感覺到它無所不在。但這些事卻沒有言語可描述。漸漸地，當人們抱怨新紐約的改變時，有個詞開始在報章雜志、臉書（facebook）、酒吧閑談里流傳：縉紳化（gentrification）。

到了2010年，每個人都聽過這個詞，沒有人有辦法精準地定義它，但這個詞卻足以描述所發(fā)生的事：老居民搬走、在地文化消失、財富和白人開始涌入紐約小區(qū)。我看到的景象和聽到的一手、二手故事開始形成一個完整的畫面：朋友們離開紐約，搬到奧斯汀、費城或洛杉磯；小區(qū)里倒閉的雜貨店和洗衣店，取而代之的銀行、搬入的新鄰居；在募款平臺上人們尋找租屋的法律協(xié)助、租金協(xié)助，這都是縉紳化這個詞所描述的現(xiàn)象。

某種程度上，我也是這種變化的受害者，我長大的小區(qū)貴得讓我必須搬走，但我知道自己的處境也還算不錯，在布什維克或者貝德－斯泰弗走一圈就知道，從一個街廓到另一個，看到那些正在翻新的老舊殘破的公寓樓，看到它們封死的窗戶和前門售出的招牌，我知道這意味著老居民被逐出了。對紐約的窮人來說，縉紳化不是一種社區(qū)特質無形的改變，而是他們真切面對的群體驅逐、金權暴力，還有悠久在地文化的鏟除。

但我看到所有縉紳化的報道都在關注社區(qū)里的新興事物——高級的比薩店、咖啡店、嬉皮士的潮店。就某方面來說這很合理，你很難報道一個空洞，一些已經消失的事物。報道新的比那些被移除的東西容易多了。但終歸來說，這就是縉紳化：一個社區(qū)、城市、文化上的空洞。某方面來說，縉紳化像一個傷口，一個由流入城市的大量資本所引發(fā)的破壞而造成的創(chuàng)傷。

如果我也在縉紳化的共犯結構下，我想要知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當你認知到這個問題的廣泛，你會發(fā)現(xiàn)縉紳化不只是一種時尚或潮流。嬉皮士和雅皮士們比起被他們驅離的老居民財力更強，但個別的行動者沒有能力控制房屋市場，憑一己之力改變城市。住在布魯克林區(qū)喝有機咖啡的平面設計師跟來自舊金山喜歡喝發(fā)酵茶的多媒體藝術家并沒有合謀，縉紳化也無法由個別投資者行為來解釋：在新奧爾良擁有五棟房子的房東跟底特律的公寓主并沒有彼此商量策略?？N紳化下有勝利者也有受害者，雙方都在同一場游戲里，盡管他們都不是游戲的設計者。美國各個經濟、人口和地理上差異甚大的城市——納什維爾、邁阿密、路易斯維爾、奧斯汀、克利夫蘭、費城、洛杉磯，都在經歷縉紳化，這并非巧合。

縉紳化不是由個人的行動造成，它立基于美國數(shù)十年來種族歧視房屋政策下的系統(tǒng)性暴力，否定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跟美國白人一樣取得房屋、獲得同等財富地位的權利。如果不是因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縉紳化無法發(fā)生，如果我們都是平等的，就不會有驅逐別人的精英，也不會有被驅逐的弱勢群體，不會有壞人和受害者。我們關注財富創(chuàng)造與擴張更勝于人民福祉的政治系統(tǒng)（我稱此為新自由主義），也無可避免地導致了縉紳化。當聯(lián)邦政府對于房屋、交通、各種公共服務的投入減少，美國城市被迫依賴本身稅收去負擔基礎服務，而城市的稅基越高，就越容易支付這些服務，這意味著城市會積極吸引有錢人，將窮人推開（這是城市的財政缺口），而這些年來大多數(shù)城市似乎更加傾向于后者。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縉紳化的方式，但發(fā)生的過程都毫無例外，可以被準確預測，早在1979年，麻省理工學院都市研究的教授菲利普·克萊（Phillip Clay）就提出了縉紳化的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一些“先鋒者”搬進小區(qū)，開始置換原居民，之后引動更多人開始跟進。房地產公司、連鎖店等企業(yè)隨之看到商機，成為縉紳化主力。這些企業(yè)并非蓄意謀劃，只是企業(yè)的購買力遠遠超出個人，縉紳化無可避免地令社區(qū)落入企業(yè)的控制。在克萊分析的最后階段，力量完全由上而下，只剩有力的大財團和政商同盟才能改變已經縉紳化的地方。我想要提出的是，在這些階段之前，有一個先期的階段：第零期，政府當局通過土地分區(qū)、稅收減免、品牌營銷等一系列政策，為城市的縉紳化鋪路搭橋。這個準備期一般很少被注意或被討論，因為在人們親眼看到縉紳化的事實之前，經歷了長時間的醞釀。但要了解縉紳化，這個階段是很重要的。

在新奧爾良，所謂的零期是卡特琳娜颶風。這個城市利用颶風破壞貧窮和黑人小區(qū)的機會，吸引白人住民和投資來到城市。早在卡特琳娜之前，新奧爾良的縉紳化就已經發(fā)生，但颶風把情況推向高峰，從2000年到2010年，在城市最時尚的濱水區(qū)（Bywater），黑人人口已經減少了64%。我們無法確知這樣的變化有多少發(fā)生在2005年卡特琳娜之后，因為沒有颶風后直接的數(shù)據(jù)，但多數(shù)專家同意主要的人口變化是在卡特琳娜之后發(fā)生。在新奧爾良，人口的改變已超過十年之久，也因此成為一個研究縉紳化的最佳起點：颶風和災后城市的改變，可以讓我們從頭到尾了解縉紳化的過程。

在底特律，零期發(fā)生在2013年市政府宣布破產的時候，這促使市政府在衰退的產業(yè)中另覓財源。底特律縮減對窮人的服務，花了上億去吸引擁有財富的精英。對于一個人口只剩下過往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城市，你也許不認為縉紳化是什么問題。但在底特律，城市卻以特異的方式正負消長，在市中心、中城（Midtown）、考克城（Corktown）小區(qū)，由于財團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開發(fā)上投入巨量的資金，看起來欣欣向榮，但城市的其他地區(qū)則岌岌可危。上述三個地區(qū)的房租每年上漲10%，有些建筑每平方英尺的租金高達兩美元，比幾年前的價格高出60%。

多數(shù)人認為紐約縉紳化的零期發(fā)生在1970到1980年間，當時城市因為產業(yè)縮減和“白人遷移”，差點面臨破產。但實際上，紐約的政策制定者早在一百年前，就開始致力于打造一個屬于富人的、以房地產為核心的、反工業(yè)化的紐約。某種程度來說，這代表紐約的規(guī)劃者做得不錯，他們預見到了新的、消費主義至上的美國城市經濟潮流，為了確保取得領先，他們?yōu)榻鹑诤头康禺a資本進駐紐約鋪路。他們清除了城市舊的制造業(yè)，過去這些產業(yè)曾為窮人和中產階級的居民提供就業(yè)機會，負擔住宅。雖然有遠見的紐約規(guī)劃者有機會將城市改造得更平等，他們卻志不在此，有金融機構和房地產資本的撐腰，他們的目標擺明了是要填滿贊助者的口袋。紐約超過數(shù)十年的縉紳化歷史已經帶來最糟的結果：房租高到除了最有錢的人以外，沒有人可以負擔。

舊金山則與眾不同——它沒有經歷重大的經濟危機，可以像其他三個城市那般以調整政策作為借口。它沒有那么多老舊制造業(yè)要清除，讓布爾喬亞式的、消費主義的新經濟得以容身。相反的，蓬勃發(fā)展的高科技產業(yè)涌進城市（通過政府的支持），快速改變了周遭的一切。淘金熱似的經濟迫使舊金山快速而全面地啟動縉紳化，舊金山灣區(qū)讓我們一窺縉紳化經濟的未來，了解當窮人在城市里沒有容身之處時，他們應該怎么辦。在灣區(qū)，答案是他們搬到郊區(qū)，面臨更稀少的工作機會、大眾交通、小區(qū)服務。在全美各地，特別是在紐約和舊金山灣區(qū)，郊區(qū)都因搬入的居民而人口增加，郊區(qū)人口的貧窮比例，幾十年來上升得跟內城一樣高，到2000年，已經超過了市區(qū)的貧窮人口比例。

縉紳化是20世紀后期席卷改變城市最重要的現(xiàn)象，但我們往往只是在細節(jié)層面去討論它。每個禮拜都有一些關于“下一個布魯克林”“下一個威廉斯堡”的文章，“嬉皮士”（hipster）成為描述城市重大改變的縮寫。2011年，“美國的嬉皮士化”登上了國家公共廣播頻道的頭條標題?！都~約時報》的T雜志有一篇《布魯克林：一個時尚品牌》，詳細描述了世界各地“布魯克林化”的現(xiàn)象。因為太過濫用“布魯克林化”這樣的描述，編輯菲利普·科比特（Philip B. Corbett）甚至在2010年懲處了新聞室對“嬉皮士”一詞的過度使用，并且在2014年，禁止將“布魯克林化”隨意套用在各處。

有關縉紳化的嬉皮士論述不算完全錯誤——年輕人搬進都市里，開精釀啤酒店、穿緊身瑜伽服，但這樣淺薄的描述會造成誤導。當你只是通過報紙雜志來了解縉紳化，你會以為縉紳化是由千百個想要開咖啡廳、辦精品店、留八字胡、買黑膠唱片的人所造成，由他們個人意愿所加總。但這些是縉紳化的征兆，不是成因。

地理學家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新城市前沿：士紳化與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中寫道：“如果縉紳化可被文化和消費者偏好所解釋，那么這就意味著個人偏好在全國甚至國際間都發(fā)生了一致的變化，或者有什么外力強行抹平了個人的偏好選擇。如果后者為真，那么所謂消費者偏好的概念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睋Q句話說，縉紳化不是偶然或意外，縉紳化是一個重視資本需求（包括城市財務跟房地產利益）甚過人民需求的系統(tǒng)。

用個人層次來討論縉紳化，因為那是我們每日生活的經驗——房租神秘地上漲了，藝廊開門了，嬉皮士出現(xiàn)了。但在每個縉紳化的城市，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事件發(fā)生，先于這些街道景觀的改變。造成城市縉紳化的政策是在房地產大亨的辦公室和市政府的會議廳里成形，咖啡店只是露出的冰山一角。

我在本書中選了四個城市書寫——新奧爾良、底特律、舊金山和紐約。每個城市都對大眾媒體報道下的縉紳化，在各層面提出有力的反證——縉紳化不只是文化和消費者選擇的結果。這四個城市都制定了具體的政策，使城市更有利于資本的累積而不利于窮人生存。新奧爾良、底特律、舊金山、紐約的縉紳化不是百萬名消費者的選擇，而是因為幾百個官員、政治家、企業(yè)家的私心。通過指認這些關鍵作用者，我希望能清楚地呈現(xiàn)縉紳化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可能被阻止的，或至少可被控制的。

當我們把縉紳化想成是某種神秘的過程，我們只能接受它的結果：無數(shù)個家庭被迫搬走，文化被摧毀，每個人的經濟生活更加窘迫。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平衡我們對美國都市未來的無力感，幫助讀者認知到城市是由強大的利益所形塑，通過指認這些特殊利益，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設計，去重新塑造城市。

《殺死一座城市：縉紳化、不平等與街區(qū)中的戰(zhàn)斗》，[美]彼得·莫斯科維茨著，吳比娜、賴彥如譯，理想國丨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