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jīng)狂熱主義和達爾文狂熱主義——以《冰血暴》為例

英國醫(yī)生和臨床神經(jīng)科學家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發(fā)明了“神經(jīng)狂熱主義”（Neuromania）和“達爾文狂熱主義”（Darwinitis）這兩個術語，借用它們來理解當今人類對自身的誤解。神經(jīng)狂熱主義認為，通過逐漸對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特別是大腦運作機制的深入了解，我們就可以認識自我。達爾文狂熱主義是對神經(jīng)狂熱主義的一種補充，它從我們生物機制悠遠的過往出發(fā)，試圖讓我們相信，如果能重構人類與其他物種進行生存斗爭所形成的適應性優(yōu)勢，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當今人類的日常行為，也許那還是唯一能合理解釋的方式。神經(jīng)中心主義是神經(jīng)狂熱主義和達爾文狂熱主義的結合，認為只有在研究大腦的同時考察其演化史，我們才能理解作為精神性生物的人類。

關于達爾文狂熱主義，精彩的電視劇《冰血暴》中有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例子。由比利·鮑伯·松頓（Billy Bob Thornton）出色演繹的變態(tài)殺手羅恩·馬爾沃被一個警察認出，遭到了臨時拘捕。然而，馬爾沃在被拘捕之前早已想出絕妙的一招：在一個教會網(wǎng)站上展示自己是一名牧師。于是他很快獲釋，因為警方相信教會網(wǎng)站上的信息。當馬爾沃走出警察局，前面提到的那位知道他真實身份的警察問他怎樣調適自己的行為——明明是殺人犯卻偽裝成有良知的牧師。馬爾沃以反問作答：人類為什么能區(qū)分出那么多種綠色？警察被問得一頭霧水，后來他用這個問題問自己的未婚妻。未婚妻這樣回答他：我們之所以能準確區(qū)分不同的綠色，是因為在狩獵采集時代，人類必須從灌木叢和茂密的森林中識別出天敵與獵物。自然選擇讓我們具備了分辨各種綠色的能力。這一回答似乎無懈可擊。沒有自然選擇和我們的生物機體對色彩譜系有意識的識別能力，我們這種物種可能就不存在了。

然而，馬爾沃并非單純引用生物學事實。實際上他想表達的是，他是一個獵人，這無疑是想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指出，我們都是獵人和殺手的后代，因此他的謀殺行為代表人類的自然需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倡導一種原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主張也是一種哲學立場。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之間的每一種人際行為都可以用演化生物學中生物種類的生存策略來理解、解釋和辯護。我們的所作所為受到行為模式的驅動，而這些行為模式最終都根植于我們的生物屬性，而非來自與生物學無關的倫理反思。

《冰血暴》第一季劇照

盡管達爾文主義最初出現(xiàn)在19世紀下半葉，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某些基本理念實際上出現(xiàn)得更早。古希臘人就曾經(jīng)探討過它們，比如，柏拉圖的主要著作《理想國》第一章中出現(xiàn)的古代哲學家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就將正義定義為“強者的利益” 。19世紀上半葉，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曾特意以一種原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模式描述人類行為。比如，他認為，浪漫的愛情以及許多其他社會行為和過程，本質上受人類的性欲驅動，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求偶行為。在叔本華的表述中，這種想法還伴隨著明顯的厭惡人類，尤其是厭惡女性的傾向。說得溫和一點，叔本華不擅長與異性相處。

我們發(fā)現(xiàn)，類似這樣的看法在今天的流行文化和科學中隨處可見。尤其是，生物科學被用來解釋人際關系中的人類行為，甚至所有人的日常行為的基本結構。我們確實希望生物學最終能揭示出人類只不過是一種動物，并且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天真到相信我們已經(jīng)完全脫離了動物范疇。也許，在看到我們對待其他動物的不良行徑之后（把它們關在動物園里供我們觀賞；在炎炎夏日的晚上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吃著用動物的肉制作的燒烤美食），我們既希望人類屬于動物范疇，又很慶幸人類偶然成了一種精神性生物。順便說一句，人類很可能是唯一擔心自己在動物王國中的地位的物種。據(jù)我所知，這也是我們是唯一能做出以下行為的物種的原因：用機器攪碎動物肢體，把它們的肉灌進它們的腸子里做成香腸，然后討論如何用最佳方式將香腸烤成美食。就其復雜性而言，這一行為遠遠超出了我們在動物王國中發(fā)現(xiàn)的其他動物的殘忍行為，它服務于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肉食消費文化，這種文化使得我們食用的肉看起來不像是真正的肉，因為香腸是高度加工制品，當消費者享用它們時，其材料來源已變得模糊不清。

本文摘自《我非我腦：21世紀的精神哲學》。

《我非我腦：21世紀的精神哲學》，【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 王培/譯，重慶出版社，2022年6月版